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僧真為何歷經(jīng)三朝都受重用紀僧真為何想躋身貴族

紀僧真為何歷經(jīng)三朝都受重用紀僧真為何想躋身貴族

紀僧真為何歷經(jīng)三朝都受重用?紀僧真為何想躋身貴族?下面小編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nèi)容。

紀僧真是南朝人士，他曾深受蕭道成信任，等蕭道成稱帝后紀僧真也得到重用。紀僧真一生歷經(jīng)齊高帝、齊武帝和齊明帝三朝，并且皆得重用，立建威將軍。紀僧真并沒有顯赫的出身，但他卻有一種獨特的人格魅力。據(jù)古文記載，紀僧真舉止有風姿，雅有士風，善隸書，不過紀僧真也并非十全十美，他也做過丟臉的事情。這次就為大家簡單介紹下紀僧真，想了解的朋友就一起來看看吧。

紀僧真是南朝齊人，他出身貧農(nóng)，但發(fā)跡很快，先是追隨軍閥蕭惠開，在其手下當勤務兵。不久，蕭司令找紀僧真談話：“你跟著我可能成不了大器，還是去跟蕭道成吧，他將來比我有出息?！笔苌纤局更c，紀僧真轉(zhuǎn)投在劉宋為臣的蕭道成麾下。

在蕭道成揭竿鬧革命的過程中，紀僧真既賣力又賣命，還會動腦子，成為蕭道成的重要智囊。蕭道成坐上皇帝的寶座后，論功行賞，紀僧真當上了中書舍人，成為皇帝絕對的親信，直到齊武帝時，一直是皇室的紅人。

紅人也有紅人的心病，紀僧真當然也不例外。他的心病是啥?不是缺錢花，也不是嫌官帽小，而是出身太寒磣，每每有人提起，都讓他臉紅。

紀僧真為啥對自己的出身這么計較?因為南北朝時期延續(xù)了魏晉的“九品中正”舊習，講究門第觀念。如果沒有好的出身，就是你當再大的官，也必矮人三分，說話底氣都不足。

所以，紀僧真就想給自己鍍金。應該說，紀僧真是具備貴族氣質(zhì)的，《南史》上說他容貌言吐很有名士范兒。連他的頂頭上司齊武帝也很欣賞他的風度，還說：“門戶不重要，你老紀的風度，很多貴族都比不上?！?/p>

齊武帝的五星級好評并不能醫(yī)好紀僧真的心病，他想了個法子─通過聯(lián)姻來提升家族身份指數(shù)，和當時的一個知名貴族結(jié)為兒女親家。但后來紀僧真發(fā)現(xiàn)，這招也不靈，他還是經(jīng)常遭到貴族們的嘲笑和白眼。于是，紀僧真直接找齊武帝幫自己想辦法。出乎意料的是，齊武帝也表示愛莫能助：“這事我說了不算，你去找江斅，只要他同意，這事就不難辦。”

江斅是當時的頂級豪門望族，老爸曾任著作郎，老媽是劉宋文帝的女兒淮陽長公主，他本人也是劉宋孝武帝的駙馬，根正苗紅，背景強大，堪稱貴族中的NO.1。

當紀僧真滿懷信心地來到江斅處，剛剛坐定，江斅便對左右說：“把我的位子挪遠點?！奔o僧真本想請這位文化巨擘給自己一個面子，給自家頒發(fā)一紙貴族證明，讓自己加入貴族的行列，沒想到熱臉貼了人家的冷屁股。碰了壁的紀僧真只好悻悻而回，從此再也沒有躋身貴族行列的念頭了。

魏晉南北朝三百年真正掌控天下的是誰

其實，一言以蔽之，皇帝與胥吏共天下。

題目太大。轉(zhuǎn)。作者：劉義光。魏晉南北朝時期，選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項制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九品中正制，亦稱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黃初元年（220），由尚書陳群首倡，其間雖經(jīng)損益，然至隋文帝開皇中才廢止，前后歷經(jīng)凡三百多年，與漢之察舉制、唐宋之科舉制，堪稱選人三大法。

陳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漢之“察舉制”，同時也繼承“察舉制”的做法，唯德才是舉。其法為，州郡設置中正官，擇賢良有識之士擔任，負責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計門第，但論德才，然后寫成“狀”（即評語），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擇人按“狀”任用。中正官有權(quán)進退，“其言行修著者，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有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陳群傳》）。

