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研究著作·詩演義十五

詩經(jīng)研究著作·詩演義十五研究著作·詩演義十五

(元)梁寅撰 梁寅 (1309—1390)，元末明初江西新喻(今新余)人，字孟敬。世業(yè)農(nóng)，家貧力學(xué)，博通《五經(jīng)》。累舉不弟，遂棄去。辟集慶路儒學(xué)訓(xùn)導(dǎo)。元末戰(zhàn)亂，隱居教授。明太祖朱元璋征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他就征。在禮局中以討論精審為眾所推服。書成，將授官，以老病辭歸，結(jié)廬石門山，學(xué)者稱為梁五經(jīng)，又稱石門先生。曾謂“清、慎、勤”為居官三符。著有《禮書演義》、《周禮考注》、《春秋考義》、《周易參義》、《石門集》等。其《詩演義十五卷》推演朱子詩傳之義，故以演義為名。前有自序，稱此書為幼學(xué)而作，博稽訓(xùn)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機，隱也使之顯，略也使之詳。其書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xué)，主于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今見《四庫全書·經(jīng)部詩類》和《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經(jīng)部詩類》。

詩經(jīng)十三至十五篇第十三期：《國風(fēng)·召南·小星》
夏夜星河燦爛，當(dāng)我們抬首仰望繁星時，這些星對于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義。對于旅人而言，星是指引方向的坐標(biāo)；對于學(xué)者而言，星是閃爍的謎題；對于千年前的某位夜行者而言，它是忙碌生活中的匆忙一瞥。星本身是沉默的，但每個人都會在星光中找到不同的含義。今天我們要讀的詩名叫《小星》，千年前的星空下，一位孤獨行走的小吏，詠嘆出了這首歌謠，千年之后，我們仰望著同一片星空，不由得感嘆，宇宙何其廣大，我們的生命何其渺小。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shí）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shēn）與昴（mǎo）。肅肅宵征，抱衾（qīn）與裯（chóu）。寔命不猶！

　

詞句注釋

嘒（huì慧）：微光閃爍。

三五：一說參三星，昴五星，指參昴。一說舉天上星的數(shù)。

肅肅：疾行的樣子。宵：指下文夙夜，天未亮以前。征：行。

夙（sù素）：早。

寔：“實”的異體字。是，此?；蛑^即“是”。

維：是也。參（shēn申）：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昴（mǎo卯）：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即柳星。

抱：古“拋”字。衾（qīn欽）：被子。裯（chóu綢）：被單。

猶：若，如，同。

　

譯文

微光閃閃小星星，三三五五在東方。匆匆忙忙連夜走，早晚奔忙為官家，只因命運不相同。

微光閃閃小星星，還有參星和昂星。匆匆忙忙連夜走，拋開被子和床單，都因命運不相同。

　

