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之明

拼音 : 知人之明 (zhī rén zhī míng)

簡拼 : zrzm

近義詞 : 知人之鑒

反義詞 :

感情色彩 : 褒義詞

成語結(jié)構(gòu) : 偏正式

成語解釋 : 能看出人的品行才能的眼力。

出處 : 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吳祐傳》：“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p>

成語用法 : 偏正式；作賓語；含褒義

例子 : 前任督憲是兄弟同門世好，最有知人之明。閣下不以兄弟不才，時加教誨，為幸多矣?。ㄇ濉酋氯恕抖昴慷弥脂F(xiàn)狀》第七十二回）

產(chǎn)生年代 : 古代

常用程度 : 常用

三國24名將為何一個讓曹操憤慨流淚一個讓孔明仰天大哭呢？

人們在提及一件事物，或者一個人的時候，總是不自覺得，為其貼上一些標簽，用來表達自己對這一事物，或這個人的認知。例如，提到漢末梟雄劉備，人們便會不自覺得想到，“仁義”、“虛偽”、“白手起家”、“有知人之明”、“求賢若渴”、“愛才”等標簽。拋開其他有爭議的標簽不談，劉備的求賢若渴和愛才，的確是不容否認的。

例如，他寄公孫瓚籬下的時候，趙云僅是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卻看到了趙云的能力，偷偷挖了公孫瓚的墻角，為自己挖來了一員名將；魏延原本僅是一個私兵，他卻慧眼識珠，將其破格提拔，使魏延同樣成長了為一位能獨當一面的大將。這些事跡都體現(xiàn)了他的知人之明，他的愛才同樣是不容置疑的。例如，降將王平來投，他立馬委以重任，沒有任何偏見；龐統(tǒng)得諸葛亮舉薦之后，他并沒有讓對方慢慢熬資歷，而是很快將龐統(tǒng)提拔到了，與諸葛亮平等的地位，等等。

更難得的是，劉備的愛才，是與他的知人之明相結(jié)合的，他不僅能夠放棄偏見，從不起眼的小人物，或者降將中，挖掘英才，也不會因為時人的推崇，而錯愛“庸才”，他有著自己明確的判斷。例如，在當時就有兩個評價很高的大才，讓他看不起。這兩個人分別是誰呢？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第一位：夏侯淵

夏侯淵，字妙才，在提到他的時候，相信很多人，都會忍不住加一句，“他是曹魏名將之一”，的確，夏侯淵是曹魏名將，而且頗得曹操倚重。拋開其他不談，僅是剿滅宋建勢力，打通河西走廊，重新恢復(fù)中原與西域的聯(lián)系，威震塞外一事，就足夠他受到世人的稱贊，曹操更是親口評價他“虎步關(guān)右”?？墒莿鋮s看不起夏侯淵，《三國志》注引《魏略》記載，漢中之戰(zhàn)的時候，雖然曹魏方面的主將是夏侯淵，但是劉備卻只忌憚張郃——“淵雖為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

事實也證明了，劉備看不起夏侯淵，并非太過自傲，也不是對夏侯淵存在什么偏見——在這一戰(zhàn)中，經(jīng)過法正和黃權(quán)的謀劃，劉備軍成功將夏侯淵引離了大部隊，使夏侯淵僅率四百人，離開大營十五里去救火，結(jié)果被黃忠臨陣斬殺。事后，曹操也不再稱贊夏侯淵，甚至沒有為夏侯淵的陣亡而惋惜，反而氣得大罵夏侯淵是“白地將軍”。

第二位：馬謖

除了夏侯淵之外，當時另一個被劉備看不起的“大才”，就是馬謖?！度龂尽酚涊d，他臨終的時候，對諸葛亮囑咐道：“馬謖言過其實，不堪大用，君其察之”。說到此處，也許有人會說，馬謖因為失守街亭之事，如今早已被嘲諷千年，他算什么被時人推崇的大才呢？其實，在失街亭之前，馬謖的確聲望很高。

