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節(jié)度使是什么官職主要職責是什么

唐朝時期節(jié)度使的存在成為了威脅中央政權的存在，安史之亂將盛唐拖入了深淵，也未晚唐的藩鎮(zhèn)割據埋下了伏筆，不過節(jié)度使最開始的時候，只是一種稱謂，連正式官職都不是，那么節(jié)度使是如何轉變，一步步成為后來集軍、政、財三權于一身的藩鎮(zhèn)，最終成為可不聽朝廷號令的地方軍事力量。

節(jié)度使成為能夠左右大唐帝國命運的存在，是在唐玄宗時期多種國策影響影響形成的最終產物，這里有大唐國運至中期，出現了最為根本也是最為致命的問題，也就是土地兼并，任何統(tǒng)一王朝的滅亡都套不脫這一問題，同時還有還有的就是，唐玄宗后期開始奢靡享樂，節(jié)度使主動或被動攬權。

唐朝初期兵制是府兵制，《新唐書.兵志》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wèi)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yè)，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

也就是國家賦予府兵田地，府兵平時為民，戰(zhàn)時為兵，且府兵需要自備軍械，此法是大唐養(yǎng)兵而不許令國家財政負擔，而且最主要的是，遇到戰(zhàn)事，府兵臨時征召，再由朝廷委派將領去統(tǒng)領，打完仗，府兵歸府，將領回朝，將領永遠無法掌握一支忠于自己的軍隊，也就無法用軍隊造反。

唐朝前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關中府兵是全國精銳，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這也保證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軍事統(tǒng)治地位，但是這種情況在都了唐玄宗時期就改變了，原本的“行軍”，也就是府兵輪番駐守邊疆，變成了后來的“鎮(zhèn)軍”，也就是組建區(qū)域邊鎮(zhèn)，布置重兵常年駐守，以應對邊疆的軍事威脅。

節(jié)度使一詞是在唐高宗時期出現的，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帶使持節(jié)者，始謂之節(jié)度使，猶猶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jié)度使。一開始節(jié)度使只是一種稱謂，也就是持節(jié)督軍事的一種權力代稱，當賀拔延嗣被任命為河西節(jié)度使時，節(jié)度使才正式成為唐朝的官職，賀拔延嗣也成為了大唐第一位節(jié)度使。

唐高宗時期在邊鎮(zhèn)方面的軍事改革是國內外形勢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于內，大唐的府兵制已經出現崩壞的苗頭，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wèi)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wèi)不能給。邊疆府兵開始出現逃逸的情況，唐帝國就不能保證在邊疆保持對各方敵對勢力的軍事壓力。

同時以往唐朝的軍事結構也不適合唐高宗時期的國情，原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zhèn)，當時唐朝的軍事結構主要還是小型的分散在邊疆各地的軍鎮(zhèn)，但是這種軍鎮(zhèn)一般只能駐守幾百人，但是在實際戰(zhàn)爭中，敵方騎兵大多集中數萬騎兵，快速機動，選擇唐軍防御弱點而攻擊，那么唐朝一開始這種遍地開花般的防守策略就不合適了。

所以在邊疆建立集中兵力的重型邊鎮(zhèn)是個合適的選擇，節(jié)度使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登上了歷史舞臺，節(jié)度使也就不再是戰(zhàn)事發(fā)生時，由朝廷臨時任命的朝中大臣，成為了常年在邊疆駐守的封疆大吏，不過一開始節(jié)度使的自主權還不大，畢竟府兵制雖然開始出現崩壞的苗頭，但是府兵制依然存在，一直到了唐玄宗時期。

唐玄宗時期，有一個歷代王朝到了中晚期后，都解決不了的問題，也就是土地兼并，《新唐書.食貨志》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后，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后國家侈費無節(jié)，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大唐中央政府的財政嚴重依賴于開國時制定的均田制和租庸調，也就是國家將田地定額給予百姓，百姓要上繳租稅以及服徭役，但是到了唐玄宗時期，土地兼并之風日盛，加之人口的增加，令土地相對減少，本來租庸調之法對百姓并不是太大壓力，可是隨著國家能夠支配分給百姓的土地變少，而租庸調卻不改變，這就讓百姓身上的賦稅徭役變重，百姓還是逃脫戶籍令均田制崩壞，大唐的財政收入逐漸萎縮。