《國風(fēng)·召南·小星》全詩只有短短四十個字，但它生動的勾勒了一位生活在西周與東周之交的夜行人，在星光閃閃的冷寂中忙碌不休的身影。詩中提到了二十八星宿中的參宿和昴宿，二十八星宿又稱二十八星，是中國古人在研究星空時對星區(qū)的劃分，“宿”的意思和黃道十二宮的“宮”類似，表示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所在的位置。這些大小不等的星宿又以方位被區(qū)分為東南西北，參宿和昴宿都屬于西方七宿。
在民間傳說中，日月星辰都具備神奇的力量，也被賦予了很多傳奇故事。例如西方七宿第一宿的奎星。著名的古典名著《西游記》中，曾出現(xiàn)一位黃袍怪，這位黃袍怪神通廣大，頗為難纏。在一番斗智斗勇之后，取經(jīng)師徒終于得知了黃袍怪的真實身份，他便是奎星私自下凡。而話本小說中《三俠五義》中，斷案如神的包拯也被描繪為奎星轉(zhuǎn)世。在傳說中，奎星還是掌管文運之神，因此，在科舉興盛之后，中國民間修建了很多魁星樓，供奉的星君尊神，被受天下考生敬仰和供奉。
那么，在《小星》中，天空中零落的點點繁星又預(yù)示著什么呢？“三光者，日月星”這是后世啟蒙讀物《三字經(jīng)》中的一句，它很簡練的陳述了古人對日月星辰的感官，古人以視覺大小來判斷日月星的主次，日最大，月其次，星最小，而詩題為小星，更是星辰中微茫一點了。作者以小星自喻，大概是在表達自己的身份低微，需要圍繞著日月辛勤付出。而這位作者究竟是什么身份，歷來眾說紛紜。
《毛詩序》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痹谶@種說法中，貴族夫人與侍妾們相安無事，夫人大度地把侍奉君主的榮光讓給侍妾，而侍妾也知貴賤尊卑，盡心侍奉絕不驕縱。因為這種解釋，后世的古人往往也會以小星來稱呼侍妾。
還有一種說法，詩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小吏，官職不高工作辛苦，他奔波在為朝廷做事的路途上。這種說法的贊同者不少，不過他們也存在一些內(nèi)部分歧，主要的差別在于這位小吏奔波在路途上，懷著一種怎樣的情緒。清人方玉潤在《詩經(jīng)原始》中概括《小星》為：“小臣行役自甘也。他覺得這位小吏夙夜在公，勤于王事，他充分理解分工的不同，對自己的命運和所處的狀態(tài)安之若素，頗為敦厚。而陳子展、程俊英等人則認為這位小吏在自傷勞苦，怨恨著自己的苦累不幸。
也有些觀點與眾不同，他們認為這是一首情詩。胡適別出心裁的將這首詩解釋為風(fēng)塵女子入店陪客的情景，他受到《老殘游記》的啟發(fā)，認為小星是”寫妓女生活的最早記載“。聞一多也認為這是一首情詩，他也認為詩歌描繪了小吏奔忙的場景，但重點應(yīng)該在”抱衾與裯“的解釋上，拋下衾禂，難得安寢，為了工作，小吏被迫與他的妻子分離，眷戀和不舍的情緒是這首詩要表達的主旨。
也有人從民俗的視角出發(fā)，認為《小星》反映了先秦的婚姻求偶，季節(jié)在仲春二月，女子在夜幕星光之下等待著心上人來求愛，換了幾個地方也沒有遇到心儀的人選，于是感嘆自己命運不濟。還有人聯(lián)系《小星》之前的《采蘩》、《采蘋》兩章，其中都出現(xiàn)了”夙夜在公“，這是貧苦的勞役被壓榨時發(fā)出的哀嘆。

《小星》的解讀角度頗多，如果非要總結(jié)一個規(guī)律，那就是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思維視角，所以這篇《小星》才常讀常新。在清代以前，人們普遍傾向于”賤妾御于君“的觀點，因為厚人倫，美教化是彼時人所看重的。而到了清代，訓(xùn)詁學(xué)的興盛讓當(dāng)時人更看重考據(jù)的”真相“，因此小吏奔忙的觀點在當(dāng)時備受推崇。而新文化運動興起后，各色新穎觀點開始層出不窮，也許這些觀點并不一定能立住腳，但新奇的觀點和新穎的方法本身，就是嘗試所帶來的巨大收獲。新中國成立之后，階級矛盾成為學(xué)術(shù)研究中的一個關(guān)鍵詞，因此《小星》突然增長了一些”反骨“，無論故事的主角是誰，主題都是在表達下層對上層的控訴。在階級斗爭的風(fēng)潮逐漸遠去后，人們對《小星》的解讀就再次恢復(fù)了平和。
夜空中的星辰，在人們眼中，還是那顆星辰，星辰不變，改變的是人所立足的世界。我們就算無法得知那位夜行人的身份，也已經(jīng)獲得了足夠的收獲。思索，探究，感動，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也是我們閱讀和學(xué)習(xí)文學(xué)作品的意義。
本期配樂剪輯自賈鵬芳《夕暮れ》、姜小青《月光》以及王俊雄《秋夜》
第十四期：《詩經(jīng)·小雅·鹿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梅花鹿呢？即便沒有見過，也一定在我們的文化體系中見過很多與鹿相關(guān)的事物。比如說要給長輩祝壽，壽星的坐騎就是一頭梅花鹿；比如說形容一個女孩春心萌動，會說她心中有如小鹿亂撞……總之，鹿在中國的文化中是一種充滿靈性的動物，它們溫順、優(yōu)雅，明亮的眼睛中藏著祥和。鹿是詩經(jīng)中的?？?，在很多篇目中都有它們的身影。而因為后世曹操的化用，我們今天要讀的這首《鹿鳴》，在諸多與鹿相關(guān)的詩篇中，顯得格外經(jīng)典。

　

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háng）。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tiāo），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áo）。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dān）。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注釋

呦（yōu）呦：鹿的叫聲。朱熹《詩集傳》：“呦呦，聲之和也?！?br>
蘋：藾蒿。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藾蒿，葉青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br>
簧：笙上的簧片。笙是用幾根有簧片的竹管、一根吹氣管裝在斗子上做成的。

