清代文學·清代詞曲·清代填詞·清詞的幾個階段

清代文學的內(nèi)容·清代詞曲·清代填詞·清詞的幾個階段

清代有將近三百年的歷史，在這一段漫長的時間里，清詞也和其他文體一樣，迭有起伏，展現(xiàn)出鮮明的時代特色。

清代初年，詞壇衰勢不減，受著晚明社會浮靡之風的影響，香艷言情之作盛行，作品多注重感官刺激。由鄒祗謨、王士禛編纂、順治十七年(1660)以后陸續(xù)刊刻的《倚聲初集》，雖然內(nèi)涵比較豐富，但寫艷卻是主要內(nèi)容。當時，如彭孫遹的“怨粉”“啼香”(盧前《望江南·飲虹簃論清詞百家》)，還有“蘭陵鄒祗謨、董以寧分賦十六艷等詞，云間宋征輿、李雯共拈春閨風雨諸什，遁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張赤共仿玉臺雜體”(《古今詞話》引)等，都是那一詞風的體現(xiàn)。

比較早的在創(chuàng)作和理論兩個方面具有扭轉(zhuǎn)詞風意識的是陳子龍。嚴格說來，陳子龍是明人，而不是清人，因為他不僅主要生活在明代，仕宦在明代，而且是因抗清而獻身的。但他確實是在時間上入清以后，從事了他最有代表性的詞學活動，因而成為清詞復興的開山人物。當年龍榆生選清詞，以陳子龍為開頭，卻題為《近三百年來名家詞選》，雖然承認陳子龍對復興清詞的作用，而不好定其朝代歸屬?，F(xiàn)在，當我們淡漠了朝代之后，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在清朝的時間格局里討論陳子龍了。

陳子龍論詞重復古，推崇五代和北宋，其后學沈億年更提出“五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支機集》凡例)的口號，雖然偏激，卻滲透著時代的批判精神。不過，陳子龍雖然持論甚高，卻未及完全實施，就因抗清而死，他的后期創(chuàng)作已經(jīng)見出改革，如果天假以年，應該更有所作為。但他的名聲甚隆，門人甚多，云間后學在時代的影響下，已經(jīng)部分實踐了他的理念。特別是和他并稱“云間三子”的李雯和宋征輿二位，在詞中體現(xiàn)了豐富復雜的內(nèi)心活動，強化了詞的表現(xiàn)功能。

在清詞發(fā)展史上，遺民詞人的貢獻應該特別書上一筆。如今釋澹歸、王夫之、屈大均諸人，或雄放郁勃，或深沉哀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詞雖然大盛于兩宋，但在全面表現(xiàn)人的感情方面，開拓仍嫌不夠。如在宋元之際，社會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詞的表現(xiàn)并沒有同時并進。較之明清之際，首先，宋元之際的作家往往并不正面涉及易代之際的歷史事件，而更多的是通過感懷身世抒發(fā)亡國之痛，或以比興寄托的手法，流露于有意無意之間。詞這一文體，在當時還沒有像詩文那樣，承擔著時代風云直接見證的明確功能。至明清之際，則明顯不同，許多作家都有意識地直接把動蕩的局勢和那些對于漢族知識分子來說是非常慘痛的事件寫進詞中。其次，在宋元之際，也有一代反思的文學，表現(xiàn)為整整一代作家對整整一個時代的思考。作品中，強烈的歷史感，拉平了時間的跨度，將時代濃縮于文心之中，并以特有的方式，對歷史作出了回應。但不管是回顧統(tǒng)治者文恬武嬉之習，還是聲討賈似道禍國之罪，有關內(nèi)容多是由詩文承擔的。至明清之際，詞人多具與現(xiàn)實有著密切關系的歷史感，即由于現(xiàn)實政治的影響而對歷史所產(chǎn)生的共鳴，所進行的思考和反省。第三，在易代之時，許多遺民奉行不合作的態(tài)度，或遁跡田園，或嘯傲山林，很容易與老莊思想產(chǎn)生共鳴。但宋元之際的有關作品，主要是追求一種精神的自我完善，希望在清靜的“世外”，忘掉現(xiàn)實的痛苦。而在明清之際，雖然同樣對老莊(主要是莊子)思想別有會心，但相當一批作家卻更為注意其眼冷心熱的一面，因而挖掘了其中的激憤，帶有獨特的個人體驗。