首先，他與自己的幾個哥哥，被并稱為“馬氏五常”，這已經(jīng)是很高的評價了。而他本身與諸葛亮私交甚篤，經(jīng)常與諸葛亮徹夜討論軍國大計，試想一個能與丞相相談甚歡的人，聲望又能差到哪里去呢？如果馬謖沒有一點影響力，劉備會專門去提醒諸葛亮，說此人不堪大用嗎？何況，《三國志》提到馬謖的時候，評價也是“才器過人，好論軍計”，由此，我們不得不承認，馬謖也是一個，被劉備看不起的大才。而這一次，劉備同樣沒有看走眼，馬謖的確不堪大用。街亭慘敗后，被處死，氣得諸葛亮大哭，沒有聽劉備臨終之言。

劉備人物形象分析作文

《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是除諸葛亮、關(guān)羽、曹操之外,作者著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為理想的“明君”形象來塑造的。然而,現(xiàn)代的相當一部分讀者、研究者對劉備形象卻評價不高,甚至頗有非議。一些研究者認為,劉備形象是“蒼白無力”的。究竟應(yīng)當怎樣看待羅貫中塑造劉備形象的得失,是一個關(guān)系藝術(shù)價值的問題。

一、明君梟雄,一人兩面

歷史上的劉備,作為與曹操、孫權(quán)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漢政權(quán)的開國之君,既有“明君”之譽,又有“梟雄”之稱。

作為“明君”,劉備一生作為,基本符合古人對“明君”的最重要的兩點期待:一是仁德愛民,有濟世情懷;二是尊賢禮士,有知人之明。史書對這兩方面都記載頗多。

就“仁德愛民”而言,劉備大半生顛沛奔走,屢遭挫敗,施仁政于民的機會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視以寬仁厚德待人,與那些殘民以逞、暴虐嗜殺的軍閥判然有別,因而爭取到了人心?！度龂尽な駮は戎鱾鳌酚泟漕I(lǐng)平原相時,郡民劉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殺他,“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迸崴芍⒁跎颉段簳费a充道:“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御寇難,內(nèi)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因此“眾多歸焉”。在他于荊州依附劉表期間,“荊州豪杰歸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荊州,適逢劉表病死,剛剛繼位的少子劉琮不戰(zhàn)而降。此時諸葛亮建議劉備攻劉琮而奪荊州,他卻答道:“吾不忍也”,當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時,“(劉)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余萬,輜重數(shù)千輛,日行十余里”。有人勸他拋開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卻斷然拒絕:“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在此安危之際,哪怕有生命危險也不愿拋棄百姓,在歷代開國君主中實不多見。裴注特引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評論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jié)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yè),不亦宜乎!”《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七亦引此語,可見劉備之仁德有道,已得到歷代史家的普遍承認。

