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殤公在位時政局怎么樣文臣和武將的矛盾

宋殤公在位時政局怎么樣文臣和武將的矛盾

宋國當(dāng)時有兩支公族，是朝中舉足輕重的官員。其中宋戴公的后裔樂、華、目等成為一脈，弗父何的后世孔父嘉成為一脈。弗父何因讓位的緣故，這支族人歷來為宋國君臣所推崇，其家族成員，比之宋國君主的滿意度要高得多，弗父何的后世多在宋國位列三卿，可謂是位極人臣。

到宋殤公時代，這兩支公族逐漸成為宋國朝堂中的最核心權(quán)臣，孔父嘉被授命為司馬，掌管軍權(quán)。華督授命為太宰，掌管國家典籍和王室事務(wù)，也就是所謂的文臣。

當(dāng)年孔父嘉的父親正考父倡導(dǎo)“一命而僂，二命而傴，三命而俯”，教育子孫做事情要謙卑，才能輔佐宋國君主。而孔父嘉這個人顯然并不是特別尊重父親的想法，在宋穆公囑咐其為顧命大臣，讓宋殤公可以順利繼位的時候，孔父嘉卻對宋穆公說“群臣皆原立公子馮?！笨梢姰?dāng)時的宋國朝堂，朝臣都不太支持宋殤公繼位。但作為臣子而言，君權(quán)不可違，孔父嘉面對臨死之際的宋穆公，卻仍然敢于直接拒絕，可見其與父親正考父的性格，截然不同。

宋殤公在其父宋宣公的眼中，并非是賢君之才，也才會讓位于宋穆公。這始終是困擾在宋殤公的心中的煩惱，在宋穆公讓位于宋殤公后，宋殤公雖為宋國君主，掌握宋國大權(quán)，困擾卻并未消停。那個逃到鄭國的宋穆公的兒子公子馮，始終還是個定時炸彈，隨時可能爆炸。

史書載：“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zhàn)，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边@雖說是華督弒殺孔夫嘉時的借口，但作為殤公而言，10年之間打了11次仗，頻次之高，為宋國歷代君主之最。作為宋殤公的朝臣，要服務(wù)好這位君王絕對不是容易的事情。華督和孔父嘉作為兩個家族的領(lǐng)軍人物，對宋殤公的認(rèn)同感日漸消散，雙方雖可能政見不同，但在這個認(rèn)識上還是很默契的。后來華督弒殺孔父嘉和宋殤公，擁立的仍然是當(dāng)年孔父嘉認(rèn)可的公子馮。

歷史以來，文臣武將之間似乎往往多有不和睦，華督與孔父嘉，廉頗與藺相如，白起與范睢，文武和則國強，文武爭則國亂，歷來如此。戰(zhàn)場上，文臣的作用不大，武將卻能指揮千軍萬馬，揮斥方遒。但在管理國政上，武將則多難以出謀劃策。雙方各有千秋，卻又相與不容，誰能依靠戰(zhàn)功贏得君主之賞識，便是后世文臣武將之矛盾根源。春秋戰(zhàn)國時代，文臣武將大多為公室貴族子弟，更多的則是為家族爭奪利益，為了拓展自己的勢力團隊，往往爾虞我詐，陰謀不斷。

宋殤公似乎很是支持孔父嘉，雖然宋國大軍攻打鄭國數(shù)年之間就多次失敗，但是宋殤公依然未曾懲罰孔父嘉，一如既往的支持孔父嘉為宋國掌軍人物。在宋國軍民對連年戰(zhàn)爭苦不堪言之際，軍中已有嘩變之相，宋殤公仍舊固執(zhí)的相信孔父嘉，這必然嚴(yán)重刺激到華督的自信心。

華督這個人在史書中的作為似乎比孔父嘉更明顯，孔父嘉大概在宋穆公、宋殤公兩代為司馬，期間還曾為顧命大臣，與鄭國之間的戰(zhàn)爭，孔父嘉皆可能為宋國主將，但其所輔佐的兩位君主，十多年間并無甚作為。而華督在位的時間，大約應(yīng)是在宋穆公、宋殤公、宋莊公、宋閔公期間，尤其是在宋莊公期間，由華督主導(dǎo)的聯(lián)盟鄭國之策取得重大進展，鄭莊公承認(rèn)公子馮的宋公地位，宋國與鄭國的數(shù)十年矛盾得以緩和，宋國贏得了數(shù)年間難得的安寧。

