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干過最羞恥的事是什么

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干過最羞恥的事是什么

在歷史長河中，李世民可以說是很出名了，那么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嗎?接下來小編為您講解。

突厥是我國北方境內一個古老而又顯赫的民族。早在南北朝時期，突厥族就逐漸發(fā)展壯大起來，建立了人數(shù)多達數(shù)十萬的軍隊。到了隋朝初年，突厥族卻因內訌和斗爭，統(tǒng)治集團分裂為東西兩部。西突厥在阿爾泰山以西，東突厥則控制著東起興安嶺西到阿爾泰山的廣大地區(qū)。其中東突厥不久被隋朝軍隊打敗，西突厥也因為內亂而一度衰落。隋末天下大亂之際，東西兩大突厥部落趁機迅速統(tǒng)一，重新振作，勢力迅速發(fā)展，一躍成為雄居漠北、力控西域，甚至對中原地區(qū)也造成嚴重威脅的強大軍事力量。

與此同時，隋末農民起義的風暴已逐漸席卷全國大部分地區(qū)。從隋煬帝大業(yè)七年(611年)開始，全國各地先后興起的反隋起義軍大小不下100支，參加的人數(shù)達數(shù)百萬，其中實力最為強大的農民革命隊伍有三支：一支是河南李密、翟讓的瓦崗軍，一支是河北的竇建德軍，一支是江淮地區(qū)的杜伏威軍。起義軍經(jīng)過七年的浴血奮戰(zhàn)，到了隋煬帝大業(yè)十三年(617年)的時候，隋朝政權的崩潰已經(jīng)成為必然趨勢，各路起義軍也遭到了嚴重創(chuàng)傷。大業(yè)十三年(617年)七月，一直在等待時機的李淵、李世民父子看到時機成熟，在晉陽(今山西太原)率軍三萬誓師，正式起兵，試圖竊取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

據(jù)《舊唐書》記載，在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時，突厥軍隊趁機襲擊晉陽，大肆掠奪一番而去。突厥的襲擊，使李淵、李世民父子意識到突厥不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也是他們爭奪天下的后顧之憂，如果不與突厥搞好關系，自己剛剛形成的勢力就會遭到滅頂之災。為了消除突厥的威脅，李淵、李世民父子與心腹劉文靜商議，由唐公李淵親自給突厥國始畢可汗寫了一封卑辭修好，并許以“稱臣納貢”的書信，又帶上一份厚禮，派劉文靜前往突厥談判。

劉文靜到達突厥時，始畢可汗問：“唐公起事，今欲何為?”劉文靜回答說：“皇帝廢冢嫡，傳位后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愿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眾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笔籍吙珊孤犃舜笙玻⒓磁汕泊髮⒖登世暑I二千騎兵，隨劉文靜前往太原，又獻上馬千匹表示友好。劉文靜這次出使突厥，秉承了李淵、李世民父子的的意圖，抓住了突厥始畢可汗貪財圖利的弱點，許諾攻下京師長安后所有財帛金寶歸其所有，正中始畢可汗下懷。這件史實，唐代歷史學家杜佑在他的《通典》中也有所記載：“(突厥)又更強盛……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贝蛲送回蔬@一關，向突厥稱臣納貢，引以為援，消除自己爭奪天下時來自突厥的巨大威脅，消除后顧之憂，這對于剛剛起步的李氏集團來說，是非常值得的。

隨著李淵勢力的發(fā)展壯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來越大。始畢可汗經(jīng)常尋找各種借口，要李淵進貢財物。“及高祖即位，前后賞賜不可勝紀。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yōu)容之?！薄百p賜”這詞用得很妙，下級給上級應為進貢，上級給下級才為賞賜。李淵是臣子，突厥始畢可汗是君王。雖然唐書顛倒主次混淆黑白但掩蓋不住李淵稱臣納貢的事實?！皟?yōu)容”，實際上是由于實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滿足對方的貪欲，對突厥的各種無理要求不敢有違抗。始畢可汗去世后，為了表示哀悼，李淵“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吊其使者?！边@是中國古代只有國君死時才能舉行的隆重禮節(jié)，而李淵、李世民父子認識到由于唐朝在實力上與突厥相比仍處于下風，與其他集團爭奪天下的局面還沒有結束，所以只能穩(wěn)住突厥，強忍怒氣，與突厥新任可汗處羅搞好關系。處羅可汗死后，李淵、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禮”致吊，仍詔百官到其使者處吊喪。

唐朝統(tǒng)一全國后，突厥人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從各個割據(jù)者手中勒索財物了，因此趁唐朝國力還不十分強大之際，連年進擾內地，掠奪人口和財富。突厥頡利可汗曾親率大軍15萬入攻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內蒙部分地區(qū))，擄掠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騎兵10余萬大掠朔州、進襲太原;更于626年李世民剛剛即位之時率兵20萬直逼唐都長安城外渭水便橋之北，距長安城僅40里，京師震動。唐太宗被迫設疑兵之計，親率臣下及將士隔渭水與頡利對話。頡利既見唐軍軍容威嚴，又見太宗許以金帛財物，與之結盟，表示臣服，才領兵而退，這就是歷史上的“渭水之盟”。

