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倭寇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明朝時期,倭寇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明朝時期，倭寇究竟是怎樣產生的?下面對百科小編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元朝末年、明朝初期，倭寇逐漸在我國沿海地區(qū)猖獗，他們不僅進行走私貿易，而且還不斷劫掠沿海地區(qū)的商船，更甚至還會登上海岸搶劫沿海的百姓，在當時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那么，在元朝末年，以及整個大明朝，倭寇是如何產生、如何反戰(zhàn)，又如何泛濫、如何解決的呢?今天，咱們就來了解一下。

一、“倭寇”從何而來——政治影響

公元13世紀-16世紀時期，在朝鮮半島、我國沿海、南洋等地區(qū)，出現了大批日本海盜，他們組成龐大的集團進行劫掠活動。

當時，日本又叫做“倭國”，所以對于屢屢侵犯倭國沿海周邊的日本人統(tǒng)稱為“倭寇”。不過，所謂的“倭寇”，其來源并不僅僅限于日本，而是多方面的。

1、來自日本本土的倭寇

13世紀時，倭寇才剛剛出現，當時他們僅僅局限于九州一帶，大多是民主、莊官，還有一些失業(yè)人群，人數并不算多。

明朝年間，日本國內爆發(fā)了嚴重的“政治運動”，也就是所謂的“南北分裂時期”，局勢動蕩不安，各大勢力不斷角逐。

在這場政治角逐中，勝利者占據了日本本土大量的土地，失敗者只能另謀出路，倭寇的數量不斷擴大。

當時，一些豢養(yǎng)諸多武士的小領主，便將目光瞄準到了海外。起初，他們僅僅是在海上行動，對一些海外貿易的商人實施搶劫。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為了獲得更多的資源，這些統(tǒng)治者便會縱容自己的手下，到其它國家的沿海地區(qū)做一些搶劫百姓的活動。

與此同時，在日本的政治運動、軍閥混戰(zhàn)當中，受到傷害的不僅僅是各大軍閥，還有日本諸多的老百姓。

亂世之中，老百姓不僅喪失了農業(yè)活動的環(huán)境，而且還要承受巨大的賦稅徭役。迫于無奈下，這些老百姓也逐漸加入了倭寇的隊伍，成為了倭寇的主要兵源之一。

2、一些趨利商人的“偽裝”

從時間上來看，倭寇并非起源于明朝，在元末時期就有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部分、來自元末明初的內地人，就偽裝成了倭寇。

比如，元朝末年，一些地方割據勢力，為了能獲得更多的戰(zhàn)略物資，他們會與日本本土的倭寇進行聯(lián)合，然后合作搶劫海上的商船。

元朝消亡、朱元璋統(tǒng)一天下之后，曾經與陳友諒、張士誠等人有瓜葛的利益團體，為了避免受到朱元璋的懲罰，他們被迫逃向了海外。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群人便在海外立足，不但發(fā)展海洋勢力，后來他們?yōu)榱双@得更大的利益，便于倭寇合作，逐漸成為了他們的一份子。

另外，明朝中后期，因為政治的腐敗，許多沿海的百姓無法忍受官員的壓迫，也紛紛逃向海外，加入了倭寇大軍，成為了倭患的力量來源之一。

總而言之，“倭寇”雖然是對古代日本賊寇的統(tǒng)稱，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造成“倭患”泛濫的不再只是倭寇了，還有一部分明朝的利益集團。

二、倭寇泛濫的動力——利益驅動

俗話說得好：“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在歷史的場合中，倭寇從出現到不斷壯大，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利益也是他們逐漸壯大的原因之一。

1、倭國政府的背后支持

“倭寇”雖然表面上是'“賊”與“匪”，但是其背后的操控者卻另有其人，甚至可以說倭患的背后站著倭國的政府集團。

眾所周知，日本土地狹小、多山地、少平原，所以他們的自然資源非常匱乏。戰(zhàn)爭拼的就是資源消耗，倭國各大領主為了能夠取得勝利，只能通過海上劫掠，來獲得維持戰(zhàn)爭的錢糧與經費。

回首明朝時期的倭患，從規(guī)模、行動、紀律上來看，他們的一舉一動根本就不像是簡單的賊寇，背后明顯有著政府的支持。

也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執(zhí)政時期，曾嚴厲斥責日本的使者，讓他們停止對大明沿海百姓的侵犯，否則就會發(fā)兵攻打。

