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干這個姓氏讓人們不是太了解,怎么能夠知道到他的詳細資料呢?他的郡望堂號都是有什么呢,我們怎么才能更加的了解呢,還有他們現(xiàn)在的位置都是在哪,所以這些個問題都由我們的華易算命網(wǎng)小編來告訴大家。
段干氏的郡望堂號有什么
堂號,本意是廳堂、居室的名稱。堂號是家族門戶的代稱,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同姓族人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廟的匾額上題寫堂名,因而堂號也含有祠堂名號之含義,是表明一個家族源流世系,區(qū)分族屬、支派的標記;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揚祖德、敦宗睦族的符號標志;是尋根意識與祖先崇拜的體現(xiàn)。
所以,堂號和郡望一樣,都是中國姓氏文化中特有的范疇。也是中國人進行尋根問祖時不可不先熟悉的一個概念。
郡望
扶風(fēng)郡:周朝時期即置郡,其時轄地在今陜西省興平、咸陽一帶地區(qū)。漢朝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設(shè)置了右扶風(fēng),與京兆、左馮翊合為三輔,治所在今陜西省興平市,其時轄地在今陜西省長安縣以西、鳳翔縣一帶。三國時期曹魏政權(quán)改其名為扶風(fēng)郡,治所在隗里(今陜西興平),其時轄地在今陜西省麟游縣、干縣以西,秦嶺以北、山東省平原縣以南一帶的廣大地區(qū)。五代時期的后漢政權(quán)將其轄地限定在今陜西省咸陽市一帶地區(qū)。西晉時期則移治到池陽(今陜西涇陽)。南北朝時期的北魏王朝再移治到好疇(今陜西乾縣)。隋、唐兩朝,則以今陜西岐州一帶為扶風(fēng)郡。
魯郡:亦稱魯國、魯國郡。西漢朝初將秦朝原來的薛郡改為魯國,治所在魯縣(今山東曲阜)。三國時期的曹魏及晉朝改為魯郡,其時轄地在今山東省曲阜、泗水、滋陽一帶地區(qū)。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又改為任城郡。另外,隋朝時期有個魯州魯郡,唐朝時期有個兗州魯郡,其間雖然都轄有曲阜,如隋朝時期曾改魯縣為汶陽縣,繼而恢復(fù)曲阜原名,而治所均在兗州。唐朝時期魯國郡曾遷至今山東省的滋縣。
堂號
魯郡堂:以望立堂,亦稱魯國堂。
扶風(fēng)堂:以望立堂。
段干氏的人主要遷徙位置都分別在哪
據(jù)史書考證,段干木是段干氏的始祖,出自戰(zhàn)國時期的魏國,得姓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魏國當時在今山西省芮城及以北地區(qū),因此段干氏首源地應(yīng)在山西,后來逐漸向東播遷。段干氏望族出扶風(fēng)郡、魯郡。
段干氏,其淵源在歷史上一直是最含糊的姓氏之一,有兩種主流說法:
第一種:
段氏起源于姬姓,姬姓的始祖是黃帝。黃帝打敗蚩尤后,為他的二十五個兒子中的十二個分封了不同的姓氏,其中就有姬姓。黃帝的嫡系后裔長期以來保持著“姬”姓。黃帝的第三十一世嫡孫鄭武公(姓姬,名掘突),他是春秋時期鄭國的第二代君主。鄭武公的妻子武姜生長子莊公時難產(chǎn),生二兒子叔段時卻很順利,因此她喜歡叔段而不喜歡莊公。鄭武公病重時,她請求武公立共叔段為太子,鄭武公沒有答應(yīng)。叔段與姜氏合謀,并準備襲擊莊公。莊公獲悉后派兵討伐。叔段大敗,逃到一個叫共這個地方,所以叔段又叫共叔段,共叔段的后代為了記念他,把姬姓改為段氏。傳到第五世,為段干木,由此產(chǎn)生了段干復(fù)姓。
第二種:
段干氏與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老子頗有淵源?!岸巍⒏伞北緛硎菓?zhàn)國時期魏國的兩個邑名。根據(jù)史籍《史記·老子傳》中的記載,老子的孫子叫李宗,是魏國的大將軍,先后受封于段、干兩個地方,故而得復(fù)姓,稱段干氏。近有學(xué)者認為,段干氏不見得就是李宗的后裔,因為“聯(lián)邑為氏”的現(xiàn)象在歷史上很稀少,且在李宗分衍的姓氏中絕無僅有,因此不能因李宗先后有兩個封邑,就認定段干氏就是其后裔“聯(lián)邑為氏”的結(jié)果。此說很可能是一種宗源無考而產(chǎn)生的牽強之說。
歷史來源
「干」源出:
1、以國為姓。古代有干國(在江蘇揚州一帶)。春秋時被吳國所滅,國人便以國名為姓,遂成干氏。
2、春秋時,宋國有一大夫干犨,他的后代子孫以他的名字中"干"字為姓,亦稱干氏,成為干姓的一支。
3、周武王之子邗叔之后,本作邗 ,后去邑作干,成為干姓。
4、以邑為姓。《姓氏考略》記載:"吳有干隧之地,故多干姓,殪以邑為氏。干隧,戰(zhàn)國時地名,越王擒吳王夫差之所,在今江蘇吳縣西北。"
5、北魏 干氏改為干氏。見《魏書.官氏志》。又三字姓厘若干氏改為干姓
千(仟)[仟,讀音作qiān
第一個淵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時期魯國閔損,屬于以先祖名字簡改為氏。
春秋末期魯國閔損、字子騫,是孔子的弟子,德行很高,為孔門七十二賢士之一。
閔損年少時,親母早逝。后母對他很不好,冬天只讓他穿很薄的衣服,衣服里填充的不是棉花,而是蘆花,卻讓她的兩個親生兒子穿厚軟暖和的棉襖。閔損的父親知道后,十分生氣地要趕走后妻。但閔損卻對父親說:“母在,只我一人受寒;母不在,三個孩子都要熬冷!”阻止父親驅(qū)趕后母。其后母得知后,很受感動,悔改了自己的行為。
后來,世人奉閔損為騫王,其孫子就以祖父的字為姓氏,稱騫氏。
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的文字簡化改革,使騫氏族人在戶籍登記時被簡化訛改為“千”氏,至今其族皆用“千”為姓氏,其祖居地騫王村易名為千家村(今陜西戶縣),但老一輩人則多是“騫”、“千”互用。
