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與社會-政治·“異邦”新聲促進了文學功能的自覺

。

1902年至1905年之間

，出現(xiàn)了多種只是政治宣傳號筒的“小說”。如陳天華的《獅子吼》、頤瑣的《黃繡球》等。這些小說都有極強的現(xiàn)實性、時事性，甚至許多人物形象的設置(特別是正面人物)都有影射。這樣理解政治與文學的關系雖然現(xiàn)在看來有些狹隘，實際上它確是中國傳統(tǒng)文藝理論所強調(diào)的功用性與歐美新傳來的社會科學理論簡單結合的必然結果。實際上它主導著20世紀文藝理論。強調(diào)寫作“政治小說”的作品雖不是很成功，但是在這種理論推動下出現(xiàn)的小說創(chuàng)作熱潮，卻是歷史上哪個時代都無法比擬的。

據(jù)歐陽健的《晚清小說史》統(tǒng)計，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即道光二十年(1840)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

，這一階段共出版白話通俗小說133部，每年平均2部多一點。從光緒二十七年到宣統(tǒng)三年(1911)，在清代最后10年中，出版了528部白話通俗小說，每年50部多一些。如果說前60年中所創(chuàng)作小說除了江南文士寫的一些酸味十足的“才子佳人”小說外，大多還是江湖藝人寫的俠義小說，最后10年里則出現(xiàn)了大量新主題、新體裁的通俗小說，其作者則是進步知識分子(維新派、革命派都有)。雖然他們創(chuàng)作的小說在藝術上不太成功，但在政治上倒是有某種程度的成功。作者宣講的一些政治理念，例如清朝不應再存在下去的理念還是大大深入人心的，所以辛亥革命才那么輕易地獲得了成功。

那時在國內(nèi)真正有大影響的是譴責小說，如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

。這些作品好像沒有宣傳什么，作者們仿佛只是在津津樂道當時社會的黑暗，官場的腐敗。實際上，這些作者仿佛為政治小說的作者提供了政治宣傳的實例。這些作品不是像某些論者所說的是在消解著進步人士的政治宣傳，而是與進步人士互相配合，把清末政治定位在黑暗腐敗、萬劫不復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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