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z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z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選一)①

百日歸期恰及春②，余年樂事最關(guān)身。
出門便旋風(fēng)吹面③，走馬聯(lián)翩鵲啅人④。
卻對酒杯渾似夢⑤，試拈詩筆己如神⑥。
此災(zāi)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⑦。

【注釋】

①十二月二十八日：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烏臺詩案”結(jié)案，蘇軾出獄，受到貶官黃州的處分。檢校：在正官之外的加官，屬定員以外的“散官”。團練副使：團練使是主管一個地區(qū)(一州或若干州)軍事的長官，宋代多為武將兼銜，官階低于防御使。團練副使是團練使的副手。此詩原作二首，這里選第一首。

②百日：蘇軾八月十八日入御史臺獄，至出獄計一百三十天，這里是舉其成數(shù)而言“百日”。

③便旋：輕捷貌。

④鵲啅(zhuo)人：喜鵲朝著人啼叫。

④渾似夢：一作“渾是夢”。

⑥試拈：一作“偶拈”。

⑦竊祿：做官的謙稱，言己竊據(jù)官位、無功受祿。

【評析】

宋神宗元豐二年七月，發(fā)生了北宋歷史上一場有名的文字獄，即震驚朝野的“烏臺詩案”。

熙寧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后，新法運動逐漸發(fā)生變化，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圍繞變法所進行的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逐步演變成排斥、打擊異己的斗爭。以蔡確為首的一批投機變法的小人結(jié)成“新黨”，為了鞏固他們的權(quán)勢，對已被排擠的“舊黨”開始進行更大的政治迫害。

元豐二年三月，蘇軾奉命移知湖州，曾在《湖州謝上表》中發(fā)了兩句牢騷，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云云。其中“新進”、“生事”等語，刺痛了那些投機新法、勢利鉆營的小人，結(jié)果遭到他們的群起攻擊、連章彈劾。監(jiān)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三月二十七日進呈札子，攻擊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謗訕譏罵，無所不為”。御史中丞李定奏稱蘇軾有四條“可廢之罪”：一是“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二是“傲悖之語，日聞中外”，三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認為蘇軾“訕上罵下，法所不宥”。權(quán)監(jiān)察御史里行舒亶捃摭蘇軾的一些詩語，向神宗誣告說：陛下發(fā)錢以本業(yè)貧民，(蘇軾)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shù)”;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yīng)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攻擊蘇軾“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讓讟謾罵而無復(fù)人臣之節(jié)”。神宗本來不愿追究，但在御史們眾口一辭的圍攻下，只好于七月下令，將蘇軾拘捕入京，送御史臺審問。因為漢代將御史臺稱為“烏臺”，所以此案即被稱作“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是北宋一場有名的文字獄，開我國歷史上以詩治罪的先例。李定、舒亶之流所摭拾的蘇軾詩語中，雖確有一些譏刺、批評了新法，但大多數(shù)，只不過是針砭時弊、反映水旱災(zāi)害和人民疾苦而已，并非攻擊新法;還有一些，則純屬李、舒之流的捕風(fēng)捉影、深文周納。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置蘇軾于死地，并借此株連更多的人，把“舊黨”統(tǒng)統(tǒng)打下去。但由于最高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意見不能統(tǒng)一，朝廷內(nèi)外許多正直的大臣，甚至曹太后、王安石等都紛紛出面營救，加上神宗自己也因賞識蘇軾的才華，不欲深究，所以烏臺詩案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結(jié)案，蘇軾受到“責(z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的處分。我們這里分析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zé)授……》一詩，就是蘇軾剛剛出獄時所作的。

在這首詩中，我們看到了什么呢?作者在這首詩中，為我們塑造了一個什么樣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呢?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作者的樂觀精神。

“烏臺詩案”是一場嚴酷的文字獄，是蘇軾進入仕途后遭到的一次沉重的打擊。在御史獄中，他時被考訊，自料必死，已寫下寄子由的訣別詩，我們可以想象他當時的處境和心情。可是，當他獲釋出獄、重新站在我們面前時，我們卻完全看不到一個“罪人”的哭喪臉和可憐相。“百日歸期恰及春，余年樂事最關(guān)身。出門便旋風(fēng)吹面，走馬聯(lián)翩鵲啅人?！边@些詩句，生動地表現(xiàn)出蘇軾獲釋后的歡快、興奮和喜悅之情：他步履輕捷、縱馬而馳，他看到象征喜事臨門的喜鵲沖著他喳喳地啼叫，感到清冷的風(fēng)愜意地撲在他滾燙的面頰上;他想到自己出獄的日子恰及春天來臨，想到未來的許多“樂事”。字里行間，洋溢著他對生命和生活的樂觀的情緒。在一場殘酷的政治迫害之后，蘇軾在精神上并沒有被壓倒，他沒有沮喪、沒有頹廢，而是以坦然的態(tài)度看待生活中發(fā)生的一切。他的樂觀精神，無疑是對統(tǒng)治者的迫害的一種輕蔑和嘲笑!這是蘇軾精神的極其可貴之處，這也正是我國人民熱愛東坡老人的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我們看到的，是作者堅定的人生態(tài)度。

