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guī)砹艘黄P于朱元璋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在明太祖朱元璋一生“鐵腕治國”的各類成就里,以他的原話說,這“吾京師養(yǎng)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的“軍事豪言”,確是十分出名的一條。
那這“軍事豪言”,是不是朱元璋吹牛?就得看看明初有多少兵:明朝衛(wèi)所制度下,朱元璋在位時(洪武年間)就有近一百五十萬軍隊。支撐這“百萬大軍”日常物資糧餉的,正是遍布各地的“軍屯”耕地。以明朝軍事制度,每家“軍戶”可以從“軍屯”里“受田五十畝”,且國家劃撥耕牛農(nóng)具,每處衛(wèi)所軍隊“二分守城,八分屯種”,邊境要地則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保家衛(wèi)國的同時也要完糧納稅,即“子粒糧”。
在如此奇特制度下,明朝衛(wèi)所賬面上的軍隊數(shù)量,到永樂年間時已突破了二百五十萬人,弘治年間更達到“官軍原額二百七十余萬”。這么多兵,軍屯真養(yǎng)得起?
其實,明初的日常軍費開支,還來自“諸省供餉”“開中法”“贖納”等途徑,比如明初的山東省,就要長期供應北平(北京)遼東的軍糧,河南負擔起了山西。但“軍屯”確實占了“大頭”。僅是明朝永樂元年(1403)這一年,明朝的軍屯“子粒糧”收入,就達到了2300萬石,相當于宋元時代每年糧食收入的近一倍。永樂年間的軍屯田畝數(shù),更突破了8900萬畝。如此強大產(chǎn)值,正如永樂皇帝朱棣的感嘆:“百姓免得轉(zhuǎn)輸,軍士并無饑窘。”
所以說,雖然朱元璋“不費百姓一粒米”的豪言有些夸張,但這紅紅火火的明代軍屯,確實極大減輕了百姓負擔,更供應了兵強馬壯的百萬大明虎師,撐起了明初一系列輝煌軍事功業(yè)。
而且這“軍屯”的好些貢獻,更是超越歷史。由于明王朝在西北西南大地廣設軍屯,那些“皆給于官”的先進農(nóng)具和農(nóng)業(yè)技術,也就在各地廣泛傳播。比如明初還在刀耕火種的思南府(貴州思南),在軍屯衛(wèi)所的影響下,漸漸“務本力稼”。云南的屯軍也把牛耕廣泛傳播。另外軍屯所及之處,明王朝更廣設“衛(wèi)學”,從東北西北到貴州云南等地都有“衛(wèi)學”存在,深厚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從此似種子一般播撒祖國邊疆各地。
這幾條成就,實事求是說,確實為我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那么問題來了,明朝擁有這么“好處多多”的軍屯制度,怎么到了風雨飄搖的明末崇禎年間,就成了一幅“軍餉發(fā)不出”的鬼樣子呢?特別是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北京城破的前夜,緊急來“勤王”的唐通部,每個士兵竟只得了五錢銀子的賞金,氣得唐通一跺腳帶兵投了李自成。守衛(wèi)北京的“三大營精銳”,由于長期“欠工資”,一個個都躺在城墻上看風景,干看著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曾經(jīng)“擁兵二百萬”且“不用老百姓花錢”的大明朝,怎么就落到這步田地了?
