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忽必烈調(diào)兵10萬,命大將伯顏為帥出師伐宋,元軍攻勢凌厲,南宋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好在有長江天險,元軍不知道從何處可以渡江,所以使南宋軍隊得到了暫時的喘息。然而不久之后,元軍就從水較淺的陽羅堡處渡過長江,長江防線瞬間被突破,元軍長驅(qū)直入,相繼攻取了多處戰(zhàn)略要地,并于1276年進攻南宋都城臨安,5歲的南宋皇帝恭宗被俘,南宋政府在臨安城里舉行了和平受降儀式。
這次渡江戰(zhàn)役給南宋造成了沉重打擊,從此以后,南宋政權再也組織不起有效的力量與蒙古兵抗衡了。那么,元軍是怎么知道陽羅堡處的水比較淺呢?
原因竟然是由于南宋將士偷馬造成的。原來,兩軍陳兵長江兩岸對陣之際,宋軍見對岸元軍的馬匹又多又壯,十分羨慕,就起了偷馬的念頭;南宋方面駐守淮河的將領也很貪心,支持手下的士兵過江盜馬,便派了一些士兵在夜色的掩護下,從陽羅堡處涉水過江,到達對岸后,偷偷地將元軍的馬匹牽走……就這樣,宋軍士兵每天夜里都過江盜馬,因為元軍認為長江水深不可涉,所以沒有絲毫防備,宋軍因此屢屢得手。
雖然蒙古軍隊的馬匹多得數(shù)不過來,但馬匹被盜之事還是引起了將士們的注意,于是便加強了巡邏,結果,一天晚上,幾名宋軍士兵剛剛接近元軍的馬廄,就被元軍逮個正著。元軍對被俘的宋朝士兵嚴刑拷打,目的只有一個,逼迫他們說出是從什么地方過江的。宋朝士兵受刑不過,只好招了:“我們是從陽羅堡過來的?!?/p>
元軍大喜,立即派人前往陽羅堡勘察水況,結果,發(fā)現(xiàn)這個地方水很淺、水流不急,適合大隊人馬過江。伯顏立即將數(shù)萬大軍集合到陽羅堡,一聲令下、全線出擊,很快就渡過了長江、攻上了南岸。
與馬匹相比,長江的水況資料的價值顯然要高出許多倍,但宋軍將士因貪圖幾匹馬,卻暴露了長江的水況,引發(fā)了傾國之敗。
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5年),安史叛軍最終還是攻入了大唐帝國的首都長安城。為了活命,驚慌失措的玄宗皇帝帶領著自己的貴妃和文武百官連夜慌忙逃亡蜀地。逃亡途中,玄宗皇帝號召天下百姓出兵勤王剿滅叛賊,以求再興唐室。雖然“安史之亂”成為大唐帝國由盛轉(zhuǎn)衰的轉(zhuǎn)折點,但是經(jīng)過八年平叛唐帝國最終還是撲滅了叛亂,維護了國家的統(tǒng)一。
三百七十多年后,同樣是首都失守,北宋王朝卻沒有了大唐帝國卷土重來的實力和運氣,最終只得退守長江以南地區(qū)偏安一隅。面對同樣的境況,究竟是什么原因讓兩個王朝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呢?為什么宋朝不能像唐朝一樣收復故地,重振朝綱呢?