蘇軾一生，屢因文字得罪。他在與此詩同題的第二首詩中，便有“平生文字為吾累”這樣的話，可知是有清醒的認識的。然而，當“烏臺詩案”結(jié)案、當詩人從一場政治噩夢中醒來時，他是否感到后悔?是否要從此拋卻詩筆、緘言默口，以求全身遠禍呢?蘇軾在此詩中的回答是：“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盡管遭受了殘酷的打擊，盡管貶官黃州實際上近于流放，但蘇軾并沒有屈服，他沒有自誣品節(jié)去求得統(tǒng)治者的憐憫，而是堅定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向前走去。他又一次勇敢地拿起了詩筆，并且激動地感到手中的詩筆“已如神”了。人生的痛苦折磨了他，也歷練了他，使他的思想更加深沉、更加成熟起來。此后四年的黃州時期，是他政治上的失意期，卻是他文學(xué)上的豐收期，他詩、詞、文中的許多名篇，都是在黃州寫成的。蘇轍曾說，黃州之前，他們兄弟的文章還可相“上下”，“既而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聘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也?！?《東坡先生墓志銘》)政治上的不幸，卻玉成了他文學(xué)上的成功。

此外，我們在這首詩中，還看到了作者對封建仕途的合理性提出的疑問。

此詩的最后兩句是：“此災(zāi)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睂τ谶@樣一場飛來的橫禍，蘇軾根本不認為自己有什么需要“深追咎”的過錯，他很清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那些所謂“愚弄朝廷”、“訕上罵下”等等，不過是政敵們?yōu)榱舜虻顾_織構(gòu)陷的罪名罷了。如果說自已也確實做了什么錯事的話，蘇軾覺得，那就是根本不該做官、不該進入仕途!他把“竊祿”看成了自己取禍的根由。應(yīng)當說，這是蘇軾思想中一個雖不甚明顯，但卻相當重要的變化。

蘇軾初入仕途時，就曾說過“慎勿苦愛高官職”這樣的話(見《鄭州別后馬上寄子由》)，后來又多次表示愿棄官歸田，但那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厭棄名利、功成身退的思想的反映;而在此詩中，他能夠從歷史概括的高度，指出“此災(zāi)……從來豈有因”，卻從根本上表現(xiàn)了對封建仕途的懷疑。千百年來，特別是隋、唐實行科舉制度以來，知識分子的“前途”就只能是依附封建統(tǒng)治階級，“學(xué)而優(yōu)則仕”便是他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墒窃谶@里，蘇軾卻從自己的遭遇中，從歷史上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共同遭遇中，看到了這條“出路”的荒謬和可悲!這不能不說是蘇軾在思想上與統(tǒng)治階級發(fā)生的一道裂痕。蘇軾從黃州開始有意學(xué)陶，這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現(xiàn)象。陶淵明的精神實質(zhì)是什么?不就是封建時代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決心不走依附統(tǒng)治階級的道路嗎?蘇軾從黃州開始受陶淵明的影響，正說明他的思想在發(fā)生某種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到了后來的嶺海時期，就變得比較明顯了。

蘇軾此詩，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他“蒙恩”出獄的那一天。假如是別人，這時候是要說一些表示“悔過”的話的，可是在蘇軾的詩中，“卻少自省之意”(《紀評蘇詩》卷十九)，我們所看到的，是作者樂觀的精神、堅定的態(tài)度，以及他在思想上對統(tǒng)治階級的某種背離。盡管在后來漫長的歲月里，他的思想也曾出現(xiàn)過苦悶和彷徨，他的情緒也曾低落、消沉過，但總的看來，此詩中所表達的思想，始終代表了他思想的主流，貫穿了他的后半生。這也許就是此詩的意義之所在吧!

元豐三年正月初一，也就是傳統(tǒng)的“正旦”佳節(jié)那一天，蘇軾與他的長子蘇邁離開汴京，迎著滿天風(fēng)雪，踏上了罪謫黃州的漫漫長途。從此，他開始了一段艱難坎坷的生活道路，同時也揭開了他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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