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這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
一
必須注意季節(jié)。必須利用今年整個秋季和冬季,即自今年九月至明年三月,共七個月時間,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劃定的地區(qū)內,依次完成下列各項工作:(甲)鄉(xiāng)村情況調查。(乙)按照正確政策實行初步整黨。上級派到鄉(xiāng)村的工作團或工作組,必須首先團結當地黨的支部組織內的一切積極分子和較好分子,共同領導當地的土地改革工作。(丙)組織或改組或充實貧農團和農會,發(fā)動土地改革斗爭。(丁)按照正確標準,劃分階級成分。(戊)按照正確政策,實行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財產。實行分配的最后結果,必須使一切主要階層都感覺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階級分子亦感覺生活有出路,有保障。(己)建立鄉(xiāng)(村)、區(qū)、縣三級人民代表會議,并選舉三級政府委員會。(庚)發(fā)給土地證,確定地權。(辛)調整或改訂農業(yè)稅(公糧)負擔的標準。這種標準,必須遵守公私兼顧的原則,這即是一方面利于支援戰(zhàn)爭,一方面使農民有恢復和發(fā)展生產的興趣,利于改善農民的生活。(壬)按照正確政策,完成黨的支部組織的整理工作。(癸)將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轉移到團結農村中一切勞動人民并組織地主富農的勞動力為共同恢復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而奮斗的方面去。開始組織在自愿和等價交換兩項原則上的小規(guī)模的變工組織和其他合作團體;準備好種子、肥料和燃料;做好生產計劃;發(fā)放必要的和可能的農業(yè)貸款(以貸給生產資料為主,必須有借有還,嚴格區(qū)別于救濟性質的賑款);在可能的地點,做好興修水利的計劃。以上是由土地改革到生產的全部工作過程,必須使一切直接從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了解這樣的工作過程,避免工作的片面性,并不失時機地于秋冬兩季全部完成上述工作。
二
為達上述目的,今年六月至八月的三個月內,必須完成下列工作:(甲)劃定土地改革工作范圍。這種范圍,必須是在下列三項條件下劃定之:第一,當地一切敵人武裝力量已經全部消滅,環(huán)境已經安定,而非動蕩不定的游擊區(qū)域。第二,當地基本群眾(雇農、貧農、中農)的絕對大多數已經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數人有此要求。第三,黨的工作干部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確能掌握當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聽任群眾的自發(fā)活動。如果某一地區(qū),在上述三個條件中,有任何一個條件不具備,即不應當將該地區(qū)列入一九四八年進行土地改革的范圍。例如,在華北、華東、東北、西北各解放區(qū)的接敵區(qū)域和中原局所屬江淮河漢區(qū)域的絕大部分地區(qū),因為尚不具備第一個條件,即不應當列入今年的土地改革計劃內。明年是否列入,還要看情況才能決定。在這類地區(qū),應當充分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實行減租減息和酌量調劑種子食糧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以便聯(lián)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聯(lián)合或中立的社會力量,幫助人民解放軍消滅一切國民黨武裝力量和打擊政治上最反動的惡霸分子。在這類地區(qū),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財,因為這些都是在新區(qū)和接敵區(qū)的條件之下,不利于聯(lián)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聯(lián)合或中立的社會力量、完成消滅國民黨反動力量這一基本任務的。(乙)開好干部會議。在為著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召集的干部會議中,必須充分講明關于這兩項工作的全部正確政策,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必須將中央頒布的各項重要文件,責成一切從事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干部,認真學習,完全了解,并責成他們全部遵守,不許擅自修改。如有不適合當地情況的部分,可以和應當提出修改的意見,但必須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實行修改。今年的各級干部會議,必須由各地高級領導機關,在開會之前,作充分而恰當的準備,這即是事前由少數人商量(由一個人負主責),提出問題和分析問題,寫好成文的綱要,精心斟酌這個綱要的內容和文字(注意簡明扼要,反對不著邊際的長篇大論),然后向干部會議作報告,開展討論,吸收討論中的意見,加以補充和修改,作為定論;并將此項文件通知全黨和盡可能地在報紙上公開發(fā)表。必須反對經驗主義的方法,這即是事前毫無準備,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向干部會議作精心準備的、內容文字都有斟酌的報告,而聽憑到會人員無目的地雜亂無章地議論,致使會議時間延長,得不到明確而周密的結論。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qū)黨委、省委和地委的領導工作中,如果存在著這種有害的經驗主義方法,必須注意克服。討論政策的會議,人數不可太多,只要事先有良好準備,會議的時間亦可縮短。按情況,大約以十幾個人,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開會一星期左右為適宜。傳達政策的會議,人數可以多些,時間亦不可過長。只有整黨性質的高級和中級的干部會議,人數可以多些,時間亦可以長些。(丙)九月上半月,至遲九月下半月,全部直接從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必須到達鄉(xiāng)村,并開始工作,否則就不能利用秋冬兩季的全部時間,完成全部土地改革、整黨建政和準備春耕的工作。
三
在干部會議中和在工作中,必須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體情況,從不同地區(qū)、不同歷史條件的具體情況出發(fā),決定當地當時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必須區(qū)別城市和農村的不同,必須區(qū)別老區(qū)、半老區(qū)、接敵區(qū)和新區(qū)的不同,否則就要犯錯誤。
四
凡屬封建制度已經根本消滅,貧雇農已經得到大體上相當于平均數的土地,他們同中農所有的土地雖有差別(這種差別是許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應認為土地問題已經解決,不要再提土地改革問題。在這類地區(qū)的中心任務,是恢復和發(fā)展生產,完成整黨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線的工作。在這類地區(qū)的部分鄉(xiāng)村中,如果尚有土地須待分配或調劑,階級成分須待改訂,土地證須待發(fā)給者,自然應當按照實際情形完成這些工作。
五
在一切解放區(qū),不論是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qū),或者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qū),都必須在今年秋季指導農民耕種麥地,并進行一部分土地的秋耕。在冬季,要號召農民積肥。所有這些,都對一九四九年解放區(qū)農業(yè)的生產和收成有極大重要性,必須用行政力量,配合群眾工作,加以實現(xiàn)。
六
必須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tài)或無政府狀態(tài),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政策和策略,執(zhí)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tǒng)一意志和統(tǒng)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錯誤態(tài)度,將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這種狀態(tài),給予革命利益的損害,極為巨大。各級黨委必須對這一點進行反復討論,認真克服這種無紀律狀態(tài)或無政府狀態(tài),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⑴。