強干弱枝,地方實力遭過度削弱
不同于唐朝地方權重,為了避免唐末五代以來藩鎮(zhèn)割據(jù)的局面再次上演,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便在行政、財政和軍事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來著手加強中央集權,從而削弱地方與中央叫板的資格。
1. 行政方面在加強中央集權方面,宋代政府最典型的一個做法便是委派文官擔任各地方長官,不再讓武將擔任地方行政長官,以此徹底斷絕武將割據(jù)的政治土壤。
除了委派文官,宋代還將地方行政權力分為不同部分,使各個部分之間互不統(tǒng)屬,相互牽制,除了中央誰也不能獨霸一方。
以宋代地方行政最高一級“路”為例,在宋代,每一路的最高長官為四個監(jiān)司官,分別為安撫使(掌一路軍事)、轉(zhuǎn)運使(掌一路財賦)、提刑按察使(掌一路司法)和提舉常平使(掌一路大災救恤)。這四個長官,在行政級別上為平級,彼此之間互不統(tǒng)屬,直屬中央管轄。
一旦地方有事,便在中央的指導下統(tǒng)一議事,然而一旦中央有變需地方支援,那么這些一下子沒了主心骨地方長官便會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彼此之間相互推諉扯皮,根本沒有辦法有效地組織起本地的力量去援助中央。
2. 財政方面在唐朝,地方稅收除了上交中央一部分外,絕大部分還是由地方自己保留的,但到了宋朝確實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情形。
為了斷絕地方割據(jù)的財政基礎,北宋建立之后便規(guī)定地方財政收入除了衙門日常開支外其他的全都由轉(zhuǎn)運使負責解送中央。這種做法幾乎相當于把地方財富全都轉(zhuǎn)移到了中央,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地方政府財政日趨貧弱。地方一旦發(fā)生緊急狀況,除了仰仗中央財政撥款,地方政府根本就束手無策。
3. 軍事方面宋代軍隊分為兩種,一種為禁軍,即中央衛(wèi)戍部隊;一種為廂軍,即地方留守部隊。
為了將軍事大權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手里,宋代開國后便將挑選各地方精壯士兵進京衛(wèi)戍,稱為禁軍;而各地留下的老弱病犯、不能作戰(zhàn)的部隊只負責在地方打雜,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需要征召勞力,便讓這些人去做。
由于地方廂軍大多都是擺設,根本沒有什么作戰(zhàn)能力,因此各地方對于中央就沒有了軍事威脅,但同等道理,這些地方廂軍面對外敵入侵時,也同樣沒有任何戰(zhàn)斗力。面對金軍入侵,連國家精銳中央禁軍都不能抵擋,就不要說戰(zhàn)斗力更差的地方廂軍了。
上圖_燕云十六州
消極防守的立國政策與大唐帝國積極開拓進取的心態(tài)不同,由于北宋立國之初國防形勢和國防資源的劣勢,久而久之北宋統(tǒng)治者及其官僚集團便采取了一種消極防守的國家政策。
自五代時期后晉開國皇帝石敬瑭將燕云十六州讓與遼國后,中原王朝便盡失北方藩籬。從燕云十六州到黃河沿岸地區(qū)皆是一片大平原,而北宋又恰恰定都開封,這樣開封便完全暴露在地方鐵騎威脅之下。除了黃河,開封便無險可守。
從北方燕云十六州進攻,北方少數(shù)民族鐵騎可如入無人之境,不到一周時間便可直達黃河岸邊,進而直接威脅北宋都城??梢哉f自北宋立國伊始便是沒有國防可言的。
除了國防形勢的劣勢外,相比于唐朝北宋的國防資源也是處于劣勢之中。
眾所周知,要想對付北方少數(shù)民族,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是十分重要的。而自古以來中國馬匹產(chǎn)地只有兩處,一是西北地區(qū),一是東北地區(qū)。
盡管唐朝“安史之亂”的爆發(fā)使唐朝暫時丟失了東北地區(qū)的優(yōu)良馬匹,但是西北馬匹產(chǎn)區(qū)仍牢牢控制在唐帝國手中,因此軍隊所需馬匹仍可得到充足供應。而宋朝開國時,不僅東北地區(qū)被遼國牢牢占據(jù),連西北地區(qū)也被西夏所拿去。
面對國防形勢和國防資源的劣勢,無奈之下北宋整個時期的立國政策都是處于消極防御之中的。消極防御久了,便慢慢喪失了主動進攻的勇氣和實力,地方也會慢慢放松武備,一旦國家有變,地方便很難整合力量進行反擊。
上圖_李亨(711年—762年),即唐肅宗
重文輕武,皇帝和文官集團對武將的處處掣肘“安史之亂”后期,唐王朝之所以能夠翻盤逆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唐朝對于武將集團的重視。因為唐肅宗對武將的重用,放心地將軍權交給了李光弼和郭子儀,所以他們才能在毫無后顧之憂的情況下鎮(zhèn)壓安史之亂。
在宋朝立國之初因為趙匡胤定下了重文輕武的國策,這樣也便定下了文官集團高于武將集團的政治前提。對于宋代文官集團來說,無論是國家利益還是民族大義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武將集團不能動我文官集團的奶酪。
上圖_宋朝官員
由于對武將集團的不信任,宋朝歷次對外戰(zhàn)爭中無一不是由文官甚至太監(jiān)擔任最高統(tǒng)帥和進行戰(zhàn)略決策。盡管宋朝出現(xiàn)過范仲淹、文彥博和和虞允文這樣文武雙全的文官,但是大部分情況下居廟堂之高的文官集團是根本不了解前線戰(zhàn)事瞎指揮的。
更有甚者,由于擔心武將集團在戰(zhàn)爭勝利之后地位超過文官集團,不顧國家安危臨陣換將的景象成為了宋朝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北宋著名將領狄青,正是因為名望日隆引起了皇帝和文官集團的猜忌而被出判陳州,最終落得個抑郁而終的下場。
武將在外拼死作戰(zhàn),皇帝和文官不僅不能全力支持,反而卻處處掣肘,這樣的朝廷焉能不???無論是被高宗連續(xù)用十二道金牌召回并冤殺在風波亭的岳飛還是報國無門、只能將滿腔激情寄寓詞作中的辛棄疾,我們都能看出宋朝武將報國無門的無奈和憤懣。
上圖_岳鄂王像(《南陵無雙譜》)岳飛像
中央集權的不同程度是唐宋兩朝面對同一境況不同結果的最根本原因。北宋時期,由于集權中央,北宋可謂是傾全國之力供養(yǎng)中央,地方政府的力量受到了極大的削弱。首都陷落后,相當于北宋全國的大半力量都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再加上帝國長期以來消極防御的國策和統(tǒng)治者的懦弱無能、文官集團對武將的處處掣肘,全國力量根本不能得到有效整合,宋朝的全線潰退是早已注定的事情。
天時、地利、人和,逐一失去,能不被滅嗎?
