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條邊修建于清順治、康熙年間,是清朝為了保護東北“龍興之地”、防止外藩侵入而修筑的封禁界限。時人楊賓曾在《柳邊記略》中介紹了柳條邊:“今遼東皆插柳為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于其外,人呼為柳條邊,又曰條子邊?!绷鴹l邊共由邊臺、邊墻、邊門、水口、封堆等五部分構成,根據(jù)修筑時間的不同,可劃分為“老邊”與“新邊”,老邊因修筑于遼寧地區(qū),因此又名 “盛京邊墻”。整個柳條邊呈“人”字形狀,其修筑共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
一、皇太極在位時期下令重修明邊墻一小段,這是修邊之始,但這時的邊墻并不是后來的柳條邊,不過從這時開始清朝有了修筑邊墻的意識。
二、順治即位之初,便開始了柳條邊的修建,首先將皇太極時期修建的邊墻往南北兩向延伸,并在沿途修建了柳條邊,此時的柳條邊還只是從威遠堡到鳳凰城直到海邊的東段邊墻。順治五年(1648)年,又開始了西段邊墻的修筑,此時的邊界主要是劃分牧區(qū)內(nèi)的游牧邊界,西段邊墻從威遠堡至山海關,威遠堡將東西邊墻連為了一線,全長1950華里,清朝的龍脈之地便在邊內(nèi)。最遲至順治十八年(1661年),老邊墻已全部修筑完成。
三、到了康熙時期,對邊墻又進行了擴張,形成了新邊墻,康熙皇帝曾三次下令擴展邊墻,從威遠堡往東北延伸修筑了北段邊墻,此時原來的東段邊墻也被納入了新邊墻內(nèi)部。
那么,清前期為什么要修建柳條邊呢?原因不外于政治和經(jīng)濟方面。從政治上而言,滿清統(tǒng)治者將東北看作是其“龍興之地”,當時的沈陽名為盛京,有著“一朝發(fā)祥地,兩代帝王城”的崇高地位,清帝祖先的陵墓也在城中。我們都知道,清朝建立之初,各地反清復明之勢愈盛,滿清政權處于不穩(wěn)定之中,因而清廷將此地視為重地和大后方,修建柳條邊是出于保護的目的,并要保持當?shù)貪M族人的“滿語騎射”風習。經(jīng)濟方面便與東北的名貴土特產(chǎn)有關,這里盛產(chǎn)人參、鹿茸、貂毛等名貴物品,清朝為了獨占當?shù)氐馁Y源,因而修筑柳條邊以防止?jié)h人、蒙古人、朝鮮人等的進入。
清前期出于以上目的,因此利用柳條邊封禁東北,在柳條邊各邊門設哨卡,派兵駐守,限制百姓的出入。但是到了康雍時期,柳條邊的封禁政策變得更為寬松,這時清廷實行移旗移民開發(fā)東北的政策,因此柳條邊的存在一度形同虛設。雖然在乾隆時期對東北的封禁政策再度加強,但未能阻止遺民的大潮。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東北就弛禁了。
清代柳條邊的存在,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柳條邊的存在保護了東北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農(nóng)耕區(qū)、游牧區(qū)、狩獵區(qū)都未被破壞,保證了清廷特需品的供應。但是,柳條邊的修建也不利于東北地區(qū)的開墾,由于封禁政策,這里很長時間內(nèi)人口稀少,土地得不到有效的開發(fā)。
滿清時期,一直就有將罪犯及眷屬發(fā)往寧古塔為披甲人為奴的案例,在《大清律例》有明文:“凡盜竊臨時拘捕,為首殺人者,照強盜律,擬斬立決;為從者,應發(fā)往吉林、烏拉、白都諾,寧古塔等處為披甲人為奴。”可見,“發(fā)往寧古塔為披甲人為奴”是僅其次斬立決的懲處。
那么,寧古塔到底是地名, 塔名亦或是城邑??