承筐：指奉上禮品。毛傳：“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睂ⅲ核?，獻。

周行（háng）：大道，引申為大道理。

蒿：又叫青蒿、香蒿，菊科植物。

德音：美好的品德聲譽。孔：很。

視：同“示”。恌：同“佻”。

則：法則，楷模，此作動詞。

旨：甘美。

式：語助詞。燕：同“宴”。敖：同“遨”，嬉游。

芩（qín）：草名，蒿類植物。

湛（dān）：深厚?！睹珎鳌罚骸罢浚瑯分??！?br>
　

譯文

一群鹿兒呦呦叫，在那原野吃艾蒿。我有一批好賓客，彈琴吹笙奏樂調(diào)。一吹笙管振簧片，捧筐獻禮禮周到。人們待我真友善，指示大道樂遵照。

一群鹿兒呦呦叫，在那原野吃蒿草。我有一批好賓客，品德高尚又顯耀。示人榜樣不輕浮，君子賢人紛紛來仿效。我有美酒香而醇，宴請嘉賓嬉娛任逍遙。

一群鹿兒呦呦叫，在那原野吃芩草。我有一批好賓客，彈瑟彈琴奏樂調(diào)。彈瑟彈琴奏樂調(diào)，快活盡興同歡笑。我有美酒香而醇，宴請嘉賓心中樂陶陶。

　

《鹿鳴》是《詩經(jīng)?小雅》的開篇詩歌，為《詩經(jīng)》“四始”之一。司馬遷在編寫《史記?孔子世家》時稱：“《關(guān)雎》之亂以為＇風(fēng)＇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币簿褪钦f，如果風(fēng)詩首篇《關(guān)雎》，是男女相悅之情的開端，那么雅詩首篇《鹿鳴》，就是禮樂和睦之情的開篇。這樣一來，《鹿鳴》在詩經(jīng)中的地位，以及它的詩歌主旨就非常清楚了。
《鹿鳴》在文辭上并不復(fù)雜，它以清亮的鹿鳴興發(fā)，描繪了一幅琴瑟歌詠，賓主之間互敬互融的和樂宴飲場景。想要把握住這首詩的精髓，關(guān)鍵是要了解“禮”、“燕”、“鹿”三字背后的內(nèi)涵。
《鹿鳴》中，賓主雙方的身份歷來有些爭議，有人認為這是君臣相歡的宮廷場景，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場輕松和諧的民間宴會。但無論是宮廷雅宴，還是民間盛會，宴會都只是一種形式，吃吃喝喝開開心心并不是詩歌想要表達的主題。實際上，詩歌的主題在第一章就已經(jīng)很明顯了。伴隨著宴飲，我們看到了詩、歌、樂、舞各種元素，其實在先秦時代，詩歌樂舞本就一體，禮貫穿于其中，潛移默化。席間的音樂不僅可以助興，同時也是禮儀的一部分，樂曲的形式、演奏的樂器，在禮儀中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
在歡快的樂曲聲中有人“承筐是將”，將禮物放在竹筐中恭敬的承上。如果在鄉(xiāng)間，呈上禮物的是主人自己，而在宮廷之中，則為負責(zé)管理日常事務(wù)的宰夫代勞，《禮記·燕義》云：“設(shè)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闭f的就是這樣的場景。在宴會中向賓客發(fā)放禮物，這在現(xiàn)代的宴會中也并不少見。
接著，主人愉快的高歌“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這是非常禮貌謙虛的說辭，大概是在表達“承蒙諸位賓客的厚愛，希望各位不吝賜教，教導(dǎo)我大道”。如果宴會的主人是某位國君，那么這番禮貌的話，實際上傳達了國君的兩重意愿，一重是求賢納諫，希望大家為國家舉薦賢才提供好的方策，另一方面也是在勸誡在場的官員，希望大家清正愛民，不要辜負國君對大家的信任和坦誠。整首詩三章內(nèi)容中，賓客之間的來往和樂自然，又不乏尺度，人們恭敬守禮，彼此相得益彰。
詩中的燕，便是宴會。朱熹《詩集傳》中說：“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币簿褪钦f，平日里朝廷禮節(jié)森嚴，以恭敬為常態(tài)，而如果日常的相處只有恭敬嚴肅，那么在人情上又未免有些壓抑。所以國君宴飲，是為了君臣同樂，以達到張弛有度，上下和諧的目的，這樣國家才更容易長治久安。今天，上下級之間、合作者之間、親戚族人之間、乃至國賓交往之間，依然會沿用宴禮來交流情誼。所以這種宴會，本質(zhì)是為了友善相交，既明確賓主之分，又親近向好之情，吃吃喝喝開開心心只是宴會的表象。
詩歌以鹿鳴興發(fā)，這是借由鹿來表達情感的手法，鹿在中國古代的形象寓意美好，以不與人爭、天然和順的鹿為起興，這是傳達著主人禮賢來賓、與人為善的意思。正如《擊鼓》首章的“擊鼓其鏜”陪襯出征戰(zhàn)殺伐之意，而《鹿鳴》開篇的“鹿鳴呦呦”鳴唱出友好善交之情。
另外，鹿也是納賢、納吉的代表。當(dāng)“呦呦鹿鳴”開宴的時候，只有嘉賓如云，才得基業(yè)如廈；雄鹿頭上生角，頭角如柴，柴是“才”和“財”的諧音，昭示著賓客們的德才兼?zhèn)?；況且根據(jù)鹿的字面諧音，鹿鳴的頌唱，也是在祝禱祿祚福祉的興盛。
除了吉慶，鹿還有權(quán)位的寓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八抉R遷在《史記》中將鹿比作天下江山。因此，《鹿鳴》一詩也可能隱含著一種掌控天下的意義。
《鹿鳴》對后世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曹操在東漢末年吟誦了一首《短歌行》，比《詩經(jīng)》吟唱的年代晚了數(shù)百年，他的文辭表達更為豪邁直白。他直言期望“天下歸心”，從而愿以“呦呦鹿鳴”之誠心善意來廣納“我有嘉賓”，但是他的思想淵源、表達來源，都是繼承自《鹿鳴》，巧妙地表達出對成就王業(yè)而眾星拱月的渴望，同時也不忘禮納賢才而雅意溫存。
唐代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中，提到過“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在道教興盛的唐代，鹿這種動物，也是和神仙、修道等聯(lián)系緊密的?！段饔斡洝分心莻€要吃小孩子心肝的比丘國國丈，本來是南極仙翁的坐騎白鹿，而這個南極仙翁，其實就是我們常提到的壽星老。
而自唐以后，鹿鳴宴逐漸成為一種固定的習(xí)俗。由于和科舉考試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鹿鳴宴也成為了士子們心目中最神往的宴會。鹿鳴宴一般在發(fā)榜之后舉行，地方官員聯(lián)合士紳們舉辦宴會，邀請金榜題名的士子們赴宴，以彰顯文教美德，宴會要演奏《鹿鳴》樂，共同吟唱《鹿鳴》詩歌，這種活動一直從唐朝延續(xù)到明清。