首先一個原因,就是這“不用老百姓費錢”的軍屯制,那歷時百年的衰敗。
雖然到永樂年間時,明代的“軍屯”到達了高峰。但這個“好制度”,說到底還是建立在明初特殊經(jīng)濟條件上。明初歷經(jīng)數(shù)十年戰(zhàn)亂,到處“土地鮮少”“居民荒蕪”,就連曾無比繁華的揚州,都只剩了十八戶人家。這種人少地多的情景,建立“軍屯”當然也就容易。可到了明朝中后期,人口大量激增,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軍屯”也就遭到了破壞。
所以,早在永樂年間以后,明朝“軍屯”的“產(chǎn)值”,也就每況愈下。大量原本屬于“軍屯”的土地,都被各級武將乃至朝中權貴高官們巧立名目侵占。耕種“軍屯”的“軍戶”們,也都淪為了農(nóng)奴。單是到了明朝正德年間時,明王朝賬面上的軍屯土地,就只剩下了1600萬畝,不到永樂年間的百分之十七。就這數(shù)字還“注水”。同時代兵部尚書馬文升就哀嘆說“屯田有名無實”,傳說中的土地,早就被分光了。
“軍屯”到了這個地步,別說給國家軍備“輸血”,就是“養(yǎng)兵”也難。明朝賬面上的“二百萬大軍”,逃跑也成了常態(tài)。比如廣西省,理論上該有十二萬駐軍,到了弘治年間時就剩了一萬八千人。江西南昌左衛(wèi)旗軍,原本該有四千七百多人,到了弘治十六年操練時,竟只有141人。金華千戶衛(wèi)該有一千二百精兵,到了嘉靖年間時,竟只剩了34人……
所以也就不難奇怪,為什么明朝嘉靖年間時,韃靼阿勒坦的騎兵,能夠一口氣打穿明朝北方防線,囂張殺到北京城下,而沿途“理論上”該有的明朝十幾萬邊軍,竟是紛紛躲貓貓。而東南五十三個倭寇,登陸后一路燒殺搶,竟能視沿海衛(wèi)所如無物,一度逼近南京城——軍屯這根“血管”都斷血了,大明朝號稱“二百萬大軍”的國防,當然成了缺血的空架子。
不過在那個時候,明王朝的“家底”仍在,一批有識之士也絞盡腦汁,推動了募兵制的發(fā)展,憑借明王朝強大的國力與正確的規(guī)劃,終于在嘉靖晚期至隆慶早期時,重建了強大的明朝陸海軍,且打贏了“三大征”等大揚國威的戰(zhàn)爭。但為什么到了崇禎年間,這個“成功經(jīng)驗”都不能復制了?因為大明朝攤上的,是一位志大才疏的崇禎皇帝。
不容否認,明朝軍隊發(fā)展到崇禎年間,已經(jīng)問題成堆,除了國家缺錢,軍隊的腐朽敗壞也加劇。將領吃空額也成風。以明末軍隊的“潛規(guī)則”,一萬人的軍餉,往往會被克扣掉四千人。“沒錢發(fā)餉”還引發(fā)了一撥撥叛亂兵變,以至于官軍們“動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居積”成了常態(tài)。但大明的軍備,并沒有爛到不可救藥的地步。
比如就是在崇禎年間,經(jīng)略陜西的孫傳庭,在陜西一片殘破,且面臨戰(zhàn)事壓力的情況。手里“镚子沒有”的孫傳庭,就做足“軍屯”的文章,先火速查清楚陜西軍屯被侵占的實情,然后恩威并施“談條件”。既承認軍屯被占的事實,又迫使這些侵占軍屯的豪門認慫,乖乖繳納賦稅。就是憑著這些錢糧,孫傳庭才組建了著名的“秦軍”,一度拳打高迎祥腳踢李自成,為崇禎殺出“中興”希望。
另外還有盧象升周遇吉等人,也都在艱苦條件下因地制宜,利用明朝軍事制度的框架做足文章,在基本少花朝廷錢糧的情況下苦心打造強兵。盧象升的“屯田”“籌餉”經(jīng)驗,還被崇禎大力推廣,一度積極“抄作業(yè)”的明朝各地邊軍,也一度戰(zhàn)斗力滿血上漲。著名的明清“松錦之戰(zhàn)”上,集合九邊精銳的明軍,就一度硬杠八旗精銳,如果不是關鍵時刻崇禎帝瞎指揮,幾乎就能躺贏。