不過，日本的各大統(tǒng)治者不僅沒有聽，反而還變本加厲，大肆劫掠沿海的百姓。在此情況下，朱元璋便想進軍日本，但卻被劉伯溫等人阻止了。

因為，元朝時期，忽必烈也曾攻打過日本，不僅沒有取得任何的效果，還因為海洋的隔絕而損耗過大、勞民傷財。

經過了種種考量，為了杜絕倭患，朱元璋下令“封鎖沿?！?，與此同時，他還將日本列入了大明朝的“不征之國”的名單。

這一現象一直持續(xù)到明成祖朱棣時期，永樂年間，大明朝的海洋力量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倭患也消停了許多，沿海百姓得到了少有的安寧。

只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因為海洋力量再度削弱，倭患又再度興起，而且愈演愈烈，遠超朱元璋時期的危害。

2、資本主義萌芽開始發(fā)展

十四、五世紀，正是全世界資本主義蓬勃發(fā)展的時期，而在當時明朝的經濟發(fā)展更是處于全世界領先水平，資本主義萌芽更是欣欣向榮。

同一時期的日本，其國民經濟發(fā)展非常的落后，在與明朝的貿易中經常處于“貿易逆差”狀態(tài)，所以為了改變這樣的窘境，他們只能選擇劫掠，而且還得到了政府的默許。

與此同時，因為封建王朝時期，明朝統(tǒng)治者一直受“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屢次實行“海禁”的政策，壓制了許多商人的發(fā)展。

在此情況下，這群商人便將目光轉移到了海上，他們通過與倭寇勾結，進行各種走私活動，加劇了倭患的嚴重性。

后來，在種種原因的交織之下，一些商人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了倭寇大軍的行列，實施海洋劫掠行動。

總的來說，無論是日本的本土倭寇，還是來自大明朝的商人，他們加入“劫掠大軍”都是因為利益的驅使，這也是所謂的“倭患”壯大的原因之一。

倭患的泛濫成災——沒有天敵

洪武時期，朱元璋不斷加強海防力量，倭患沒有進一步擴大。永樂年間，因為我國海洋業(yè)很發(fā)達，并于遼東望海堝全殲來侵之倭，沿海一帶獲得了久違的平靜。

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明朝的海防力量不斷減弱，倭患日益嚴重，逐漸泛濫成災，而主要的原因便是倭寇沒有“對手”，亦或者說是“天敵”。

1、大明朝廷海防力量殘敗不堪

明朝中后期，倭患已經泛濫成災，早已經成為了沿海百姓的大患，嚴重影響明朝內部的穩(wěn)定。然而，即使如此，大明朝廷卻沒有派兵剿滅，究其原因就是海防實力薄弱。

當時的大明王朝，早已經腐敗不堪，地方官員不斷貪污腐敗。原本，永樂年間建立了完善的海防體系，但因為戰(zhàn)船缺少經費、士兵戰(zhàn)力不堪，戰(zhàn)斗力早已嚴重下降。

在此情況下，大明朝的海防力量根本就不是倭寇的對手，所以在抗倭戰(zhàn)斗中根本無法發(fā)揮應該有的作用，只能處于被動防守的態(tài)勢，比如戚繼光抗倭便是如此。

當然，內部原因除了大明朝廷之外，還有一些被利益熏心的商人?！百量堋彪m然有倭寇之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倭寇，還有一些大明商人。

這群人為了獲取財富，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來支持倭患，這也是明朝倭寇屢禁不止、屢剿不得的重要原因之一。

2、“倭寇”背后站著的是倭國政府

正如上述所言，明朝時期的倭寇并不是普通的“賊匪”，他們的形成是“有意而為”，內部有著嚴格的組織架構。

根據一些史料的記載，在劫掠船只的時候后，他們會準備得非常充分，戰(zhàn)前信息、劫掠官船、戰(zhàn)后撤退等都是井然有序、訓練有素。

與此同時，倭寇每一次作案的地方都不同，每每得手之后他們便會迅速逃離戰(zhàn)場，根本無法有效地解決。就這樣，在沒有天敵的情況下，倭患泛濫成災。

比如，倭患最嚴重的時候當屬嘉靖年間，那是日本已經進入了戰(zhàn)國時代，明朝官場也非常的腐敗。

在日本諸多諸侯的支持下，日本非常的猖獗，勾結中國海盜王直等，不斷在江浙、福建一帶大肆劫掠。

嘉靖皇帝雖然多次委派官吏經營海防，但是卻因官場的腐敗而難見成效，倭寇成為了大明朝中后期的一大禍患。

值得一提的是，嘉靖皇帝時期，著名將領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出現，給大明朝的沿海帶來了一段時間的安定，倭患始平。

從這點來看，倭寇之所以泛濫成災，不是因為古代倭國的政局混亂，而是因為大明朝廷的不作為。

正如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所說的那樣：“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自己不作為，最后只能剩下兩個字“嗚呼”。