清初有幾個創(chuàng)作群體構成了一定的聲勢，對扭轉(zhuǎn)詞風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引起注意。一是西泠(杭州)詞人群，代表人物是張丹、毛先舒、丁澎、沈謙等。這些人多為陳子龍門生，作品雖仍不免習染早期云間之風，但已更多打上了時代的烙印。這一群體的活動區(qū)域大致相同，創(chuàng)作上卻各有特點，其中尤以丁澎成就為高。西泠實際上只是一個相對的地域概念，其輻射面對周邊地區(qū)有所覆蓋。二是柳洲(嘉善)詞人群，代表人物有曹爾堪、魏學渠、錢繼章等。其中曹爾堪在當時尤有盛名，詞學陸游、姜夔、辛棄疾諸人，既有豪健之筆，又有瘦硬之調(diào)。三是廣陵(揚州)詞人群，代表人物有王士鎮(zhèn)、鄒祗謨、彭孫遹等。這個群體聚集于風流側(cè)艷之地，所寫亦多風流側(cè)艷之詞，置于清詞史上，創(chuàng)辟本不夠大，但其近紹大樽，遠承《花間》，具有正本清源的動機，而阮亭諸人皆一代才人，海內(nèi)聞名，亦推動了詞學風氣的傳揚。

雖然在中國歷史上，文化中心的總的趨勢是逐漸南移，清詞發(fā)展的初期乃至在以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南方也是諸派紛呈，豐富多彩，但京城作為政治文化的中心，對于扭轉(zhuǎn)文學風氣，歷來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明清之際的政治局勢以及當時士人的出處，有著非常復雜的情況，無法單一劃定，對于詞風發(fā)展起到重要影響作用的，也不盡是激烈抗清之人。龔鼎孳累官至禮部尚書，梁清標累官至尚書大學士，在當時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不僅對一些抗清志士多有護持，對晚輩學人每加提攜，而且親自參加到具有群體活動性質(zhì)的唱和中去。如當時頗可與宋元之際《樂府補題》唱和相比觀的秋水軒唱和，二人即為主要的參加者和重要的影響者，對康熙年間帶有更深意蘊的詞風，尤其是呼應稼軒詞風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①。同時，由辛派詞風的悲慨到浙西清正詞風的建立，遞嬗互動之跡也在京城有明顯表現(xiàn)，周在浚和卓回在編纂《詞匯》一書中的爭論，可以視為一個側(cè)面的反映。

清初詞壇，總的來說，還處于一個百派回流，諸說雜出，不斷選擇的過程中。這一狀況，到了康熙年間，由于社會政治的發(fā)展，也由于詞學上的不斷反思，加上創(chuàng)作觀念的成熟，終于告一段落，而清詞的發(fā)展也就迎來了它的興盛時期，其主要標志是出現(xiàn)了幾個成熟的流派和一批創(chuàng)作成就甚高的作家。

陽羨詞派是以陽羨(今江蘇宜興)一邑詞人為主要力量，以陳維崧為領袖的一個創(chuàng)作群體。雖然區(qū)域特點非常明顯，但總體上卻表現(xiàn)出相當?shù)拈_放性，因而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領袖人物陳維崧的創(chuàng)作才華橫溢，格局闊大，內(nèi)涵豐富，融蘇軾、辛棄疾詞風為一體而又不為所限。諸家創(chuàng)作在內(nèi)容上進一步突破傳統(tǒng)觀念，更加貼近社會現(xiàn)實生活，尤其注重表現(xiàn)與民生疾苦密切相關的重大時事。理論上則大膽從事探討，推尊詞體，提出詞亦可以為經(jīng)為史的觀念。不僅如此，還既重視詞心之深微，也重視格律之精嚴，萬樹《詞律》之作為陽羨詞人群做出厚重的鋪墊。這些都在清詞發(fā)展史上有著重大意義，也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陽羨詞人，除陳維崧外，著名者尚有任繩隗、史惟圓、曹亮武、蔣景祁等，皆有名于時。