但最大的問題就在于此,大明在這個特殊年代,“攤上了”崇禎。拋開“瞎指揮”的問題不說,崇禎在晚明軍事建設環(huán)節(jié),至少有兩個致命短板。
首先一個,以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的話說,就是“執(zhí)行耐力”問題。就以明朝京營來說,崇禎登基伊始,名臣李邦華受命整頓京營,一頓大刀闊斧后,京營戰(zhàn)斗力有所提升,甚至還在京城保衛(wèi)戰(zhàn)里硬杠后金八旗。但李邦華也挨夠了罵,不久后就被崇禎解職,但這以后,號稱大明精銳的京營,戰(zhàn)斗力直線下降。到了崇禎十五年時,京營的士兵已是“沿路無籍游棍”扎堆,整個一個流氓軍團,對上李自成?當然一觸即潰。
而且看看孫傳庭、盧象升等人的遭遇,幾乎都是一個套路:都是一開始深受崇禎信任,然后在整軍過程里遭到非議,本應一起扛的崇禎呢?卻是先躲貓貓再犯嘀咕,往往事情還沒辦好,就把干活的人推出去頂缸。孫傳庭的壯烈殉國,盧象升的屈死巨鹿,基本都是被崇禎的瞎指揮坑死。大明軍界遭到這么的“逆淘汰”,就算是金山銀山,也得糟蹋了。
而第二個重要原因,就是崇禎“錢花不對地方”。
后人說起崇禎苦,常嘆息崇禎沒錢。但崇禎真的沒錢嗎?且不說他的“私人儲蓄”,就說每年的加派,就“先后增賦千六百七十萬”。且不說這些錢通過層層疊加,給老百姓加了多少負擔。拿到這些錢的崇禎,倘若能把這些錢用好,打造強兵沒有問題,起碼不至于“發(fā)不出餉”。
可說來嘆息,人生最后幾年的崇禎,軍費都花在誰身上?都花到了王樸、左良玉之流身上。認真打仗的孫傳庭盧象升,由于得罪人多,常常遭非議,非議后就被崇禎百般猜忌。丁點軍費都要從牙縫里摳??上矚g戰(zhàn)場上收好處,遇到戰(zhàn)事就跑路的王樸,卻是屢受封賞。
更典型的是左良玉,此人打仗就知藏貓貓,不打仗時就知奸淫擄掠,可人家“關系網(wǎng)好”,和侯恂等“晚明文壇精英”更是“親生的朋友”。所以別看戰(zhàn)場上跑得快,卻總被崇禎各種“寵”,動不動就是“發(fā)內(nèi)帑犒良玉營將士”。孫傳庭在陜西苦心籌餉時,盧象升率五千殘兵,與清軍數(shù)萬八旗誓師死戰(zhàn)時,從沒見崇禎這么“大方”過。
而到了北京城破前夜,本該“盡忠”的左良玉,卻在武昌安心過著奸淫擄掠的“小日子”。崇禎的錢,算是打了水漂。
甚至,就是在北京城破時,一生以悲苦形象示人的崇禎,還上演了悲壯一幕:把身上僅存的二十多萬兩銀子分給宮里太監(jiān)們,盼著他們能同仇敵愾,給李自成一個難忘的教訓。不料這群“奴才”們拿了錢后,各個鬧哄哄跑沒影——臨了,錢還沒花對地方。
崇禎“為何沒錢發(fā)餉”的問題,看上去是個扛鍋的問題,但仔細看看,這鍋還要他自己扛。“扛鍋”的背后,是能力眼光的差距,對于后世的各行各業(yè),何嘗不是個難忘的教訓。
朱元璋在開國后不久,曾驕傲的說過這樣一句話:朕養(yǎng)兵百萬,不耗國家一粒米。朱元璋憑什么敢這么說呢?因為,在朱元璋多年的推動下,明帝國政府專門開墾出0.89億畝耕地,用來保障軍事開支。這0.89億畝耕地是個什么概念呢?意味著100萬的兵士,相當于每個兵士可以分得近80畝的耕地。
在明朝初年,一個人只要當兵,政府就給他耕地80畝。而且一人參軍,全家光榮,所以每個兵士家里,還有兩三個人,可以以余丁的身份,免除政府的其它差役,因為他們需要幫助兵士耕種這80畝耕地。這也就相當于政府用80畝耕地的使用權,換一個穩(wěn)定的兵役。
換句話說,誰家愿意給政府提供一個壯丁服兵役,并承擔這個兵士的所有開銷和費用,那誰家就可以享受這80畝耕地的使用權,可以收取這80畝地的地租,并且可以因此減免家中至少兩個人差役的權利,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在明朝初年當兵,并不算特別吃虧。