至曹芳時，司馬懿當權(quán)，在各州設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門，選人一以“家世門第”為準，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門閥制度遂大行其道，選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譜，出身名門，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現(xiàn)“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高位顯職，雖無世襲之制，亦盡皆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備受后人詬病。隋唐才來個大反動，推行科舉制，使得貧寒而英俊之士，有得進仕之階。究其實，其罪不在陳群，罪在司馬懿。

然余讀歷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無是處，當年那個亂世，一亂好幾百年，禮崩樂壞，道德陵夷，“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算是很壞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議，其品評人物，至于一句褒貶，而關乎他人一生的沉浮榮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見譏清議，因而起到獎掖風俗的作用。柳詒徵將此情況總括為“紳士政治”。他說，魏晉以降，換皇帝像走馬燈一樣，百姓無所適從，當此之時，士大夫于無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紳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權(quán)，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動搖，豈惟可以激揚清濁，亦所以抵抗君權(quán)。這話很有道理，《日知錄》載：“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寫《三國志》的陳壽，因在家居喪期間，有不合禮數(shù)的舉動，遂沉廢多年。

南朝之齊永明十年（492），齊司徒參軍蕭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賞識他們——此二人確值得賞識，當年與蕭衍（梁武帝）、沈約、謝朓、王融、任防、陸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蕭子良西邸并游，號稱“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對身邊群臣說，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接過話頭說，東南多好臣，是因其幾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無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凱是正話反說，意在諷刺蕭琛、范云兩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實，據(jù)清趙翼在《陔余叢考》中說，“其時國家大權(quán)在紳士，不在君主，故紳士視國家禪代無與于己也（好像與自己沒多大關系）”。如果這一層的東西搞清楚了，也就無須苛責當年士人，難怪南懷瑾先生對五代“不倒翁”馮道贊譽有加。

士大夫把持清議，連皇帝都沒得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柳詒徵的觀點是對的。

宏興宗是宋文帝的紅人，他想躋身士大夫，求皇帝幫忙，宋文帝給他想了一個轍子，很有趣，叫“稱旨就席”。歷史上有奉旨填詞，有奉旨去當?shù)朗?，現(xiàn)在宏興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個地坐，可見當年等級之森嚴。寒門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連凳子都不給坐，只能站著，更不用說看茶了，情況確實很糟。換句話說，如果王球肯賣皇帝一個面子，給宏興宗的屁股底下墊個東東，哪怕只是馬扎，也就意味著宏興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認。宏興宗興沖沖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剛彎下膝蓋，只聽得一聲吆喝，緊接著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著他，說：“你不能坐。”文帝見宏興宗敗興而歸，說，“我便無如此何”，我也沒什么辦法了。不過文帝不死心，過了幾天，親自出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復讓那些想吃“天鵝肉”的庶族們徹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說：“士庶區(qū)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p>

也是劉宋時，紀僧真憑自己的能力，從一個“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嘗對別人說：“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奔o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讓皇帝封他一個，孝武帝說：“此事由江敩、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紀僧真于是去找江敩，這回是肯讓他坐了，可是紀僧真剛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讓客”。紀僧真喪氣而退，對孝武帝說：“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p>

因此，士大夫們便不把改朝換代當作一回事，皇帝要換盡管換，我只做我的士大夫。這種心理在張岱這個人身上得到完滿的體現(xiàn)。劉宋時，諸王如劉休若、劉子頊、劉子尚、劉子勛，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張岱也都先后服務過這些人，做他們的咨議參軍。張岱每到一州，辦事得力，上下級關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經(jīng)，張岱說，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辦事，處事公平，待人以禮，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與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關系，也不會發(fā)生讓他人討厭、忌恨的事。張岱的話固然是為人處世的要方，可在儒者們看來，怎么說也是欠忠誠。而這事確實不好辦，要按這標準切下去，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難得見完人。當年就有隱士，因為看不慣這種風氣而現(xiàn)身責難。