第二個淵源:源于古氐族,出自東漢中葉西域氐族部落大將楊騰,屬于以遷居地名為氏。
據(jù)史籍《清宮舊事》一書記載,千氏始祖名楊騰(公元?~210年),為仇池國(今甘肅西和)君主之一,是為該國開國君主,在位期間為公元184~210年。逝世后由二子楊駒繼任。
楊騰原為西域氐族部落中的一員大將,勇健多謀,在東漢建安中期(公元196~219年),占仇池方圓百頃地而立國,據(jù)《水經(jīng)注》記載,仇池山“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山上豐水源,所謂清泉涌沸,潤氣上流者也。”楊騰因此自號“百頃氐王”。
至三國曹魏時期,楊騰的繼承者以“百頃氐王”王位遷徙入西蜀地區(qū)(今四川西昌),改楊氏為千氏,從此四川地區(qū)有了千氏。后社會戰(zhàn)亂,該支千氏子孫零星散落,生息于四川、云南邊遠山區(qū)。
本書按:今多有史學(xué)家指認楊騰為羌族人,是錯誤的。楊騰是氐族人。
第三個淵源:源于氐族,出自明朝大將千巖,屬于帝王賜姓為氏。
據(jù)史籍《大明遺民史淵源補遺》記載:千氏始祖千巖誕生于元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武科及第,因出生地為蜀西(今四川西昌)終北山千高峰萬切巖,故而明太祖朱元璋賜其姓千,名巖。
千巖后裔世居穎陽,在有明一朝世代為武將,地位顯赫。后有裔孫總督將千萬里駐軍朝鮮半島,抗擊倭寇。千萬里后受朝鮮李氏王朝挽留,授朝鮮國二品大員,子孫繁衍于斯地慶尚北道永川市屬面、釜山鎮(zhèn)支城等處,因此韓國千氏以穎陽為本貫。
二.各支始祖:
千 巖:蜀西終北山千高峰萬切巖人(今四川西昌)。著名明朝將領(lǐng),明太祖朱元璋賜姓千,為千氏得姓始祖之一。
三.分布:
現(xiàn)在四川的西部,臺灣省的臺中市,山西省,北京市,河南省鄭州市的上街區(qū)、焦作市武陟縣,陜西省的戶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烏魯木齊市的新市區(qū),浙江省武義縣,日本國九洲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市、大韓民國慶尚北道永川市屬面、釜山鎮(zhèn)支城等地,均有千氏族人分布。
四.郡望堂號:
1.郡望:
魯 郡:亦稱魯國、魯國郡。
隴西郡:春秋戰(zhàn)國時期秦國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置郡,因在隴山之西而得名。
蜀 郡:戰(zhàn)國時期秦國置郡,治所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其時轄地在今四川省成都市一帶。
潁陽郡:春秋時期為“鹿上”,戰(zhàn)國時期為“巨陽”,秦朝時期屬“潁州郡”,漢朝時期為“細陽”,魏、晉兩朝時期為“宋縣”,隋朝時期為“潁陽”,唐、宋兩朝時期被并入“汝陰”,元朝時期則屬“潁州”,明朝最后改其隸屬“鳳陽府”。
八.歷史名人:
千 獻:(生卒年待考),蜀郡人(今四川成都)。著名漢朝蜀郡都尉。
千 巖:(公元1350~?年待考),蜀西終北山千高峰萬切巖人(今四川西昌)。著名明朝將領(lǐng),千氏得姓始祖之一。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武科及第,定居河南登封潁陽郡,明太祖朱元璋賜姓千。
千萬里:(生卒年待考),千巖裔孫;河南登封潁陽鎮(zhèn)人。著名明朝將領(lǐng),朝鮮、韓國千氏鼻祖。
明萬歷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定居朝鮮半島(今韓國),任正二品資獻大夫,封花山君。
千 魁:(生卒年待考),蒲城人,明萬歷四十五年舉人,后任高陽縣知縣。
千 兆:(生卒年待考),清康熙年間舉人。
千 殊:(生卒年待考),清康熙年間舉人。
千 藻:(生卒年待考),清康熙年間舉人。
千葆仁:(生卒年待考),清嘉慶年間科舉入仕任武安縣知縣。
清嘉慶年間,云南省有千氏后裔千葆仁科舉入仕,先授河南省武安縣知縣,后改任河南省涉縣知縣,頗有政績。
千家駒:(生卒年待考),浙江武義人。著名當代經(jīng)濟學(xué)家。
千容宅:(生卒年待考),韓國慶尚北道永川人。著名韓國金大中時代國防部長。
千炳奎:(生卒年待考),韓國慶尚北道永川人。著名韓國財務(wù)部長。
千命基:(生卒年待考),韓國慶尚北道永川人。著名韓國福利部長。
千正培:(生卒年待考),韓國慶尚北道永川人。著名韓國檢察部長。
千淳鶴:男,(公元1934~今),黑龍江穆棱人。著名當代審計專家。
畢業(yè)北京經(jīng)濟函授大學(xué)。1952年9月參加工作。原任黑龍江省森林工業(yè)總發(fā)展局審計處處長、高級審計師,省森工審計學(xué)會副會長。
千·阿木爾:(公元1956~今),蒙古族;內(nèi)蒙古準格爾旗人。著名中共地方黨務(wù)工作者。
伊克昭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局黨組書記、局長。
千曉芒:(公元1963~今),女,河南焦作人。著名基礎(chǔ)教育家。
河南省博愛縣教師進修學(xué)校中學(xué)二級教師。
