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朝士大夫和底層百姓之間的矛盾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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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市民文化發(fā)達著稱，文藝趨向于市俗化、平民化，城市也有突出的發(fā)展，因此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的文藝高峰。而宋代文學當中也頗有如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中"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這樣官民關系如魚水般融洽的例子。

然而宋代士大夫和底層百姓之間的壓迫和矛盾，實質(zhì)上是發(fā)展到了極點的。著名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就評價宋朝"財取于萬民，唯恐其有余.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顯然宋代的市民文化發(fā)達，文藝生活豐富只是史料給我們展現(xiàn)出的表象。當我們掀開表面那一層浮華溫情的外衣，百姓遭受吸脂吮血的慘狀會將一切的幻夢徹底打碎。

庶族士大夫的蛻化

宋代被公認為庶族士大夫政治的開端，宋代士大夫屬于隋唐以后新型的士大夫。然而這絕不代表庶族士大夫較東漢至隋唐的士族門閥要進步。

當庶族士大夫未曾掌握高層政治權力，主要站在民間抨擊士族門閥的腐朽以及對于政治權力的壟斷時，他們是具有很高進步意義的。而入宋之后，科舉制度的完善，印刷術的發(fā)展，也使得庶族士大夫徹底取代士族門閥站上了歷史舞臺。

然而一切權力都需要制衡才能保持其良性運轉，而宋代對于士大夫的過分優(yōu)待乃至縱容，使得士大夫階層嚴重失控。宋朝不僅重文輕武，以文官駕馭武臣，且存在著或在事實上存在著一個不殺士大夫或不輕殺士大夫的所謂的祖宗家法，使得士大夫們獲得了過分的自由，運用階層特權時顯得肆無忌憚。

而宋代士大夫對于底層百姓的歧視，也達到了漢代以來的高峰。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在宋代成為了士大夫們挾制君主的一條口號，他們卻極少考慮底層百姓的利益。哪怕是出身極寒微的知識分子，"朝為田舍郎"，一旦"暮登天子堂"，成為統(tǒng)治階級，馬上對底層人民表現(xiàn)出高人數(shù)等的姿態(tài)。文彥博對宋神宗所說的"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可以代表宋代大部分士大夫的心聲。

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說：自古役人，必用鄉(xiāng)戶，猶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看蠓蚓栌H戚棄墳墓以從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蘇東坡已經(jīng)算是比較能體察民情的宋代知識分子，尚且將底層百姓比喻成牛馬，認為他們合當提供勞役，而士大夫就天然應該享樂。這種話語在現(xiàn)代看起來如果被"人民公仆"們說出來，無疑是無恥讕言，而蘇軾卻能講得天經(jīng)地義。

庶族士大夫與富民的勾結

然而，我們確實看到宋代有大量官民相處融洽，官吏為百姓謀福利的記載，這是否矛盾呢?

除了建立政績謀求升遷之外，我們必須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口中的"民"，往往并非底層百姓，而是地主豪強等富民。

宋代的戶籍稱作"五等版籍"，分為主戶和客戶，客戶即佃農(nóng)，而主戶依照財產(chǎn)等級分為五等，其中一二等擁有150畝以上的田產(chǎn)，屬于地主階級。

宋代士大夫對于三四五等的主戶，以及沒有自己耕地的客戶，其實是極盡歧視的。而他們往往提到的民，事實上只包括一二等的富民，他們與士大夫階層聯(lián)系緊密。如王安石變法時，士大夫紛紛反映民情不樂，事實上是因為變法損害了大地主的利益，而舊黨士大夫就作為大地主的利益代言者發(fā)聲。

宋代士大夫比起前代更明顯地與地主階層進行勾結，原因有二，其一在于宋代士大夫大多本身就來自庶族地主階層，其二在于比起前代較為封閉的士族門閥體系，宋代更龐大的利益集團能夠與更多地主階層達成合作關系。而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制度，使得知識分子一旦掌握政治權力，就很容易利用政治上的上位優(yōu)勢令自己的家族成為大地主，這也使得宋代士大夫往往都考慮富民的利益，而不把底層人民放在眼里。

而宋朝市民文化的發(fā)達，只是體現(xiàn)中上層城市居民和士大夫階層聯(lián)合壓迫底層百姓所表現(xiàn)出的繁華表象，其背后則是無數(shù)貧農(nóng)、傭工慘遭重稅盤剝、官吏壓榨、豪強欺凌的斑駁血淚。

道德的崩壞

宋代名臣黃震曾經(jīng)對宋朝政治做出評價，"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從表象上看，宋代士大夫"尚氣節(jié)"，為何會被黃震說成無恥呢?這是由于程朱理學的興起，使得宋代的道德評價重小節(jié)而略大體，且并不把善待恩養(yǎng)底層百姓作為重要的評定標準，甚至道德評價成為拉幫結派、互相攻訐的黨爭工具。

中國自漢以來就有著名的清議傳統(tǒng)，是民眾向往清明之政的心理反映。明代大家顧炎武曾評價說"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xiāng)舉里選，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從兩漢到兩晉南朝，清議能決定個人的升降，家族的浮沉;在南朝，遭到士人群體清議禁錮的，甚至需要皇帝特赦才能解除。

漢晉以來，清議對于善撫百姓、崇尚節(jié)儉、賑濟災荒、推廣教育等善舉，都列為重要的評價選項。而士族雖然位居高位，但除非像梁武帝蕭衍時代等少數(shù)時期那樣被極度縱容，往往也畏懼清議影響家族前途，而對于壓迫百姓有所收斂并往往建立善舉。而善舉突出者，也常被引為名士，如漢末三國遼東管寧"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推廣教育，就得到海內(nèi)敬重。

而宋代清議規(guī)模上雖然達到了高峰，形式卻變得極為浮夸迂腐。宋寧宗時，臺諫為迎合韓侂胄之意，攻擊朱熹的"偽學之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宋史》卷三九五《陸游傳》又載： "游才氣超逸，尤長于詩。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宋史》卷二八五《陳執(zhí)中傳》載梁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然而"多挾智數(shù)，不為清議所許。"

就以上這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清議糾結士眾，煽動民意，使得程朱理學的領袖并未作出多大貢獻就能享受極高的推崇和地位。而韓侂胄這樣銳意北伐的進取派，只因為被清議所非，陸游為他寫文也要遭到清議詆毀。甚至梁適通曉律法，有勇有謀敢于任事，都會被清議認為沒有士大夫的氣質(zhì)而遭到抨擊。

顯然宋代清議已經(jīng)基本失去了清議評定道德操行和實績的價值，而放在虛無縹緲的名節(jié)、道理這些迂闊的內(nèi)容上，以滿足部分士大夫階層的利益訴求，士大夫也崇尚務虛而懶于實務。

這種清議之風，昧于小節(jié)而忘于大義，本身就是一種"無恥"。

人們常常被宋代發(fā)達的文化所蒙蔽，并輕信宋代士大夫對于自己愛民的吹捧。然而宋朝一共發(fā)生了400多次的農(nóng)民起義，次數(shù)頻率均屬空前，甚至建國不久在四川就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王小波李順起義，足見宋朝對于底層百姓的壓迫屬實觸目驚心。這樣的情況，與名臣遍地，士大夫重氣節(jié)的史相似乎顯出嚴重沖突，我們也有必要摒棄浮華迷霧，去探究史冊下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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