倭寇還分大小，嘉靖 “大倭寇”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林小靜

明朝嘉靖時期，倭寇之亂尤為嚴重，嘉靖“大倭寇”為亂一方，對東南沿海禍害極深更是讓朝廷十分頭疼。前期“倭寇”的組成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人，少部分是朝鮮人，但是到了后期，“倭寇”中多了很多中國人，明史曾記載道“大抵真僑十之三，從僑者十之七”。嘉靖“大倭寇”大多數是中國人，“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奔尉浮按筚量堋钡男纬稍蚴嵌喾矫娴模旅婧喴獢⑹鲆幌?。

嘉靖大倭寇

首先，嘉靖“大倭寇”的成因與中、日、葡三方的走私貿易有關，明代跨國走私貿易極為繁榮，在中外私商以及官、商之間產生了利益分配不均的情況，進而演化為多起暴力事件，原本以商業(yè)貿易為主的走私集團逐漸轉為以暴力掠奪為主要目的的海盜集團，成為嘉靖“大倭寇”的主要來源。其次，明朝時期蒙古對北方邊境的侵擾十分嚴重，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貴族率兵攻入北京城下，讓明朝廷十分恐慌，后來明朝政府將防守重心放到北方，而松懈了對南方沿海的防御，也讓倭寇勢力得以迅猛發(fā)展。同時，出于北方防務的需要，朝廷的財政開支增加，因而大部賦稅轉移到了南方，讓東南沿海民不聊生，許多民眾被逼上絕路成為海盜。

明代嘉靖年間畫家仇英所繪《倭寇圖卷》資料圖

再次，明朝實行嚴厲的海禁貿易，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下令實行海禁政策，“禁瀕海民私通外諸國”，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下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以斷外貨之銷路”，在這種背景下，東南沿海地區(qū)人民無法從土地生產中維持生活，而出海謀生的路也被斷絕，因而被迫成為“倭寇”。嘉靖時期隨著東南沿海地區(qū)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許多沿海地區(qū)民眾的經商之路被斷后，紛紛轉而與政府對抗，比如著名的“倭寇”頭目王直便是商人出身，因海禁貿易阻斷他正常的經商活動，因此轉而從事劫掠活動。最后，嘉靖時期東南沿海地區(qū)民眾紛紛下海經商，朝廷權臣專政，對這一現象并不公然阻止，官員私下利用職權對商民進行敲詐勒索，因而激起了商民的反抗，許多成為了嘉靖“大倭寇”。

東南沿海一帶

自嘉靖二年（1523年）開始，沿海地區(qū)的“倭寇”集團逐步形成，經過一段時間的發(fā)展壯大，據史料記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開始“大倭寇”大舉侵入東南沿海，在沿海城市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劫掠，此后劫掠范圍逐漸深入。最后明廷大舉出兵抗倭，經過十幾年才將其撲滅。

參考文獻：

樊樹志：《“倭寇”新論——以“嘉靖大倭寇”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

劉國華：《明“嘉靖大倭寇”成因探析》，《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19卷第7期。

童杰：《“嘉靖大倭寇”成因新探》，《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11年。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桂強

明朝嘉靖時期為什么會出現倭寇泛濫

嘉靖倭患，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持續(xù)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后達15年之久。東南沿海一帶全面遭受倭寇的騷擾，“聯(lián)舟數百，擁眾數萬，沿海如杭之海寧，嘉興之嘉善，海鹽，平湖，嘉秀等縣；南直隸則松江之華亭，上海，蘇州之昆山，嘉定，常熟，太倉，長洲；常洲之江陰，靖江，無錫；揚州之通洲，海門，如皋，賊至必焚毀室廬而煙焰數十里，劫殺人民而死亡動數千人?！笔寡睾Ｈ嗣竦纳a生活遭受極大的損失。嚴重破壞了沿海一帶生產力的發(fā)展。那么嘉靖時期的倭寇為什么會如此泛濫呢？其原因是什么？本文擬就這方面作一初步探討。
一、倭寇泛濫的根本原因:日本的政治經濟狀況
十五世紀七十年代起到十六世紀間，日本處于長期混戰(zhàn)的動亂時代。1467—1477年發(fā)生了“應仁之亂”，1485—1487年又發(fā)生了“文明之亂”。名義上還維持到1572年的室町幕府（又叫足利幕府），實際上已是進入各自割據的“戰(zhàn)國時代”（1467—1573年）了，對海上貿易已經失去控制權。由于各地封建領主的殘酷剝削和不斷的戰(zhàn)爭，破產的農民，失職的官吏，失業(yè)的流民，戰(zhàn)敗的武士，無業(yè)的浪人，在各地領主的支持下，紛紛競向海外求出路。他們在某些中國人的導引下，集中乘船到中國沿海進行掠奪。這些人數量眾多，動輒船幾百艘，其破壞性之大簡直無法想象。據趙文華《賊情疏》記載：嘉定縣民倪準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內被倭賊攔搶上船，跟到彼處，只見漳泉兩處人無數在彼，衣帽言語一般，說這里是日本國所管，地名五斗山，眾賊合伴共有七百余船開洋，大者每船二、三百人，小者每船三、四十人，各自備糧食，在海上漂流了十一個月，因為西南風不便，糧食吃完后，只好倒轉回去。到六月十四日又重新開船前行，航行途中，遇到先遣的二十一艘船的回航，說是明朝御倭官十分兇狠，三分中被殺死一分，于是眾皆驚駭，紛紛倒轉船頭。這些船共有700余艘，按每艘150人計算，共有10500余人，真是觸目驚心。如果當時日本尚有強大的統(tǒng)一的中央政權，它是會管理海上貿易和逮捕倭寇的，如洪武永樂時期日本國王曾多次逮捕倭寇送到中國讓明朝處治，倭寇是隨著戰(zhàn)國紛爭，農民的破產而不斷擴大起來的。