浙西詞派與陽羨詞派大約同時而稍后，是一個以朱彝尊為領袖、以浙西諸家為基本力量，陣容卻遠遠不為那一地域所限的詞人群體。朱彝尊在曹溶的影響下，編纂《詞綜》一書，廓清詞壇流弊，樹立創(chuàng)作正則，推尊南宋姜夔、張炎諸人，提倡醇雅清空之風，一時影響遍及大江南北。其本人的創(chuàng)作，初沿晚明余習，繼而宕開格局，大膽革新，艷詞真摯清新，不落窠臼，詠物詞窮形盡相，刻畫深微，懷古詞憂憤蒼涼，思致微婉，均為一時翹楚。與朱彝尊并稱為浙西六家的詞人，也都各有兼擅，如李良年的情韻深摯，李符的言近旨遠，沈皞?cè)盏孽鑿姜毐?，沈岸登的丹青筆墨，龔翔麟的淡遠空靈，都各有特點。此外，與朱彝尊合纂《詞綜》的汪森，在理論上頗有建樹，對浙西詞風的形成，也有較大的貢獻。

與陽羨、浙西二派同時尚有一些創(chuàng)作成就突出但卻不屬于二派的作家，擇其尤者，有曹貞吉、納蘭性德、顧貞觀等人。曹貞吉為“金臺十子”之一，其詞風華掩映，寄托遙深，是清代初年的詞別集唯一收入《四庫全書》者，詠物懷古之作尤稱擅場。納蘭性德家屬正黃旗，是權臣明珠之后，作為康熙皇帝的一等侍衛(wèi)，其地位尊貴無比，詞風卻凄艷哀婉，所寫悼亡詞感情深摯，邊塞詞則堂廡甚大，均迥然特出時流，不愧滿洲第一大詞人之稱。顧貞觀當時與陳維崧和朱彝尊齊名，但詞學取向并不相同。他曾明確表示對朱彝尊詞學主張的異議，強調(diào)不拘一格，自出機杼。其創(chuàng)作大略能夠?qū)嵺`其理論，獨抒性靈，不為前人所牢籠，《金縷曲》二首以詞代書，系遠寄謫戍寧古塔吳兆騫之作，堪稱詞中創(chuàng)格，尤為后世所稱道。清代詞壇不名一派卻自成面目者甚多，此三家可謂最早開風氣者。

陽羨詞派自陳維崧下世后，逐漸衰歇，后繼無人，而浙西詞派卻繼續(xù)發(fā)展，至厲鶚，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厲鶚一生孤寒，長期坐館于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遍讀群籍，勤于撰作，著述宏富，詞風學習姜夔，深得其神，以幽雋之筆，寫出了雅士的追求。其詞善于通過表現(xiàn)特定區(qū)域的山水來寫人物感情，通過寫歷史人物來營造氛圍，通過景物描寫來渲染寧靜清寂之境，都體現(xiàn)出特定的美學感受。他的詠物詞承朱彝尊而來，更加著力追求窮形盡相，見出才力的富贍。經(jīng)過厲鶚的努力，浙西詞派更有進境，終于形成“家白石而戶梅溪”的盛況。不過，厲鶚后學往往片面接受他的影響，只知一味逞才力，用僻典，未免性靈不揚，流于形式。但浙派詞人仍有成就較為突出者，如蘇州地區(qū)的“吳中七子”王昶、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文哲、曹仁虎、黃文蓮，皆以學問而名家，而于詞學亦深造其境。其中王昶先后編纂了《琴畫樓詞鈔》《明詞綜》《國朝詞綜》和《國朝詞綜二集》等詞總集，有大功于詞學建設。其自撰作則雍容典雅，尤善表現(xiàn)盛世氣象。七子中另一成就突出者是趙文哲，其詞長于抒情，寫得清新圓轉(zhuǎn)，富有韻致，在浙派中堪稱別調(diào)。其后，雖有吳錫麒、郭麟等人以流利清虛之筆救浙派滯重之弊，終因才力不足，加之時代要求已變，所以，浙西一派終于漸入末路。但某些詞家仍然不斷進行努力，如有所謂后“吳中七子”之稱的朱綬、沈傳桂、沈彥曾、戈載、吳嘉洤、王嘉祿、陳彬華，雖然創(chuàng)作上不夠靈動，但像戈載提倡音律之學，作《詞林正韻》，要求協(xié)律，并以之指導自己的創(chuàng)作，無疑也是推尊詞體的一種舉措，并不能因為創(chuàng)作實踐的板滯而否定其改革的用心。