秦漢以后,隨著家族的繁衍遷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緣論親疏的文化內(nèi)涵逐漸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貴賤的內(nèi)涵成了姓氏文化最為突出的特點。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為當?shù)厮鐾⒁源硕鴦e于其他的同姓族人。歷代的姓氏書中,其中有一類是以論地望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論》和南朝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栋偌倚铡房瘫荆餐诿總€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晉至隋唐在我國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陽(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帶)盧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帶)崔氏,滎陽(今河南省鄭州一帶)鄭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帶)王氏。
“郡”是由春秋戰(zhàn)國到秦代幾百年間逐漸形成的地方行政區(qū)劃。春秋時,秦、晉、楚等國有邊地設(shè)縣,后逐漸在內(nèi)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國開始在邊地設(shè)郡,面積較縣為大。戰(zhàn)國地在郡下設(shè)縣,逐漸形成縣統(tǒng)于郡的兩級行政區(qū)劃制。秦統(tǒng)一中國后,分全國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設(shè)縣???、縣長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政權(quán)組織的一部分。漢至隋唐繼承了秦代的郡縣制,但是具體的郡縣劃分有所不同。隋唐時代,往往州、郡的名稱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數(shù)時期稱“州”不稱“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區(qū)劃已經(jīng)作廢。
但“郡望”作為專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門望族的習(xí)慣用語,卻保留下來。并與門閥制度緊密相連,在封建社會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沿用不衰。 所謂門閥,亦即門第閥閱,指封建社會世代顯貴,影響大,權(quán)威高的姓族家門。這些所謂“高門大姓”一般地說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權(quán)威和聲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則顯赫無比,十分威嚴,并世代傳承。有時官方尚作明確規(guī)定,宣稱某稱為望族大姓,甚至具體劃分姓族等級,確定門閥序列,各姓族權(quán)益的地位不等,這就是所謂的門閥制度。
門閥制度始于西漢,漢代劉氏皇族引經(jīng)據(jù)典,論證其為帝堯之后,是高貴的血統(tǒng),聲稱他們天生是要稱王做帝的。東漢時期,門第等級觀念已十分盛行,門閥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親屬往往高官厚祿,數(shù)世不衰,如弘農(nóng)華陰楊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陽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輿許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為當時令人稱羨的高門望族。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發(fā)祥、聚集、變遷之地非止一處,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個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個郡望為主,以區(qū)別主從及尊卑。 在門閥制度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高門望族相比,門第較低,家世不顯的家族則被稱為“寒門”、“庶族”。他們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財產(chǎn),其成員也有入仕的機會,但總的說來,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極受壓抑,其社會地位也無法與門閥士族相比。當時用以銓選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這種門閥制度的集中表現(xiàn)。所謂“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據(jù)門閥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納鄉(xiāng)里輿論,將人才分為九個等級進行推選,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為基礎(chǔ)而盤踞于地方的門閥士族,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quán),其結(jié)果便是只論門閥家世,不論才行品。出身于名門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無才無德,總被列為上品優(yōu)先入仕,得授清貴之職,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職,以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門閥士族不僅各自控制地方權(quán)力,同時還左右朝政,國家法令又明文規(guī)定士族有蔭族、襲爵、免役等多種特權(quán)。士、庶這間有嚴格的區(qū)別,所謂“士庶之別,國之章也”。士族自視甚高,不與庶族通婚。如有士族與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擔任的官職,稱為“婚宦失類”,是十分恥辱的事,會因此而受到排擠和嘲諷。
