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的浮沉人生：縱橫外交50余年，兩次被通緝，一度成為戰(zhàn)犯

“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于中國歷史上?！?/p>

這是顧維鈞回憶錄里的一段話，文中所說的“這一天”，即是1919年6月28日。這天顧維鈞乘車行駛在巴黎的街頭，心情低落，而此時凡爾賽宮里正舉行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中國代表席上卻空無一人。

中國代表團原定向巴黎和會提出收回山東的權(quán)利，卻在西方列強的碾壓下化為泡影。這場從1月就開始的國際會議，被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中方寄予了厚望。

顧維鈞作為中國五位全權(quán)代表之一，也是雄心勃勃想以此為契機，取消列強在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在1月28日的會議上，顧維鈞充分發(fā)揮他的演講才能，用流利的英文有理有據(jù)地闡述了中國的立場，從山東的歷史講起，簡明扼要地闡明了山東和膠濟鐵路對于中國的重要性，特別是那句后來被廣為傳誦的“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引起了全場轟動。

圖 | 顧維鈞劇照第二天，法國、美國、英國的報紙都在顯要位置報道了顧維鈞的這場精彩演講。31歲的顧維鈞一時之間成為巴黎的新聞人物，中國代表團也成為了人們談論的焦點。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藍辛評價說：“顧氏堂堂正正之演說，實使日本委員垂頭喪氣，啞口無言。”

但遺憾的是，外交是要靠實力說話的，僅憑一番雄辯改變不了中國任人宰割的命運。最終，西方列強為了自己的利益，討好日本，將德國在山東的權(quán)利全部轉(zhuǎn)給日本。

于是，悲憤的中國代表團決心拒絕接受這份屈辱的和約，尤其顧維鈞更是堅決的拒簽派。

圖 | 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巴黎和會的拒簽是近代中國在外交史上第一次對列強說“不”，雖然此次中國沒能爭取到什么權(quán)益，但是改變了晚清以來中國一直對西方逆來順受的形象。雖則國力貧弱，但也不能任人欺凌，還是要奮起抗爭。

在巴黎和會上的精彩表現(xiàn)也讓顧維鈞走到世界外交舞臺前沿，由此開始了他如群星般璀璨的外交生涯。

圖 | 顧維鈞一

1912年，24歲的顧維鈞歷經(jīng)7年的留學生涯返回國內(nèi)。顧維鈞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政治和國際外交，他此次回國是應時任民國總理唐紹儀的邀請。

回到國內(nèi)的顧維鈞被任命為袁世凱總統(tǒng)府的英文秘書，同時兼任唐紹儀的秘書。在很多年輕人還在為工作犯愁之時，顧維鈞就已進入中國最高的權(quán)利核心層。在年輕的顧維鈞面前，已是一條走向人生巔峰的康莊大道。

早在1908年，作為清政府特使的唐紹儀到美國訪問期間，曾邀請了40多名留學生到華盛頓交流。在這次交流會上，顧維鈞作為學生代表發(fā)言，其不凡的談吐引起了唐紹儀的注意。

3年后，唐紹儀成為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國家初建，正是用人之際，他想到了在美國的顧維鈞。

袁世凱一向留給世人的印象就是一個“賣國賊”，但是顧維鈞能進入總統(tǒng)府工作，卻是得益于袁世凱的人才興國政策的實施。早在清朝做官時，袁世凱就主張廢除科舉，辦新式學堂，聘用新式人才。

才華出眾的顧維鈞一進入總統(tǒng)府，很快就獲得了袁世凱的贊賞。在袁世凱身邊工作時，顧維鈞親歷了一系列對外交涉的重大事件，如1913年的關于西藏問題的中英談判，1912-1915年的中俄談判，以及后來的著名的“二十一條”談判。

在進行“二十一條”談判時，盡管中國政府內(nèi)部紛紛表示應拒絕簽字，用拖延戰(zhàn)跟日本人死磕。但終究國力懸殊太大，面對日本人步步緊逼，袁世凱無奈想到了利用西方列強向日本施加壓力的辦法，因此他授意顧維鈞把談判的消息透露給西方人。

于是顧維鈞通過自己的關系網(wǎng)把消息透露給美國大使館，很快中日談判的消息就漫天飛，使日本大為惱火。

圖 | 青年顧維鈞盡管后來由于英美各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并沒有同日本撕破臉，但是日本還是在各方壓力之下對條約做了讓步，所得到的權(quán)益大大少于他們的預期。并且簽訂的部分條款在后來也被袁世凱想方設法破壞掉了。

對簽訂條約倍感恥辱的顧維鈞建議——就中日交涉的全過程發(fā)表一份聲明，以表明中國的立場，也給后世歷史學家留下真實的記錄，以警醒國人不忘國恥。同時因生病住院的顧維鈞當頭夜里親自起草了這份英文聲明。