上面所述的是日本當時的政治狀況，那么此時日本的經濟狀況又是如何呢？
盡管當時日本的手工業(yè)已經從農業(yè)中分離出來得以獨立發(fā)展，但尚不發(fā)達。日本的許多生活必需品如絲、布、鍋、針及藥材等都靠中國供給。據史料記載：“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瓷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棉布，尤為彼國所重”。因為如此，當中國貨物缺乏時，價格大漲，如嘉靖以后“中國綾羅雜燴，其土不蠶，惟籍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綢匹，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價值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如絲每百斤值銀五、六兩，而在日本其價格是在中國的十倍。正是因為這種現象的存在，刺激了日本封建領主、貴族、武士、商人的貪欲，他們紛紛競向中國貿易。這種商人兼海盜的倭寇掛著八幅大菩薩的旗幟，沖破室町幕府和明朝的聯(lián)合規(guī)定，來中國進行掠奪。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當時日本對中國貨物的迫切需求和長期戰(zhàn)亂，加之災荒連年,這樣的社會狀況刺激了日本國內各階層群體向海外中國劫掠財富的欲望，因此，倭寇之患的必然性已經形成。
退一步說，即使明朝沒有實行海禁政策，也無法完全滿足日明貿易發(fā)展的需求，況且日本對明貿易中帶有海盜的活動早已一貫存在，總會騷擾中國的。正如井上清所說的：“和中國的往來，不只是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yōu)楹１I，掠奪沿海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二、倭寇泛濫的國內原因:嘉靖朝的腐敗
海盜活動在明初既已存在，那么為什么會在嘉靖時期達到頂峰呢？這還得從時的社會狀況來加以分析
（一）政治、經濟方面：政治腐朽，經濟敗壞
1、統(tǒng)治階層的逐漸腐朽。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政績卓越的封建皇帝，他重視吏治，嚴懲貪污。明成祖朱棣也勵精圖治，所以明朝政治比較清明，人民尚能安居樂業(yè)，在少有內憂的情況下，能夠集中力量對付外患，所以盡管明初有倭寇騷擾，但范圍并不是很廣，對社會也沒有造成很大的破壞。但明英宗正統(tǒng)以后，明朝政治日趨腐敗，貪污賄賂之風盛行。嘉靖帝一生沉醉于齋醮之中，特別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宮婢之變”，竟“自十八年即不視朝”，遂使“營造繁興，府藏告匿，百余年富庶，治平之業(yè)，因以漸體”。朝柄被佞臣嚴嵩獨掌，嚴嵩賣官鬻爵，吏治昏暗，“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于是“文武將吏，爭輸貨其門，顛倒功罪，牽制兵機，紀律大乖，將吏人人解體，征兵半天下，賊寇愈熾”。
嘉靖時期，明廷庫藏不抵邊費一年所需，而嚴嵩的臟私，可供數年邊費。嚴嵩被籍沒時，得“黃金可三萬余兩，白銀三百萬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
嚴嵩還將御倭重任委之無所作為的義子趙文華，使得大批抗倭將領朱紈，張經等慘遭殺戮，致使“至浙，軨轢官吏，公私告擾，益無寧日”結果“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繩臣下，而弄權者借以行其私，……而武備隳矣”。
2、土地兼并嚴重。隨著明朝政治的腐敗，皇族、勛貴和官僚地主對財富的掠奪日益嚴重。在中國古代,由于小農經濟的影響,因此對土地的大量占有往往被看成是富裕和權力的標志,這點在明朝體現得更為明顯。因此，相比于其他朝代，明朝的土地兼并也更加嚴重。明朝初年，由于改朝換代調整了元朝的土地占有關系，加上積極推行墾荒政策，因此小農經濟大量復蘇，自耕農占有很大優(yōu)勢。但半個世紀后統(tǒng)治階級利用強大的中央政權，肆無忌憚地兼并土地，到處建立“皇莊”、“藩王莊田”和權貴們的“莊田”，他們名義上是請乞，實際上是強占；名義上是奏求，實際上是巧取豪奪。不僅如此，他們還往往利用自己的特權，一家兼并數十家。明朝中葉土地占有關系變動的主要趨勢是大量土地向皇室、勛戚和官宦勢要權勢階層集中，這種趨勢尤以嘉靖時期為著，農民的大量土地被兼并。財富的大量集中，導致當時社會貧富差異懸殊。造成這種兩極分化的原因，固然有社會經濟自身發(fā)展的內在因素，譬如經濟結構和生產模式的調整以及生產力的發(fā)展,但主要還在于皇室、勛戚和官宦勢要階層依仗其政治權利以至暴力等手段，肆意侵奪小農土地。這種以超經濟的手段聚集財富的結果，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迅速尖銳化，使得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被迫逃往他鄉(xiāng)，或入深山為“流民”，或占據山險為“盜賊”，或入大海為“倭寇”。即如史書記載的“夫夷寇之為濱?；颊?，非倭夷敢自犯中國，乃中國自為寇也，官府平日無教養(yǎng)撫字之方，饑寒所迫，驅而為盜，又不能設法散之使去，招之使來，比致養(yǎng)痛勢成，聯(lián)舟結寨，虜官兵焚漢船”。