就“尊賢禮士”而言,劉備的表現(xiàn)尤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時為左將軍領(lǐng)豫州牧、年已47歲、被視為天下大英雄的他,滿懷誠意,三顧茅廬,恭請年僅27歲、無名無位、尚未建立任何功業(yè)的諸葛亮出山輔佐,留下千古美談。隆中對策時,諸葛亮稱贊他“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并非虛言。建安十九年(214)奪取益州之后,對于荊州舊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舉,“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其中益州名士黃權(quán)曾堅決勸阻劉璋迎劉備入蜀,劉備攻取益州時又堅守廣漢,直到劉璋投降后方才歸順,劉備卻不計前嫌,任命黃權(quán)為偏將軍,信任有加;劉備稱漢中王,兼領(lǐng)益州牧,以黃權(quán)為治中從事;劉備稱帝后,親率大軍伐吳,又以黃權(quán)為鎮(zhèn)北將軍,督江北諸軍以防魏。劉備在夷陵之戰(zhàn)中慘敗后,黃權(quán)無法退還蜀中,又不愿投降東吳,只得率兵降魏;蜀漢主管官員為此要逮捕黃權(quán)的妻子,劉備卻說:“孤負黃權(quán),權(quán)不負孤也?！闭諛觾?yōu)待黃權(quán)的妻子。對此,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黃權(quán)傳》時由衷稱贊道:“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zhí),宥黃權(quán)之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对姟吩啤畼分痪?保艾爾后’,其劉主之謂也?！绷硪晃幻?荊州零陵人劉巴,與劉備作對的時間更長:當曹操南征荊州時,眾多荊州士人都追隨劉備南撤,劉巴卻歸順了曹操;赤壁之戰(zhàn)后,曹操命劉巴招納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欲與劉備抗衡;由于劉備及時奪得三郡,這一圖謀失敗了,劉巴無法回去交差,諸葛亮寫信勸他歸順劉備,劉巴卻拒絕了,遠遠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為恨”;后來,劉巴由交趾輾轉(zhuǎn)到達蜀中,當劉璋欲迎劉備入蜀時,他又一再勸阻;直到劉備奪得益州,劉巴才表示歸順。而對這位劉巴,劉備表現(xiàn)得更加寬容大度:進攻成都時,他就號令軍中道:“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劉巴為左將軍西曹掾(劉備此時的主要官職是左將軍,西曹掾主管府內(nèi)官吏的任用);劉備稱漢中王,以劉巴為尚書;法正去世后,又將劉巴晉升為尚書令,負責處理日常政務(wù)。這些,充分表現(xiàn)了劉備作為開國君主的雅量。特別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臨終之時,殷殷托孤于諸葛亮,慨然囑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焙笕藢Υ嘶蛴胁乱赡酥琳D心之論,不過是妄相忖度而已。縱觀數(shù)千年封建社會史,皇帝臨終前委任顧命大臣者固不少見,然而,有幾個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劉備那樣托孤?當然,劉備并非鼓勵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諸葛亮盡力輔之;但如此氣度胸襟,仍罕有其匹。還是陳壽在《先主傳》末的評價比較公允:“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br>
尊賢禮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長,如重用諸葛亮、龐統(tǒng)、法正,當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對此不必多論;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深受諸葛亮賞識;劉備臨終前卻特別提醒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來馬謖雖曾在諸葛亮南征時出過“攻心為上”的好主意,但他剛愎自用,丟失街亭,使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毀于一旦,卻證明了劉備的先見之明。至于像魏延這樣優(yōu)點突出缺點也明顯的人才,劉備用其長而避其短,大膽委以鎮(zhèn)守漢中的重任,更是極具洞察力之舉,非明君不能為。在這方面,就連素有“知人善任”美譽的諸葛亮似乎也略遜一籌。