李世民即位后，任人唯賢，知人善用;廣開言路，虛心納諫，注重經(jīng)濟發(fā)展，增強軍事實力，一直到貞觀三年(629年)以后，唐朝對突厥的臣服終于有了改變。此時，唐朝軍隊的作戰(zhàn)能力大大提高，兵源極廣，士兵人數(shù)也大幅度攀升;相反，突厥的實力卻逐漸下降，一些屬國紛紛起來反抗，突厥上層統(tǒng)治者中間又出現(xiàn)分裂，形勢出現(xiàn)了有利于唐朝的變化。從617年到629年的這十二年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無時無刻不在考慮如何解決突厥問題，無時無刻不在為突厥問題而咬牙切齒。時機，時機，他在等待時機。

貞觀三年(629年)，李世民在綜合分析當前形勢，做好充分軍事準備后，認為徹底解決突厥問題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決定出兵突厥，打一個漂亮的“翻身仗”，徹底消除自己心中隱忍了十二年的陰影，徹底改寫大唐帝國向突厥“稱臣納貢”的歷史，命李靖率領唐軍主動出擊突厥，大敗突厥軍，活捉頡利可汗，取得了決定性勝利。至此，李世民對突厥的臣服歷史宣告結束。

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非常有作為的皇帝，他不僅以善于知人用人，勇于納諫改過，創(chuàng)造出“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面而名垂后世，同時他為統(tǒng)一全國及時調整與突厥關系的大局意識和他十二年來不惜向胡狄之國稱臣納貢的忍耐能力，也值得后人學習和借鑒。

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的晚年究竟有多淫亂荒誕？

唐太宗李世民開創(chuàng)了貞觀盛世，給唐朝帶來了最后的繁華。唐玄宗前期勵精圖治，后期確實是松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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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朝堂上，他認為當時朝政已經(jīng)穩(wěn)定，后期開始逐漸不理朝政，讓朝政大權落到了李林甫和楊國忠的手里。朝堂上下黨派之爭不斷，權相大權在握。一邊壓榨百姓，一邊在朝廷之中培植自己的黨羽，將朝政攪的一塌糊涂。不僅百姓怨聲載道，而且邊鎮(zhèn)節(jié)度使之間也斗爭激烈，百姓們流離失所，貧困人口激增，節(jié)度使開始蠢蠢欲動，整個朝堂上下一片烏煙瘴氣。最終爆發(fā)了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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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玄宗本人驕奢淫逸，開始寵愛楊貴妃。一句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就可以知道唐玄宗對于楊貴妃的寵愛到了何種地步。他跟楊貴妃都喜歡樂曲，因此，他兩人經(jīng)常沒日沒夜的夜夜笙簫，皇帝天天不理朝政而沉迷于音樂。唐玄宗自稱為梨園弟子，天天與一群戲子混在一起。他還為楊貴妃建設花萼相輝樓，這座樓據(jù)說耗費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唐玄宗不顧百姓的疾苦建設了這樣一座樓，只為了自己和楊貴妃能夠更好的享受，這顯然不是一個皇帝應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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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唐玄宗還迷戀道教，遇到事情甚至不先跟朝廷重臣商量，而是向江湖術士尋求解決辦法，他的這種行為讓很多的傳教士都加入到了朝政的紛爭之中，讓本來就混亂的朝政變得更加混亂。