七
中央、中央局(分局)、區(qū)黨委(省委)、地委、縣委、區(qū)委、直到支部,必須充分利用無線電、有線電、電話、郵遞、專人送信等項通訊方法,小型會議(例如四五個人的),區(qū)域會議(例如幾個縣的),和個別談話等項會談方法,小型巡視團(例如三至五個人的)和個別有威信的委員的巡視方法,同時充分利用通訊社和報紙,密切地互相聯(lián)系起來,以便掌握運動的動態(tài),隨時互通情報,交流經驗,及時糾正錯誤,發(fā)揚成績。不要等候幾個月,或半年,甚至更長時間,下面才向上面作總結性的報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這種報告和指示,往往過時,失去作用,或者減少了作用。犯錯誤的已經犯過,來不及糾正,損失太大。全黨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時機的生動的具體的報告和指示。
八
必須將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將工業(yè)生產任務和農業(yè)生產任務,放在各中央局、分局、區(qū)黨委、省委、地委和市委的領導工作的適當位置。即是說,不要因為領導土地改革工作和農業(yè)生產工作,而忽視或放松對于城市工作和工業(yè)生產工作的領導。我們現(xiàn)在已經有了許多大中小城市和廣大的工礦交通企業(yè),如果各有關領導機關忽視或放松這一方面的工作,我們就要犯錯誤。
注釋
〔1〕 這里所說的中央代表機關,是指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南陽,古稱宛,地處豫西南,西接陜南,南鄰鄂西北。境內伏牛山橫亙西北,桐柏山雄踞東南,形成天然屏障和富饒的盆地。它是北上汴洛、南下襄漢、西人川陜、東通淮皖的交通要道,素有"舟車秦楚,襟帶扼南國咽喉"之稱,戰(zhàn)略地位重要,一向為兵家必爭之地。解放戰(zhàn)爭時期,作為中原主要戰(zhàn)場的南陽,被諸多革命家、軍事家所關注。劉伯承、鄧小平便是其中的兩位。自1947年11月至1948年11月,兩位偉人以戰(zhàn)略家的遠見卓識和軍事家的宏大氣魄,矚目南陽、駐足南陽、經略南陽,在宛屬大地上書寫了一篇又一篇豪邁而又雄壯的歷史篇章。作為親密戰(zhàn)友,鄧小平舉重若輕,主管政治;劉伯承舉輕若重,主管軍事。二人心心相印,配合默契,珠聯(lián)璧合,相得益彰,在革命戰(zhàn)爭史上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又一個奇跡,留下了"劉鄧不可分"的佳話。筆者曾試圖將兩人分而述之,但歷史檔案顯示,有關南陽的諸多重大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作戰(zhàn)方案都是他倆一起商定的,各種命令都是以劉鄧聯(lián)署方式簽發(fā)的,許多次重要戰(zhàn)役、戰(zhàn)斗都是由他倆共同指揮的,對上的報告、電文都落款著二人的名字,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中原戰(zhàn)場的指示、電報都直呼"劉鄧"......可見,"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這一特殊的歷史形象,決定筆者只能將二人合而述之。
指揮宛東戰(zhàn)役
宛西戰(zhàn)役的硝煙剛剛散去,劉伯承、鄧小平又在宛東布下新的戰(zhàn)場。
1948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軍委決定:華野粟裕兵團結束在濮陽的整訓,南渡黃河,加人中原逐鹿的行列。當時,張軫兵團在南陽"掃蕩",胡璉兵團剛進至臨潁地區(qū)。根據敵軍態(tài)勢,為了有效地配合粟裕兵團的行動,中央軍委指示中野箝制胡璉兵團于平漢路西,使其不能北上增援,以利粟裕兵團南下。
劉伯承、鄧小平等中原軍區(qū)首長認為,箝制胡璉的關鍵,在于使其有后顧之憂,不敢放膽東進。于是決定發(fā)起宛東戰(zhàn)役。以攻敵所必救的戰(zhàn)術,采取圍城吸援、打援的辦法,箝制胡璉兵團于漯河以南地區(qū),吸引張軫兵團東援,在其運動于賒旗鎮(zhèn)南、唐河以東地區(qū)時殲滅之。
5月24日,劉伯承、鄧小平下達宛東戰(zhàn)役作戰(zhàn)計劃:以中野第三縱隊司令員陳錫聯(lián)統(tǒng)一指揮一、三、六縱隊為東集團,首先佯攻確山,吸引胡璉兵團南援和張軫兵團從正陽東進;由陳賡統(tǒng)一指揮第二、四縱隊和華野十縱及桐柏軍區(qū)主力、豫陜鄂軍區(qū)第七軍分區(qū)部隊組成西集團,阻擊可能從南陽東援的張軫兵團,并在適當時機協(xié)同東集團予以合擊殲滅;華野陳士榘、唐亮之三、八縱隊和中野九縱一部在堰城、漯河地區(qū)箝制胡璉兵團。
5月25日,宛東戰(zhàn)役發(fā)起。東集團之一縱迫近南陽,三、六縱隊首先占領駐馬店,27日以浩大聲勢包圍確山,實施佯攻。胡璉急忙率部南下增援,張軫也慌忙率部東援確山。
28日,張軫兵團沿劉鄧首長預設的路線,進至宛東的埠口、興隆鎮(zhèn)、苗店一帶。這時,劉伯承、鄧小平等認為,必須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以全力首先殲滅張軫兵團。遂于29日申時,將這一意圖電報中央軍委。中央軍委周恩來副主席代表軍委當即回電:"你們決心集全力先打張軫是正確的。"劉伯承、鄧小平遂命令東集團除留一部兵力繼續(xù)佯攻確山、監(jiān)視正陽之敵外,主力立即西進,同西集團對張軫兵團形成夾擊之勢。并命令中野二縱、華野十縱和桐柏軍區(qū)主力由南向北,以出敵不意的動作協(xié)同四縱南北夾擊,割裂張軫兵團并各個殲滅之。
張軫一面將主力集結于埠口地區(qū),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反復向四縱陣地猛攻;一面親自用日語先后三次同第五綏靖區(qū)司令部進行電話聯(lián)系。當他得知解放軍東線主力西進,意在圍城打援時,決心西退南陽。
30日晨,張軫以一部兵力向東佯攻,而主力則準備向南陽西逃。劉伯承司令員得知這一情報后,當即命令西集團主力由南、北、西三面投入戰(zhàn)斗,將敵主力向東壓;令東集團兼程前進,限31日拂曉趕到羊冊一線。并告誡西集團要防敵西逃退入南陽;如敵仍在原地固守,則于6月1日由西向東投入戰(zhàn)斗。劉司令員在電令中要求各部:"此次作戰(zhàn)關系整個中原戰(zhàn)局,且敵呈現(xiàn)慌亂情緒,我全體指戰(zhàn)員以高度的堅決動作,不惜任何代價勇猛戰(zhàn)斗,爭取全殲張軫兵團,防其在飛機掩護下突圍。"為了及時掌握瞬息萬變的戰(zhàn)場形勢,確保作戰(zhàn)計劃的正確執(zhí)行,劉伯承率前方指揮部于31日趕赴賒旗鎮(zhèn)以北的券橋,指揮作戰(zhàn)。
張軫向東進擊的行動迷惑了西集團的某些指揮員,他們誤認為敵人已入我包圍之中,過早地將主力東移,準備與東集團夾擊殲滅張軫兵團,放松了極重要的西面兜擊。張軫見有機可乘,遂于31日拂曉突然率部從埠口西退回南陽,并要南陽城內的王凌云整九師向東接應。西集團發(fā)覺敵軍西逃,立即命令各部對敵人追擊,并將敵五十八師師部和一八三旅兩個團及直屬隊包圍于馬劉營地區(qū)。
為了全殲被圍之敵,劉伯承、鄧小平親自趕到陳賡的指揮部--南陽附近的彰新寨,指揮作戰(zhàn)。劉伯承一進門便火冒三丈地說:"怎么搞的嘛?部署得好好的,全亂套了!"鄧小平看著陳賡一語未發(fā),但臉上的表情看得出來,他對沒有組織好這次戰(zhàn)役也十分生氣。當劉伯承了解到陳賡在發(fā)現(xiàn)張軫西逃后,已采取了堅決的應急措施時,他的火氣才平息了些。
6月2日,退回南陽的張軫兵團全力回援,遭到中野四縱和桐柏軍區(qū)部隊的堅決阻擊。6月3日,主力部隊向被圍之敵發(fā)起總攻,全殲敵五十八師師部和一八三旅的兩個團及直屬隊5000余人。
與此同時,華野三縱、八縱和中野九縱,在漯河地區(qū)頑強阻擊了胡璉兵團,使敵遭到重大傷亡,保障了宛東戰(zhàn)役的進行。
宛東戰(zhàn)役,共殲敵1.2萬余人,給張軫兵團以沉重打擊,并箝制了胡璉兵團,實現(xiàn)了策應粟裕兵團南渡作戰(zhàn)的戰(zhàn)略意圖,并使南陽之敵王凌云部更加孤立。美中不足的是,未能達到劉鄧全殲張軫兵團的預定愿望。事后,陳賡主動承擔了責任。劉伯承在總結這次戰(zhàn)役的教訓時指出,西集團迷惑于敵人表面現(xiàn)象,誤認為張敵東進,也沒有照顧到我東面有東集團,于30日黃昏將其主力東進到羊冊、郭集地區(qū),欲由南北夾擊防敵東逃,因而放松了極重要的西面兜擊,使張軫得于31日拂曉向西逃走,此為未全殲張敵的重大失著。
6月12日,中共中央致電劉伯承、鄧小平等中原軍區(qū)首長:慶祝你們最近在宛西、宛東和江漢連續(xù)三次殲敵,并解放豫陜鄂廣大地區(qū)的勝利。尚望繼續(xù)努力,為消滅蔣敵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戰(zhàn)。
糾正"左"傾錯誤