　

本期配樂剪輯自羅啟瑞《幽靜沁人心》、王鶴《楓葉（簫與古箏）》、王俊雄《浮云天關(guān)》

第十五期：《國風(fēng)·秦風(fēng)·無衣》
《詩經(jīng)》三百零五篇，其中《國風(fēng)》傳誦最廣，這些來自十五國的一百零五篇詩歌，共同構(gòu)筑了對先秦的宏大敘事，也在中華文明脈絡(luò)中留下了恒久的詩性精神。這些詩歌有愉悅有哀傷，有柔美也有剛健。今天我們要讀的《無衣》，被稱為中國史上第一首軍歌，就讓我們一起，感受這首詩歌的豪邁，體會千年不衰的壯懷激烈。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注釋

袍：長袍，即今之斗篷。

王：此指秦君。一說指周天子。于：語助詞。興師：起兵。

同仇：共同對敵。

澤：通“襗”，內(nèi)衣，如今之汗衫。

作：起。

裳：下衣，此指戰(zhàn)裙。

甲兵：鎧甲與兵器。

行：往。

　

譯文

誰說我們沒衣穿？與你同穿那長袍。君王發(fā)兵去交戰(zhàn)，修整我那戈與矛，殺敵與你同目標(biāo)。

誰說我們沒衣穿？與你同穿那內(nèi)衣。君王發(fā)兵去交戰(zhàn)，修整我那矛與戟，出發(fā)與你在一起。

誰說我們沒衣穿？與你同穿那戰(zhàn)裙。君王發(fā)兵去交戰(zhàn)，修整甲胄與刀兵，殺敵與你共前進。

　