一、天時
農(nóng)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激烈爭奪貫穿整個冷兵器時代。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旦有強大領袖人物完成內(nèi)部整合,必然成為中原王朝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然而,游牧民族一般分裂成諸多部落,沒有形成完整的國家形態(tài),各部落均桀驁不馴,完成內(nèi)部整合的概率不高,因此,多數(shù)時候,中原王朝是安全的。
很遺憾,宋朝就遭遇到完成內(nèi)部整合的強大游牧民族,而且一連遭遇三個(如果加上黨項族的西夏,則是四個),耶律阿保機、完顏阿骨打、鐵木真均是不世出的英雄豪杰,大宋時運如此不濟,夫復何言!
二、地利
中原王朝由于缺乏戰(zhàn)馬這一冷兵器時代的重要戰(zhàn)略物資,在平原戰(zhàn)場上作戰(zhàn)非常不利,因此,農(nóng)耕民族需要借助地利守衛(wèi)邊疆。然而,宋朝建立前,后晉石敬瑭已經(jīng)將幽云十六州割讓給遼國,宋朝一直無法恢復(遼朝覆滅時曾短暫象征性恢復)。
從此,宋朝失去太行山脈與燕山山脈的地利,游牧民族南侵可以直接從華北平原發(fā)動,成為宋朝的心腹大患。同時,北宋首都開封乃四戰(zhàn)之地,易攻難守,也無地利可恃。
三、人和
北宋末年,新舊黨爭極其激烈,朝政混亂,宋徽宗忙于修仙,又大興土木,修建艮岳,搜羅花石綱,導致民怨沸騰,農(nóng)民起義不斷。
南宋末年,在位時間四十年的理宗寵信奸相賈似道,朝政紊亂;又聽信讒言召回西南名將余玠,導致余玠憂憤而卒,巴蜀防線逐漸崩潰。
除此之外,蒙古也是歷史上罕見的超級軍事強權,橫掃亞歐大陸,軍事實力對比懸殊也是宋亡的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宋朝分為北宋和南宋兩個歷史階段。其中,就南宋來說,南宋(1127-1279年),北宋王朝覆亡后,趙構定都于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建廟稱帝,延續(xù)宋統(tǒng),國號“宋”,史稱南宋,北宋都是宋朝的一部分,共傳七世九帝,享國一百五十二年。具體來說,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幸免于難,定都于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公元1138年,宋室遷都臨安府(今浙江杭州)。公元1141年,宋、金達成紹興和議,南宋放棄淮河以北地區(qū),雙方以淮河-大散關為界。
在此之后,金國幾度南下都未能消滅南宋,南宋數(shù)次北伐也無功而返,雙方逐漸形成對峙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面對強大的金國,南宋以防守為主。不過,南宋也曾組織了多次北伐。比如在南宋初期,岳飛等人的北伐,無疑對金國造成了不小的威脅,也即如果不是被冤殺,岳飛北伐有望創(chuàng)造更大的戰(zhàn)果。而在岳飛之后,南宋還進行了開禧北伐。那么,問題來了,南宋的開禧北伐,初期形勢一片大好,為何宋軍最終還是兵敗呢?
