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的陪祀功臣是怎么選的為什么缺了法正

怎么從武侯祠中看出蜀漢的政治玄機?下面小編為大家?guī)碓敿?xì)的文章介紹。

蜀漢章武三年(223年)劉備在白帝城駕崩，遺體被運回成都安葬于惠陵。按照漢家的制度，同時起漢昭烈廟。后來諸葛亮劉備君臣在此合祀，所以漢昭烈廟又被稱為成都武侯祠。這里除了有祭祀主體劉備和諸葛亮以外，還有諸多功臣陪祀。但是其中卻缺少了大功臣法正，這是什么原因呢?“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通過這些陪祀的功臣，我們又能窺探出其背后暗藏的哪些蜀漢政治玄機呢?

成都武侯祠

一、武侯祠的陪祀功臣入選標(biāo)準(zhǔn)是“才性俱佳”，導(dǎo)致法正缺席。

我們先來看看入選成都武侯祠陪祀大名單。按照塑像排列，東西兩側(cè)依次是龐統(tǒng)、簡雍、呂凱、傅肜、費祎、董和、鄧芝、陳震、蔣琬、董允、秦宓、楊洪、馬良、程畿;趙云、孫乾、張翼、馬超、王平、姜維、黃忠、廖化、向?qū)?、傅僉、馬忠、張嶷、張南、馮習(xí)。

據(jù)說來武侯祠的游客看完這些陪祀功臣像之后，問的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沒有在劉備入蜀和奪取漢中立下大功的法正?相比起其他地方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的政治意味是最濃的。像祁山武侯祠的陪祀人員，入選的基本上是跟諸葛亮北伐有關(guān)的人員，比如劉琰這種因為打老婆而被棄市的車騎將軍，也赫然排在第一位。成都武侯祠的陪祀功臣，除了需要對蜀漢有杰出貢獻(xiàn)以外，還有很高的個人操守要求，必須“才性俱佳”，也就是德才兼?zhèn)洹?/p>

法正這樣一位在蜀漢立國過程中，功勛卓著的元勛都不得入選，就是因為他為人睚眥必報。法正之前在劉璋手下不受重用，郁郁不得志，“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蜀書·法正傳》)。劉備入蜀后，法正之前在益州被打壓的怒火終于得到了發(fā)泄的機會，開始瘋狂搞起了打擊報復(fù)，之前跟他有過小矛盾的人都被報復(fù)，還殺了好多人。

《法正傳》：

“睚眥之怨，無不報復(fù)，擅殺毀傷己者數(shù)人?！?/p>

情況嚴(yán)重到有人去跟諸葛亮打小報告，說法正這樣太作威作福了，應(yīng)該管管。諸葛亮當(dāng)然明白法正在劉備心中的地位，最后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壓抑了太久的法正，在人生的最后幾年終于“瀟灑走一回”了，但是卻因此給人留下了“作威作福，睚眥必報”的口實，最終不得入選武侯祠陪祀名單。

其實不止法正一人，與此類似的還有很多。比如在諸葛亮北伐中，戰(zhàn)功卓著的魏延，因為后來跟楊儀爭權(quán)造成內(nèi)亂，也沒能入選。

二、陪祀功臣地域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漢的政治格局。

益州地處偏僻，又經(jīng)過劉焉劉璋父子兩代的打壓，造成了“境內(nèi)無強宗大族的漢人組織”的局面。蜀漢建政之初，政權(quán)統(tǒng)治階層主要還是外來的，以劉備在荊州吸納的士人力量為主，兼有早期的元從勢力和劉璋時期的東州士人，其中益州本地士人占的比重一直不高。這一點從武侯祠的陪祀功臣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們回顧上面二十八人的“大名單”，可以清楚地看到，益州本地只有程畿、張翼、秦宓、楊洪、呂凱、張嶷、馬忠七人，只占其中的四分之一。這還是在大量荊州和東州士人因為名節(jié)等問題被排除在外的情況下，比如上文提到的法正，魏延，就更別說李嚴(yán)、劉巴和許靖等人了。應(yīng)該說，劉備定蜀以后，在本地人才的招攬和培養(yǎng)上，是有很多問題的，蜀政的這種局面，直到諸葛亮執(zhí)政時期才稍微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

三、陪祀功臣中的益州后起之秀太少，反映了蜀漢人才選拔的某些問題。

三國時期益州人口本來就少，相對于曹魏甚至東吳，基數(shù)上都處于先天的劣勢。漢末三國時期天下大亂，士人流寓，漢代以來的察舉制比較重視的鄉(xiāng)議環(huán)節(jié)難以考查。曹魏針對這一問題，創(chuàng)建了“九品中正制”，用以解決無法考查鄉(xiāng)閭批評的問題，為選拔人才掃清了規(guī)則上的障礙，并且曹魏在選官制度上，一直在努力完善。

東吳也仿照曹魏，實行了類似的九品中正制，并且兼顧了淮泗將領(lǐng)和北來士人。東吳在建國過程中，逐步實現(xiàn)了江東化，江東本地豪強也愿意為東吳政權(quán)拼死出力，在江東的歷次危機當(dāng)中，本地豪強都涌現(xiàn)了很多杰出人物，為江東政權(quán)的轉(zhuǎn)危為安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

相比起這兩家，蜀漢的選拔上就顯得有些裹足不前，在選官制度上，可以說不太看得出蜀漢有不斷完善的努力。另外，如前文所說，蜀漢本來屬于外來政權(quán)，蜀中本地豪強的合作意愿本身就不高，政權(quán)上層非益州籍士人把持了大量關(guān)鍵性位置，到后來這些人的子弟又輕易地占據(jù)了高位。諸葛亮?xí)r期，尚可以以“認(rèn)同漢室”為最高原則，在察舉制的框架下選拔了不少本地才俊。但是因為沒有制度化的建設(shè)，到了蜀政衰敗的后期，“仇國論”大行其道，甚至連姜維都感到“羈旅托國”，統(tǒng)治者就更不太可能再致力于選拔“心存漢室”的人才了。當(dāng)然，蜀漢國祚太短，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建設(shè)選拔制度，也是個客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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