在《詩經(jīng)》中，有兩首以無衣為題的詩歌，一首屬秦風(fēng)，一首屬唐風(fēng)。我們今天所讀的這首是《秦風(fēng)?無衣》，它以高亢激昂的境界和獨特的表現(xiàn)方式名傳后世。在讀這首詩的時候，我們可以清楚的感受到章句之中所蘊含的雄渾力量。這種力量感透過“重章疊唱”的形式，如澎湃的浪潮般沖擊著人們的心靈。
中國文學(xué)史上最早出現(xiàn)重章疊唱技法的詩歌，就出現(xiàn)在《詩經(jīng)》當(dāng)中，《無衣》就是其中的典型。所謂重章疊唱，就是指全篇各章在結(jié)構(gòu)和語言上幾乎完全相同，中間只換幾個字，有時甚至只換一兩個字，通過每章的重復(fù)出現(xiàn)，反復(fù)詠唱，從而形成了《詩經(jīng)》在結(jié)構(gòu)和表達上的獨特形式。這種形式的出現(xiàn)，是由《詩經(jīng)》合樂歌唱的性質(zhì)所決定的，漢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的說法。重章疊唱，常常用于表現(xiàn)人物的一種回環(huán)往復(fù)的強烈感情，給人以“百轉(zhuǎn)千回”、“繞梁三日”的感受。
每一章句數(shù)、字數(shù)相等，并不意味簡單的、機械的重復(fù)。在《秦風(fēng)?無衣》中，首章結(jié)句“與子同仇”，是情緒方面的描繪，將士們擁有了共同的敵人，便是眾志成城；二章結(jié)句“與子偕作”，在萬眾一心的氛圍中，將士們結(jié)下了深厚的情感，他們可以進退如一，信任并肩的彼此了；三章結(jié)句“與子偕行”，是終于到達了前線，在反復(fù)的氣氛渲染中，一切變得順理成章，仿佛前線的廝殺便是日常的談笑，縱然刀山火海，和身邊的伙伴在一起，也有膽氣闖一闖。這樣的詩句，可以歌，可以舞，將舊時的血火征塵定格在人們心中。
讀《秦風(fēng)?無衣》，我們很容易在詞句中感受到令人心馳神往的英雄氣概。但這首詩的時代背景和創(chuàng)作主旨卻不像詩文一樣簡單明了。對于這首詩的主旨，歷來的推測大致為三種：第一種以《毛詩序》為代表，認為《秦風(fēng)·無衣》是諷刺秦君窮兵黷武、崇尚軍力的作品，“《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zhàn)，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第二種認為《秦風(fēng)·無衣》是秦哀公應(yīng)楚臣申包胥之請，出兵救楚抗吳而作，是哀公征召秦民從軍，士卒相約之歌；第三種認為《秦風(fēng)·無衣》是秦人攻逐犬戎時，兵士間團結(jié)友愛、同仇敵愾、偕作并行、準(zhǔn)備抵御外侮的歌聲。
由于時代的久遠，詩歌的簡潔，我們已經(jīng)很難判斷哪一種說法才是孕育《秦風(fēng)?無衣》的真相。但秦人詩歌中所展現(xiàn)的慷慨壯烈的氣度卻流傳后世。當(dāng)時的秦國，位于今天的甘肅東部及陜西一帶。秦人奮勇善戰(zhàn)。班固在《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中說秦地“民俗修習(xí)戰(zhàn)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詩，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滹L(fēng)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fēng)流猶存焉?！敝祆洹对娂瘋鳌芬舱f：“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于詩如此。”直至明末，孫傳庭所招募的秦軍依然可以成為岌岌可危的明王朝，最為倚重的戰(zhàn)斗力之一。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當(dāng)我們每一次重新閱讀這首詩歌時，都能感受到如烈火般燃燒的激情，它正侵染著我們的情緒，讓我們的血液為之沸騰。閉上眼睛，我們似乎能聽到一聲遠古的吶喊，“豈曰無衣”！這一聲喝問，激起了千萬人的豪情，志氣與決心如山雷的呼嘯席卷而來，“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與子同裳！”戈矛閃耀著寒光，衣甲團繞著殺氣。勇士們即將踏上征程，美酒已備在家鄉(xiāng)。
《秦風(fēng)·無衣》為后世留下了“袍澤”這個情誼深厚的稱謂，也留下了“同仇敵愾”這個團結(jié)的成語。更留下里禮樂文治之外，英勇無畏的民族精神。也許，血與火的時代距離現(xiàn)在人們的生活已經(jīng)越來越遙遠，但勇敢的面對，熱忱的信任，卻是任何時代都不應(yīng)遺忘的。
本期配樂剪輯自劉德?！栋酝跣都住贰⑼跞摺堕L干行》

詩經(jīng)學(xué)·宋代詩經(jīng)學(xué)及元明兩代的《詩經(jīng)》研究 詩經(jīng)學(xué)·宋代詩經(jīng)學(xué)及元明兩代的 《詩經(jīng)》 研究