齊建元元年（479），齊高帝蕭道成封賞輔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淵、王儉亦被加官進爵。褚淵的母親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兒巴西公主為妻。王儉的母親是宋文帝的女兒東陽獻公主（一說是武康公主，吾從《通鑒》），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兒陽羨公主。褚淵與王儉，是姨父與外甥的關系，與劉宋可謂血脈相連。

可是一轉(zhuǎn)瞬間，從原來的皇親國戚而成為開國元勛，這個角色的轉(zhuǎn)變他們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個叫何點的隱士，寫了一本《齊書》，這樣評論褚淵、王儉：褚淵是世家大族，王儉也不愧為國家精英，但他們連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現(xiàn)在的齊國呢。批得很狠。褚淵的長子褚賁恥父失節(jié)，在褚淵病逝后，就隱居在父親的墓側(cè)，終生不出來做官?？墒鞘窌险f，王儉言談舉止，一依儒家古訓，齊武帝時，王儉在家開館，培養(yǎng)了很多學子，重開儒學之風。

[懸賞100！]關于和氏璧的疑問：“璧”是怎么拿來做玉璽的呀

上古玉璽型制扁平，這個樣子從西漢皇后之璽就能看出來，這樣一來，和氏璧如果足夠厚的話（最起碼超過4厘米厚），那么來制作玉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這里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既然已經(jīng)是作為器物的“璧”，只取一角來做玉璽是不是很可惜，而且這個璧在當時還是價值連城，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有這么幾個疑點
其一，和氏璧是否真實存在，現(xiàn)在最早記錄和氏璧的文獻是《韓非子》，而成書于戰(zhàn)國早期的《左傳》卻沒有記錄這樣一件事情，實際上《左傳》記載與玉器有關的事情很多，為何偏偏遺漏了這么重要的和氏璧，最重要的證據(jù)是被《左傳》和《國語》都記載了的王孫圉論寶這件事情，晉國執(zhí)政趙簡子就問楚國的國寶“白珩”而沒有提及和氏璧，由此我們大概可以知道，和氏璧在春秋晚期，要么根本就是子虛烏有，要么就是并不出名，或者楚王特別珍罕，所以秘不示人。還有一個疑點就是，卞和先后把這個和氏璧送給楚厲王，武王，文王，那么根據(jù)出自《史記》的《楚世家》來看，楚武王是楚國第一個稱王的君主，他之前根本就沒有這個楚厲王，他之前的君主叫做玢冒，而且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之后楚文王在位十二年，即使卞和三次獻寶，假使他第一次獻寶時10多歲，那么他至少要活了70多歲或者80多歲才有可能三朝獻寶，這樣看來也不大可能。再來看另外一個史書中的可疑之處，《戰(zhàn)國策》記載說和氏璧在楚威王時被賜給令尹昭陽，而張儀某次在昭陽府赴宴時，這個和氏璧卻丟失了，所以懷疑張儀，從此和氏璧在楚國失蹤，直到在趙國重現(xiàn)，而《史記-張儀列傳》只說令尹“亡璧”并未說丟失的就是和氏璧，今本《戰(zhàn)國策》編訂晚于《史記》幾十年，而且對照馬王堆漢墓出土《戰(zhàn)國縱橫家書》來看，這個事情在漢初的時候就根本沒有記載，因此我們可以懷疑這個和氏璧是否真的存在了，另外，作為法家說理散文集大成者的《韓非子》他記錄“和氏璧”一事，目的是為了說明人主應該辨別人的本質(zhì)，而非糾纏于這個東西本身，《戰(zhàn)國策》是典型的縱橫家語，其中極盡夸張之能事，很多事情前后矛盾，與史不合，那里面記錄張儀被懷疑盜竊和氏璧之事，目的在于引出他“三寸不爛之舌”因此可信程度也很值得懷疑
其二，從璧的概念來看，璧在春秋戰(zhàn)國之前，應該有兩種含義，其一是扁平，圓形，中間有孔，且“肉倍于好”的玉器類型，其二是剖割出來的整塊玉石，從這個角度講，和氏璧更可能是后者，《左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周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個璧就是整塊玉石的意思，用整塊玉石雕琢一個玉璽當然沒有什么問題了，也許樓主問我你怎么就知道這個璧是當玉石講，原因很簡單，《左傳》中這個用法不是孤例，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晉獻公有“垂棘之璧”，這個璧用產(chǎn)地命名，而《周禮》《禮記》所載之璧則是用蒲，谷這樣的紋飾來命名，或者用材質(zhì)命名，比如山玄之類的，說明后者是說璧的具體器型，而前者則是側(cè)重玉石本身
其三，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證據(jù)說明和氏璧當時并不大可能是“寶”更不用說什么價值連城乃至秦王要用這個東西做傳國玉璽了。我國已故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曾有這樣的認識：中國先民早在殷商時期已經(jīng)能夠識別各種玉材，明顯是更珍愛來自昆侖山的和田軟玉，雖然上古玉石不分，但是從現(xiàn)在眾多的殷商和西周時期的貴族墓地發(fā)掘情況來看，早在西周時期，就有崇尚和田白玉的習俗，當然也有鑒別和田白玉的能力，和氏璧若果然存在，它出自荊山，那么當然就不是和田玉了，因此也不可能受到那么高的重視，因此也就不會被當成寶物了，白色的玉除了和田以外，中國還有很多地方都有出產(chǎn)，不過古人對玉的價值的認識是“首德而次符”，也就是說較之顏色來說，玉石的肌理質(zhì)地更加重要，這也就是和田白玉的細膩潤澤的質(zhì)地高于其他地方白玉的原因所在
所以說，從上面三點來看，和氏璧被制作為傳國璽的可能性非常小，甚至這個事情本身就是子虛烏有的