3、賦稅繁多。伴隨土地集中到皇室、勛戚和官宦之家，自耕農民紛紛破產，而不得不轉變?yōu)樽夥N土地的佃戶。明中葉，由于土地的集中主要是官豪勢要之家憑借權勢而實現的，因此當時佃農在租種地主土地的關系中，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人身依附色彩，尤其是當他們面對皇室、勛戚等權貴，更顯得無能為力，生活的處境也更加凄慘。
隨著政治的日益腐敗，官僚地主還串通里書胥吏，用飛灑，詭寄，移換等手段，巧取豪奪，把沉重的賦稅全部轉嫁到貧苦農民頭上。明初政府曾規(guī)定，每畝征銀二分至三分，但到了明中葉，貴族私自征租，有的畝收五分，有的高達八分，比原來規(guī)定的增加了二至三倍以上，使農民要承受嚴重的田賦和徭役。
縉紳地主與普通的民間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也相當嚴重。即使在素稱富庶的江南一帶地區(qū)，人民亦困極無聊，“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奔尉改觊g，東南沿海一帶的人民生活極端貧困，為了生活，他們往往變賣自己的房屋、田地、牛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兒女都賣了，廣大農民紛紛破產，掙扎在死亡線上。嘉湖蘇松一帶人民因稅賦太重，官吏，土豪劣紳又多方盤剝，被迫出走謀生。在兩浙三吳之地，更是連年荒旱，歷來一片繁華的江南，在明朝政府的壓榨之下,竟然呈現一片蕭條景象。
除了正賦之外，還有官吏的私加捐稅，如江南，福建等地區(qū)的農民，有向地主貢獻薪米雞鴨蔬菜等物品，名曰“冬牲”；曲阜孔府的農民要向公府交納“年例布花”，“年例豬錢”；在徽州、湖廣、江西等地更有大量佃仆和莊仆存在。
面對上述種種困境，明朝統(tǒng)治者不僅不予以賑恤，反而加派段匹工料等項銀兩大約二十余萬。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自永樂皇帝后，統(tǒng)治者奢侈揮霍，對王公和皇帝寵兒的過多賞賜，致使發(fā)費倍增。與此同時，由于管理不善，經濟混亂，物價飛漲，偷漏稅收，貪污賄賂和濫用資材，致使國家收入銳減。
在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橫征暴斂之下，廣大貧苦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瀕于死亡的邊緣，再加上官兵荼毒，以致造成求生無望的饑民不得不四處流亡，下海為盜。這些迫于貪酷，苦于役賦，困于饑寒的小民不僅相率入海為盜，而且每次聽到倭寇到來，又都樂意隨從。故當時不少人認為倭寇之盛衰，其主要原因在于朝廷，而不在于蠻夷?！耙目苤疄闉I?；颊?，非倭夷敢自犯中華，乃中國自為寇也”。這個分析一針見血，符合實際。
伴隨著明朝政府沉重的苛捐雜稅的是天災人禍，特別是1448年黃河的決堤，導致接踵而來的洪水泛濫，100多萬人被迫無家可歸，淪為乞丐或者海盜。
（二）軍事方面：海防廢弛，衛(wèi)所空虛
明朝初年，自北方到南方沿海，倭寇存在很大威脅。洪武初年，“倭奴數掠海上，寇山東，直隸，浙東，福建沿?？ひ亍薄Ｔ谏綎|沿海，倭兵數次侵擾海濱，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因此，對于海上的防務，朱元璋一直非常重視。洪武元年，他便開始著手部署，對日斷交后，他更重視海防的建設。
1、首先，在沿海地區(qū)眾建衛(wèi)所，廣修城池。
在沿海地區(qū)加強海防力量，劃分鴨綠江，遼東，山東，直隸（今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七個海防區(qū)。在萊洲府，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建立了“三衛(wèi)，八所，七巡檢，十六寨，一百四十七墩堡”的防?？傆?。
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在山東，江南、北，浙東、西等海防要地，筑城列寨，建立永久性防御工事，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wèi)、所。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前往福建、興、漳、泉四郡查視要害，筑海上十六城，以防倭寇。
為保衛(wèi)沿海地區(qū)，每年都有春巡和夏巡，“衛(wèi)所既設官兵，又制有數百料大船，把擼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漿飛船兒五等，以三四五月出哨，謂之大汛；七八九月出哨，謂之小汛。蓋倭船之來視風所向，清明后風自南來，重陽后風自北，皆不利于行故也”。倭寇作亂的時間和地點，受制于風向的變化，不同季節(jié)的防御任務也有所不同。而明海軍都能根據這些特點制訂相應的措施，因此取得不錯效果。永樂年間的望海堝戰(zhàn)役是明初對倭作戰(zhàn)的第一次大勝利，從此，倭寇不敢大規(guī)模的侵擾。
2、籍張士誠、方國珍舊部及沿海之民為兵，增加沿海兵力。