進入豫西后,鄧小平在協(xié)助劉伯承抓軍事和作戰(zhàn)之外,則以極大的精力抓黨政工作。征塵尚未洗去,他便深人各個解放區(qū),調查研究,了解中原解放區(qū)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
4月2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豫陜鄂解放區(qū)地委書記、專署專員會議。他在會上指出,我們要爭取三五年內取得全國勝利,就要在當前的戰(zhàn)爭、土改、整黨、工商業(yè)、殺人這五個問題上不犯錯誤。目前,中原區(qū)這五項工作中的主要傾向是"左"?,F(xiàn)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傾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好。
4月29日,鄧小平風塵仆仆地來到隸屬南陽轄區(qū)的泌陽縣(1965年劃歸駐馬店地區(qū))苗莊寺,就開辟新解放區(qū)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尤其是"急性土改"中存在的"左"的錯誤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在此之前,鄧小平就以敏銳的政治嗅覺發(fā)現(xiàn)了"急性土改"中存在的問題,并于1948年3月8日親自向毛主席報告:"我們所提的貧雇路線其本身就是不正確的,而正確的應該是中央所提的:以貧雇為骨干,鞏固地聯(lián)合中農的路線。在實際斗爭中,相當普遍地采取了拒絕中農的態(tài)度,甚至打擊到富裕中農,其結果使貧雇更加孤立,易受摧殘,甚至影響到貧雇不敢起來。"在苗莊寺,鄧小平分別聽取了桐柏二專署專員王國華、桐柏二地委副書記楊青、二專署副專員焦景堯、二分區(qū)副政委賀亦然、泌西縣(泌陽縣當時分為泌西、泌東兩縣)委書記史雷鋒、泌西縣公安局長王瑞山、泌西縣饒良區(qū)委書記孫克華等地、縣、區(qū)領導干部的工作匯報。聽取匯報后,他指出,在執(zhí)行新區(qū)政策上,主要錯誤是"左"。他強調新區(qū)必須充分利用抗日戰(zhàn)爭中的經驗,實行減租減息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消滅性的打擊對象應限于政治上站在國民黨反動立場上頑固反對中共和解放軍的反革命分子;對于搞得過"左"的地方,要研究妥善辦法,迅速糾正,有效地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社會力量;必須堅決團結中農,補償中農的損失,中農的土地一律不動。
鄧小平的指示,在桐柏區(qū)引起很大反響。桐柏區(qū)黨委、各地委、各縣委迅速進行了傳達,并普遍進行了新區(qū)政策教育和紀律檢查整頓,認真總結了前一段的經驗教訓,使各級干部的政策觀念大大加強,"左"的傾向開始得到糾正,密切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廣大人民群眾更加擁護黨和人民政府,積極參軍參戰(zhàn),努力發(fā)展生產;農村積極分子、知識分子向黨和人民政府靠近,紛紛要求工作,要求學習;各界人士開始信任黨和人民政府,匪偽外逃人員也先后回家,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國民黨反動派;軍民關系、軍政關系、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更加密切;廣大人民群眾積極行動起來,給解放軍搬運物資,構筑工事,搶救傷員,并且節(jié)衣縮食,籌集糧草,有力地支援了前線作戰(zhàn)和解放區(qū)建設。
通過調查研究,鄧小平認識到,在新區(qū),馬上動手分浮財、分土地是不適宜的。新區(qū)黨的主要精力應該放到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穩(wěn)定社會秩序,動員群眾支援革命戰(zhàn)爭上面。5月9日,他在寫給毛澤東主席的工作報告中闡明了這種思想。
5月24日,毛澤東致電鄧小平:"新解放區(qū)農村工作的策略問題有全盤考慮之必要。新解放區(qū)必須充分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在解放后的相當時期內,實行減租減息和酌量調劑種子口糧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實行分浮財、分土地的社會改革政策。
5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指示,向全黨明確了上述意見。
6月6日,鄧小平親自起草簽發(fā)了中原局《貫徹執(zhí)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读甘尽繁局鴮嵤虑笫堑木瘢陀^地、全面地總結了黨在中原新解放區(qū)農村工作政策轉變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深刻分析和檢討了土改工作中"左"傾錯誤的根源和危害,制定了中原全區(qū)新的農村工作政策。
《六六指示》上報中央后,毛澤東閱后十分欣賞。6月28日,毛澤東代中央復電,完全同意中原局這一指示,并親自進行了修改,增加了充分肯定中原區(qū)在戰(zhàn)略反攻后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的兩段文字。同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同志的信中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發(fā)給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這個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發(fā)這類文件了。通過調查研究,發(fā)現(xiàn)問題,積極糾正中原新區(qū)在土改等項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主動向黨中央提出帶有戰(zhàn)略性的建議,這反映了鄧小平講究實際、注重實踐、不懈探索、堅持真理的品性。
運籌帷幄彰新寨
襄樊戰(zhàn)役是在湖北境內展開的,而這一決策卻是在南陽境內的一個小寨內形成的。真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1948年6月5日,中野司令部在社旗縣的彰新寨召開縱隊領導干部會議。會場設在彰新寨村地主孫老八的院子里,劉伯承、鄧小平、李達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宛東戰(zhàn)役的經驗教訓,研究制定出擊漢水、攻打襄樊的作戰(zhàn)方案。李達主持會議,劉伯承在會上作了《中原區(qū)的任務和行動》的報告。
劉伯承在精辟總結宛東戰(zhàn)役勝利的意義及其教訓的基礎上,從全國的戰(zhàn)略形勢出發(fā),結合中原區(qū)的任務,透徹地分析了敵情、我情,指出了發(fā)動襄樊戰(zhàn)役的重要性。他說,中原區(qū)的任務是將戰(zhàn)爭引到蔣管區(qū),利用敵人的人力、物力,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并把這個區(qū)域變成向東、向南、向西進攻的基地。接著,他指出,目前,敵人有三怕:一怕進關,二怕過江,三怕入川而在中原區(qū)就有敵人的兩怕。如在老河口、襄樊地區(qū)開辟戰(zhàn)場,不僅可切斷白崇禧集團與西北張治中集團的聯(lián)系,有力地配合我華野在山東的行動,同時可以進而占領漢水兩岸地區(qū),變漢水為我們的內河,為建立渡江入川的戰(zhàn)略進攻基地奠定基礎。最后,他分析了舉行襄樊戰(zhàn)役的有利因素:那里有伏牛山、武當山之依托,適于部隊運動和作戰(zhàn)。在敵方,因漢水、長江、大巴山之障礙,部隊運動困難。劉司令員對全局和局部的關系所作的正確分析,使到會的將領們心悅誠服,對出兵襄樊,都有一種勝券在握的踏實感。
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在彰新寨會議上就如何執(zhí)行黨的政策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他講道:"劉司令講了軍事問題,講了出兵襄樊的軍事部署問題。這都是經過中原局常委和中原軍區(qū)黨委討論通過的,大家要堅決執(zhí)行。在新區(qū)如何執(zhí)行黨的政策問題,我講幾點個人意見,僅供同志們參考。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可以概括為以下四點:
1、立足寶豐,在南陽多打勝仗、多打大仗,開辟遼闊后方。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南陽之地賦有綰轂中原的戰(zhàn)略地位,古書上指出:"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動。"這就是講,南陽之地具有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綰轂之效。所以,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于1947年7月進擊中原之后,毛澤東便把爭奪南陽作為他的戰(zhàn)略思考的重大問題。自1948年1月2日到4月底,為盡早解放南陽城,毛澤東就下達了6個命令。毛澤東命令中原局、中原軍區(qū)遷入寶豐與南陽之間地區(qū),其目的就是將中原敵人主力吸引到平漢鐵路以西地區(qū),策應粟裕從容準備淮海戰(zhàn)役。如果按期解放了襄樊,再解放了南陽城,那就實現(xiàn)了毛澤東的開辟豫西南遼闊后方,準備支援淮海決戰(zhàn)的問題。為此,鄧小平要求與會各部首長,要堅決執(zhí)行攻打襄樊城的作戰(zhàn)方案,拿下襄樊城,孤立南陽城,待機占領之。
2、執(zhí)行黨的城市政策,管理好已解放的城市。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管好一個城鎮(zhèn),可以穩(wěn)定一個地區(qū)。勝利后,新生政權能否鞏固,其關鍵在于能否接管好城鎮(zhèn)。為此,他要求中原野戰(zhàn)軍不僅會打仗,更要學會管理城鎮(zhèn)。如何管理好城鎮(zhèn)?甲、一定要選派懂政策、懂經濟管理的領導干部擔任城市的黨委書記和市長。乙、謹慎地清理國民黨各級官員,要大膽吸收無民憤而又有一技之長的國民黨政府的各級官員到新政權機關里,或到工廠里任職,其工資待遇不低于過去。丙、堅決執(zhí)行好"發(fā)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經營好城市經濟工作。丁、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謹慎對待中小工商業(yè)者、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不對他們采取任何冒險政策,應當須先防止將農村中斗爭地主富農、消滅封建勢力的辦法,錯誤地應用于城市。堅決執(zhí)行保護民族工商業(yè)的政策。戊、進城后,一定要保護好學校、公園、名勝古跡、娛樂場所、圖書館、報館、寺院、檔案館、歷史文物等。只有接管好了這一切工作,人們才信服共產黨人既會打仗,又會管理國家,因而,老百姓就會擁護我們共產黨人。不然,就會出現(xiàn)前邊打仗,后邊失火的前功盡棄的結局。
3、執(zhí)行黨的土改政策,積極慎重地搞好土地改革。鄧小平在報告中指出:耕者有其田,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這是共產黨人搞革命的中心內容。但是,實行土地改革政策,一定要在局勢全部穩(wěn)定之后才能實施。不要一邊打仗,一邊實行猛烈的土改運動。中原各解放區(qū)在土改這一工作中出現(xiàn)了不少"左"的錯誤。如:提出了"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半年赤化桐柏"等錯誤口號。忽視了團結中農的政策,錯劃了一些中農成份,侵犯了部分中農的利益。個別地方亂打人,亂抓人,亂殺人,甚至個別地方采用亂棍打死人的方式。破壞黨的工商業(yè)政策,沒收地主富農經營的商店或工廠,向民族工商業(yè)者收稅過重等等。鄧小平要求各區(qū)黨委一定要限期糾正上述"左"的錯誤,要把一切工作納入到黨的政策上。
4、安定社會秩序,繁榮經濟,保證前線供應。鄧小平要求各區(qū)黨委、行署、各地委、專署一定要抓好安定社會秩序工作。運用強有力手段,打擊特務、土匪的破壞活動,保證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秩序。要力所能及地繁榮經濟、發(fā)展生產,做好支前工作。
最后,鄧小平指出,執(zhí)行黨的政策,執(zhí)行黨的紀律,就是對前線的最大支援。
7日,國民黨南京當局聞悉中原軍區(qū)在彰新寨召開重要會議,旋即派12架飛機,對以彰新寨村為中心的地區(qū)進行輪番轟炸。高度警惕的中原軍區(qū)部隊截獲了敵特發(fā)往南京的密電,劉鄧首長當即決定于6日寅時,將參加會議人員隱蔽轉移繼續(xù)召開。
13日,劉伯承、鄧小平等首長下達了襄樊戰(zhàn)役的作戰(zhàn)命令。但為了配合華野正在進行的豫東戰(zhàn)役,劉鄧下令暫停襄樊戰(zhàn)役,急調中野一、二、三、四縱隊和華野十縱,奔赴平漢線阻擊張軫兵團和胡璉兵團北援。同時,劉鄧首長把中野六縱留在唐河地區(qū)待命,使六縱處在東可馳援平漢線,南可奔襲襄樊的機動位置。當華野攻克開封,白崇禧錯誤判斷我軍將會會合向華中進軍,下決心將其機動兵團向北集中,老河口、襄樊之敵已成孤立無援之勢時,劉鄧首長當機立斷,于6月25日命令六縱、桐柏軍區(qū)主力和陜南十二旅乘隙發(fā)起襄樊戰(zhàn)役,一舉攻克老河口、谷城、襄陽、樊城等城市,殲敵2.1萬人,取得了開辟桐柏區(qū)以來最大的政治和軍事勝利。
在網絡上可以找到的.自己找找看.
第一次土地革命,1927年,規(guī)定要沒收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沒收一切所謂公產的祠族廟宇等土地,分給佃農及無地的農民。對于小田主則減租。強調貧農是農民運動的主要力量。9月,中共中央提出:“對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須全部沒收,實現(xiàn)‘耕者有其田’的原則。
第二次土地革命 1931年春 為了保證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和滿足農民對土地的需求 依靠貧農,雇農,聯(lián)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yè)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調動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證了土地革命的勝利,廣大貧農雇農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得到了保證
第三次土地革命 1942年 鞏固根據地和爭取抗戰(zhàn)勝利 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 減輕了地主的封建剝削,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提高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也有利于聯(lián)合地主階級抗日
第四次土地革命 1947年 解放戰(zhàn)爭勝利發(fā)展的需要 沒收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農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激發(fā)了農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
第五次土地革命,1950年夏,中國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階級的土地所有制.1952年底,全國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在我國延續(xù)了數千年的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徹底廢除了.
第六次土地改革,1978年“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是以集體經濟組織為發(fā)包方,以家庭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為紐帶而組成的有機整體。通過承包使用合同,把承包戶應向國家上交的定購糧和集體經濟組織提留的糧款等義務同承包土地的權利聯(lián)系起來;
鑒于中國特殊的國情,農民問題始終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而土地問題則是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為了解決好農民的土地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通過一系列的土地革命和改革,消滅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確立了農民土地所有制。但是,對于歷史上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運動”這兩個概念卻存在著不同的解釋,容易產生誤解。
例如,《辭?!罚?999年版)中對這兩個概念的定義分別是:“土地革命: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從政治上、經濟上打倒地主階級,解放農村生產力的革命。
土地改革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xiàn)農民土地所有制的革命運動?!?