揭秘：魏晉南北朝三百年真正掌控天下的是誰？

魏晉南北朝時期，選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項制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九品中正制，亦稱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黃初元年(220)，由尚書陳群首倡，其間雖經(jīng)損益，然至隋文帝開皇中才廢止，前后歷經(jīng)凡三百多年，與漢之察舉制、唐宋之科舉制，堪稱選人三大法。陳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漢之“察舉制”，同時也繼承“察舉制”的做法，唯德才是舉。其法為，州郡設置中正官，擇賢良有識之士擔任，負責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計門第，但論德才，然后寫成“狀”(即評語)，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 *** 擇人按“狀”任用。中正官有權(quán)進退，“其言行修著者，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有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陳群傳》)。

至曹芳時，司馬懿當權(quán)，在各州設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門，選人一以“家世門第”為準，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門閥制度遂大行其道，選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譜，出身名門，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現(xiàn)“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高位顯職，雖無世襲之制，亦盡皆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備受后人詬病。隋唐才來個大反動，推行科舉制，使得貧寒而英俊之士，有得進仕之階。究其實，其罪不在陳群，罪在司馬懿。

然余讀歷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無是處，當年那個亂世，一亂好幾百年，禮崩樂壞，道德陵夷，“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算是很壞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議，其品評人物，至于一句褒貶，而關乎他人一生的沉浮榮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見譏清議，因而起到獎掖風俗的作用。柳詒徵將此情況總括為“紳士政治”。他說，魏晉以降，換皇帝像走馬燈一樣，百姓無所適從，當此之時，士大夫于無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紳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權(quán)，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動搖，豈惟可以激揚清濁，亦所以抵抗君權(quán)。這話很有道理，《日知錄》載：“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睂憽度龂尽返年悏?，因在家居喪期間，有不合禮數(shù)的舉動，遂沉廢多年。

南朝之齊永明十年(492)，齊司徒參軍蕭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賞識他們——此二人確值得賞識，當年與蕭衍(梁武帝)、沈約、謝朓、王融、任防、陸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蕭子良西邸并游，號稱“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對身邊群臣說，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接過話頭說，東南多好臣，是因其幾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無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凱是正話反說，意在諷刺蕭琛、范云兩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實，據(jù)清趙翼在《陔余叢考》中說，“其時國家大權(quán)在紳士，不在君主，故紳士視國家禪代無與于己也(好像與自己沒多大關系)”。如果這一層的東西搞清楚了，也就無須苛責當年士人，難怪南懷瑾先生對五代“不倒翁”馮道贊譽有加。士大夫把持清議，連皇帝都沒得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柳詒徵的觀點是對的。