嘉道之際，清政府內(nèi)憂外患不斷加劇，有識之士無不為之焦慮，并期待有所變革，學術思想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常州詞派正是在這時應運而生，使得清代詞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

常州詞派的開創(chuàng)者是張惠言，他于嘉慶二年在歙縣金榜家坐館時，和其弟張琦合編了《詞選》一書，闡發(fā)了他的詞學思想。《詞選序》中明確提出推尊詞體的觀念，闡發(fā)“意內(nèi)言外”之旨，強調(diào)比興寄托之意，要求詞能夠“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因而提升了詞的地位，使其更進一步向傳統(tǒng)抒情詩靠攏。張惠言本人的創(chuàng)作則取法蘇軾諸人，寫得疏朗渾雅，富有情韻，具見胸襟學問，把“學人之詞”一路推向了新的境界。《詞選》附錄有左輔、惲敬、李兆洛、錢繼重、丁履恒、陸繼輅、金式玉、鄭掄元等人，或與張氏兄弟同邑，或籍歙縣，可以視為體現(xiàn)張惠言詞學見解的最早一批作家，他們的作品雖然風格各異，但重意旨內(nèi)蘊卻為其所同。不過，張惠言雖然開創(chuàng)了詞學的新境界，畢竟是堂奧初開，理論構建還不夠周延。漫長詞史中只選作品116首，去取固然非常謹嚴，但眾多佳作被擯于其外，取徑未免過狹;而為了“從頭做起”，選取溫庭筠詞作為比興寄托的樣板，分析之中，也難免牽強附會。這些，都有待于常州后學周濟、譚獻等人為之彌補。

周濟是張惠言外甥女婿董士錫的學生，是張惠言再傳弟子。他不僅繼承了張惠言的詞學理論精髓，而且予以全面發(fā)揮。第一，張惠言已言及詞的社會內(nèi)容，周濟則作了更詳細的闡述，認為詞可以發(fā)表政治見解，可以反映社會危機，可以表現(xiàn)民生疾苦，可以增強道德品格，明確指出詞具有反映重大社會內(nèi)容的功能。第二，張惠言一再強調(diào)比興寄托雖然是為了推尊詞體，但往往過于膠執(zhí)，難免深文羅織之弊。周濟則比較圓通地提出，“初學詞求有寄托”，“既成格調(diào)求無寄托”;“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介存齋論詞雜著》)。他從作者和讀者兩個方面論述特定的創(chuàng)作情境和審美感受，是對比興寄托的更為通達的見解。第三，《詞選》雖然陳義甚高，卻選詞太嚴，未能充分體現(xiàn)一個批評家所應該具有的對異量之美的欣賞。周濟選有《詞辨》和《宋四家詞選》，不離常州詞派的基本精神，卻又拓展了詞的內(nèi)容和路數(shù)，無疑是對張《選》的修正。另外，對張惠言所輕視的柳永和吳文英，一則給予選擇的肯定，一則給予較高的地位，而對辛棄疾也做出了較高的評價。這些，都是對《詞選》的發(fā)展。較之張惠言，周濟的另一點發(fā)展是為后學廣泛開示了學詞的門徑，即“問涂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碧山(王沂孫)格高，夢窗(吳文英)、稼軒(辛棄疾)適可體現(xiàn)異量之美，風格互補，而清真(周邦彥)則以勾勒而見渾成。這是一條由南(宋)而北(宋)的路，也是一條鼓勵后人勤奮用功的路，因而既具有導向性，又具有可操作性。

譚獻是周濟的學生，他承接師說，發(fā)揮了對比興寄托的理解，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觀點，認為這樣就能“言思擬議之窮，而喜怒哀樂之相交，向之未有得于讀者，今遂有得于詞”(《〈復堂詞話〉序》)。從創(chuàng)作和賞析兩方面立言，為抬高詞的地位，指出詞通于《詩》;為顯示詞的特色，又指出詞異于詩。其觀點較之前人顯然更為融通①。譚獻還專門編纂《篋中詞》一書，選錄清人詞近千首，以同朝代之人的創(chuàng)作實踐來印證張惠言、周濟的詞學理論，用心既良苦，影響亦深遠，終于使得常州詞派的理論以全面而成熟的形態(tài)為世人所接受。至于其本人的創(chuàng)作，長調(diào)有意味;小令有情韻，較之其師，似尚勝一籌。