這兩個概念的內涵表述大同小異,從中看不出根本性的區(qū)別。
高中《中國近代現(xiàn)代史》(下冊)教材對這兩個概念的表述可概括為:土地革命,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土地改革運動,指解放戰(zhàn)爭時期和建國初期黨領導的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農民階級土地所有制的革命運動。
筆者認為,高中教材把這兩個概念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來表述,符合實際情況,觀點明確,便于學習和使用。確實,這兩個政策都是解決廣大農民和封建主義的矛盾,在斗爭方式、方針政策、歷史作用等方面有著相似之處。那么,為什么應該把這兩個概念區(qū)分開來使用呢?因為它們的內涵和外延存在著諸多區(qū)別:
第一,它們實行的階段不同。土地革命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進行。1927年“八七”會議提出了進行土地革命的方針,開始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實踐;1928年12月毛澤東制定了根據地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1931年春制定出了一條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土地改革運動分為兩個時期:解放戰(zhàn)爭時期,黨中央于1946年發(fā)出了《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1947年9月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土改運動深入開展;建國初期,1950年6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qū)外,全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第二,實施的范圍和規(guī)模不同。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在各根據地中面積最大,但也只有21個縣)、贛南閩西根據地等7個革命根據地都程度不同地進行了土地革命。但從全國來看,范圍不大,規(guī)模較小。解放戰(zhàn)爭時期,據1949年6月統(tǒng)計,全國已在有1.45億多農業(yè)人口的解放區(qū)實行了土地改革;建國后土改規(guī)模更大,到1952年底,新中國的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和某些邊遠少數民族地區(qū)外已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4600多萬公頃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這種廣泛性和普遍性是土地革命所不具備的。
第三,方針政策不同,尤其是對富農的政策。1931年春,毛澤東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線是:依靠貧農、雇農,聯(lián)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yè)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實行過程中,以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為中心,從經濟上、政治上,甚至從肉體上打倒地主階級,改變土地所有制。對富農采取限制政策,沒收其封建剝削性的土地。有些根據地還采取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激政策,打擊面過寬。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總結了以前土地政策的經驗和失誤,貫徹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土地改革總路線。實施過程中,沒收地主土地和富農多余的土地、財產,但也給他們分配土地,給他們出路。建國初期,將過去土改中沒收富農多余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yōu)楸S懈晦r經濟的政策,更好地孤立了地主,減少了土改運動的阻力,保護了中農和小土地出租者,穩(wěn)定了民族資產階級。
第四,實施土地政策的條件不同。在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過程中,毛澤東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把土地革命與武裝斗爭、根據地建設看作紅色政權得以存在和發(fā)展的三個必要條件。為了鞏固根據地政權,加快根據地建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的開辟幾乎同步進行,各方面準備工作不足,實行得比較倉促。因此,土地革命不可避免地存在過激行為,損害了富農等階層的利益,革命轉入低潮時,白色恐怖一來,中間階層馬上“反水”,分得土地的農民又被剝奪了土地。土地革命的成果很難鞏固下來。土地改革運動則要好的多。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一文中指出:“劃定土地改革工作范圍。這種范圍,必須是在下列三項條件下劃定之:第一,當地一切敵人武裝力置已經全部消滅,環(huán)境已經安定,而非動蕩不定的游擊區(qū)域。第二,當地基本群眾(雇農、貧農、中農)的絕對大多數已經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數人有此要求。第三,黨的工作干部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確能掌握當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聽任群眾的自發(fā)活動。如果某一地區(qū)在上述三個條件中,有任何一個條件不具備,即不應當將該地區(qū)列入一九四八年進行土地改革的范圍。”可見,隨著軍事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土改運動一般都經過充分的醞釀,作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和因素,實施起來比較穩(wěn)健。建國初期的土改運動更是在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以后才開始實施的。人民軍隊和各級政府有力地保護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這樣,土改運動勝利完成,而且其成果的穩(wěn)定要遠遠超過土地革命。
另外,在黨的有關歷史文獻和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中,提及土地政策時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政策叫土地革命,把解放戰(zhàn)爭和建國初期的政策叫土地改革運動。變革土地所有制的手段從革命到改革,表明隨著革命不斷進行,人民的力量愈來愈大,阻礙社會進步的反動勢力逐漸走向沒落。
1、本質不同
土地革命指的是1927年到1937年十年內戰(zhàn)期間,共產黨紅軍和國民黨軍隊的戰(zhàn)爭;土地改革是我黨各個時期對土地所有制變革的總稱。
2、內容不同
土地革命的根本措施包括土地改革,還包括建設革命武裝,鞏固革命根據地;土地改革的內容只是土地改革。
3、時間跨度不同
土地改革從我黨1927年八七會議開始,到現(xiàn)在一直在進行變革,變革或大或?。煌恋馗锩鼊t特指1927年到1937年這十年。
擴展資料: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后來他又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找到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發(fā)展的正確方向。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反對國民黨的恐怖統(tǒng)治。這一時期,是中國共產黨艱難成長的歲月。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卻又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在這一特殊的革命時期,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思想。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參考資料:-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
參考資料:-土地改革
保定市擁有眾多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其中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7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11處,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17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47項。
非物質文化遺產涿州皮影