宋蕩公執(zhí)政時文武不和，為何卻能夠執(zhí)政多年？

宋殤公本名子與夷，父親是宋宣公，宋宣公去世前將王位傳給了弟弟穆公，為了表達對宋宣公的尊敬，九年后又將王位傳給了他的兒子，也就是宋殤公。宋殤公執(zhí)掌大權(quán)10年之久，執(zhí)政期間，多任用武將擔(dān)任重要官職，在朝中形成了文武不和的局面。

宋殤公崇尚武將，所以朝中武將占上風(fēng)。即使文武不和，但在宋殤公的強腕統(tǒng)治下，依然能夠控制局面。根據(jù)史料記載，在宋殤公在位的這十年當(dāng)中，發(fā)生了十一場戰(zhàn)爭，全都是宋殤公向其他國家征伐，長期戰(zhàn)亂導(dǎo)致國內(nèi)男丁不足，生產(chǎn)大大受阻。對于人民而言，長期戰(zhàn)亂致使民不聊生，生活水平非常低，經(jīng)常有人餓死。在十一場大戰(zhàn)中也沒有占到便宜，國土也沒余增加幾分，卻消耗了大量國力，成為以后覆滅的間接原因。

宋殤公尚武，而槍桿子里出政權(quán)，所以宋殤公執(zhí)政時雖然文武不和，但不妨礙宋殤公執(zhí)政。掌握軍隊才能掌握主導(dǎo)權(quán)，當(dāng)時管理軍隊的是華督，宋殤公手下還有一位大臣叫孔父嘉，孔父嘉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妻子，華督見孔父嘉的妻子貌美如花，心中就有了殺人掠妻的念頭。當(dāng)時又正值人民苦難的時候，華督就大肆宣傳說此種結(jié)果都是孔父嘉造成的，于是就將孔父嘉抓如大牢，最后殺死。宋殤公得知后，非常憤怒，下令要捉拿華督，結(jié)果反被殺害。華督是一個奸臣，有此作為不足為奇。

好戰(zhàn)的宋殤公一生殺伐不斷，沒想到到頭來是這樣的結(jié)局。自己崇尚的武將最終也沒能保護柱他，但也更驗證了槍桿子里出政權(quán)的道理。對于后人來說，最大的啟發(fā)就是對待喜歡的事物不能偏激，要中正平和。

我想知道唐代的官吏的名稱以及級別（包括文臣和武將）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襲隋制?！缎绿茣ぐ俟僦尽吩疲骸疤浦僦?，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

以皇帝為首的封建國家體制，在唐高祖武德時期就比較完備地建立起來?；实壅莆罩鴩业淖罡邫?quán)力，操有對一切臣民生殺予奪的大權(quán)。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義頒布，皇帝有權(quán)修改法律和法令，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約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監(jiān)等職官體系。在中樞機構(gòu)中，制令機關(guān)、封駁審議機關(guān)與行政事務(wù)機關(guān)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務(wù)機關(guān)和事務(wù)機關(guān)的職責(zé)是很分明的，監(jiān)察機構(gòu)也很完備。此外，還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品階勛爵制度?！缎绿茣ぐ俟僦尽氛f：

其辯貴賤，敘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勛、有階，以時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

隨著社會矛盾的發(fā)展和政治形勢的變化，唐代的職官制度也發(fā)生了變化?！笆孤毑钋病敝饾u侵奪了原來職官的權(quán)力，新出現(xiàn)的一些使職，使得原來的一套官僚體系發(fā)生了紊亂。他們占據(jù)了中央與地方的大部分權(quán)力。當(dāng)時的局面，正如李肇《唐國史補》所說的“為使則重，為官則輕”。這種現(xiàn)象對宋代官制也有一定的影響。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以下幾個系統(tǒng)：