伴隨著均田制的崩壞，府兵制也是出現了同樣的問題，面對府兵制難以提供足夠充足的兵員，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wèi)。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wèi)」，此時就已經預示了府兵制即將退出歷史舞臺，而“長從宿衛(wèi)”在本質上已經是募兵制了，也就是彍騎之法，由唐朝財政負擔軍費，此時的“長從宿衛(wèi)”已經算是職業(yè)軍人了，而不再是府兵制的兵農一體。

而府兵制也尚未退出，開元十一年至天寶年間，唐朝的軍事征兵結構是募兵制和府兵制同時存在的，不過自天寶以后，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沖諸府至無兵可交，彍騎之法所招募的京師宿衛(wèi)到后來已經變成了“其他皆能，唯打仗不能”的士兵，六軍宿衛(wèi)皆市人，富者販繒彩、食粱肉，壯者為角牴、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至此彍騎之法和府兵制已經徹底失去了其為朝廷提供優(yōu)質兵員的作用，但是唐玄宗時期又是唐朝的多事之秋，面對吐蕃，南詔以及東北的奚和契丹，至玄宗開元、天寶間，北方逐漸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zhèn)、北庭伊西8個節(jié)度使區(qū)，加上劍南、嶺南共為10鎮(zhèn)。唐朝在邊境的各方節(jié)度使掌握著數十萬，到了天寶年間，府兵制徹底被廢止后，各地節(jié)度使也就有了自己募兵的權利，府兵后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zhèn)之兵盛矣。

此后各方節(jié)度使所轄之兵逐漸開始成為節(jié)度使的私兵，因為節(jié)度使掌握著他們的生殺、賞罰、升降等權利，同時他們還有大多世代以軍旅為家，子承父業(yè)，這就導致士兵對節(jié)度使的依賴性很高，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節(jié)度使也就慢慢完全掌控了軍權。

而且這也引發(fā)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唐朝財政不足以供養(yǎng)邊境數十萬將士，唐玄宗初期是想要恢復均田制的，還特意下發(fā)詔令，但是已然阻止不了土地兼并和戶籍逃逸，在均田制的崩壞之下，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jié)矣。國家收支嚴重失衡，所以唐玄宗一朝，他最喜歡的一類官員就是能夠為自己斂財的人。

《舊唐書.食貨志》開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剩田：色役偽濫，及逃戶許歸首，免五年征賦。每丁量稅一千五百錢，置攝御史，分路檢括隱審。得戶八十余萬，田亦稱是，得錢數百萬貫，玄宗以為能，數年間拔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

唐玄宗執(zhí)政初期，還是很有干勁的，也能任用賢能，通過正當的國策來為國家財政開源，宇文融就是最早的一個代表，其后還有楊崇禮楊慎矜父子以及韋堅為朝廷增加收入，可是他們都沒有人可以改變均田制崩壞的局面，均田制才是大唐財政的根基，而到了唐玄宗晚期，隨著自己懈怠政務，開始過起了奢靡的生活，朝廷開支就更大了，所以其晚期才會出現那么多奸臣，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能夠為唐玄宗瘋狂斂財，以滿足唐玄宗的“晚年生活”。

比如奸臣楊國忠，及安祿山反于范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眾于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行錢百萬。國家動亂之際，他還能給唐玄宗斂財，如果說他心能夠用到正確的地方，沒準也會成為一位干吏啊。

話說回來，唐朝財政凋敝，不足以供養(yǎng)邊鎮(zhèn)駐軍，所以朝廷只能下方財政大權于節(jié)度使，讓他們自行解決，《新唐書.百官》記載了節(jié)度使可以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略使，支度使主管軍需的官職，營田使掌管屯田諸事宜，手握軍權和財權的節(jié)度使自然就逐漸成為了日后的藩鎮(zhèn)。所以說唐玄宗時期，由于國內均田制遭到破壞而導致的府兵制崩潰以及財政問題，讓唐王朝逐漸將軍權和財權下放于節(jié)度使，經過安史之亂后，各方節(jié)度使權勢更加擴大，朝廷已無力制約，只能實行安撫之計，直至唐王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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