鑒于顧維鈞的出色表現(xiàn)，1915年7月，27歲的顧維鈞被任命為中國駐墨西哥公使，三個月后，顧維鈞更被任命為駐美全權(quán)公使。顧維鈞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年輕的全權(quán)公使。

可以說，顧維鈞火箭班的升遷速度要得益于他生命中的“貴人”——袁世凱。

年輕的顧維鈞就此正式登上了外交舞臺，從此開始了他縱橫外交戰(zhàn)線半個多世紀的生涯。

在美國任職期間，顧維鈞憑借其出眾的社交才能，在招商引資和為國家政治方針提供建議上，都有不俗的表現(xiàn)。尤其是1914年歐洲戰(zhàn)事爆發(fā)后，時刻關注戰(zhàn)局發(fā)展的顧維鈞力主中國參加“一戰(zhàn)”，希望借此提升國家形象。

而在國內(nèi)，由于袁世凱稱帝不成，后暴病身亡，國內(nèi)各派政治力量陷入激烈的爭權(quán)斗爭中。對是否參戰(zhàn)，各方說法不一，孫中山領導的南方政權(quán)和北洋外交總長伍廷芳反對參戰(zhàn)，他們對顧維鈞橫加指責。

對此，顧維鈞感慨地說：“從中國的國際地位來看，這項讓中國參戰(zhàn)的建議完全是為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利益，我不明白為什么會遭到反對。”

最終，令顧維鈞欣慰的是，主張參戰(zhàn)的段祺瑞重新控制了局面，在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奧宣戰(zhàn)，終于趕上了“一戰(zhàn)”的末班車。

后來，人們都也普遍認識到中國參加一戰(zhàn)是件對中國有利并且影響深遠的大事，這也標志著中國打破一向的閉關鎖國的形象，開始參與到國際事務之中。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舉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沒有爭取到應有的權(quán)益，但是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首先這次會議使中國在外交上改變了“始爭終讓”的慣性延續(xù)，其次它促使了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進而形成了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

清朝政府留給北洋政府的外交成果——就是一大堆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亂局中的北洋政府面對國內(nèi)各派政治勢力的明爭暗斗，為了穩(wěn)固政權(quán)，迅速樹立政府的威望，于是開局第一炮就是“修約”——向這些不平等條約進行清算。

在巴黎和會上一舉成名的顧維鈞，自然成為修約的中堅力量。盡管北洋政府時期政權(quán)更迭頻繁，但是不論哪一派登臺掌權(quán)，除了馮玉祥之外，幾乎都對顧維鈞禮遇有加。

外交才能卓越的顧維鈞曾說：“我自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關系感興趣，我的夙愿是實現(xiàn)修訂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而無意卷入政治活動和政治斗爭?！?/p>

顧維鈞始終把自己定位于超然黨派政治斗爭之外。顧維鈞歷經(jīng)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徐世昌、張作霖各屆政府，除去馮玉祥執(zhí)政時賦閑之外，先后七次出任內(nèi)閣總長，兩次出任財政總長，兩次代理內(nèi)閣總理……，皆身居要職，可謂政壇“常青樹”。

顧維鈞能長期屹立政壇不倒，一方面是北洋政府時期，外交人才奇缺，顧維鈞的外交才華為各方所需要；另一方面是顧不參與派系之爭，不站隊，一切活動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就像顧維鈞自己說的：“凡是有益國家的，我必盡綿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寧愿掛冠而去。”

巴黎和會之后，顧維鈞利用一切機會，爭取把日本從山東趕出去。終于機會來了。

1921年11月12日，為了解決“一戰(zhàn)”的遺留問題，美國發(fā)起了華盛頓會議，由于中國的強烈要求，山東問題被列為重要議題之一。

時任駐英公使的顧維鈞作為全權(quán)代表之一赴美參加華盛頓會議。到達華盛頓的當天，顧維鈞就借助媒體公開表明中國政府的立場：“中國必須獲得政治獨立，確保領土完整?！?/p>

這次中日在大會之外直接交涉的談判共舉行了36次，顧維鈞和中國代表與日方進行了反復的較量，談判進行的極為艱難，經(jīng)常陷入僵局。顧維鈞針對日本代表為侵略制造的種種借口一一駁斥，絕不妥協(xié)。