在門閥制度下,不僅士庶界限十分嚴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團中不同郡望、堂號的宗族也有貴賤、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論述:在南北朝時,“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姚、王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guān)中亦為“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合稱“四姓”,“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選”。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門第閥閱而有等級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為“膏粱”,有令、仆(射)者為“華腴”,有尚書、領(lǐng)、護以上者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有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為“丁姓”。
為維護、推行門閥制度,載錄門第、區(qū)別族系的譜牒之學(xué)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劉孝標所注的《世說新語》中,引證的家譜、家傳達數(shù)十種之多。這種別貴賤、分士庶的門閥制度,不僅的魏晉南北朝時十分流行,而且影響深遠,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準則習(xí)俗。南宋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對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論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系。歷代并有圖譜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以便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在封建社會里,最尊貴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稱為“國姓”?;实蹖τ泄Φ某剂刨n“國姓”以示褒揚,接受賜姓者無不以此為榮。 劉漢王朝時就明文規(guī)定,凡劉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級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編修姓氏書中,也明文規(guī)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時,因沿襲魏晉南北朝舊例,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李姓為第二,唐太宗大怒,親自出面干涉,改李姓為第一,外戚之姓為第二,崔姓降為第三。武則天執(zhí)政時,修纂《姓氏錄》,改武姓為第一。
唐時,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并稱“五姓七族”,門第最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門第。即使身為宰相的李義府也因不屬“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為其子向山東崔氏求婚時,也遭精通拒絕。
最能說明姓氏貴賤,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的姓氏書,當數(shù)宋朝編撰的《百家姓》?!栋偌倚铡返那鞍诵帐恰摆w錢孫李,周吳鄭王”。趙姓是國姓,當然位居傍首,錢為吳越王之姓,其余六姓為皇后外戚之姓。
門閥制度下,姓氏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婚姻問題,以至前途命運。甚至連日常交往、場面坐次亦明確有別,西晉文學(xué)家左思在《詠史》詩中曾對這種不合理現(xiàn)象做了尖銳的批評,詩曰:“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草。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yè),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痹娭小敖饛垺敝肝鳚h宣帝時的權(quán)貴金日石單和張安世,他們的后代憑著祖先的世業(yè),七代為漢室高官。