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政事堂

唐代初年，以中書省長官中書令、門下省長官門下侍中、尚書省長官尚書令共議國政，都是宰相。宰相是輔佐皇帝總領(lǐng)天下大政的官員?！缎绿茣ぐ俟僦尽氛f：“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后來，因為唐太宗即位前雖曾任過尚書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職，便以仆射為尚書省長官，與門下侍中、中書令號稱宰相。據(jù)《冊府元龜·宰相總序》說，自隋代以來，就有“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并為輔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輕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并假借他官之稱。如唐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征以秘書監(jiān)參預(yù)朝政，其后，或稱“參議得失”，或稱“參知政事”等等，名稱不一，都是宰相之職?！杜f唐書·李靖傳》載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中書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辭極為懇切，唐太宗為之感動，說：朕觀古往今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v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猶自強居職位。公能識大體，精神誠可嘉。于是，太宗除下優(yōu)詔，令其在家調(diào)養(yǎng)外，又命其疾小愈，兩、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貞觀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績?yōu)樘诱彩拢|宮百官之長），并特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使其與侍中、中書令一樣參預(yù)宰相職事。從此之后，就有“平章事”與“同三品”的銜號，就是品級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則，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職權(quán)，只有三公、三師及中書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黃門侍郎郭侍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為宰相的銜號。開元以后，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結(jié)果就不能參與宰相機務(wù)，而被擠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亂以后，宰相名號又有了變化。由于代宗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書令和門下侍中為正二品，所以就廢除了“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銜。與此同時，中書令和門下侍中基本是藩帥兼領(lǐng)，幾乎不單獨作為宰相來設(shè)置，因此，唐后期的宰相名號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唐代初年，三省長官在門下省議事。這個議事地點稱為政事堂?！段墨I通考·職官四》說：“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后奏聞”。其后，高宗時的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于中書省。玄宗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張說為中書令，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并且列吏房、機務(wù)房、兵房、戶房、刑禮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眾務(wù)。”至此，政事堂已從“議事”之所變成宰相的辦事機關(guān)了。產(chǎn)生這個變化的原因是因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長官兼職的（因三省長官尚有本省常務(wù)），他們上午在政事堂議事，下午就回本省辦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辦公機關(guān)。玄宗開元以后，宰相數(shù)量少了，其職位更為尊崇，基本上是專職的（楊國忠雖身兼四十余職，但也以相職為主），于是就有必要設(shè)立一個固定的宰相辦事機關(guān)，并列五房以處理日常行政事務(wù)。

政事堂會議是協(xié)助皇帝統(tǒng)治全國的決策機關(guān)。軍國大事經(jīng)政事堂會議商定，奏請皇帝最后裁決；機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員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議論，他官不得預(yù)聞。在政事堂（或中書門下）議事的幾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稱為“執(zhí)政事筆”。唐玄宗時，李林甫、楊國忠為相，他們之所以能專權(quán)用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長期竊居了“執(zhí)政事筆”的職位。安史之亂后，肅宗鑒于相權(quán)集中而造成個人專斷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筆的制度，到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輪流秉筆，其用意顯然是在于防止宰相專權(quán)，但德宗以后，這個制度并沒有沿續(xù)下去，如穆宗、敬宗時的李逢吉，武宗時的李德裕都是獨秉國政的。宰相權(quán)力的大小，都是取決于皇帝（還有中晚唐時期的宦官）的態(tài)度的。

二、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同樣是國家最高的政務(wù)機構(gòu)，分別負(fù)責(zé)決策、審議和執(zhí)行國家的政務(wù)，同時把原尚書省諸曹正式確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長稱尚書，副首長稱侍郎，各司正、副負(fù)責(zé)人稱郎中、員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確立，是秦漢以來封建國家中央官制不斷變化的結(jié)果。其組織較完備，分工較明確，是封建社會發(fā)展至成熟階段的一個標(biāo)志。這些一直沿續(xù)到清代，基本上沒有改變。但有一點與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書省有一個總機構(gòu)，名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分管吏、戶、禮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處于行政監(jiān)督地位，而左右司則兼有總務(wù)管理的性質(zhì)。

唐代中書?。ㄋ逡虮苤M作“內(nèi)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是中書省與門下省，它們合稱為兩省或北?。ㄉ袝》Q為南?。L官為中書令、侍中，開元時皆為正三品（代宗時升為正二品）。中書省與門下省同秉軍國政要，中書省掌制令決策，門下省掌封駁審議。凡軍國要政，皆由中書省預(yù)先定策，并草為詔敕，交門下省審議復(fù)奏，然后付尚書省頒發(fā)執(zhí)行。門下省如果對中書省所草擬的詔敕有異議，可以封還重擬。凡中央各部、寺、監(jiān)及地方各部門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須通過尚書省交門下省審議，認(rèn)可以后，方送中書省呈請皇帝批閱或草擬批答，門下省如認(rèn)為批答不妥，也可駁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視中書、門下兩省在中樞政務(wù)機構(gòu)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他曾多次稱中書門下為“機要之司”?！顿Y治通鑒》卷192記載：他于貞觀元年十二月對群臣說：