首先,就開禧北伐的歷史背景來說,宋寧宗這位皇帝在位時,在與金朝的關系上,又逐漸趨于緊張。宋寧宗因為不滿金朝蠻橫要求按舊時的禮儀行事,對自己受屈辱的地位感到不滿,因此他也支持韓侂胄對金朝采取強硬的措施。當然,這也是因為金國和南宋對峙之后,前者的戰(zhàn)斗力也呈現(xiàn)出相對下滑的趨勢,這讓南宋認為具有了和金國展開較量的條件。開禧元年(1205年)四月,宋寧宗采納韓侂胄的建議,崇岳飛貶秦檜,追封岳飛為鄂王,削去秦檜死后所封的申王,改謚“謬丑”,下詔追究秦檜誤國之罪。
對此,在筆者看來,這些行為,顯然是在北伐金國奠定聲勢,并且鼓舞了南宋主戰(zhàn)派的信心。不久之后,也即同年五月,宋寧宗下詔北伐金朝,史稱“開禧北伐”。就“開禧北伐”來說,氣勢正盛的南宋大軍,確實在一開始取得了不錯的戰(zhàn)績,比如收復了泗州等地,但是,從最終的結果來看,宋軍還是失敗了。對此,在筆者看來,南宋的開禧北伐,初期形勢一片大好,最終卻是宋軍失敗,其原因主要分為以下幾點。一方面,南宋一方?jīng)]有進行充分的準備,這是其最終敗給金國的重要原因。
開禧二年(1206年),南宋大臣韓侂胄未作充分準備,便貿(mào)然發(fā)動北伐。眾所周知,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充分的準備就和金國展開一場大戰(zhàn),顯然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對于開禧北伐來說,方案是在公元1205年才剛剛通過的。不到一年之后,也即公元1206年,南宋就派出大軍進攻金國了。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諸葛亮在公元225年平定了南中地區(qū)的叛亂,然后準備了三年時間,才在公元228年正式北伐曹魏。對于千古名相諸葛亮,都需要數(shù)年時間的準備,才敢發(fā)動北伐,而就才能遠遠不如孔明的韓侂胄,顯然在開禧北伐上比較倉促和急躁了。
另一方面,在開禧北伐初期,宋軍紛紛出擊,山東京東招撫使郭倪派兵攻宿州(今屬安徽),建康府(今江蘇南京)都統(tǒng)制李爽率部攻壽州(今安徽鳳臺),江陵府(今屬湖北)副都統(tǒng)制皇甫斌攻唐州(今河南唐河),江州(今江西九江)都統(tǒng)制王大節(jié)攻蔡州(今河南汝南)。對此,在筆者看來,南宋大軍兵分多路,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其兵力過于分散,這無疑給金國大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
要說宋朝的軍事實力,其實還真不算弱,只是宋朝面臨的對手都太強大了,換其他的王朝可能早就滅亡了,不要說北宋,南宋其實真正的軍事實力也不弱。蒙古橫掃歐亞大陸,南宋是堅持50余年,已經(jīng)非常了不起了。
但還是得說,雖然北宋確實擁有較好的軍事基礎,像宋太祖趙匡胤就是武將出身,再包括楊業(yè)、狄青等等,都是非常能征善戰(zhàn)的勇將,但由于趙匡胤屬于武將篡權,著名的黃袍加身讓趙匡胤當上皇帝,卻也讓他看到了武將對于一個王朝威脅,所以此后其實北宋一直秉承了重文輕武的理念。
楊業(yè)
宋朝的武將和文官地位根本不就沒法比,宋朝是文人的天堂,武將的地獄,看看狄青和后來南宋的岳飛等人的下場就知道了。
提到北宋的大名士,那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大師輩出,在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包括王安石、歐陽修、寇準、司馬光、范仲淹、黃庭堅、蘇軾等等。所以北宋在文化和經(jīng)濟領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崇文的特點被發(fā)揚光大,而尚武的精神也因此而被抑制住了。
狄青
在北宋即便有良將也大多都不受重用,朝廷寧可讓童貫這樣的太監(jiān)去指揮軍隊也不信任武將,可見當時對武將的排擠到了什么樣的程度。
像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我們一直當正面例子來說,其實仔細想想也不免毛骨悚然,宋太祖雖然沒對為自己打天下的武將下殺手,但是讓他們交權的目的也非常明確了,就是出于對武將的不信任,“功成名就身先死,野獸已盡而獵狗烹”。
聯(lián)金滅遼
雖然不得不說后來北宋聯(lián)金滅遼是把自己推向深淵的導火索,是重大的戰(zhàn)略錯誤,但沒有因也就沒有果。正是因為北宋重文抑武的政策導致了我們在對待北方游牧民族的戰(zhàn)略上總處于被動,最終的結果也就難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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