而奇?zhèn)ザ嗖诺鸟T唐(即詩中之“馮公”)卻因出身微門,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這種以地望明貴賤的現(xiàn)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姓氏延續(xù)了古代以氏論貴賤的傳統(tǒng);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發(fā)展繁衍的過程中,有了一個比較清晰可尋的主流與支流脈絡(luò)。歷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個郡望,說明它們是由古代同一個或幾個“根”上在不同的時期衍生出來的“分支”、旁系而已。 郡望現(xiàn)象到現(xiàn)在尚不絕跡,歸因于人們的尋根念祖的觀念意識。現(xiàn)在人們還很重視自己姓氏的來歷和郡望,特別是現(xiàn)代寓居異國他鄉(xiāng)的華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譜視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來聯(lián)宗認親。據(jù)資料統(tǒng)計,在當今臺灣2200萬人口中,漢族占96.4%以上,幾乎每一個姓氏都保留著傳統(tǒng)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對故土先人的眷戀之情。臺灣同胞每遇紅白之事,多在門前懸掛標有郡望的燈籠,以示世人。
尤其近年來隨著全球?qū)じ鶡岬呐d起,海外炎黃子孫紛紛歸國,旅游觀光,尋根問祖。姓氏郡望成為他們追尋家世淵源,謁祖朝宗的重要依據(jù)。“姓氏郡望”這一傳統(tǒng)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在團結(jié)海內(nèi)外炎黃子孫,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進祖國和平統(tǒng)一大業(yè)等方面,仍具有現(xiàn)實的意義。 我國姓氏中郡望堂號最多的是張姓,有43望之多,此外王姓也有32望。然而,今天的張姓則習(xí)慣稱16望,即清河、南陽、吳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陽、犍為、沛國、梁國、中山、汲郡、河內(nèi)、高平、百忍、金鑒。其中,除最后兩個是堂號外,其余14個全是郡望;王姓則稱23望,即太原、瑯邪、北海、陳留、東平、高平、京兆、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章武、東萊、河?xùn)|、金城、廣漢、長沙、堂邑、河南、三槐、開閩,其中三槐、開閩是堂號。由于張、王二姓歷來就是我國的大姓,其郡望堂號也要較其他姓氏為多。
我國的不少姓氏只有一個郡望堂號,如丁氏只稱濟陽堂、于氏只稱河南堂、并氏只稱南陽堂、鄭氏只稱滎陽堂等等。至于宋元以后,人們對郡望、堂號的內(nèi)容不再有所區(qū)分,把二者同樣作為姓氏發(fā)祥地的代稱,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堂號”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歷史名人的典故事跡或趣聞佳話。例如: 孟姓的“三遷堂”,相傳孟子幼時家靠墓田,孟子就學(xué)埋墳、哭喪的事。孟母為了教育好兒子,就遷到集市旁邊住。孟子又學(xué)叫賣東西的聲音,孟母只好又遷。最后遷到學(xué)校旁安家,孟子學(xué)習(xí)禮讓進退。由于孟母三遷,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為圣人。
孟姓又以平陸等為其堂號。
趙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開國宰相趙普“半部《論語》安天下”的典故。
周姓的“愛蓮堂”,出自北宋理學(xué)的開山鼻祖周敦頤。他在《愛蓮說》中,曾贊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謝姓的“東山堂”,出自東晉著名政治家謝安的典故。謝安,字安石,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淡薄名利,隱居會稽東山。在國家危難的關(guān)頭辭別東山,出任宰相。指揮淝水之戰(zhàn)大獲全勝,繼又北伐,收復(fù)青、兗、徐、豫等州;成為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成語“東山再起”說的就是謝安。
劉姓的堂號“蒲編堂”,典出三國蜀漢皇帝劉備故事。東漢末年,劉備家居涿縣,幼年喪父,貧苦無依,和母親一起織席賣草鞋為生。起事后,常被政敵蔑稱為“織席販屨小兒”。劉備稱帝后,常思其母編織蒲席之苦,茶飯無味。劉姓后人遂以“蒲編”為堂名,以告誡子孫勿忘祖先創(chuàng)業(yè)之艱辛,以簡樸勤奮為本。
楊姓的“四知堂”,出自東漢楊震拒收賄賂的故事。東萊太守楊震路經(jīng)昌邑,當晚昌邑縣令王密求見。王密為討好上司送來“十金”,并對楊震說:“三更半夜無人知曉?!睏钫饑烂C地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說沒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慚而退。楊震后來擔任司徒、太尉等重要的職務(wù)。為了紀念楊震的一身正氣、廉明清正,楊姓后人將“四知”作為家族的堂號,鞭策子孫效法祖先的清廉家風(fēng)。