其后,等到政府將這0.89億畝土地都分配給兵士的家屬后,為方便管理,明帝國就有了軍戶這種特殊的利益群體。在這種背景下,明朝初期兵士的日常開銷,其實就相當于是由自己兵士的家人耕種這80畝地或者收取這80畝地的地租來供養(yǎng),也正因為此,朱元璋才敢公開宣稱,自己養(yǎng)兵百萬,不耗費國家一粒米。
但是,隨著時間流逝,軍屯這筆國有資產(chǎn),慢慢開始流失。因為,在和平年代,軍就是一個數(shù)字。換而言之,差不多就行,沒有人會真正篩查兵士是否合格。當然,你貪污軍費、吃空餉,隊伍也依然可以照常運轉(zhuǎn),至少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會發(fā)現(xiàn)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在這種背景下,大家對于軍事系統(tǒng)的資源,自然是你一塊磚,我一塊瓦的搬。最常見的行為就是,軍官們與地方官員相互勾結,隨便掛個空餉、或者找些老弱殘兵來頂替,然后將這些土地逐步變成自己私人的。
這樣發(fā)展下去,等到了崇禎時期,這0.89億畝耕地早都已經(jīng)全部成為官員們的私人財產(chǎn),所以等到再次要打仗時,各個軍區(qū)都是嚷著沒錢發(fā)軍餉,皇帝想追查相關問題,也是無從查起。因為,這種事情的源頭,那要推到一百多年前,現(xiàn)在又還如何能分的清楚?而且參與相關的事情的人,也是人山人海,又如何來追究?
所以,最后軍人的所有日常開銷,只能由國家財政收入來承擔。但問題是,按照名冊上的兵士人數(shù),相關軍費絕對是筆天文數(shù)字,而當時明帝國的財政收入,早已經(jīng)被官僚集團沉沉盤剝后入不敷出。
更可怕的問題還在于,一枝在冊十萬人的隊伍,到底真正有多少兵士,恐怕只有上帝知道,而最后相關軍費究竟有多少落實到兵士手中,恐怕同樣也只有上帝知道。在這種背景下,明帝國中央政府永遠都在缺錢,廣大兵士們永遠被是各種欠餉,而各級官員和軍官們永遠在要錢。
關于朱元璋用軍屯養(yǎng)兵,崇禎卻無錢發(fā)軍餉問題,比較復雜。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元末明初人口銳減,大量土地荒蕪。朱元璋建國開始就利用根據(jù)地籌餉,建立衛(wèi)所軍屯制度。這在當時是有利的措施。軍隊糧餉大多依賴軍屯解決。但是不用百姓一粒粟解決軍餉的說法出自朱元障之口,無非是贊揚自己推行的衛(wèi)所軍屯制。在明代前期和中期問題不大,萬歷之后,邊患漸多,流動作戰(zhàn)又多又大,軍屯制度弊端漸顯問題。萬歷三大征,基本耗盡國庫積蓄,正稅之外屢次加征軍餉,特別是明后期,邊餉、遼餉開征,連民間也無積蓄。這與明前期和中期大不同。不存在衛(wèi)所完全自給,還要依賴戶部統(tǒng)籌才行。明初、中期各衛(wèi)所維持本地治安,軍屯收入大體可自給。從三大征開始,到九邊防御、遼東戰(zhàn)事和內(nèi)地平叛時期,軍餉自給已落空。明代改革很少,初期創(chuàng)軍屯直至明亡未改。
二、中后期軍戶逃亡,軍屯收入減少。明代軍戶制度僵死不變,軍戶負擔過重,許多軍戶棄屯逃亡,兵員減少,屯糧減少。無戰(zhàn)事衛(wèi)兵員驟減三、二千人。原設計每衛(wèi)5600人,都不足編。永樂初期垛集山東沿海七衛(wèi),改名屯田捕倭軍,七分耕種,三分值守。這種調(diào)整適合當時和平環(huán)境。明中后期北境設九鎮(zhèn),遼東衛(wèi)所宻布。洪武時最多內(nèi)外衛(wèi)多達300余處,嘉靖后北方加大屯兵,沿?;蚣有l(wèi)所或加兵丁,負擔很重。軍戶負擔加重,導致逃亡更多。軍屯收益遠不及民戶。由軍屯優(yōu)勢漸成劣勢。亦兵亦農(nóng)變成非兵非農(nóng)。大量集中用兵,衛(wèi)所土地撂荒,軍屯弊端明顯。但朝廷并沒有改革舊制,軍隊沒有專業(yè)化,原本設計的亦兵亦農(nóng)屯田兵制,不再適應明后期的集中用兵。