皮影藝術,俗稱“皮影戲”,在中國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它是集造型藝術和表演藝術于一體,由藝人操縱用牛皮或驢皮雕刻的人物、道具,通過燈光照射,投幕在銀幕上進行表演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傳統(tǒng)藝術。在中國皮影歷史上,還有著涿州光彩的一頁。提起中國皮影史,是不能沒有“涿州”二字的。有人考證,現(xiàn)在北京、唐山,甚至承德、遼寧一帶的皮影的來源就是涿州的皮影。涿州的皮影,被稱之為“涿州影”?!颁弥萦啊眰魅氡本?,有人說是在明代晚期。1957年青年節(jié),毛澤東觀看了皮影戲寓言故事《鶴與龜》和《鷸蚌相爭》。2005年中國唐山國際皮影藝術展演的舉辦說明,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項內容的皮影戲不會無聲地湮沒在歷史中,它將再現(xiàn)生機。同時,“涿州影”作為涿州歷史上一個亮點,也理應拂去蒙塵,發(fā)出光輝。
非物質文化遺產滿城寸蹺
寸蹺發(fā)源于滿城東于河村,據說由宮庭舞演變而來,至今已有200余年的歷史。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縣文化館組織人員深入鄉(xiāng)村對這一瀕臨滅絕的古文化遺產進行發(fā)掘整理,并將其搬上舞臺映屏。在1991年正月初一,由該縣編排的寸蹺舞《小羊倌》中央電視臺多次播放。北臺魚村和宋屯村文藝宣傳隊演出。寸蹺在1996和1997年被央視三套和七套分別做過專題報道。
非物質文化遺產淶水高洛古樂
淶水縣義安鎮(zhèn)高洛村古名“高樂”。這里距北燕侯國的初都——淶水縣司徒村村北4公里,距“軒轅黃帝家廟”所在地——淶水、易縣交界處的洪崖山20公里。高洛村有一種村民自愿參加、義務排練、義務演出的民間器樂演奏會社——音樂會,全名“高樂藍旗音樂圣會”,也稱“音樂大善會”。經專家學者鑒定,它是一種古老的、原生態(tài)的民間音樂,其中的祭祀音樂相傳是華夏音樂始祖伶?zhèn)?800年前所創(chuàng)的“黃帝家廟”祭祀音樂的變存。
非物質文化遺產雄縣趙崗古樂
雄縣趙崗村音樂會一本民國年間的手抄本樂譜,記載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古代樂曲,經專家鑒定,其中幾首在其他地方的古樂中從未發(fā)現(xiàn)——雄州古樂存“天籟”,該村音樂會演奏技巧較高超。由于民間活動是自發(fā)性的,而且“音樂會”不以贏利為目的,所以常常較難繼續(xù),而該村音樂會很好地解決了這一難題,從88歲的老人到20多歲的年輕人,四代傳人共同演奏,正是這種傳承有序地繼承,所以該村的演奏非常有生氣,在管子等樂器上音準控制很好。
非物質文化遺產定州子位吹歌
子位吹歌是冀中民間鼓吹樂的典型代表,定州市子位鎮(zhèn)是子位吹歌誕生和流傳的地方。據子位村老藝人王成奎講述,他家已有六代家傳技藝,推測子位吹歌的歷史在200年以上。代表曲目有《放驢》、《打棗》、《萬年歡》、《一支花》等。新中國初期,音樂家楊蔭瀏、曹安和整理出版了《定縣子位村管樂曲集》,有樂曲34首,在國內外有廣泛影響。1996年文化部命名子位鎮(zhèn)為“中國民間音樂之鄉(xiāng)”。
非物質文化遺產曲陽石雕
自西漢始,曲陽石工便用大理石雕刻碑碣諸物,初為墓碑,后亦用于記事、留言,主要陳列于寺廟,被漢武帝盛贊為“雕刻之鄉(xiāng)”。北魏時期雕刻的佛像、雄獅已形成獨特風格,作品古拙渾樸,體形狹瘦,偏重形似。大唐盛世,佛教盛行,石雕進入了快速發(fā)展時期,曲陽成為我國北方漢白玉雕像的發(fā)源地及雕造中心,其雕刻流行圓刀法,人物、佛像造型豐富,衣飾調順、文武有姿,飛禽走獸、花鳥靜物等輪廓清晰,線條流暢,玲隴剔透。元代曲陽石雕藝術已享有盛名,作品造型優(yōu)美,做工精細,奇巧生動,有不少作品成為傳世之作,雕刻藝人楊瓊所作的“一獅一鼎”作為貢品,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高度贊賞,稱“此絕藝也”,并“將其編籍宮中,督燕南諸路石匠營造大都”,至今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仍放射著燦爛的光輝。清末,曲陽藝人劉普治雕刻的“仙鶴”、“干枝梅”等作品,在巴拿馬國際藝術博覽會上榮獲第二名,自此有“天下咸稱曲陽石雕”之說。民國中期,幾家較大的私營雕刻廠,如公義興、日新、永新等,在北京、南京等地均設有銷售點。新中國成立后,曲陽3000多名石雕藝人先后參加了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軍事博物館、毛主席紀念堂的興建及天安門修復等項工程。
1995年,國務院命名曲陽為“中國雕刻之鄉(xiāng)”。2005年5月國際雕塑協(xié)會授予曲陽“中國雕刻第一城”稱號。
非物質文化遺產白溝泥人
白溝泥塑,俗稱白溝泥娃娃,已有300多年歷史。白溝泥塑以其獨特藝術風格,多次出國展出,并做為國家饋贈、陳列佳品。多年來,“白溝泥人”與“楊柳青年畫”齊名。泥娃娃最早起源于鎮(zhèn)西的北劉莊,在十八世紀末,發(fā)端于清乾隆年間,從數家糊口只末技,到風靡一方之特色,至清末,竟發(fā)展成為北方的泥人之鄉(xiāng)。到清朝末期,白溝的南,北劉莊、轆轤把等村,幾乎家家以此為業(yè)。古鎮(zhèn)街干石橋段漸次形成別具特色的泥人市場,產品遠銷華北,口外及東北各地。
非物質文化遺產曲陽定瓷
定瓷在我國陶瓷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朝曲陽開始燒制粗瓷,至唐代便有白瓷生產,到北宋時期達到鼎盛,以生產宮廷用瓷而著稱,定窯名列當曲陽定瓷孩兒枕時五大名窯之冠。定窯燒制的白瓷胎質潔白細膩,釉色勻凈,薄而時硬,素有“白如玉、薄如紙、聲如磬”的美譽,蘇軾有詩盛譽:“定州瓷甌,顏色天下白”。1999年為慶祝建國50周年,由國際工藝美術大師陳文增創(chuàng)作的“四海呈祥”云龍雕花瓶,刀法以定窯鐫刻為主,立意新奇、高雅別致,被定為國家珍品,由人民大會堂永久收藏。陳文增獨特的“瓷、詩、書”三聯(lián)藝術榮獲吉尼斯藝術成果之最,“小口刻花瓶”被中國工藝美術界稱為“華夏一絕”。
非物質文化遺產易縣易水硯
易水硯產于古易州,相傳始于戰(zhàn)國,盛于唐宋,為中國制硯之鼻祖,歷代宮廷之貢品。弘治《易州志》載:硯石有紫、綠、白、褐諸色,質細而硬,為硯頗佳。唐朝曾賜易州制硯、制墨大師奚超以國姓,賜名“李超”,其子李廷圭充任墨官。隨后李廷圭又將技藝傳到安徽,再傳入廣東端西,從而帶動了歙硯、徽墨和端硯的發(fā)展。到了宋代,易水硯更為趙氏皇族所垂青,名列宮廷貢品之首。宋代鑒貢家贊易硯:質地堅潤而剛,顏色嫩而純,滑中有澀,澀而不滯筆,澀而易發(fā)墨,其色尤艷。明代鑒貢家贊易水硯:質之堅潤,琢之圓滑,色之光彩,聲之清冷,體之厚重,藏之完整,為硯中之首。在清代,柳葉煙、磨盤柿和硯臺并稱“易州三寶”,為清廷貢品。積二千年之歷史,制硯師汲取了其它行業(yè)的雕刻工藝,融繪畫、書法諸藝術為一體,形成了具有江南纖秀細膩和北國剛勁渾樸的獨特風格。在全國硯雕界獨樹一幟,使易水硯成為融文化、歷史、政治之內涵及各種雕塑藝術手法于一體的藝術珍品。
非物質文化遺產安新葦編畫
被譽為“華北明珠”的白洋淀,生長蘆葦歷史悠久,早在北宋《太平寰宇記》中已有“淀中有蒲柳多霞葦”的記載。淀內有葦田十二萬畝,年產蘆葦七點五萬噸。白洋淀蘆葦特有的皮薄、節(jié)長、韌性好的特點,具有很高的天然材質美。
淀內蘆葦一直用來織席、打箔,而聰明智慧的白洋淀人又賦于蘆葦藝術之魂,制作出了美輪美奐的蘆葦工藝畫,展現(xiàn)了白洋淀的自然風光,具有濃郁的水鄉(xiāng)風情,表現(xiàn)出獨特的藝術內涵,作品暢銷國內外。
非物質文化遺產雄縣黑陶
中華黑陶工藝源于古老的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有七千多年的燦爛歷史。后因青銅器出現(xiàn)被取代而失傳近四千余年。黑陶由原來人們的生活日用品,逐步發(fā)展成古樸、莊重、優(yōu)美、高稚的藝術品,成為古代宮廷和官宦貴族階層所珍愛的工藝品。
為弘揚中華民族文化,雄縣孤莊頭村于1986年創(chuàng)辦起黑陶廠,在民間老藝人與中央工藝美院專家、書畫名家的幫助下,充分利用當地紅膠土作原料,經過手工拉坯成型、晾曬、軋光、畫線、雕花以及燒結等多道工藝程序,制作成烏黑、銀灰、紫靛等多種色澤的黑陶工藝品。
非物質文化遺產易縣絞胎瓷
絞胎陶瓷簡稱絞胎,始于唐代,宋代靖康之變后中斷。河北易縣張保軍1986年畢業(yè)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陶瓷藝術系后,自愿要求回到農村,專心致力于絞胎陶瓷技藝的研創(chuàng)。經過18年來的不懈努力,他不僅使傳統(tǒng)的絞胎陶瓷得以恢復,還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絞胎陶藝新體系(現(xiàn)已獲得11項專利)。其作品多次被黨和國家領導人作為禮品贈送外國友人。各媒體也曾先后184次予以報道。
非物質文化遺產定興琺瑯
定興縣順起琺瑯廠是一個有幾十年立式的生產工藝美術品的專業(yè)老廠,是華北地區(qū)生產景泰蘭產品的主要廠家。
景泰蘭又稱琺瑯,始于我國明朝景泰年間,當時產品色調以蘭色為主,故稱景泰蘭,距今已有五百年的歷史。
非物質文化遺產高陽紡織
高陽紡織源遠流長,始于明末,興于晚清,盛于民初,四百年長盛不衰。高陽縣紡織遍天下,二十世紀上半葉,產量占華北地區(qū)三分之一,有"桂林山上無雜木,高陽花布四季新"之美譽。
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觀承極重農桑,在他的主持下,把種棉、紡線、織布、印染等全部工序流程繪制成16幅《棉花圖》,上呈乾隆皇帝,得到賞識。乾隆親筆御批,在每幅圖上題詩一首,命雕刻于石上以永久保存。新中國成立后,紡織業(yè)進入一個嶄新的發(fā)展階段,高陽的印花布更是獨樹一幟。時至今日,高陽紡織再現(xiàn)輝煌,駛入飛速發(fā)展的快車道。高陽縣被省政府命名為“紡織強縣”。