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貴”的故事。王祜是開國名臣,曾任尚書、兵部侍郎等要職。他曾親手在自家庭院里,種了三棵槐樹,并預(yù)言說:“我的后代一定有擔任‘三公’一類高官的。先用這三棵槐樹當標志吧。”后來他的兒子王旦果然當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稱之為“三槐王氏”?!叭碧谩庇纱说妹? 韓姓的“晝錦堂”,是北宋社稷重臣韓琦致仕歸里,在相州故居修造廳堂之名。典出《史記·項羽本紀》,秦末項羽統(tǒng)兵破咸陽亡暴秦后,思歸江東,說:“富貴不歸故鄉(xiāng),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后以富貴還鄉(xiāng)為“晝錦”。韓琦以“晝錦”為堂號,絕非小人得志后的矜夸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晝錦堂”詩刻于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后人:夸耀名譽地位,是一種令人菲薄的陋行;而應(yīng)當把功業(yè)榮華作為對自己的激勵和儆戒。北宋文壇巨擘歐陽修在《相州晝錦堂記》一文中,對此論說甚詳。
孫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晉孫康映雪夜讀的典故。孫康自幼篤志好學(xué),家境貧寒,無錢買油點燈夜讀,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讀。由于勤奮攻讀,學(xué)富五車,官拜御史大夫。孫姓后人把“映雪”作為堂號,旨在激勵子孫發(fā)奮讀書,立志成材。
鄭姓的“著經(jīng)堂”,是贊頌東漢著名的經(jīng)學(xué)大師鄭玄在學(xué)術(shù)上的巨大貢獻。鄭玄潛心著述,聚徒講學(xué),融會貫通,遍注群經(jīng),成為漢代經(jīng)學(xué)的集大成者。
博陵(河北安平)崔姓的堂號為“噤李堂”,“噤李”是指使李白不能夠開口吟詩。唐朝崔顥游黃鶴樓,在樓上題了一首詩《黃鶴樓》,文情俱佳。后來李白也游黃鶴樓,看到黃鶴樓的美景,提筆也要題詩,見到崔顥的詩,便不敢在上面題詩了,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從宋代開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歡把“堂號”署在詩文書畫作品上。后來,干脆自己命名一個“堂名”,在文化交流時簽署使用。實際上,這些文藝家已把家族的“堂號”逐步演化為個人的“齋名”。文人為書齋所取之名,又稱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鶴堂”、陸游的“雙清堂”,元代文人黃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湯顯祖的“玉茗堂”、吳文華的“濟美堂”、譚元春的“岳歸堂”,清代文人秦榮光的“養(yǎng)真堂”、陳廷慶的“謙受堂”等。
現(xiàn)代文學(xué)藝術(shù)家劉半農(nóng)的“含暉堂”、豐子愷的“緣緣堂”、陳寅恪的“寒柳堂”、馮友蘭的“三松堂”、張大千的“大風(fēng)堂”、劉海粟的“藝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等都是著名的齋名。單字的齋名,在20世紀前期較為盛行,如王國維的“觀堂”、魯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孫犁的“耕堂”、馮其庸的“寬堂”等,已為廣大文學(xué)愛好者所熟知。
近代許多政客、名人遷居天津,他們在天津購買私人住房時往往用“堂號”,卻不用本人姓名。例如: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以“樹德堂袁”的名義買下河北區(qū)元緯路和地緯路之間20多畝土地,建起規(guī)模宏大的袁氏花園公館。
1912年,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tǒng)的黎元洪在舊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義,購買土地,建造高級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tǒng)的徐世昌以“寶墨堂徐”的名義,購地15畝,建起8所住宅。
吉鴻昌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余堂”的名義購置的。宋哲元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義購置的。張自忠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慶堂”的名義購置的。張學(xué)良將軍的胞弟張學(xué)銘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義購置的。愛國工商業(yè)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詩禮堂”的名義購27畝地建造的;愛國實業(yè)家畢鳴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順堂畢”的名義購買的。
政要名流購買私人住宅樂于用“堂號”之名簽署登記,究其原因,一是為了顯示家族的聲望和地位;二是不必顯示張揚自己的姓名。這種作法也體現(xiàn)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種習(xí)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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