洪武四年（1371年），靖海侯吳禎將蘭秀山無田糧之民111700余人編配各衛(wèi)所為軍。洪武二十年（1387年）周德興修筑城寨時，采用民戶三丁取一的方式，集15000余人為沿海衛(wèi)所的戍守兵員，做到了統(tǒng)一指揮與分海守備相結合，機動巡剿與近岸殲擊相結合的作戰(zhàn)策略。
3、大造戰(zhàn)船，加強水師建設。
在朱元璋及其永樂帝的努力下，明朝建立了一支高效率的海軍，它擁有數千艘船只，其中有一半是戰(zhàn)船，另一半是巡邏船，游弋于中國沿岸的水域，確保了沿海的安全。
洪武三年（1370年）建立的七衛(wèi)水軍，每衛(wèi)自己備戰(zhàn)船50艘，平時派350名軍士繕理保養(yǎng)，若遇戰(zhàn)事，則益兵操之。
4、建立賞罰制度，鼓勵將士奮勇殺敵。
明初海軍人員士氣高漲，斗志昂揚。如1417年一艘由宦官張廉指揮的船只，成功的突破了倭寇船隊的包圍，以此振奮人心。

由上述可以看出，明初大力加強海防，由于措施得力，明朝在千里海防線上，建立了一個強大的防御系統(tǒng)，因此沒有釀成大患。但到了嘉靖時期，情況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
明嘉靖時期，由于政治日趨腐敗，加以政策上的失誤，海防設施失去了應有的功能。衛(wèi)所形同虛設，不堪一擊。正像《明史》上形容的：“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yè)，見寇泊主，輒望見逃匿。而上又無統(tǒng)率御之，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
嘉靖時期,在海島設以據險伺敵的水寨,均因將士憚于過海,自海島移置海岸,而原來的水寨卻被?？軗槌惭?。在漳、泉沿海的衛(wèi)所，軍糧不足，船只壞損，兵士短缺等現象極其嚴重。據《明史》記載，“浙、閩海防久隳，戰(zhàn)船、哨船十存一二”。如銅山寨原戰(zhàn)船20只,只存1艘；玄鐘澳20只,只存4艘；浯嶼寨40只，只存13艘。由于這些船只不是被禁錮在港口內，就是很少使用，于是腐爛加劇且沒有進行更換。
至于巡檢司，由于朝廷不重視海防，海軍軍餉一減再減，促成兵員逃亡現象非常嚴重。烽火基地的4068名駐軍，有3000人逃跑；小埕的4700多名駐軍，逃了2557人。沿海地區(qū)防衛(wèi)站的士兵70%被派去務農，有的甚至要到50千米外的內陸。剩余的30%本應肩負戰(zhàn)斗任務的人員，還被要求去建筑和修理船只。水軍幾乎形同虛設，衛(wèi)所司寨將大都屬于世襲，不習武藝，不懂兵法，亦不會帶兵打仗，戰(zhàn)斗力特差。
海防廢弛到如此程度，當然談不上什么御倭。譚綸說：“比來法令廢弛，行伍空虛，各該衛(wèi)所官兵，大都桀驁不馴，玩鈍無恥。驅之戎行，則恍然自失。責之城守，則恬若罔聞”。在浙江寧、紹衛(wèi)所的大小官員，竟然坐視倭寇縱橫來往于封城之內，殺戮攻劫達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絲毫沒有受到抵御。
三、倭寇泛濫的導火索：明政府嚴厲的海禁政策
明朝建國后，東南沿海一帶憑借著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和原有的基礎，農業(yè)、手工業(yè)很快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在此基礎上，商品經濟也日益繁榮起來。到正德年間，私人海外貿易開始得到發(fā)展。而到嘉靖時期，私人海外貿易已經形成了很大規(guī)模，并達到非常繁榮的程度。當時中國經濟比日本發(fā)達，日本很多生產生活材料都要依靠中國這個市場。如這個時期日本工業(yè)中的絲織業(yè)雖有長足發(fā)展，但本國生絲原料非常不足，而所缺的這些生絲幾乎完全是從中國供應的，假若番泊不通，則無絲可織，致使生絲在日本的價格上揚，在中國每百斤值五六兩，而到日本，價格是在中國的十倍。日本可以在中國買到他們迫切需要的商品，如瓷器，藥材等物，尤其是蠶絲，價格便宜，在中國大陸最高價每擔銀115兩，而在日本則每擔需要500兩。正是這種利潤上的巨大差距，嘉靖年間東南沿海各地形成了許多私人海上貿易集團，他們大多擁有五十到百余艘商船，成群分黨，相互競爭，十分活躍地從事各種海上貿易?！八皆齑蟠?，越販日本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違禁私通，日益月盛”。繁榮的海外貿易，吸引了大批中國人以之為業(yè)。甚至許多“勢家”，“大姓”，“豪門巨室”為取得豐厚的海外貿易利潤，也競相投資于海上貿易，從事海上販運活動，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些海商與15世紀的官方海外貿易相比，有顯著的特點，他們更多的是為滿足下層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商品生產的發(fā)展而經營各種手工業(yè)原料和手工業(yè)制品，積極為產品打開銷路，而15世紀的官方海外貿易更多的則是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梢哉f，大力發(fā)展海外貿易，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當時中國發(fā)展社會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重要條件。
但是，面對著海外私人貿易，明政府卻持相反態(tài)度。明初，朱元璋即頒布了“片板不許下?！钡暮＝?，嚴禁私人海外貿易。但是隨著明政權的日益鞏固及沿海軍事防御力量的加強，流亡于海上的日本海盜相對人數較少，已經不敢公開為寇，他們大多轉向以從事海上貿易為生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禁海防倭實際上是禁止中國人出海經商，禁止中國和日本等國正常的海上貿易往來。特別是嘉靖初年（1521年）以后，明王朝借口寧波“爭貢事件”，更下令嚴禁造違式大船，凡是屬于違禁海船的盡數毀掉，規(guī)定“自后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舍不舉者連坐”。企圖斷絕一切海上聯(lián)系和貿易往來。然而，出乎明朝政府意外的是，到了嘉靖二十年（1540年）后，反而出現了“禁越嚴而寇越盛，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恒滿載而去”，私人海外貿易規(guī)模反而更大，“倭寇”在東南沿海迅速泛濫的情況。