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dāng)然駁正。人心所見，至有不同，茍論難往來，務(wù)求至當(dāng)，舍己從人，亦復(fù)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茍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

可見唐太宗非常注意集體的智慧，防止個人專斷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書、門下協(xié)助皇帝決定大計方針，就是防止個人專斷的有效措施。

中書省，置中書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書省為西臺，中書令稱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書省為鳳閣，中書令稱內(nèi)史。開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書省為紫微省，中書令稱紫微令。后復(fù)舊稱。中書令為一省之首官，《新唐書·百官志》云：“中書令……掌佐天子執(zhí)大政，而總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為中書令之副，參議朝廷大政，臨軒冊命，若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書省的骨干官員，掌侍進奏，參議表章、草擬詔旨制敕及璽書冊命。因其所掌皆機務(wù)要政，故特規(guī)定四條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緩，禁違失，禁忘誤。他們可以就省內(nèi)所討論的軍國大政及報上的奏狀，發(fā)表自己的初步處理意見，并簽上自己的名字，謂之“五花判事”。省內(nèi)的意見經(jīng)中書令、侍郎匯集后，再交付中書舍人，然后根據(jù)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這個專門負(fù)責(zé)執(zhí)筆草詔的舍人稱為“知制誥”，其余舍人也要分別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選擇一個資格最老的，稱為“閣老”，負(fù)責(zé)處理本省雜事。舍人六人分押尚書省六部，并輔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議事處政事堂就有一個門通往中書舍人辦公廳，宰相常從這個門經(jīng)過，找中書舍人咨詢政事。據(jù)《舊唐書·常袞傳》載，代宗大歷時，常袞為相，才把這個門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來”。肅宗時，常以他官知中書舍人事，《新唐書·百官志》說當(dāng)時因“兵興，急于權(quán)便，政去臺閣，決遣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復(fù)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會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議：“臺閣常務(wù)，州縣奏請，復(fù)以舍人平處可否。”但這一制度在當(dāng)時似乎未認(rèn)真執(zhí)行過。唐代的中書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職，所謂“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是躍居臺省長貳以至入相的一塊重要跳板。此外，中書省的屬官還有起居舍人2人，從六品上，《新唐書·百官志》云：“掌修記言之史，錄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季終以授國史”。通事舍人16人，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則導(dǎo)其進退，而贊其拜起、出入諸禮節(jié)。四方蠻夷納貢，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進。軍士出征，則受命勞遣，并每月慰問將士家屬。又有主書4人，從七品上。主事4人，從八品下。右散騎常侍2人，右諫議大夫4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

門下省，置侍中二人為省長，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門下省為東臺，侍中稱左相，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稱納言，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門下省為鸞臺。開元元年（公元713年）改稱黃門省，侍中稱監(jiān)，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稱左相?！缎绿茣ぐ俟僦尽吩疲骸笆讨小瞥黾{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wù)，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有門下侍郎2人，正三品，為侍中之副，龍朔二年改稱東臺侍郎。武后垂拱元年，稱鸞臺侍郎，天寶元年，又稱門下侍郎?！栋俟俦怼吩疲骸伴T下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大祭祀則從；盥則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贊獻。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闕，則蒞封符券，給傳驛?！遍T下省的屬官有左散騎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規(guī)諷過失，侍從顧問。左諫議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諫諍得失，侍從贊相。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一個名叫魚保宗的，上書建議置銅匭以接受四方之書。武則天接受了這個意見，鑄銅匭四個，涂以四方顏色，排列在朝堂：東方青匭，稱為“延恩”，凡是告養(yǎng)人勸農(nóng)之事者投之；南方紅匭，稱為“招諫”，凡是論及時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匭，稱為“申冤”，凡是陳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匭，稱為“通玄”，凡是告發(fā)天文或秘密謀反者投之。朝廷派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各1人為使者，管理四方銅匭；又派御史中丞、侍御史各1人為理匭使。天寶九載（公元750年），唐玄宗以“匭”聲近“鬼”，故改理匭使為獻納使。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恢復(fù)舊稱。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諫議大夫1人為知匭使。又有給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監(jiān)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畢，則駁正違失。凡是詔敕有不便者，涂竄而奏還，謂之“涂歸”。白居易在《鄭覃可給事中敕》中說，給事中的職責(zé)是“凡制敕有不便于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于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dāng)者，得與侍中裁退之”。《舊唐書·李藩傳》載，唐德宗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李藩任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黃敕后批之”。當(dāng)時有人對他說，這是皇上的圣旨，應(yīng)該把自己的意見另紙寫上，那能隨便擬在圣旨上？李藩說，如果用另紙寫，便是文狀，那能稱為擬敕？李藩之所以敢于發(fā)此大言，就是因為制度規(guī)定給事中有權(quán)在認(rèn)為不合適的詔敕上“涂竄而奏還”。白居易所謂“刑獄有未合于理者，得駁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門下省》說的“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若刑名不當(dāng)，輕重或失，則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樣。《新唐書·百官志》說，給事中可“與御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冤滯而申理之”，就是指他們可以組成“三司”，越過執(zhí)法機構(gòu)，受理天下冤錯案件，聽其訴訟，這種制度稱為“三司受事”或“三司詳決”。白居易所謂“有司選補不當(dāng)者，則與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書·百官志》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待中而更焉?！边@種制度稱為“過官”。又有起居郎2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法度。天子御正殿，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詔命，起居郎俯陛以聽，退而書之，每季終了時交給史官。貞觀初年，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時，許敬宗、李義府為相時，為了防止泄密，上言減少預(yù)聞機密的人員，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之后，與百官同出，不得與聞機務(wù)。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才詔令起居郎、舍人于入閣之日，具紙筆立于螭頭下，恢復(fù)貞觀時期的制度。