作為“梟雄”,史書記載也不少。所謂“梟雄”,意思是“驍悍雄杰的人物”。劉備出身于早已敗落的遠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沒有曹操、袁紹那樣顯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為“贅閹遺丑”,雖然家庭名聲不及袁紹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權(quán)勢,又家資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進入仕途),也沒有孫權(quán)那樣繼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盤,幾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亂,群雄并立之時開創(chuàng)江山,沒有幾分驍悍之氣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實上,“梟雄”恰恰是劉備的一大特色,成為當時許多人對他的定評。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劉表剛?cè)ナ?魯肅建議孫權(quán)與劉備聯(lián)合抗曹,便稱劉備為“天下梟雄”。建安十四年(209),當劉備至京城見孫權(quán)時,周瑜曾上書孫權(quán),亦稱劉備為“梟雄”,主張將其扣留于吳。次年,周瑜卒,臨終前上書孫權(quán),又稱“劉備寄寓,有似養(yǎng)虎”。這種驍悍之氣,主要表現(xiàn)有四:一是冒險精神。劉備從登上政治舞臺之初,便經(jīng)常親冒矢石,不避艱險。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輕,他動輒“力戰(zhàn)有功”,“數(shù)有戰(zhàn)功”,固屬必然;赤壁之戰(zhàn)時,面對生死存亡之機,他“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爭奪漢中之役,他已59歲,手下兵多將廣,但在“矢下如雨”之際,仍親當矢石,奮勇向前,便可見其冒險精神,至老彌篤了。彭羕背后發(fā)牢騷時稱他為“老革”(猶言“老兵”),正是反映了這一特點。二是機變權(quán)略。建安元年(196),兵敗投奔他的呂布趁他與袁術(shù)相攻之機,襲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呂布求和,屯駐小沛,可謂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呂布被擒殺后,他隨曹操至許都,可謂暫棲虎穴。建安四年(199),與曹操對食論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飾震驚之情,可謂隨機應(yīng)變。隨后以截擊袁術(shù)為名,離開許都,從此擺脫曹操控制,可謂見機而作。凡此,均可見其機變權(quán)略。三是堅忍不拔。在漢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劉備屢遭挫敗,有時甚至敗得很慘;但他從不灰心喪氣,而是敗而不餒,折而不撓。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他每每轉(zhuǎn)危為安,終于在諸葛亮的輔佐下,抓住歷史機遇,逐步發(fā)展壯大,成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時候、某種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殺張裕之事。張裕原為劉璋從事,劉備入蜀與劉璋相會時,曾與張裕互相嘲弄,裕因劉備無須,戲稱其為“潞涿君”(諧“露啄君”之音)。劉備因其不遜,積怒在心。后因張裕私下對人說:“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間當失之?！边@確是大為犯忌之言,劉備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誅之。諸葛亮上表詢問為何要將張裕處死,劉備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這就有些強詞奪理了。盡管這種霸道行徑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劉備畢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專制性。

縱觀歷史,那些在亂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為的開國之君,差不多都有幾分驍悍之氣。從漢高祖劉邦到唐太宗李世民,從宋太祖趙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稱為梟雄。而在封建時代,梟雄與明君并非截然對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側(cè)面。從公認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們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嗎?

二、強此弱彼,有得有失

羅貫中在描寫《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時,以歷史人物劉備為原型,同時根據(jù)封建時代廣大民眾對政治家的選擇,根據(jù)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審美傾向,著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梟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現(xiàn)了劉備的寬仁愛民,深得人心。《演義》第1回,寫劉關(guān)張?zhí)覉@結(jié)義,其誓詞便赫然標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八個大字。這既是他們的政治目標,又是他們高高舉起的一面道德旗幟。從此,寬仁愛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劉備區(qū)別于其他政治集團領(lǐng)袖的顯著標志。他第一次擔任官職———安喜縣尉,便“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督郵索賄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紛紛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譽為“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語,見第11回)。陶謙臨終,以徐州相讓,劉備固辭,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lǐng)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殺呂布,離開徐州時,“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第20回)。這表明他占據(jù)徐州的時間雖然不長,卻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嚴重挫折,不得不到荊州投奔劉表,受命屯駐新野時,他仍以安民為務(wù),因此“軍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謳歌道:“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第35回)