早在明清之際，一批經(jīng)歷了重大社會政治變故的詞人就以自己的詞筆記錄了許多與家國興亡密切相關的史事，在清代不斷推尊詞體的風潮中，這一傳統(tǒng)被那些最敏感的理論家所關注，并根據(jù)具體情形，做出符合時代的發(fā)揮。在清代初年詭譎變幻的政治風云中，陽羨詞派首先倡導“存經(jīng)存史”之說，把原來普遍被認為是“小道”的詞提到經(jīng)史的高度去加以認識，進一步加強了詞的表現(xiàn)力。經(jīng)過常州詞派在不同層面的闡發(fā)，這一觀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在內(nèi)憂外患不斷加劇的歷史環(huán)境中，成為不少作家創(chuàng)作的指導思想。鄧廷楨和林則徐這兩位封疆大吏在鴉片戰(zhàn)爭前后所寫的和這場戰(zhàn)爭密切相關的作品，或慷慨精爽，或沉郁悲涼，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抗拒列強的心聲。龔自珍以《公羊》學精神注入詞中，《庚子雅詞》多見微言大義，寄托深至，哀樂無端。周閑在浙東前線，戎馬倥傯之余，寫下不少作品，記錄了這場戰(zhàn)爭的若干片段，境界獨創(chuàng)，令人一新耳目。太平天國戰(zhàn)爭也吸引了不少作家關注的目光。蔣春霖敘寫金陵圍城的真切，薛時雨描述杭州城破的凄慘，都堪與史著比觀。還有趙起、許宗衡、江順詒等，作品深淺不一，內(nèi)容也各有區(qū)別，但敢于以史事入詞則為其所同。鴉片戰(zhàn)爭以后，列強對中國加緊了侵略，一切愛國志士無不更為深切地感受到了這個幾千年來從未有過之變局，因而更加激發(fā)了創(chuàng)作熱情，為中國近代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詞的表現(xiàn)范圍也更加得到擴大。張景祁之寫中法之戰(zhàn)以及臺灣諸事，葉衍蘭之寫甲午海戰(zhàn)以及當權者誤國諸事，王鵬運、朱孝臧等寫八國聯(lián)軍攻入北京以及前后諸事，均在繼承前代傳統(tǒng)的基礎上有所新創(chuàng)，為清詞的發(fā)展注入了新鮮因素。經(jīng)過眾多詞人的努力，清詞終于可以無愧“詞史”之稱，真正開辟了倚紅偎翠之外的康莊大道。

史家論詞，有晚清四家之說，即王鵬運、朱孝臧、鄭文焯、況周頤，以為代表晚清詞創(chuàng)作的最高境界，且為清詞發(fā)展作一結穴。從詞史發(fā)展來看，王氏等四人確為非常重要之作家，但他們的作用，又不當僅從創(chuàng)作上看，盡管創(chuàng)作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作為對詞學觀念的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貢獻還在于從另一方面把詞學納入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之學中，即廣泛從事詞籍?？?，從而和“存經(jīng)存史”之說殊途同歸，共同支撐了現(xiàn)代詞學觀念的最終確立。關于詞的傳播，自清初朱彝尊就感嘆詞壇缺乏合適的本子以供后學學習，因而編纂《詞綜》，以懸起正宗鵠的。但真正以傳統(tǒng)經(jīng)史?？敝畬W的方法來對待詞學的，是晚清諸子，尤以晚清四家為代表，其中又以王、朱二人為最。如王鵬運所?？钡摹端挠↓S所刻詞》共刻印詞集51種，朱孝臧的《疆村叢書》更是卷帙浩繁。?？钡哪康漠斎徊⒉粌H僅是改正某些字句，提供權威的版本，更多是昭示一種態(tài)度，以引起更多人對詞的重視。事實上，詞的?？敝畬W的興盛確實引導了詞風。例如，王鵬運、朱孝臧和鄭文焯都參與其中的對吳文英詞的?？保椭苯庸氖幜送砬逶~壇夢窗詞風的流行。

注釋

① 參見嚴迪昌《清詞史》第三章《百派回流、詞風胚變中的南北詞壇(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① 參見沈祖棻《清代詞論家的比興說》,載《宋詞賞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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