三、軍屯制降低軍人素養(yǎng),種地不及農(nóng)民,打仗不及專業(yè)軍人。因為這種半軍事化組織,朝廷用兵時需從各衛(wèi)所抽調(diào)拼湊,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很少有強兵勁旅出顯。閩浙倭患依靠戚繼光帶兵前往,連修長城也得戚繼光去。明代后期軍隊戰(zhàn)力很低。對遼東用兵和對內(nèi)平叛浩浩蕩蕩出征,卻一觸即潰。李自成乘荒災而起,10多年間勢成燎原,陷北京亡大明,并非軍事上有多少優(yōu)勢,是明廷失人心和軍人無能所致。幾百萬軍隊內(nèi)不能平亂,外不能御敵。
四、關于崇禎缺餉問題,原因不在軍屯。大量用兵時期,即是內(nèi)衛(wèi)和邊衛(wèi),只要有戰(zhàn)事基本都集中朝廷用兵,軍屯荒廢。關鍵在于兩點:一是農(nóng)民起義烽火連天,北方省份大多卷入,起義軍所到搜刮一空,官府沒法征賦征糧。自崇禎元年至明亡莫不如此;二是萬歷以來國庫虧空,寅征卯糧用兵支出越來越多,國空民窮;三是貴族繁盛,宗室權貴占據(jù)大量資源,減少朝廷收入;四是崇禎11年開始,全國災害持續(xù)至明亡,江北省份赤地千里,流寇流民遍及大半疆土,越剿越多;五是內(nèi)外用兵空前增加,費用支出浩大。在天災人禍疊加的情況下,收入減少而支出翻番。權貴們的捐贈也成杯水車薪。崇禎缺糧少錢是自然的。比不得明初,也比不得萬歷及以前。天災人禍等多重打擊,摧毀了明朝大廈。
況且崇禎等死要面子,無力回天卻內(nèi)外開戰(zhàn),連一點戰(zhàn)略迂回都不敢想,只能敗亡。死得悲壯,于事無補。
總之,崇禎一朝,有可憐之處,也有可恨之處。這就是歷史的必然。任何假設都沒有用。崇禎背鍋也是必然的。有人說魏忠賢若在,外可退兵,內(nèi)可籌餉。完全是不顧史實,胡說八道。崇禎初年,內(nèi)亂未成氣候,外患未成燎原,日子艱苦,未致亡國。應該是天災人禍和歷史積弊三重疊加摧毀大明風雨飄搖的朝廷。
反映了軍屯之制的作用。
屯軍之制的內(nèi)容:
明初土地荒蕪,國庫空虛,鞏固邊防解決糧餉是移民的重要目的之一。明太祖為了加強國家的武裝鞏固邊防,在全國各地設立衛(wèi)所制度,曾遷山西平陽民“選民丁,立都所,置衛(wèi)屯田”。軍士別立戶籍,軍戶由國家分給土地屯田自養(yǎng);平時軍士由衛(wèi)所路官負責操練、屯田,戰(zhàn)時則歸部派遷的部兵統(tǒng)領。明朝政權規(guī)定每百名軍士發(fā)給牛40頭以及其他農(nóng)具。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nèi)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士受田50畝為一份,征糧12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余糧為本衛(wèi)所軍官俸糧。由于實行了軍屯,軍糧有了保證,邊防也得到鞏固。洪武20年7月守大寧前軍都督僉事稱“所筑大寧兩城,見貯糧粟。大寧31萬石,松亭關58萬石,會州25萬石,足供數(shù)年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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