最終，中日雙方在英美的調(diào)停下，終于達成了協(xié)議，日本交出山東的一切權(quán)益，并且宣布放棄“二十一條”中的第五條。

對于這次外交上的勝利，國內(nèi)輿論好評如潮，北洋政府也授予顧維鈞等三位全權(quán)代表一等大授嘉禾章。

顧維鈞也由此成為了令日本人最害怕的談判對手。日本因此也對顧維鈞懷恨在心。

令人可笑的是，1923年，新任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在到北京后，竟然不按國際外交慣例拜訪外長顧維鈞并遞交國書。顧維鈞豈肯罷休，于是下令有關部門拒絕承認芳澤謙吉的公使身份。結(jié)果令芳澤謙吉四處碰壁。

最后，理虧的芳澤謙吉只得按照規(guī)定拜訪了顧維鈞并補辦了程序。

三

顧維鈞在“修約”中另一個著名的外交勝利就是主持廢止《中比通商條約》。

1925年6月24日，北洋政府正式向各國駐華使館發(fā)出了要求“修約”的照會。但是，經(jīng)過幾輪會議下來，由于各國利益交錯很難達成一致意見，效果不明顯。

于是北洋政府的外交家們想到了與其與各國“一鍋端”，不如先就某一國單獨談判，集中精力先解決某一國的修約問題。

于是，經(jīng)過一番篩選，就選中了比利時。

《中比通商條約》簽訂于1865年11月2日，到1926年10月27日將屆期。早在1926年4月，北洋政府就照會比利時公使，表示中國政府準備終止舊約重新談判簽訂新的條約。

但是談判還未進入實質(zhì)性階段，比利時駐華公使就表示不滿，說如果中方堅持廢止舊約，比方將就此提交國際法庭裁決，并且還要照會英美等大國向中方施加壓力。

就在1926年10月，顧維鈞重返北洋外交政壇，出任外交總長和內(nèi)閣總理。面對傲慢的比利時人，顧維鈞卻絲毫沒有讓步。

11月5日，比利時正式向北洋政府遞交備忘錄，拒絕中方的最后修正案。第二天，顧維鈞就斷然發(fā)表聲明，宣布單方面廢止《中比通商條約》，還同時指令內(nèi)務部接收比利時在天津的租界。

此舉震驚了西方列強，這是中國第一次不顧一切威脅，毅然單方面決定廢止一項不平等條約。比利時政府提出抗議，并向海牙國際法庭提出抗訴。

但是由顧維鈞主持的北洋政府對來自海牙法庭的通知置之不理。最后，比利時政府迫于無奈，只好在北京與中方重新開啟談判，最終表示將《辛丑條約》中給予天津租界的一切權(quán)利交還給中國，還主動從海牙法庭撤訴控告中國案。

此次外交勝利，是顧維鈞繼巴黎和會之后的又一個高峰，他在國內(nèi)的聲望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頂點。

對于北洋政府“修約“之路的首戰(zhàn)告捷，國內(nèi)輿論界激動萬分。工商界人士聯(lián)名致電全國商聯(lián)會聲明：“我國人民一致認為顧維鈞為全國人民之代表，責司廢除一切不平等舊約，換訂雙方平等新約之任。無論何國之條約，顧代表均有全權(quán)，廢舊訂新?！?/p>

顧維鈞用他的膽識和智慧，為中國在廢止舊約的道路開啟了一個成功的先例，極大增強了國人的自信心。

精通國際法和外交法則的顧維鈞為中國的外交政壇上帶來了全新的面貌，他不同于那些固步自封、拒絕學習又對外交知識一無所知的前朝官員們。

在中比外交成功示范的效應下，由顧維鈞主持的北洋政府先后就一些不平等條約與相關各國進行了談判，由于各自情況不同，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也各有不同。

后來人們提到北洋政府總是負面評價居多，尤其是對于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修約”運動缺乏應有的肯定和關注。提到北洋時期，多以“弱國無外交”以簡單概之。也因此，像顧維鈞這樣的外交家所作出的外交成就往往被忽視了。

其實北洋時期像顧維鈞這樣的外交家，在國家實力遠遠落后的情況下，仍舊運用自己的才學和膽識，將外交才能發(fā)揮到極致，為國家的外交斗爭做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補救”。

在西方受過良好系統(tǒng)教育的顧維鈞，對西方的外交法理及游戲規(guī)則非常精通，每每在外交上他憑借其嫻熟的國際法學知識和對方機智周旋，出眾的才華和人格魅力征服了很多人，即使是他的對手也不得不佩服他。

顧維鈞也因此贏得了“民國第一外交家”的美譽。

正如外交學者溫源寧所說的：“無論什么時候想起顧維鈞博士，人們都會情不自禁的想起光芒四射的星星……他的朋友和敵人全都會承認，在國外代表中國利益的中國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顧博士更好的了?！?/p>