宏興宗是宋文帝的紅人，他想躋身士大夫，求皇帝幫忙，宋文帝給他想了一個轍子，很有趣，叫“稱旨就席”。歷史上有奉旨填詞，有奉旨去當?shù)朗?，現(xiàn)在宏興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個地坐，可見當年等級之森嚴。寒門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連凳子都不給坐，只能站著，更不用說看茶了，情況確實很糟。換句話說，如果王球肯賣皇帝一個面子，給宏興宗的 *** 底下墊個東東，哪怕只是馬扎，也就意味著宏興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認。宏興宗興沖沖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剛彎下膝蓋，只聽得一聲吆喝，緊接著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著他，說：“你不能坐。”文帝見宏興宗敗興而歸，說，“我便無如此何”，我也沒什么辦法了。不過文帝不死心，過了幾天，親自出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復讓那些想吃“天鵝肉”的庶族們徹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說：“士庶區(qū)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p>

也是劉宋時，紀僧真憑自己的能力，從一個“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嘗對別人說：“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奔o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讓皇帝封他一個，孝武帝說：“此事由江敩、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紀僧真于是去找江敩，這回是肯讓他坐了，可是紀僧真剛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讓客”。紀僧真喪氣而退，對孝武帝說：“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p>

因此，士大夫們便不把改朝換代當作一回事，皇帝要換盡管換，我只做我的士大夫。這種心理在張岱這個人身上得到完滿的體現(xiàn)。劉宋時，諸王如劉休若、劉子頊、劉子尚、劉子勛，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張岱也都先后服務過這些人，做他們的咨議參軍。張岱每到一州，辦事得力，上下級關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經(jīng)，張岱說，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辦事，處事公平，待人以禮，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與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關系，也不會發(fā)生讓他人討厭、忌恨的事。張岱的話固然是為人處世的要方，可在儒者們看來，怎么說也是欠忠誠。而這事確實不好辦，要按這標準切下去，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難得見完人。當年就有隱士，因為看不慣這種風氣而現(xiàn)身責難。

齊建元元年(479)，齊高帝蕭道成封賞輔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淵、王儉亦被加官進爵。褚淵的母親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兒巴西公主為妻。王儉的母親是宋文帝的女兒東陽獻公主(一說是武康公主，吾從《通鑒》)，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兒陽羨公主。褚淵與王儉，是姨父與外甥的關系，與劉宋可謂血脈相連?？墒且晦D(zhuǎn)瞬間，從原來的皇親國戚而成為開國元勛，這個角色的轉(zhuǎn)變他們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個叫何點的隱士，寫了一本《齊書》，這樣評論褚淵、王儉：褚淵是世家大族，王儉也不愧為國家精英，但他們連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現(xiàn)在的齊國呢。批得很狠。褚淵的長子褚賁恥父失節(jié)，在褚淵病逝后，就隱居在父親的墓側(cè)，終生不出來做官。可是史書上說，王儉言談舉止，一依儒家古訓，齊武帝時，王儉在家開館，培養(yǎng)了很多學子，重開儒學之風。

揭秘：魏晉南北朝三百年真正掌控天下的是誰

魏晉南北朝時期，選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項制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九品中正制，亦稱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黃初元年(220)，由尚書陳群首倡，其間雖經(jīng)損益，然至隋文帝開皇中才廢止，前后歷經(jīng)凡三百多年，與漢之察舉制、唐宋之科舉制，堪稱選人三大法。陳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漢之“察舉制”，同時也繼承“察舉制”的做法，唯德才是舉。其法為，州郡設置中正官，擇賢良有識之士擔任，負責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計門第，但論德才，然后寫成“狀”(即評語)，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擇人按“狀”任用。中正官有權(quán)進退，“其言行修著者，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有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陳群傳》)。
至曹芳時，司馬懿當權(quán)，在各州設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門，選人一以“家世門第”為準，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門閥制度遂大行其道，選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譜，出身名門，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現(xiàn)“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高位顯職，雖無世襲之制，亦盡皆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備受后人詬病。隋唐才來個大反動，推行科舉制，使得貧寒而英俊之士，有得進仕之階。究其實，其罪不在陳群，罪在司馬懿。
然余讀歷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無是處，當年那個亂世，一亂好幾百年，禮崩樂壞，道德陵夷，“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算是很壞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議，其品評人物，至于一句褒貶，而關乎他人一生的沉浮榮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見譏清議，因而起到獎掖風俗的作用。柳詒徵將此情況總括為“紳士政治”。他說，魏晉以降，換皇帝像走馬燈一樣，百姓無所適從，當此之時，士大夫于無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紳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權(quán)，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動搖，豈惟可以激揚清濁，亦所以抵抗君權(quán)。這話很有道理，《日知錄》載：“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睂憽度龂尽返年悏?，因在家居喪期間，有不合禮數(shù)的舉動，遂沉廢多年。