宋代《詩經(jīng)》研究的主要特點是：一，學(xué)者不滿于漢唐以來孜孜于章句饾饤之學(xué)而忽視經(jīng)書大義的情況，開始要求明其本義，進而發(fā)現(xiàn)與質(zhì)疑漢儒詩說中與經(jīng)義不符及自相矛盾的情況，從而疑序、疑傳以至要求刪改《詩經(jīng)》本身。二，思辨風(fēng)氣的興起，使得學(xué)者在討論《詩經(jīng)》本義的同時，發(fā)揚獨研義理、橫生議論的精神，突破傳統(tǒng)的傳疏章句之學(xué)的形式約束，自出機杼，大膽議論。這兩個方面互相聯(lián)系、互為促進，構(gòu)成了有宋一代《詩經(jīng)》研究的獨特風(fēng)貌，并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宋代詩經(jīng)學(xué)的代表的，北宋時有歐陽修、蘇轍等人，南宋時有鄭樵、程大昌、朱熹、王柏、王質(zhì)、楊簡等人。其中歐陽修、蘇轍可以說是首開風(fēng)氣者，歐陽修《詩本義》，顧名思義，是要為明了詩篇大義而作。他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讀詩，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詩篇，逐一指出前人已失解的“大義”，敢于議論《詩序》和毛、鄭的是非，發(fā)前人所未發(fā)。蘇轍撰《詩集傳》，于《詩經(jīng)》各篇前的序文只取首句，認為只有首句是子夏所傳的毛公之學(xué)，其他皆為東漢衛(wèi)宏集錄，因而只取其發(fā)端一言，其余悉從刪汰。他們的觀點和方法給《詩經(jīng)》研究帶來了新的生氣，已初露宋代詩經(jīng)學(xué)精研義理、橫生議論的端倪。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歐陽修《詩本義》說：“新義日增，舊學(xué)幾廢，推原所始，實發(fā)于修?！?/p>

研討義理，不可能不注意到《詩序》與《詩經(jīng)》本文的捍格湊泊之處，故宋代學(xué)者集中論辨的也是《詩序》。宋代支持《詩序》者，有北宋王安石、程頤，南宋呂祖謙等。他們遵從《毛詩》，一并遵從《傳》、《序》，篤守不失。雖然他們是一代名臣、大儒，治學(xué)態(tài)度受到推重，但畢竟不能成為主流。懷疑《詩序》的則有王得臣、李樗、鄭樵、程大昌、楊簡、王柏等人，可謂聲勢浩大。其中尤以鄭樵(1104—1162)最為尖銳。鄭樵字漁仲，學(xué)者稱夾漈先生，生平著述閎富，其中有《詩辨妄》一書，說“《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又說：“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后學(xué)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彼难哉搶χ祆洚a(chǎn)生極大影響，使朱熹自尊序派轉(zhuǎn)為疑序派?！吨熳诱Z類》卷八○中，記載朱熹對弟子說：“《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zhì)之 《史記》、《國語》，然后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庇捎凇对姳嫱芬粫^點犀利，語言激切，問世未久，便遭到同時人周孚的攻擊，周孚撰《非詩辨妄》，列舉鄭樵之文，逐一加以反駁，《詩辨妄》一書也很快亡佚，只有若干片斷保存在《非詩辨妄》中，以及《語類》中所引“村野妄人所作”《詩序》的一條。此外題為鄭樵撰的，尚有《六經(jīng)奧論》一書，此書 《夾漈遺稿·獻皇帝書》中鄭樵羅列自己著述時并未提及，故或疑此書并非鄭樵所作。其中《詩序辨》謂《詩序》“牽合為文，而取譏于世”，《風(fēng)有正變辨》、《雅非有正變辨》謂《邶》、《鄘》、《衛(wèi)》等“變風(fēng)”中也有美詩，可稱為“變之正”，《雅》則只有小大之分，而無正變之別等，亦頗多新解。

王柏(1197—1274)，字會之，是朱熹的三傳弟子，著有《詩疑》二卷。他比其他人更為激進，不信毛、鄭，不信《詩序》，不信《左傳》中的記事 (如季札觀樂之說)，也不全信他的太老師朱熹。他從疑《序》、疑 《傳》進而疑 《經(jīng)》，如說 《周南》、《召南》都應(yīng)各有十一篇詩，故將《召南》 中 《何彼秾矣》和《甘棠》歸入《王風(fēng)》，削去《野有死麕》。他還認為全部《詩經(jīng)》中，有三十二篇“淫詩”，不是孔子刪定的原本，而是漢儒給竄入的，所以必須削去。雖然王柏是出于衛(wèi)道的目的，要刪削《詩經(jīng)》中的“惡行邪說”，但這種做法，“始于疑經(jīng)，漸至非圣”，動搖了經(jīng)書的神圣地位，有礙于統(tǒng)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故未能實行。