此外，門下省還設(shè)有錄事4人，從七品上；主事4人，從八品下；左補闕6人，從七品上；左拾遺6人，從八品上；典儀2人，從九品下。掌贊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門郎4人，從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關(guān)之節(jié)。符寶郎4人，從六品上，掌天子八寶及國家之符節(jié)，大朝會，則奉寶進于御座，天子行幸，則奉寶隨從。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jié)。旌以顓賞，節(jié)以顓殺。

中書省與門下省還各有補闕拾遺，它們均分左、右置，“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左右補闕，從七品上；左右拾遺，從八品上，均是武則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創(chuàng)置的。據(jù)《舊唐書·白居易傳》載，白居易于憲宗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曾任過左拾遺，他說：“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fā)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俺⒌檬o不察，天下利弊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諫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見的機會，所以，官品雖低，也頗為時人所重。從理論上說，諫官的本職，就是建言諷諫，即使言辭激烈，也無可責(zé)難，白居易在任拾遺、補闕期間，曾盡其職而力諫，屢次上書言事，甚至當(dāng)面和皇帝爭執(zhí)，據(jù)《通鑒》卷238記載：“白居易因議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彼?，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是一個不得過問朝政而專門陪伴太子讀書的閑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jié)度使李師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義憤，首先上書“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而當(dāng)時舊官僚集團卻攻擊他說“宮官非諫職，不當(dāng)先諫官言事”，并借機加以誣陷，把他貶為江州司馬。這件事既說明了諫官有言事的特權(quán)，也說明諫官處境的艱難。

三、尚書都省

尚書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稱東臺，廢尚書令，改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武則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稱文昌臺，不久再改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稱為都臺，長安三年（公元703年）稱為中臺。唐代尚書省的辦事機構(gòu)設(shè)在長安皇城的承天門大街東側(cè)，位于中書、門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別稱南省或南宮。從中書門下發(fā)出的詔令制敕，均經(jīng)由尚書省轉(zhuǎn)發(fā)到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各州縣，或者根據(jù)詔令制敕的精神制成政令，下達到有關(guān)部門?！缎绿茣ぐ俟僦尽氛f：

諸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jié)。凡符、移、關(guān)、牒（按：皆公文名），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這說明尚書省的權(quán)位相當(dāng)重要，據(jù)《舊唐書·戴胄傳》記載，唐太宗曾說：“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边@幾句話就足以說明尚書省在中樞行政機構(gòu)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說在三省中，尚書省才是行政的實際總匯。唐代的尚書省組織更加整齊嚴(yán)密，由隋之六曹固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組織，則以隋之侍郎升為尚書的佐貳，在尚書左右丞下，每部有4個屬司，共24個司。