四

1928年6月，隨著張作霖撤離北京，國民革命軍宣布北伐完成，北洋政權(quán)徹底走向終結(jié)。

曾經(jīng)的民族英雄顧維鈞被國民政府列為通緝犯。迫于無奈，被北伐軍視為北洋政府“幫兇”的顧維鈞前往歐洲暫避風頭。

所幸的是，后來，經(jīng)過少帥張學良斡旋，國民政府撤銷通緝令。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為了應對日本人，蔣介石想到了顧維鈞——這位經(jīng)驗豐富的“抗日外交專家”。于是，蔣請張學良說服顧維鈞南下為國家效力。

為了民族大義，顧維鈞不計前嫌接受蔣的邀請，再度走到了抗日外交的前沿。顧維鈞說：“我之所以繼續(xù)參與政治，只不過是為了中國的國際聲譽而維持一個政府而已。”

后來，顧維鈞加入了國聯(lián)組織的李頓調(diào)查團，冒著被日本人暗殺的危險，到東北參與調(diào)查日本占領和侵略滿洲國的非法行徑，又在國聯(lián)大會上舌戰(zhàn)日本著名外交官松崗洋右，對日方暴行進行了無情的揭露。

這以后，顧維鈞不放棄一切機會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并且呼吁各國對中國進行援助。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顧維鈞在日內(nèi)瓦國聯(lián)總部發(fā)言，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徑，要求宣布日本為侵略者。

在加入國民政府期間，顧維鈞長期擔任駐外使節(jié)，一直沒有進入到政府的核心權(quán)力層，不像他在北洋政府時期常身居要職具有決策權(quán)。

但是，奮戰(zhàn)在外交戰(zhàn)線上的顧維鈞依舊通過不懈努力，維護國家權(quán)益。

身居海外的顧維鈞不僅通過自己的關系，購買抗戰(zhàn)急需的物資，招募飛行員，他還利用各種集會和外交場合呼吁西方各國結(jié)成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中國爭取國際支援。

在整個抗戰(zhàn)期間，顧維鈞還參與和主持了中國與反法西斯盟國合作的大部分談判，英美等國的對華援助的很多款項，也是顧維鈞等外交官多方奔走游說的結(jié)果。

1945年3月，顧維鈞代表中國出席在舊金山召開的聯(lián)合國國際組織會議，參與起草《聯(lián)合國憲章》。并且在決定中國代表團人選時，顧維鈞從國家民族大義出發(fā)，建議蔣當局應讓中共派代表參加。

后來蔣介石接受了顧維鈞的建議，同意派中共代表董必武加入中國代表團。6月26日，《聯(lián)合國憲章》簽字儀式在舊金山舉行，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第一個簽字，使中國成為4個發(fā)起國中第一個在憲章上簽字的國家。董必武作為中共代表也在憲章上簽了字。

就在這次會議上，顧維鈞和董必武二人合作默契，彼此對對方評價都很高。

圖 | 顧維鈞在《聯(lián)合國憲章》簽字

隨著解放戰(zhàn)爭進入尾聲，1948年，顧維鈞的名字出現(xiàn)在中共的一份戰(zhàn)犯名單上，位列第22位。主要是因為解放戰(zhàn)爭時期，顧維鈞為蔣當局極力爭取美國援助。

曾經(jīng)多次表示不參與黨派之爭的顧維鈞，也不可避免陷入政治漩渦之中。身處江湖，想要做到完全超然是很難的。

令顧維鈞沒想到的是，因為他在舊金山會議上的出色表現(xiàn)，1972年10月，到紐約參加聯(lián)合國大會的章含之特地前來拜訪了他。章含之此次前來，是受毛主席的委托，并且還邀請顧維鈞方便的時候訪問北京，使顧維鈞很感動。

顧維鈞一生歷經(jīng)多次政權(quán)更迭，分別被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發(fā)布過通緝令，但最后都贏得了兩黨的尊敬和認同，實乃一大傳奇。

從這也可以看出顧維鈞的才華和人格魅力影響之大，關鍵原因還是就像顧維鈞說的——他的心永遠屬于中國。

這位從11歲起就接受西式教育的外交家，一生都在為使中華民族屹立世界之林而不斷吶喊、抗爭，以一己之力給身處困境中的同胞帶來了一絲希望。

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在紐約家中安然離世，享年97歲。美國各大報刊都發(fā)文表示哀悼，顧維鈞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特設立顧氏獎學金，以表哀思。

中國駐聯(lián)合國代表前往顧維鈞的追悼會現(xiàn)場吊唁。同時，中國駐聯(lián)合國大使給顧維鈞的家人發(fā)來唁電：“顧老為我國杰出的外交家，業(yè)績顯著，我們忝屬后輩，素所敬仰?！?/p>

臺灣方面也對顧維鈞的一生大加贊賞。海峽兩岸對一位民國的政界人士評價如此一致，實屬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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