南朝之齊永明十年(492)，齊司徒參軍蕭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賞識他們——此二人確值得賞識，當年與蕭衍(梁武帝)、沈約、謝朓、王融、任防、陸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蕭子良西邸并游，號稱“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對身邊群臣說，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接過話頭說，東南多好臣，是因其幾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無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凱是正話反說，意在諷刺蕭琛、范云兩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實，據(jù)清趙翼在《陔余叢考》中說，“其時國家大權(quán)在紳士，不在君主，故紳士視國家禪代無與于己也(好像與自己沒多大關系)”。如果這一層的東西搞清楚了，也就無須苛責當年士人，難怪南懷瑾先生對五代“不倒翁”馮道贊譽有加。士大夫把持清議，連皇帝都沒得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柳詒徵的觀點是對的。
宏興宗是宋文帝的紅人，他想躋身士大夫，求皇帝幫忙，宋文帝給他想了一個轍子，很有趣，叫“稱旨就席”。歷史上有奉旨填詞，有奉旨去當?shù)朗浚F(xiàn)在宏興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個地坐，可見當年等級之森嚴。寒門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連凳子都不給坐，只能站著，更不用說看茶了，情況確實很糟。換句話說，如果王球肯賣皇帝一個面子，給宏興宗的屁股底下墊個東東，哪怕只是馬扎，也就意味著宏興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認。宏興宗興沖沖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剛彎下膝蓋，只聽得一聲吆喝，緊接著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著他，說：“你不能坐?！蔽牡垡姾昱d宗敗興而歸，說，“我便無如此何”，我也沒什么辦法了。不過文帝不死心，過了幾天，親自出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復讓那些想吃“天鵝肉”的庶族們徹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說：“士庶區(qū)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

也是劉宋時，紀僧真憑自己的能力，從一個“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嘗對別人說：“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奔o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讓皇帝封他一個，孝武帝說：“此事由江敩、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奔o僧真于是去找江敩，這回是肯讓他坐了，可是紀僧真剛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讓客”。紀僧真喪氣而退，對孝武帝說：“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br>因此，士大夫們便不把改朝換代當作一回事，皇帝要換盡管換，我只做我的士大夫。這種心理在張岱這個人身上得到完滿的體現(xiàn)。劉宋時，諸王如劉休若、劉子頊、劉子尚、劉子勛，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張岱也都先后服務過這些人，做他們的咨議參軍。張岱每到一州，辦事得力，上下級關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經(jīng)，張岱說，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辦事，處事公平，待人以禮，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與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關系，也不會發(fā)生讓他人討厭、忌恨的事。張岱的話固然是為人處世的要方，可在儒者們看來，怎么說也是欠忠誠。而這事確實不好辦，要按這標準切下去，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難得見完人。當年就有隱士，因為看不慣這種風氣而現(xiàn)身責難。
齊建元元年(479)，齊高帝蕭道成封賞輔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淵、王儉亦被加官進爵。褚淵的母親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兒巴西公主為妻。王儉的母親是宋文帝的女兒東陽獻公主(一說是武康公主，吾從《通鑒》)，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兒陽羨公主。褚淵與王儉，是姨父與外甥的關系，與劉宋可謂血脈相連。可是一轉(zhuǎn)瞬間，從原來的皇親國戚而成為開國元勛，這個角色的轉(zhuǎn)變他們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個叫何點的隱士，寫了一本《齊書》，這樣評論褚淵、王儉：褚淵是世家大族，王儉也不愧為國家精英，但他們連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現(xiàn)在的齊國呢。批得很狠。褚淵的長子褚賁恥父失節(jié)，在褚淵病逝后，就隱居在父親的墓側(cè)，終生不出來做官?？墒鞘窌险f，王儉言談舉止，一依儒家古訓，齊武帝時，王儉在家開館，培養(yǎng)了很多學子，重開儒學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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