“寧古塔”一詞,若以漢語的角度來看,可能會認為是某座佛塔,清康熙年間,生于寧古塔的吳振臣在其《寧古塔紀略》就提到了類似的看法:“雖以塔名,實無塔。”其實,“寧古塔”一詞實為滿語而非漢語,然而它所代表的意思,到目前史學界并沒有定論,可以說還是個未確定的概念。有專家認為:“寧古”在滿語中是“六”的意思,而“塔”是“個”的意思,相傳此地有兄弟六人,各占一方而得名“寧古塔”;但是也有專家認為,“寧古塔”是“六窩鋪”的意思,以最初這里居住了六戶滿族人家而得名。
寧古塔除了是地名以外,還是清代官職的名稱。清朝曾在東北地區(qū)設置了三大將軍,分別是:盛京將軍、寧古塔將軍、黑龍江將軍。其中寧古塔將軍所管轄的地區(qū)相當大,并劃分為數(shù)個轄區(qū),分置副都統(tǒng)管理,其中一個副都統(tǒng)的名稱就叫“寧古塔副都統(tǒng)”,他負責管轄的就是寧古塔城。歷史上的寧古塔城有舊城和新城之分:舊城在今黑龍江省海林縣,依山傍水,毗鄰牡丹江;新城在今黑龍江省寧安市,“南距朝鮮界六百里,東至大海三千余里,北至混同江蒙古界六百里。轄的東西闊八里余里,南北六里余里?!保ㄒ娗灏⒐鹬稘M洲源流考》)。
努爾哈赤建立后金之時,寧古塔之名仍未見于史冊之中。當時,因為此地正是遼東地區(qū)與北方部族的交通要道,所以具有極高的軍事重要性,就成為了努爾哈赤首先要征服的對象。滿清入關以后,順治皇帝認為寧古塔系邊外重鎮(zhèn),應該委派重兵鎮(zhèn)守。從此,寧古塔就成為了滿清在東北地區(qū)的一個重要的軍事樞紐。
那么, 這樣一個軍事重地何以成為當時全國官員和文人學者心底里頗為忌憚的地方呢?
三百多年前的寧古塔地區(qū),山林茂密,江河密布,人煙稀少,百獸出沒,氣候寒冷,仍然是一個尚未開化的蠻荒之地。在前人的記述中,這里農(nóng)歷八月就開始下大雪,九月中旬江河封凍,十月地裂盈尺。冬季下雪三四尺厚,到了夏季則變成了數(shù)百里的沼澤,其泥淖深不可測。不僅如此,當時此地不產(chǎn)稻米而無鹽,生活此地的人們,只能每年十月江面封凍之后,越過圖門江,到朝鮮會寧府邊境,拿人參、貂皮、獸皮、山珍等特產(chǎn)換回稻米、鹽巴、布匹等生活用品。稻米到了寧古塔城,每升須二三錢銀子,只有招待客人的時候才舍得拿出來食用。
惡劣的自然條件在當時被人們稱為“絕塞”之地,因受江南科場案株連被流放寧古塔的安徽桐城名士方拱乾曾說: “人說黃泉路, 若到了寧古塔, 便有十個黃泉也不怕了!?”
那么,清廷為什么要將寧古塔作為內(nèi)地“流人”的接收地呢?
首先:包括寧古塔在內(nèi)的東北地區(qū)是滿族的“龍興”之地,清朝入關以后,為了保護它的龍興之地,清政治嚴禁內(nèi)地人通過山海關進入東北,以免破壞了它的“龍脈”。所以,把犯人流放到這里,跟犯人接觸的除了駐守此地的八旗兵卒,就是土著的東北居民,不用擔心犯人反叛的情況發(fā)生,進而危及自己的統(tǒng)治; 其次:寧古塔地區(qū)人員稀少,清朝統(tǒng)治者可以通過流放這種刑法,來增加戍邊人員的數(shù)量,加強抗俄力量; 第三:這里屬于清朝的極遠之地,天寒地凍,土地荒涼,人跡罕至,最重要的是經(jīng)濟文化十分落后,野獸橫行,內(nèi)地文人來到了這里,縱然有滿腹經(jīng)綸也沒有了用兵之地,更不要說獨自逃脫出來。這絕對是折磨自命不凡的內(nèi)地文化人的絕佳之地。
因此,對于那些來自內(nèi)地的犯人來說, 流放即已注定了他們的背井離鄉(xiāng)甚至是生離死別, 而流放寧塔則是更大苦難的開始。
那么,哪些人會成為流放寧古塔的對象呢?
科考舞弊案犯人及家眷:如上文提到的吳振臣的父親吳兆騫、方拱乾就是受江南科場案株連而被流放于地,吳振臣就是出生在了寧古塔;雖然他們是被誣陷而無辜流放的,但是在清朝初期,確實出現(xiàn)不少打通關節(jié)、 營私舞弊,左右科考成績的事情發(fā)生; 文字獄犯人及家眷:清統(tǒng)治者為了鎮(zhèn)壓全國性的反清斗爭,大興文字獄,以打擊當時士人的反抗情緒和不滿思想,對士人進行壓制,以此來消除異己,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比如,因為《南山集》案而被流放到東北的安徽桐城方氏一族;因為呂留良案而被流放的呂氏一族等; 反清犯人及家眷: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激起了漢族民眾的反對,清朝統(tǒng)治為了鎮(zhèn)壓這些“反清復明”的義士,對他們及親屬進行了殺害或流放,比如,因“通海案”而受到牽連的楊越;因鄭成功抗清而獲罪的鄭芝龍等;
盛京是努爾哈赤建立的,努爾哈赤原定都城為遼陽,但后來考慮到沈陽城的地理位置以及歷史原因,定都沈陽。清入關之后,多爾袞提議將都城遷到北京,而東三省是清朝的發(fā)祥地“龍興之地”。于是仿明朝兩京制度,尊沈陽為陪都,又稱盛京。
“龍興之地”是指一個王朝起源、發(fā)跡的大本營。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是來自東北的滿人,因此東北地區(qū)自然就成了清朝的“龍興之地”。
清朝入主中原后,東北與中原地區(qū)融合到了一起,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清朝前期,滿清統(tǒng)治者并不允許漢人移居到東北。但到了清朝后期,東三省卻儼然成了漢人的地盤,這期間究竟經(jīng)歷了什么變化呢?