從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劉備寄居新野達7年之久。在他輾轉(zhuǎn)奔走的前半生中,這算是時間最長、相對安定的一個時期。在此期間,劉備對自己的政治生涯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鏡先生”司馬徽的批評,一面把人才置于戰(zhàn)略的高度,努力求賢;一面更加重視爭取民心,為重新崛起準備條件。當曹操親率大軍南征荊州,劉琮不戰(zhàn)而降之時,劉備被迫向襄陽撤退,新野、樊城“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愿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到了襄陽城外,劉琮閉門不納,蔡瑁、張允還下令放箭。魏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lǐng)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劉備見魏延與文聘在城邊混戰(zhàn),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陽。”于是“引著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這樣,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漢大地上,劉備帶領(lǐng)十余萬軍民,扶老攜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攜民南行”的悲壯一幕。如此撤退,顯然有違于“兵貴神速”的軍事原則,對保存實力、避免曹軍追擊十分不利。故眾將皆曰:“今擁民眾數(shù)萬,日行十余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劉備明知此言有理,卻泣而拒之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行至當陽,果然被曹操親自率領(lǐng)的精兵趕上,十余萬軍民頓時大亂。劉備在張飛保護下且戰(zhàn)且走,天明看時,身邊僅剩百余騎,不禁大哭道:“十數(shù)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同上)這一仗,劉備在軍事上一敗涂地,而在道義上卻贏得了極大的勝利。這種生死關(guān)頭的自覺選擇,在《三國演義》寫到的各個政治軍事集團領(lǐng)袖中是獨一無二的,決非一般亂世英雄的惺惺作態(tài)所能比擬。從此,劉備的“仁德愛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為他迥別于其他創(chuàng)業(yè)之君的最大的政治優(yōu)勢。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劉備的敬賢愛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對徐庶、諸葛亮、龐統(tǒng)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書記載,寫得十分生動感人;尤其是對他與諸葛亮的魚水關(guān)系的描寫,更是具有典范意義。

歷史上的徐庶,歸屬劉備的時間不算長,除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外,在政治、軍事上發(fā)揮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僅云:“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曹公來征……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諸葛)亮與徐庶并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yè)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倍凇度龂萘x》中,劉備一見徐庶,便坦誠相待,拜為軍師,委以指揮全軍之責。在先后打敗呂曠兄弟、曹仁之后,劉備更視徐庶為天下奇才。而當徐庶得知母親被曹操囚禁,辭別劉備時,劉備雖然難以割舍,但為顧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應(yīng)允。分別的前夜,“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劉備又親送徐庶出城,置酒餞行;宴罷,仍“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敝钡叫焓T馬遠去,劉備還立馬林畔,“凝淚而望”,甚至“欲盡伐此處樹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這些描寫,盡管主要是為“走馬薦諸葛”和“三顧茅廬”作鋪墊,卻足以見出劉備求才之誠,愛才之深,頗具藝術(shù)感染力。對于劉備對諸葛亮的高度信任與倚重,《三國演義》更是作了濃墨重彩的描寫。歷史上劉備請諸葛亮出山之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僅有一句話:“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倍堆萘x》卻以兩回半的篇幅,精心設(shè)計,反復(fù)皴染,將“三顧”的過程寫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劉備初見孔明,便屈尊“下拜”;聽罷隆中對策,先是“避席拱手謝”,繼而“頓首拜謝”;乍聞孔明不愿出山,當即“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及至孔明答應(yīng)輔佐,又不禁“大喜”。這些充滿理想色彩的細節(jié),把劉備求賢若渴的誠意渲染得淋漓盡致。諸葛亮出山以后,《演義》又充分突出其在劉蜀集團中的關(guān)鍵地位和作用,竭力強調(diào)劉備對他的高度信任與倚重。我在《忠貞智慧,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歷史上的諸葛亮,盡管一出山就與劉備“情好日密”,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卻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機制,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卻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quán)在握,指揮一切的統(tǒng)帥,大大提高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于劉蜀集團的核心,地位明顯高于所有文武官員,而又使讀者覺得可信。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后則節(jié)節(jié)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系于劉備,而是系于諸葛亮。