保定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古壯士荊軻,燕大夫郭隗,漢昭烈帝劉備,宋太祖趙匡胤,地理學家酈道元,數學家祖沖之,戲劇家關漢卿、著名諫臣楊繼盛、京劇藝術家蓋叫天,東晉名將祖逖等名人志士輩出。保定教育淵源,人文燦爛,宋有州學,明有府學,清有蓮池書院,北洋軍閥馮國璋、清末狀元劉春霖等一大批清代官員和教育家曾畢業(yè)于此。保定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發(fā)祥地,曾以此培養(yǎng)了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李富春、鄧小平、陳毅、聶榮臻、蔡暢、向警予等一大批中國早期革命家。保定是將軍的搖籃,我國近代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就建在保定市東郊,保定軍校曾培養(yǎng)出吳佩孚、孫傳芳、蔣介石、李濟深、葉挺、張治中、傅作義、陳誠、白崇禧等1800多名將軍。清末保定稱為學生城。這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tǒng)的城市,還曾是義和團活動的重要地區(qū),北方辛亥革命的發(fā)祥地,河北省第一個共產黨支部誕生地,《紅旗譜》、《小兵張嘎》、《野火春風斗古城》等都記載著保定昨天的輝煌。
燕下都遺址
【燕下都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北52公里處易縣縣城東南。界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間,是戰(zhàn)國時期燕國的都城遺址。城址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約8公里,南北寬約4公里。已發(fā)現(xiàn)城垛和城門各3個。宮殿區(qū)在城址的東北部,大型主體建筑遺存武陽臺,坐落在宮殿區(qū)中心,高11米,東西最長處140米,南北最寬處110米。武陽臺以北有望景臺(已無存)、張公臺和老姆臺,坐落在一條軸線上,以高大的夯土臺作為主體建筑物的基址,是戰(zhàn)國中期城市建筑上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武陽臺東北、東南和西南,有三組宮殿建筑組群遺存,每處遺存為一個大型主體建筑基址和若干處有組合關系的夯土建筑遺跡。手工業(yè)作坊遺址位于宮殿區(qū)西北至東南的一條弧線上,有鑄鐵器、兵器、錢幣、燒陶器、制骨器等作坊遺址,遺存豐富。市民居住遺址分布在東城的西南,中部和東部有大量的生活用具出土,墓葬區(qū)在東城的西北角,"虛糧冢"墓區(qū)有13座古墓,均有封土,排列有序。燕下都為燕昭王時所建,是燕國南部的政治、經濟中心和軍事重鎮(zhèn),延續(xù)時間很長,直到秦國將燕國滅亡,才被破壞和廢棄。燕下都遺址出土的豐富遺存,是研究燕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實物資料。
滿城漢墓
【滿城漢墓】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西北21公里處滿城縣陵山。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墓葬。是中國目前保存最完整、規(guī)模最大的山洞宮殿。西漢中山靖王劉勝是漢景帝劉啟的兒子,武帝劉徹的庶兄,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二月,作為中山國的第一代王,統(tǒng)治長達42年。劉勝墓與竇綰墓均采用以山為陵的營建方式,墓道及墓室鑿山而成,呈弧形,平面布局上兩墓則大同小異。全墓分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6個部分,墓室中分別修建了木結構瓦房和石板房,形成了一座功能齊備的豪華地下宮殿。墓內除了華麗的陳設和棺槨外,發(fā)掘中還出土各類文物1萬多種。其中僅金銀器、玉石器、銅器、鐵器等精品便有4000多件,各類銅燈19件,尤以長信宮燈、錯金博山爐等最為珍貴。劉勝、竇綰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是全國考古工作中首次發(fā)現(xiàn)。劉勝金縷玉衣全長1.88米,用玉片2498片,金絲約1100克;竇綰玉衣全長1.72米,用玉片2160片,金絲約600克。滿城陵山漢墓的出土文物曾赴歐、亞、美等國和地區(qū)展出,受到了國內外高度贊譽。?
紫荊關
【紫荊關】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北89公里處易縣城西北紫荊山嶺上。海拔1080米,是內長城的重要關口之一。山路崎嶇,易于戍守。東漢時名五阮關,因其崖壁峭直,狀如列屏,又稱蒲陰陘,列為太行八陘之第七陘。宋時名金陂關,后因山多紫荊樹而改今名。位于居庸、倒馬二關之間,合稱"內三關"。關的主城分東西兩部分,中間有墻相隔。東城較小,設有文武衙署;西城較大,為屯兵之地。關城東、西、南墻外有墻,形成環(huán)抱主城的三座小城池。此外,南天門兩側的陽和門外有黃土嶺城,拒馬河北岸有小新城(或稱迤西堡城)與西城隔河相望,有鐵索相連,為關城的前哨。關墻總長10516.5米。城門9座,水門4座,戰(zhàn)臺19座。紫荊關歷史悠久,文物頗多。古代軍用井、唐代軍用碾盤至今保存完好。古棧道遺址至今清晰可辨,古印章、古貨幣、古代服裝飾品都曾多次發(fā)現(xiàn)。這些文物為研究中國古長城、古文字、古代軍事建制提供了資料。?
義慈惠石柱
【義慈惠石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北60公里處定興縣縣城西北石柱村。柱身刻有《標異鄉(xiāng)義慈惠石柱頌》,頌文3000多字。全柱分基礎、柱身和石屋三部分,通高6.65米?;A為一巨石,近正方形,東、西兩邊各長2米,南北略短,基石上有覆蓮座柱礎,雕刻粗壯有力。柱身高4.5米,呈不等邊的八角形,用兩根淺棕色石灰石壘接而成,自下而上每高1米約內收2.5厘米,頌文和題名刻在柱身各面,筆法古樸蒼勁。柱身的頂端有一塊長方形石板,是石柱的蓋板,又是石屋的基礎。石屋建于石板之上,面闊三間,進深二間,單檐四阿式屋頂,雕有柱、大斗、方窗、闌額、檐椽、角梁、瓦壟和屋脊等。義慈惠石柱造型奇特,為研究南北朝時期古建筑提供了極其可貴的實物例證。頌文記述了北魏末期統(tǒng)治階級鎮(zhèn)壓杜洛周、葛榮農民起義的情況。定興一帶曾是農民義軍和北魏王朝軍隊激戰(zhàn)的地方,起義失敗后,人們收拾遺骨集中埋葬,立木柱作為標志,北齊河清元年(562)統(tǒng)治者將木柱改為石柱,并加刻題額、頌文。?
易縣道德經幢
【易縣道德經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北60公里處易縣城內龍興觀舊址。幢高約6米,分為幢座、幢身和幢頂三部分。幢座為一石雕仰蓮。
定窯遺址
【定窯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西南60公里處曲陽縣澗滋村和東、西燕川村一帶。該縣曾屬定州管轄,故稱定窯。
定州開元寺塔
【定州開元寺塔】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西南62公里處定州城內南門里東側。
閣院寺
【閣院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西北150公里處淶源縣城西北隅?,F(xiàn)存建筑有天王殿、文殊殿和藏經閣,坐落在一條南北中軸線上。
開善寺
【開善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俗稱"大寺"、"大佛寺"。位于保定城東北60公里處高碑店市原新城縣城內東北角。系唐時所建,明清重修。
慈云閣
【慈云閣】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原名大悲閣。位于保定城北51公里處定興縣城內十字街中心。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五月。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重修。嘉慶二十五年(1820)再次重修后改名。元大德年間,龍興寺主持僧寶德因舊大悲閣毀于兵亂,發(fā)愿重建,大德十年落成。龍興寺原有前、中、后三部,現(xiàn)僅存中部之閣。閣坐北朝南,南北長12.6米,東西寬11.4米,平面近方形,高約13米,重檐歇山布瓦頂,上下皆面闊3間,進深3間。磚木結構,檐下有斗拱承托,工藝精巧,彩繪華麗,宏偉壯觀,保存著元代建筑風格。明御史李藎有碑記。
北岳廟
【北岳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西南83公里處曲陽縣城西部。始建于北魏宣武帝年間(500~512),為祭祀北岳之所,歷代沿襲成制,至清順治十七年(1660),均在此遙祭北岳恒山。
古蓮花池
【古蓮花池】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市區(qū)裕華西路南側。地處保定舊城中心,占地面積3.15公頃,池水面積0.79公頃,是中國北方現(xiàn)存最早的一座實景園林。唐上元二年(675)在臨漪亭的基礎上建立。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投降蒙古的金將張柔,由滿城移駐順天軍(金代保州為順天軍節(jié)度使駐地),重新修筑城垣,引水入城,疏浚河道,重修蓮池。從元至今700余年來,時為別墅,時為書院,時為賓館,時為行宮。1921年修復蓮池時,北洋政府總統(tǒng)徐世昌書"古蓮花池"四字匾額,至今仍用該名。蓮池園林以池為主體,臨漪亭為中心,主要建筑有水東樓、藏書閣、藻詠廳、君子長生館、響琴榭、高芬軒、寒綠軒及臨漪、濯錦、灑然、不如、六幢、觀瀾等亭,宛虹橋、曲橋和元建白石橋等,構成"湖中有景,景中含詩"的優(yōu)美畫卷,使人領略到古典園林之美。蓮池東廊為碑林,有清乾隆、嘉慶、道光等皇帝御筆碑文7通,北廊壁上嵌有明、清書法家書寫或臨摹的碑碣88方。古蓮池兼南北園林之美,有"城市蓬萊"、"三湘七澤"、"小西湖"等美譽。1988年,以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和秀麗的風光躋身于"全國十大名園"之列。?