尚書省的長官是尚書令，掌典領(lǐng)百官。因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職，故唐代例不復(fù)置。以左右仆射為本省的實際長官。另有左丞1人，正四品上，右丞1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內(nèi)日常事務(wù)，《新唐書·百官志》云：“掌辯六官之儀，糾正省內(nèi)，劾御史舉不當(dāng)者”。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從五品上，員外郎各1人，從六品上，為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諸司事務(wù)。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改左右丞為左右肅機，郎中為左右承務(wù)，諸司郎中為大夫。唐初，仆射的地位十分尊崇，因為在中樞的職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師不單獨設(shè)置，而正二品的尚書令又被廢，只有從二品的仆射官階最高，其他兩省的副官如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以及各寺、監(jiān)的長官均在三品以下。所以《唐會要》稱左右仆射為“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為統(tǒng)屬”。據(jù)說仆射于都堂上書，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階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羅拜階下，仆射不答拜，可見其威權(quán)之重。自中唐以后，由于仆射被排斥于宰相行列之外，尚書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職差遣的沖擊，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漸下降了。

據(jù)《唐會要》記載，貞觀時，唐太宗曾規(guī)定：“尚書細(xì)務(wù)屬左右丞，惟大事應(yīng)奏者乃送仆射”?？梢娮笥邑┰谏袝?nèi)的權(quán)位也是相當(dāng)重要的，其中左丞統(tǒng)吏、戶、禮三部；右丞統(tǒng)兵、刑、工三部。六部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檢后，方下達到有關(guān)部門。因為規(guī)定省內(nèi)有大事才向仆射請示，其余細(xì)務(wù)均由左右丞處理。這樣，左右仆射已漸被架空，都省的實權(quán)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所以到宋代，左右丞也是執(zhí)政官之一。

尚書都省所屬的六部二十四司，負(fù)責(zé)處理全國軍政、財文、兵刑、錢谷等一應(yīng)行政事務(wù)。其中吏部掌文選、勛封、考課之政，下統(tǒng)吏部、司封、司勛、考功四司。唐代規(guī)定官員的選授制度是：三品以上者由皇帝親自選授，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報皇帝御批，吏部聽制授官；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據(jù)其身材、資歷、才能、功勞、德行、言辭、書判諸方面的優(yōu)劣予以“注批”，并報請門下省審復(fù)后授職。四司官員分掌如下：吏部郎中，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給假告身、假使，其中有一人專掌選補流外官。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一人判南曹，均為尚書、侍郎之副貳。司封郎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司勛郎中，掌官吏勛級；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其行狀。若官員死亡后，史官要為其立傳，太常要議謚，若要銘于碑者，則會同百官議其宜記述的事跡上報，然后考功郎中通報其家屬。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前，由考功員外郎主持科舉考試。戶部，掌天下財政、民政，包括土地、人民、婚姻、錢谷、貢賦等，所屬有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四司。其中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地、賦役、貢獻、蠲免、優(yōu)復(fù)、婚姻、繼嗣之事；度支郎中、員外郎掌天下租賦、物產(chǎn)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diào)之，與中書門下省議定上奏；金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庫藏出納、權(quán)衡度量之?dāng)?shù)，管理兩京市、宮市等交易之事，并供給宮人、王妃、官員奴婢衣服；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食稟之事。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所屬有禮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xué)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祥瑞、鋪設(shè)，及百官、宮人喪葬贈賻之?dāng)?shù)，為本省尚書、侍郎之副；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yī)藥、僧尼之事；膳部郎中、員外郎，掌陵廟之牲豆酒膳；主客郎中、員外郎，掌諸蕃朝謹(jǐn)之事。開元二十四年玄宗詔禮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這樣，禮部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選授、考課、主持武舉，以及軍令、軍籍和中央一級的軍訓(xùn)，但并不直接帶兵。所屬有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司。其中兵部郎中一人判帳及武官階品、衛(wèi)府眾寡、?？肌⒔o告身諸事；一人判簿籍及軍戎調(diào)遣之名數(shù)。