清朝統(tǒng)治者入主中原后,很快就融入了漢文化之中,但東北地區(qū)卻成了例外。清朝統(tǒng)治者嚴令漢人不得移居東北,并要求奉天(今遼寧)、吉林、黑龍江的旗人和部落民保持滿人文化和祖宗傳統(tǒng)。清朝統(tǒng)治者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主要還是出于戰(zhàn)略方面考慮,因為萬一形勢發(fā)生變化迫使他們不得不退出中原的話,至少東北還是可以作為最后的大本營。而且在東北保持一支不受漢文化影響的八旗軍,也能有效維持滿清對中國的統(tǒng)治。此外,東北盛產(chǎn)人參、貂皮、黃金,禁止?jié)h人進入保住清廷對這些重要物資的壟斷地位。
然而時過境遷,到了十九世紀初期,禁止?jié)h人移居東北的禁令卻成了一紙空文。隨著帝國人口的急劇膨脹,中原地區(qū)土地呈飽和狀態(tài),大量漢人貧民紛紛選擇了“闖關東”,漢民北移運動發(fā)展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
當然,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最重要一點就是清廷在禁令上選擇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清廷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主要出于幾點原因:首先是當時滿清統(tǒng)治中國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滿漢之間的界限已變得很模糊,清朝統(tǒng)治者已不沒必要考慮留下退路的問題;其次是東北八旗軍的墮落程度比關內(nèi)八旗軍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擅長喝酒、賭錢,但卻缺乏訓練和裝備,想指望這樣的軍隊來維持統(tǒng)治顯然不現(xiàn)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位于更北方的沙俄帝國正在蠢蠢欲動,清廷應鼓勵漢人到黑龍江以維持帝國對大片無人區(qū)的控制才是上策。
除了那些勤勤懇懇“闖關東”的漢民之外,漢人中的不少亡命之徒也將東北視為了最佳落腳點。這些人中有的是被朝廷流放到東北后又逃脫的重刑犯,有的是在關內(nèi)犯事后流竄到東北的流賊,還有的是專門跑到東北從事偷獵、挖參、采金等高風險高收益工作的冒險者。這些人往往會組織成團體,在東北的深山老林中從事著無法無天的勾當。清末東北地區(qū)土匪橫行便是由此而來。
當時東北主要由三類群體構成:旗人、漢人和部落民。旗人作為創(chuàng)建清朝的成員,在表面上似乎高人一等,但實際上只有旗人中的高級官員才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和政治權威。值得一提的是,東三省最高層官員往往都是來自北京的旗人,他們比那些世居東北的滿人同胞漢化程度高很多,因此對移居東北的漢人也更加包容。
漢人中的精英分子社會地位僅次于旗人高級官員,他們中有的是被革職流放到東北的原朝廷官員,有的是漢人富商。這些人或是有文化、或是有錢,因此在東北上層社會中也擁有一席之地。有地位的旗人都樂于多結交一些漢族文化人,同時他們在商業(yè)方面需仰仗漢人富商的經(jīng)營才能和商業(yè)網(wǎng)絡,所以對待這兩類人都是非常友好。
普通漢人和普通旗人在社會地位上沒有太大區(qū)別,都是平頭百姓,各過各的日子。而處于“鄙視鏈”最底層的是東北地區(qū)的部落民。這些部落民都是居住在邊遠地區(qū),地理位置上比較孤立,漢化程度很低。所以無論在旗人眼里還是在漢人眼里,部落民都是一群土里土氣的鄉(xiāng)巴佬。
隨著越來越多的漢人涌入東北,東三省的漢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旗人在勤勞和技術方面都落后于漢人移民,所以根本無法與漢人展開競爭。一些腦筋比較靈活的旗人開始在各個方面模仿漢人,并虛心向漢人求教。隨著時間的推移,黑龍江以南地區(qū)的旗人幾乎都會說一點漢語,像是在盛京(今沈陽)這樣漢化程度很高的地方,不少旗人甚至連自己的滿洲母語都給忘光了。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不僅是東北地區(qū)的旗人全盤接受了漢文化,連部落民都紛紛開始學習漢文化。漢人在人數(shù)上也占有壓倒性優(yōu)勢,清朝的“龍興之地”就在這樣潛移默化中變成了漢人地盤。
參考文獻:《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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