至于宋人在說《詩》時喜發(fā)議論，歐陽修《詩本義》亦首開風(fēng)氣。其書以議論詩篇大義為主，兼評毛、鄭與《詩序》得失，不拘泥字句訓(xùn)詁，也不采取章句注疏的舊形式。他如周堯卿《詩說》(已佚)用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說詩，“不專于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宋史·儒林傳》)，也是長于議論。程大昌《詩論》十七篇(《學(xué)海類編》本作十八篇)，一論古有二 《南》而無 《國風(fēng)》 之名，二論 《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歌，三論《南》、《雅》、《頌》之入樂無疑，四論 “四始” 名目，五論 《國風(fēng)》之名出于《左傳》、《荀子》，六論《左傳》、《荀子》創(chuàng)立《風(fēng)》名之誤，七論逸詩有 “豳雅”、“豳頌”而無“豳風(fēng)”，等等，更是洋洋灑灑，自出機杼，其言甚辨，宋人議論之風(fēng)，于此可見一斑。

最終奠定宋代“詩經(jīng)學(xué)”，使之真正能與漢代詩經(jīng)學(xué)分庭抗禮的大師，乃是朱熹(1130—1200)。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號晦庵、遯翁、 *** ，撰《詩集傳》，在學(xué)術(shù)史上有深遠的影響?！对娂瘋鳌凡⑽磼仐墏鹘y(tǒng)注疏的形式，也不是長篇大套地發(fā)揮論議，但宋學(xué)的懷疑精神卻深刻貫串于其中，令人耳目一新。其主要特點在于：

(1)疑古辨經(jīng)，態(tài)度謹嚴?！对娂瘋鳌啡园选对娊?jīng)》置于不可動搖的儒家經(jīng)典的地位上，但對“經(jīng)”以外的序、傳、箋、疏均加以考察，本著“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guī)，和之于頌以要其止”的 “學(xué)詩之大旨” (《詩集傳序》)來讀《詩經(jīng)》。但他并非對以往的成果一概否定，而是選擇去取，態(tài)度謹嚴。如 《詩集傳》不錄 《詩序》，但并非簡單地拋棄《詩序》，而是另撰《詩序辨說》，對《小序》逐條批評是正。他認為“蓋所謂有序者，類多世俗之誤，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朱子語類》卷八一)，但對于一些于史有據(jù)的詩篇，《小序》不誤的，朱熹也都作了肯定，如《鄘風(fēng)·載馳》、《陳風(fēng)·株林》等，體現(xiàn)了“務(wù)求真是之歸”的態(tài)度。

(2)談義理而不廢考據(jù)。朱熹《詩集傳》在訓(xùn)詁方面兼用毛鄭，并采諸家之說，下以己意，準(zhǔn)確簡明，從而使其義理之學(xué)具備堅實的基礎(chǔ)。如《衛(wèi)風(fēng)·考槃》，為一首隱士詩，其首句：“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薄睹珎鳌罚骸翱?，成;槃，樂也。”按考訓(xùn)老，引申為成。槃訓(xùn)為樂，乃是訓(xùn)作“喜樂貌”的“昪”字的假借?！睹珎鳌丰尅翱紭劇?為 “成樂”，稍嫌迂曲?！对娂瘋鳌穭t釋為：“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按指宋人陳傅良)曰： ‘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jié)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按三家《詩》槃作“盤”，陳氏即用“盤”字本義為訓(xùn)，扣盤成樂，最為通達。朱子并列其說，不加軒輊，而其義自見。故《詩集傳》的訓(xùn)詁，既是言義理的基礎(chǔ)，又是深味《詩》理的結(jié)果。明義理而不廢考據(jù)，有批判而不輕改字，注解準(zhǔn)確又簡明扼要，集中體現(xiàn)了宋學(xué)的優(yōu)點。

(3)能夠突破經(jīng)學(xué)的觀點約束，初步從文學(xué)的角度解《詩》。朱熹作為理學(xué)家，曾為儒家經(jīng)典中有如此之多的情詩而迷惑不解，但還是承認這些情詩是“男女戲謔之辭”，“男女相悅而想念之辭”，無疑比漢儒強解為“刺 *** ”一類的說法高明。在讀《詩》的方法上，他也強調(diào)要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像讀“今人做底詩”一樣來讀《詩經(jīng)》(均見《朱子語類》卷八○)，能夠窺見一些《詩經(jīng)》作為文學(xué)作品的堂奧。