員外郎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解狀。皆為尚書、侍郎之副；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地圖、城隍、鎮(zhèn)戎，烽候、防人道路之遠(yuǎn)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蕃客至，鴻臚寺先詢問其國山川、風(fēng)土，然后制成地圖上奏，并送副圖于職方司，殊俗入朝，則圖其容狀及衣服樣式通達于上；駕部郎中、員外郎掌輿輦、車乘、傳驛、廄牧馬牛雜畜之籍；庫部郎中、員外郎，掌兵器、鹵簿儀仗。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隸并平議國家之禁令。其屬有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四司。其中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寺及天下上奏諸案件，為尚書、侍郎之副貳。凡是審理大案件，可用尚書侍郎之名義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組成“三司”，共同參議。國家發(fā)布大赦令，可代表刑部召集囚徒宣布赦免名單；都官郎中、員外郎，管理俘虜，奴隸的簿錄，給以衣糧醫(yī)藥，并審理其訴訟事件；比部郎中、員外郎負(fù)責(zé)通會內(nèi)外賦斂、經(jīng)費、俸祿、勛賜缺乏物資，以及軍用物資、器械、和糧等事；司門郎中、員外郎，管理門禁關(guān)卡出入登記，以及各地上繳失物的處理。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和國家農(nóng)、林、牧（軍馬除外）、漁業(yè)之政，以及諸司官署辦公所需紙筆墨之事。所屬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郎中、員外郎，掌城池之工役程式，為尚書、侍郎之助手；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員之職田、諸司官署公田的配給；虞部郎中、員外郎，掌苑囿、山澤草木以及百官蕃客菜蔬薪炭的供給和畋獵之事；水部郎中、員外郎，管理河流過渡、船艫、溝渠橋梁、堤堰、溝洫的修繕溝通，以及漁捕、漕運諸事。

六部長官稱為尚書，正三品，副官為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唐初以來，尚書的地位很高，據(jù)《通鑒》開元二十四年的記載：“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正因為如此，尚書實際上成為高官權(quán)臣的兼職，不能具體處理本部事務(wù)，這自然就被架空而失去實權(quán)。唐代六部尚書分為三行：吏、兵為前行；刑、戶為中行；禮、工是后行。各部官員的遷轉(zhuǎn)就是按照這個次序的，由后而中而前的，所以擔(dān)任某部尚書，并不等于熟悉這部的職務(wù)，而只是由于資格的關(guān)系。因此，中唐以后，六部尚書基本上成為官員遷轉(zhuǎn)之資，其官稱只代表一種身分，而不一定說明所任的職務(wù)。這就是宋代六部等于虛設(shè)，而另以其他機構(gòu)代替六部的由來。

四、唐代的監(jiān)察機關(guān)——御史臺

唐承隋制，置御史臺，為全國最高監(jiān)察機關(guān)。設(shè)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缎绿茣ぐ俟僦尽吩疲骸按蠓蛘埔孕谭ǖ湔?，糾正百官之罪惡”?！短茣び放_》云：“正朝廷綱紀(jì)，舉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臺只管揭發(fā)，并且只要根據(jù)傳聞即可奏劾，不需要什么證據(jù)，更不受理訴訟，這就是《通典·御史臺》所說的“但風(fēng)聞彈事，提綱而已”。唐太宗非常重視御史臺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御史臺官員各盡其責(zé)，真正起到互相檢查的作用。《貞觀政要》卷1記載他對大臣說：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dāng)時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斷”，結(jié)果群臣有意見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而他自己則要“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給有司商量，然后經(jīng)宰相籌畫，于事穩(wěn)便，才能上奏施行。他為了充分發(fā)揮御史臺的監(jiān)察職能，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規(guī)定：凡是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閣議事，都要有諫官隨同，有不當(dāng)?shù)碾S時進諫。御史臺的地位由此提高，對于糾正官吏的違失起了一定作用。貞觀以后，御史臺也受詞訟，并且設(shè)置了“臺獄”，《新唐書·百官志》說：“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坝兄聘睬簦瑒t與刑部尚書平閱”。對于百司不法事件，“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在糾舉之前，往往要“推覆理盡，然后彈之”。

御史臺的次官，唐初依隋舊制，稱治書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諱，改稱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會要》“御史大夫”條云：由于“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實際上以“中丞為憲臺之長”。

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御史臺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武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分左右臺、左臺知百司、監(jiān)軍旅；右臺察州縣，省風(fēng)俗。不久，又命左臺兼察州縣。兩臺每年派使者八人，春季稱為風(fēng)俗，秋季稱廉察，以四十八條監(jiān)察州縣官員。唐肅宗至德以后，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東都洛陽設(shè)留臺，有中丞1人，侍御史1人，殿中侍御史2人，監(jiān)察御史三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jiān)察御史主持留臺事務(wù)，而三院御史也不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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