歷史上的龐統(tǒng),在劉備領(lǐng)荊州牧后歸之,開始“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后經(jīng)魯肅、諸葛亮薦舉,“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于諸葛亮,遂與亮并為軍師中郎將”?！堆萘x》則在史實的基礎(chǔ)上,發(fā)揮浪漫主義想象,寫龐統(tǒng)剛投奔劉備時,劉備以貌取人,僅命其為耒陽縣令;一旦得知龐統(tǒng)半日了斷百日公務(wù),劉備立即自責:“屈待大賢,吾之過也!”及至看了魯肅的薦書,聽了諸葛亮的評價,劉備“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tǒng)到荊州”,并“下階請罪”,遂拜龐統(tǒng)為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第57回)。如此虛己待人,不能不令賢士感動。這種君臣遇合,魚水相諧的關(guān)系,乃是千百年來知識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總之,寬仁愛民和敬賢愛士這兩大品格的充分表現(xiàn),使《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擺脫了以往三國題材通俗文藝中劉備形象的草莽氣息,成了古代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對于劉備的梟雄色彩,《三國演義》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寫,或者來個移花接木。最明顯、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是“鞭打督郵”。按照《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和裴注的記載,歷史上鞭打督郵的本來是劉備。事情的經(jīng)過是:由于朝廷下詔,要對因軍功而當官的人進行淘汰。正在當安喜縣尉的劉備擔心自己用鮮血換來的官職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郵來到安喜縣,準備遣還劉備;劉備前往館驛求見,督郵卻稱病不見;劉備一氣之下,帶人闖入館驛,將督郵捆起來,綁在樹上狠狠打了一頓;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綬,掛在督郵的頸子上,揚長而去。歷史上的劉備原本號稱“梟雄”,性格剛毅,此時又年輕氣盛,受到欺辱時自然不愿忍氣吞聲,這樣做也并不奇怪。但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為了把劉備塑造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張飛頭上,這樣既不損害劉備“寬仁長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張飛性如烈火、嫉惡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謂一舉兩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劉備梟雄性格的四個主要特點,《演義》著重表現(xiàn)了其堅忍不拔的毅力,對其機變權(quán)略也有所表現(xiàn),這里不作詳論。如此安排,自然是為了有利于突出劉備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兩個明顯的弊病:其一,強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其二,過分淡化劉備的梟雄色彩,無形中降低了劉備作為劉蜀集團領(lǐng)袖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使這位歷盡艱辛的開國明君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

三、多重視角,成功形象

長期以來,對《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研究者的批評也不少。其中影響最大的,主要有兩種意見。我們不妨對此略加討論。

批評之一:“形象蒼白”。不止一位學者認為,劉備形象的血肉不夠豐滿,個性化特征不強,顯得比較蒼白。確實,與諸葛亮、關(guān)羽、張飛、趙云等劉蜀集團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劉備形象是給人比較單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這樣幾點:

其一,作為一位“明君”,盡管《三國演義》對劉備的描寫大多以史籍記載為基礎(chǔ);但從上面的論述已經(jīng)可以看到,在“仁德愛民”與“尊賢禮士”兩大特征中,其“仁德愛民”的歷史依據(jù)和生活依據(jù)其實還相當有限。這就是說,對于廣大的普通民眾而言,劉備的“愛民”,更多的是一種愿望,一面旗幟,甚至是一種姿態(tài),一個口號,而實實在在的行動,真真切切的利益卻并不太多。算一算劉備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馬倥傯,東奔西走:赤壁大戰(zhàn)前,接連不斷地征戰(zhàn),接二連三地挫敗,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籬下,他基本上沒有真正擁有一塊鞏固的地盤。赤壁大戰(zhàn)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稱荊州牧,擁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領(lǐng)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進攻劉璋,經(jīng)過兩年征戰(zhàn),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與孫權(quán)爭荊州,二十二年(217)又與曹操爭奪漢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據(jù)有漢中,但不久便失去荊州,損失頭號大將關(guān)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稱帝,七月便率軍伐吳,次年遭到慘敗,再過一年病卒?？梢哉f,他實在沒有多少機會去實踐“仁德愛民”的主張。再進一步說,即使他有足夠的機會,作為一個封建統(tǒng)治者,其“愛民”也只能是統(tǒng)治手段而非最終目的,不可能真正達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藝作家對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難以在小說中把劉備的愛民寫得足夠生動感人。

其二,眾所周知,《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是諸葛亮。除此之外,在劉蜀集團諸人物中,作者花費筆墨最多的乃是關(guān)羽。至于劉備,雖系劉蜀集團的領(lǐng)袖,卻主要是承擔“明君”的道義責任,而少有富于個性的言行舉止。這樣的劉備形象,不能不在相當程度上給人以“扁平”的感覺。