但朱熹的《詩經(jīng)》研究，仍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他不能完全擺脫封建衛(wèi)道士的偏見。雖然承認《詩經(jīng)》中愛情詩的存在，卻仍指斥這些詩篇為“淫奔期會之詩”。因為朱熹的《詩經(jīng)》研究，根本上仍是宣揚封建教化，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wù)，故在“詩教”觀點上，宋學(xué)與漢學(xué)并無實質(zhì)的不同。其次，他批評《詩序》又不能脫離《詩序》。清代姚際恒《詩經(jīng)通論》已譏朱熹“時復(fù)陽違《序》而陰從之”。這雖說明《序》也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朱熹的思想仍與《序》的美刺教化之說相合，從而無法得到《詩》的本義。另外，在《詩集傳》中也有牽強附會、訓(xùn)釋失當(dāng)之處，在注釋字音時，則采用了當(dāng)時人吳棫(字才老)的“葉音說”，這是缺乏科學(xué)根據(jù)的。朱熹未明古今語音的變化規(guī)律，簡單地為押韻順口而臨時將某字改讀某音，造成字音的混亂。

《詩集傳》代表了宋代《詩經(jīng)》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暴露了其無法克服的缺點?！靶l(wèi)道”與“疑經(jīng)”，都在朱熹的后學(xué)那里發(fā)揮到極致;元明以下，學(xué)術(shù)流于空疏，耽于主觀臆測，空談義理，也實由宋學(xué)發(fā)端。

元明兩代的《詩經(jīng)》研究，仍承宋學(xué)遺緒，有突出成就的學(xué)者不多。朱熹學(xué)說在元兵南下時傳至北方，學(xué)者翕然從之。元仁宗延祐年間定科舉法，多遵程朱理學(xué)，《詩經(jīng)》即以朱子《詩集傳》為準(zhǔn)。元代《詩經(jīng)》的研究著作，如劉瑾《詩傳通釋》，以《詩集傳》為本，嚴守宋學(xué)體系而逐篇加以訓(xùn)解，其議論亦尚篤實。另如梁益《詩傳旁通》、朱公遷《詩經(jīng)疏義》、劉玉汝《詩纘緒》、梁寅《詩演義》等，大體皆本朱子《集傳》為宗。此外馬端臨《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 中，對前人之說多所辨訂，值得參考。

明初胡廣奉永樂帝敕撰《五經(jīng)大全》，其中《詩經(jīng)大全》即本元代劉瑾《詩傳通釋》而略加損益。清代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已譏《大全》收劉瑾之說太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干脆說明廣乃是“剽竊舊文以應(yīng)詔”。又明代何楷撰有 《詩經(jīng)世本古義》，把《詩》三百篇打亂了次序重加編次，按二十八宿次序分部。其書把 《大雅·公劉》、《豳風(fēng)·七月》、《小雅》中 《甫田》和 《大田》、《周頌》 中 《豐年》和《噫嘻》等歸并一處，謂為夏代之詩，置于書首;把《曹風(fēng)·下泉》列為周敏王時詩，放在最后。鉤棘字句，牽合史傳，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譏其為“大惑不解之書”，于此可見明代《詩經(jīng)》研究狀況之一斑。較為平實、兼采漢宋或以漢學(xué)為主的研究著作，則有李先芳《讀詩私記》、朱謀瑋《詩故》、姚舜牧《詩經(jīng)疑問》等。考證名物制度的著作，則有馮應(yīng)京《六家詩名物疏》。要之明代學(xué)術(shù)界，“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風(fēng)氣彌漫，后期更以王陽明“心學(xué)”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至認為“六經(jīng)者，吾心之紀籍也，而六經(jīng)之實則具于吾心”(《王文成公全書·稽山書院尊經(jīng)閣記》)，《詩經(jīng)》研究也不能不受影響。故清代人至為鄙薄明代學(xué)術(shù)，認為元人 “株守宋儒之書，而于(漢唐)注疏所得甚淺”，“明人又株守元人之說，于宋儒亦少研究”(清皮錫瑞《經(jīng)學(xué)歷史》第九章)。然亦不能以一概論之，明末陳第《毛詩古音考》，能以歷史發(fā)展的觀點破除宋儒“葉音”之說，排列 《詩經(jīng)》韻字，研究“古本音”到今音的變化，實開清代古音學(xué)研究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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