明朝政府為控制這種局面，派出當時朝廷最強硬的禁海派大臣朱紈前往鎮(zhèn)壓。朱紈采取了“革渡船，嚴保甲”等一系列措施，加強海禁，但由于其損害了沿海官僚地主及農民的利益，招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汪直“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使“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從此，倭寇更加泛濫。
明朝的海禁政策不僅阻礙了中日之間的正常貿易，同時也損害了世代居住在沿海一帶的農民的利益。
沿海民眾一向有從事海上貿易的傳統(tǒng)，作為維持生計的重要手段，然而沿海地區(qū)自然條件又是很不利的，地狹人稠，土壤貧瘠，五谷稀少。據《漳州府志洋稅考》記載：“閩地斥蹺確，田不供食，以海為生，以洋舶為家者十而九也”。是以越洋到外國去貿易，是其生命所系。
然而，明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嚴禁沿海民眾打撈捕魚，出海貿易，使得沿海居民被迫放棄原來擅長的采捕漁樵的島民生活，去適應他們所不適應的內陸山區(qū)的耕作，他們不適應那里的環(huán)境和生產生活方式。因此，有一部分人不顧明朝政府的禁令，千方百計的潛回家鄉(xiāng)。由于他們的所為屬于違法行為，隨時都有被殺頭的危險，迫于無奈，他們在海上貿易一本萬利面前，雖然有明禁，而利之所在，“故民不畏死”參加了武裝走私的隊伍，正因為嚴厲的海禁政策激化了社會矛盾，使倭寇更加泛濫。
曾參與平倭的譚綸說：“閩人濱海而居民不知其幾也，大抵非為生于海則不得食。海上之國方千里者不知凡幾也，無中國綾綿絲之物則不可以為國。禁之越嚴則其值越厚，而趨之者越眾。私通不得則攘奪隨之。昔人謂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要都塞了好處俱穿破，意正如此。今非惟外夷，即本處魚蝦之利與廣東販米之商、漳州白糧諸貨皆一切禁罷，則有無何所于通，衣食何所從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為盜也”。深刻地揭示了海禁越趨嚴厲的背景下，沿海民眾由海上走私貿易而發(fā)展為倭寇的軌跡。
這里，不妨摘錄張維華教授的一段話：“在研究明代‘倭寇之患’這個問題上，不能不聯(lián)系到明代海外貿易的動態(tài)，也不能不聯(lián)系到明代所施行的‘海禁’政策。但是只能說這些事實對于‘倭寇之患’發(fā)生了某些客觀的影響，決不能說是導致‘倭患’發(fā)生的根本原因?！量堋臼菑娜毡緛淼囊换锝俾又袊姆吮I，即使是中日間的貿易關系不受到限制，中國的海禁沒有那樣嚴格，這伙盜匪還是要劫掠中國的，只不過在程度上或許有些不同而已。至于參加到‘倭寇’里面去的那些中國破產農民、流民分子，對祖國人民進行掠奪和屠殺，已經成了背叛祖國的敗類?！睆膹埦S華教授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明朝嘉靖年間倭患的原因。