直隸總督署
【直隸總督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市區(qū)裕華西路99號。清代直隸總督處理公務的衙門。該署前身可上溯到元朝,世祖至元七年(1270)順天路(后改保定路)總管府治中周孟勘修建了宣化堂,作為衙署,明初為保定府衙,永樂年間改作大寧都司署。入清以后,幾經變化修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奉諭大興土木,改建為直隸總督署,直到1911年清朝滅亡,歷經8帝182年的歷史,始終為直隸省的軍政樞紐機關。駐此署的總督有74人99任次,著名的有李衛(wèi)、方觀承、劉墉、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人。歷史內涵豐富,有"一座總督衙署,半部清史寫照"之譽。民國以來,則為直隸督軍、川粵湘贛經略使、直魯豫巡閱使、保定行營、河北省政府駐地。占地總面積3萬余平方米,建筑分東、中、西三路,以兩條南北更道相隔,主體建筑在中路,共五進院落,均為青磚起脊小式硬山建筑,保留了雍、乾時期的風貌,是中國北方典型的清代衙署建筑。中路主要建筑有大門、儀門、大堂、公生明牌坊、二堂、官邸、上房,并配以左右耳房、廂房等,整體建筑以甬道及各堂正中為中軸線,院落之間,穿堂而過,正廂房之間,廊廡相通,意境深邃,氣氛莊重。是中國目前惟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省衙。
清西陵
【清西陵】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西北80公里處易縣梁各莊西。是清朝皇室陵墓群,建筑面積5萬多平方米,占地面積100余平方公里。先后建有帝陵4座:雍正泰陵、嘉慶昌陵、道光慕陵、光緒崇陵;后陵3座,妃陵3座,王公、公主園寢4座,共14座陵墓,葬76人。泰陵是雍正皇帝的墓陵,建于1730~1737年,建筑最早,規(guī)模最大,是清西陵的中心。其他各陵寢分別位于東、西兩側。泰陵自最南端五孔石橋算起,沿神道往北依次建立了石牌坊、石象生、隆恩殿、方城明樓和寶頂等50多座建筑物。1803年建成的昌陵為嘉慶皇帝的陵墓,規(guī)模與泰陵相仿,寶頂比泰陵還要高大。道光陵墓規(guī)模小于泰、昌二陵,但楠木隆恩殿卻別具一格。光緒崇陵是中國帝后陵中的最后一座,于1915年建成,范圍規(guī)模雖小,排水系統(tǒng)卻很完善。清西陵擁有宮殿1000余間,石建筑和石雕100余座,陵區(qū)內松柏如海,宏偉壯觀,富麗堂皇。
大慈閣
【大慈閣】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市區(qū)東大街南側,北大街南端。為保定古八景之一,稱"市閣凌霄"。又名大悲閣,亦稱真覺禪寺。原建于宋金時代?,F(xiàn)在的大慈閣是乾隆年間被焚以后重修的建筑,占地面積1400平方米。清河道署
【清河道署】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市區(qū)興華路西端路北。坐北朝南,建于清道光年間。最早是清代的地方政府行政機構,后成為軍閥王占元公館,抗戰(zhàn)勝利后為國民黨28軍軍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歸河北省供銷合作總社,現(xiàn)為保定市離休干部寓所。現(xiàn)存門樓,后面是三進院落,各院獨立,院之間原有穿堂過廳。院內有東、西、北房,無南房。前院和中院正房面闊7間,后院正房面闊5間,進深1間,房屋之間廡廊相連,硬山式?,F(xiàn)存建筑完好,仍保留著清末官宅的特色。?
淮軍公所
【淮軍公所】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市區(qū)環(huán)城西路南段。是一座具有江淮建筑風格的古建筑群。所址初為縣城隍廟、土地祠舊址。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舊址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舊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規(guī)化高等軍事學府。位于保定舊城東偏北2.5公里處,占地100萬平方米。留法勤工儉學紀念館
【留法勤工儉學紀念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原為陳幼云祠堂,1984年改今名。位于保定市金臺驛街西端原育德中學內。曹錕故居光園
【曹錕故居光園】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市區(qū)裕華西路中段路北。最早是明朝大寧都司右衛(wèi)署故址。冉莊地道戰(zhàn)遺址
【冉莊地道戰(zhàn)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西南30公里處清苑縣冉莊??谷諔?zhàn)爭時期,冉莊人民利用地道打擊日偽軍的英雄業(yè)績,聞名全國,冉莊地道也因此馳名世界。城南莊革命紀念館
【城南莊革命紀念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保定城西南154公里處阜平縣城南莊。北靠蒼山主峰,南鄰胭脂河??箲?zhàn)期間,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晉察冀軍區(qū)司令部都設在這里,領導邊區(qū)軍民進行抗日斗爭。1948年4月,在解放戰(zhàn)爭進入戰(zhàn)略反攻的重要時刻,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由陜北經山西進入阜平,將辦公地點設在此處。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也曾在此工作。毛澤東在城南莊召開過多次重要軍事會議和整黨、土改會議,并寫下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新解放區(qū)農村工作的策略問題》、《一九四八年紀念五一勞動節(jié)口號》等著作。1973年在此處建立了紀念館,共占地5252.6平方米,有房屋53間,其中毛澤東居住過的舊院面積1751.2平方米,有舊房21間。舊址院落及通往后山的防空洞保存完整。?
白洋淀
【白洋淀】國家風景名勝區(qū)。位于保定城東45公里處。地處安新、容城、任丘、雄縣、高陽交界處,是中國華北地區(qū)最大的淺淀湖泊,素有"北國江南"、"華北明珠"之稱。白洋淀面積362.8平方公里,85%的水域在安新縣境內。正常蓄水量4億立方米,最高蓄水量10億立方米,淀區(qū)被36個村莊和12萬畝蘆蕩分割成大小不等的146個淀泊,其中百畝以上的大淀99個,有白洋淀、燒車淀、撈王淀、馬棚淀等。因白洋淀面積最大(約89萬公頃),故以其命名。河淀相連,溝濠縱橫,水村田園交錯,蘆蕩荷塘星羅棋布,是旅游度假勝地,有"西淀風荷"、"東堤煙柳"等八景。白洋淀不僅有秀麗的風光,還有悠久的歷史和光榮的革命傳統(tǒng),北宋名將楊延昭曾在此屯兵御遼,抗日戰(zhàn)爭時期淀上游擊隊--雁翎隊令日本侵略軍心驚膽寒。隨著旅游事業(yè)的發(fā)展,白洋淀旅游資源不斷得到開發(fā),新的景點不斷建成,一年一度的"荷花節(jié)"引來眾多的海內外游客。?
涼城風景名勝區(qū)
【涼城風景名勝區(qū)】河北省風景名勝區(qū)。涼城即淶源縣城,地處河北省西部太行山、燕山、恒山三山接壤,淶水、易水、距馬河三源交匯之處,東南距保定150公里,東北距北京200公里,是京、津、保、石旅游圈上的重要風景區(qū)。狼牙山
【狼牙山】以八路軍五勇士浴血抗擊日寇舍身跳崖而聞名于世。其實,狼牙山還是一座雄險奇?zhèn)?,景色秀麗的名山。早在兩千年前的?zhàn)國時期,“狼山競秀”就是當時燕國十景之一。
順平腰山王氏莊園
【順平縣腰山王氏莊園】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順平縣腰山鎮(zhèn),距保定市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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