后人對李世民發(fā)動玄武門事變怎么看是褒還是貶;對李世民的整體評價怎么樣

從古至今，大部分歷史學家對李世民發(fā)動玄武門之變持理解、同情甚至贊賞的態(tài)度。但是李世民這種做法不符合儒家道德思想，有乖倫常，只能說是政,治強人。
《舊唐書?太宗本紀》史臣曰：“或曰：以太宗之賢，失愛于昆弟，失教于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堯不能訓丹朱，斯前志也。當神堯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茍除畏逼，孰顧分崩，變故之興，間不容發(fā)，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謠？……”
《舊唐書?太宗本紀?贊》曰：“昌、發(fā)啟國，一門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誅，成、康道正。貞觀之風，到今歌詠?！?
《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史臣曰：“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狂，有覆巢之跡。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jié)，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
《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贊》曰：“建成、元吉，實為二兇。中外交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啟圣。運屬文皇，功成守正。善惡既分，社稷乃定。”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紀七?高祖神堯大圣光孝皇帝武德九年》：“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太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jié)，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fā)，然后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玄武門那場唐太宗一生中最艱危的苦斗，對他本人來說，絕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記憶……李世民和他父親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傷的心上摘脫干凈！”。
柏楊：“然而，中國人應該慶幸李世民先生奪嫡成功，李世民為中國帶來名垂千古的‘貞觀之治’，成為治世的典范?！?
617年，李淵在李世民支持下在太原起兵反隋并很快占領長安。618年，李淵建立唐朝，并立世子李建成為太子。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謀略，李淵曾答應他事成之后立他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淵卻猶豫不決。太子李建成隨即聯(lián)合四弟齊王李元吉，共同排擠李世民。同時，李淵的優(yōu)柔寡斷，也使朝中政令相互沖突，加速了諸子的兵戎相見。
此后，長兄皇太子李建成知李世民終不肯屈為人臣，而李世民也認為是自己奠下唐朝開國的基業(yè)，遂與李建成、四弟齊王李元吉猜忌日深，兩派大臣之間互相傾軋。李建成曾經(jīng)下毒謀害李世民。
其中宰相裴寂、謀士王珪、魏徵、東宮衛(wèi)士將領薛萬徹等追隨李建成、李元吉。秦府謀士杜如晦、房玄齡，將領秦叔寶、尉遲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等跟從李世民。宰相陳叔達、朝臣長孫無忌等暗中支援李世民。其余將領李靖、徐世勣，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
武德九年，突厥侵犯唐邊境，李建成向李淵建議由李元吉做統(tǒng)帥出征突厥。太子府率更丞王晊告訴了秦王：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馬，并準備在昆明池設伏兵殺李世民。于是李世民決定先發(fā)制人。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李世民在帝都長安城宮城玄武門附近射殺皇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史稱“玄武門之變”。事后，李世民殺建成、元吉諸子。
爾后李淵讓出軍政大權予秦王，三天后，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詔曰：“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后聞奏”。 八月初九甲子日，李淵退位稱太上皇，禪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是為唐太宗。次年改元貞觀。
李世民即位為帝之后，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以文治天下，成為中國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與明君之一。唐太宗虛心納諫，在國內厲行節(jié)約，并使百姓能夠休養(yǎng)生息，終于使得社會出現(xiàn)了國泰民安的局面，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為后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后晉官修正史《舊唐書》劉昫等的評價是：“史臣曰：臣觀文皇帝發(fā)跡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于黨，負志業(yè)則咸盡其才。所以屈突、尉遲，由仇敵而愿傾心膂；馬周、劉洎，自疏遠而卒委鈞衡。終平泰階，諒由斯道。嘗試論之：礎潤云興，蟲鳴螽躍。雖堯、舜之圣，不能用梼杌、窮奇而治平；伊、呂之賢，不能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際，遭遇斯難，以至抉目剖心，蟲流筋擢，良由遭值之異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軻，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時也?；蛟唬阂蕴谥t，失愛于昆弟，失教于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堯不能訓丹朱，斯前志也。當神堯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茍除畏逼，孰顧分崩，變故之興，間不容發(fā)，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謠？承干之愚，圣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儲于哲嗣，不騁志于高麗；用人如貞觀之初，納諫比魏徵之日。況周發(fā)、周成之世襲，我有遺妍；較漢文、漢武之恢弘，彼多慚德。跡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 贊曰：昌、發(fā)啟國，一門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誅，成、康道正。貞觀之風，到今歌詠?！?br>北宋官修正史《新唐書》歐陽修、宋祁等的評價是：“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yè)。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余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傳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見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于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于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于斯焉?！?br>明朝官修皇帝實錄《明太祖實錄》記載，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七年八月初一日（1374年9月7日），親自前往南京歷代帝王廟祭祀三皇、五帝、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一共十七位帝王，其中對唐太宗李世民的祝文是：“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元璋以菲德荷天佑人助，君臨天下，繼承中國帝王正統(tǒng)，伏念列圣去世已遠，神靈在天，萬古長存，崇報之禮，多未舉行，故于祭祀有闕。是用肇新廟宇于京師，列序圣像及歷代開基帝王，每歲祀以春、秋仲月，永為常典。今禮奠之初，謹奉牲醴、庶品致祭，伏惟神鑒。尚享！”
明憲宗在命儒臣訂正重刊《貞觀政要》時寫道：“太宗在唐為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br>李世民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閱讀記錄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初時褚遂良不許，后來他再要求房玄齡，房應允并與許敬宗將《起居注》刪定為《高祖實錄》、《今上實錄》，于貞觀十七年七月癸巳日獻予太宗，此舉打破歷代皇帝不可閱讀的先例。史書記載李世民要求對“玄武門之變”要“削去浮，直書其事”，但史家對此有不同看法。一些學者認為李世民此舉使自己親殺兄弟的事實在史書中保留了下來，如王夫之從道德的角度批判李世民，認為直書其事是不知羞恥，“至于自敕直書，而太宗不可復列于人類矣”；但一些史學家與王夫之的觀點相反，認為直書其事其實是唐太宗公然指使臣下美化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玄武門之變的殺,人等不道,德,行,為,事,件和太原起兵為高祖李淵的決定，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唐初史官對其他任何事件做過手腳，包括一位君主的戰(zhàn)功、治理和開創(chuàng)方面。而在皇權專制之下的中國對于帝王道德、功績等“美化”，自漢高祖劉邦以來例子數(shù)不勝數(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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