由上述可知，嘉靖倭患的成因主要是由日明雙方政治、經濟、軍事諸因素所造成，由于日本處于戰(zhàn)國時期，長期戰(zhàn)亂和災荒使不少破產農民“迫于饑窘，糾眾掠食”，從而構成倭患發(fā)生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正是通過世宗的昏庸，政治的腐敗，海防的頹廢以及海禁的嚴厲等偶然機會爆發(fā)出來的，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又恰好加劇了這種倭患的程度。

明朝中期的倭寇之亂是怎么來的，產生倭患的因素是什么？

因為明朝到了后期以后，就開始衰落了起來，加上這個時候日本國內也是各地方發(fā)生了戰(zhàn)爭，一些武士在失利了以后，為了可以繼續(xù)謀生，他們就結伴開始成為了海盜，對東南沿海地區(qū)進行燒殺掠搶，并且這個時候明朝實行了海禁，所以一些商人失去了貿易收入，也被迫加入了海盜。
大家都知道在明朝時期，我國在東南沿海地區(qū)省份，經常受到倭寇的騷擾，倭寇就是來自日本的海盜，因為當時他們在東南沿海地區(qū)搶劫一些人的東西，并且還組成了貿易團伙，專門做走私的，當時的倭寇之患也讓東南沿海陷入了困境，還好最后戚繼光站了出來，戚家軍紀律嚴明，并且作戰(zhàn)的方式非常獨特，打的倭寇落花流水，后來倭寇就不敢再來侵犯東南沿海地區(qū)了，很多人都好奇這么多倭寇從哪里出來的，難道他們都是那些日本國內找不到工作的浪人嗎？
其實當時這些倭寇都是因為日本國內非常的混亂，所以有些武士在各部落失敗了以后，為了重新可以東山再起，就跑到其他的國家進行搶劫和騷擾，不僅僅在大明，當時的朝鮮半島，也受到了倭寇的侵犯，但是后來因為日本為了加強和明朝的經濟和貿易聯(lián)系，所以就把倭寇都收拾掉了，這個時候明朝沿海暫時就太平了起來，想不到到了后期，明朝國力開始漸漸衰退，這個時候倭寇又找到了時機，開始進攻明朝。
這些倭寇不僅僅是日本人，他們還有一些沿海的商人，因為明朝的時候實行了海禁，所以一些商人就失去了貿易收入來源，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聯(lián)合這些日本的倭寇一起燒殺掠搶，然后做起了走私貿易，很多中國的商人甚至做到了倭寇頭目，可以說這些人就如同被逼上梁山了一樣，并且在當時倭寇有了足夠的經濟收入底子以后，就開始花錢買通了那些朝廷官員，這樣子他們就會給自己報信，不用擔心有人來找他們了，不過最后戚繼光站著出來，他為了平息倭寇之亂，不惜一切代價對倭寇進行攻打，戚家軍戰(zhàn)術高明，紀律嚴明，最后終于戰(zhàn)勝了倭寇，可以說也是一位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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