其三,正如前面已經(jīng)指出的,作者有意強化劉備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梟雄色彩,不僅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實際地位,使他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這樣,要想把劉備形象塑造得象諸葛亮、關(guān)羽、張飛那樣活靈活現(xiàn),就難乎其難了。

應(yīng)該說,羅貫中在塑造劉備形象時,因過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藝術(shù)的辯證法,結(jié)果欲益反損,人物性格的獨特性和豐富性未能充分彰顯。

不過,換一個角度來看,在缺乏足夠的藝術(shù)積累的情況下,羅貫中能把劉備形象寫到如此程度,已屬難能可貴。只要把《三國演義》中的劉備與三國戲、《三國志平話》中的劉備加以比較,便應(yīng)該肯定羅貫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評之二,“長厚似偽”。持此看法者不少,影響也很大,對此究竟應(yīng)該怎樣理解呢?

其一,目的與手段、功利追求與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劉備難以避免“似偽”之舉。作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亂,群雄并起之際,劉備要想興復(fù)漢室,統(tǒng)一全國,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據(jù)者都像陶謙那樣以禮相讓,就只能奪取版圖于他人之手。既要奪取,機巧權(quán)謀都是少不了的。試以取益州為例。早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就制定了“跨有荊、益”,伺機兩路北伐的戰(zhàn)略方針①,這關(guān)系到劉備集團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奮斗目標。而在占據(jù)荊州之后,劉備對是否奪取益州曾經(jīng)有過疑慮:

(龐)統(tǒng)曰:“荊州東有孫權(quán),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yè)。今幸張松、法正為內(nèi)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吾不忍也?！饼嫿y(tǒng)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zhí)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quán)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毙履嘶腥辉?“金石之言,當銘肺腑?！?br>
事情很清楚:劉備要么坐守荊州,不再進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對劉備集團將是大大不利。所以劉備采納了龐統(tǒng)的意見。而在益州真正奪到手時,面對劉璋這位軟弱無能而心地還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劉備不可能毫無內(nèi)疚?！拔帐至魈樵?‘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第65回)這正反映了政治領(lǐng)袖人物在尖銳復(fù)雜的斗爭中常有的矛盾心態(tài)。為了爭取人心,他們可以愛民,可以敬賢,卻不可能對競爭對手處處“長厚”。這里無法完全避免詐偽,但如果一概斥為“詐偽”,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義》對劉備愛民的描寫,確有過頭失真之處。如第41回寫劉備攜民渡江,見百姓扶老攜幼,哭聲不絕,劉備不禁大慟,這是合乎情理的,與他后來甘冒生命危險也不拋棄百姓的行為是一致的。但作品緊接著寫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這就太過頭了,反而顯得不真實。作者一心想美化劉備,但夸張過分,卻反而造成了“似偽”的不良效果。

其三,《演義》第42回寫趙云將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劉備手中,“玄德接過,擲之于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后人對此時有譏刺,民間甚至有“劉備摔阿斗———收買人心”的俗語,似乎這也是詐偽。其實,在古代爭奪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將有時似乎比妻子更重要?！度龂尽な駮は戎鱾鳌访鞔_記載,在遭受當陽之敗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云等數(shù)十騎走”?！堆萘x》的描寫,可以說是這一史實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觀念有異,亂世英雄與普通百姓的選擇不同,對此不宜作簡單化的負面理解。

其四,對于劉備臨終托孤于諸葛亮之舉,《演義》第85回在史實的基礎(chǔ)上,寫得頗為動情。我在前面已經(jīng)對史實作過分析,這里不再贅述。如果把這視為“詐偽”,不僅沒有貶低了劉備,而且也損害了諸葛亮的形象,我認為是不應(yīng)該的。

此外,“疑似之跡,不可不察”?！度龂萘x》中的劉備,其言行確有“似偽”之處;但從形象的整體來說,其“長厚”大體上還是真實可信的,是其形象的基調(diào),“不是偽”。

結(jié)論是:綜觀中國小說史,在眾多的國君形象,尤其是開國之君形象中,《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后來絕大多數(shù)同類形象難以企及的。因此,盡管他還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個比較成功的、獨具特色的藝術(shù)形象。

人生的三種境界：先見之明、知人之明與自知之明

王國維曾指出，人生的三重境界：

一重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二重守，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三重得，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王國維在人生追求與得意的哲學中，給出了最好的解釋。

我們的為人處世，亦有三重境界： 先見之明是為人處世的智慧，知人之明是待人接物的修養(yǎng)，自知之明是立身于世的成熟。

先見之明的智慧

先見之明：指事先看清問題的能力，對事物發(fā)展的有預(yù)見性。

我們常用見微知著來形容一個人善于通過微小的一面而推測出全篇，并能夠使自己行之有效的處于有利之地。

從現(xiàn)代的哲學觀點來剖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提出：世界是普遍聯(lián)系的。而這又映襯著古人“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論調(diào)。

先見之明之人，能有從交織繁復(fù)的聯(lián)系中抽絲剝繭的能力，抉擇出事物本質(zhì)的那條線索作為選擇依據(jù)。

他們的能于萬般變化中洞察世事，明辨事理；于泰山崩于前中沉著冷靜，謹慎睿智。

三國時期，司馬懿對于李勝的探視有先見之明，故而“裝瘋賣傻”，最終逼魏主“禪讓”，取而代之，“三國盡歸司馬氏”。

未雨綢繆者不會臨渴掘井。然在我們?yōu)槿颂幨乐畷r，最易亡羊補牢之錯，最終累及自身，囿于囹圄之中。

知人之明的修為

知人之明：能看出人的品行才能的眼力。

知人之明者，管中窺豹，由容貌行為現(xiàn)人心。

蘇軾曾在《擬進士對御試策》中寫道：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

知人之明的直接體現(xiàn)，便是做到知人善任。

耳邊不乏這樣的言語：我都開出高薪了都還招不到人或沒想到招進來的是個負心漢，悉心培養(yǎng)最后離職。

其實說的便是作為管理層有無“知人之明”這層修為。

不盡職場，生活亦然。知人之明，可助我們于泛泛之交中找到那個值得真心托付的人。

古人常言：知人知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

說的便是我們在待人接物中，常常會被亂花迷亂了眼，難辨事情真?zhèn)?，常常落得識人不清，應(yīng)了農(nóng)夫與蛇的下場。

自知之明：對自己的優(yōu)點和缺點都有透徹的了解。

俗話說：人貴有自知之明。

先見之明可以是巧合也可是過人的智慧與預(yù)見力，知人之明可以是后天磨礪的眼力亦可是諸如劉邦之流與生俱來的能力。

只要自知之明例外，其他兩者皆建立在對他們的處事中。人是感性且自私的生物。

我們可以理性地去評判其他事對自己的利弊以及其他人事的品行，但在對自身做出評價時去總會潛意識加以修飾。

因此，只有人成熟了，才能更為真切地審視自己，才能做到寵辱不驚。

沒有自知之明的人，就會鬧出螳臂當車般的笑話。

世間最可怕的便是，人一生都沒有自知之明。終其一生，可能都堅信著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短處，也聽不見規(guī)勸。

這不是為著目標而堅定不移，這是目空一切、狂妄自大。

當然，妄自菲薄也是不成熟的一種。與上面相反的是，更多人會在立身處世之時對自己自慚形穢，覺得自己沒有“成材”的潛力，而退卻。

“偏聽則暗，兼聽則明。”能踐行于身，便是成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當然不停地抱怨自己總是一錯再錯、遇人不淑時，可曾思量過人生這三重境界，自己連門都還沒摸到?。?br>
鴿在說

我訴恰是你的心事，

便是你我不語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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