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逸事：辜鴻銘的“春秋大義”

據(jù)說孔子當年修訂《春秋》一書，竭力維護周代禮制，字里行間

褒善貶惡，撥亂反正，體現(xiàn)出明確的政治意圖和鮮明的政治色彩，這就是后儒所稱道的“微言大義”，或曰“春秋大義”。

《孟子》有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兩千五百年后，20世紀初葉的中國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的年代。有一位諳熟歐洲文明而服膺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中國人，再次舉起“春秋大義”的旗幟，在國內(nèi)外發(fā)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極力維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尊嚴，鼓吹儒家文明的普世價值，在東、西方文化界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此人就是辜鴻銘。

辜鴻銘（1857－1928）出身于華僑世家，十三歲即赴歐洲求學，十余年中游學于英法德意諸國，歸國后長期擔任張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務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xù)十幾年的“辜鴻銘熱”。

《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fā)表于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jié)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凌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fā)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永恒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chǎn)什么樣子的人，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

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quán)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fā)，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yōu)秀的精神特質(zhì)。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

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說中國人的發(fā)展受到了阻礙，不如說它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一個“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這個“像孩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民族，對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學技術(shù)當然是沒有興趣的。辜鴻銘以此回應和解釋西方人關于中國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套話：“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他形象地說：“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chuàng)造出美妙優(yōu)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痹诠鉴欍懣磥恚恍加诰_的中國人，其“赤子之心”與“成年人的智慧”有機地融為一體，達到了“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這就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國味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展現(xiàn)出中國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jié)合而產(chǎn)生的那種“安祥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狀態(tài)和精神境界，賦予了中國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溫良”。

“真正的中國人”的溫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xiàn)。中國男人的“溫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溫柔”。辜鴻銘承認，在其它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溫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馬利亞，但是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要在“輕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禮”方面更勝一籌。他認為《詩經(jīng)》中的《關雎》一詩描繪出了中國理想女性的三個本質(zhì)特征，即“悠閑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debonair'一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yōu)雅和嫵媚，最后是純潔或貞潔”。談及中國女性，中國人納妾的問題自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辜鴻銘將這種現(xiàn)象的“合理存在”歸因于中國婦女的“無我教”，或曰“淑女或賢妻之道”：“正是中國婦女的那種無私無我，使得納妾在中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這顯然是一種狡辯，不過這種狡辯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中國婦女幽美而賢淑的理想形象。

中國男人和女人為什么會具有上述精神特征 辜鴻銘認為，這是

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的結(jié)果。所謂“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彼匀欢坏芈?lián)系到當時歐洲陷于“一戰(zhàn)”炮火的殘酷現(xiàn)實，指出這場戰(zhàn)爭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quán)。因此，他要把中國人禮義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制止這場世界大戰(zhàn)，“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并為戰(zhàn)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用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這正是《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歷史的發(fā)展證明，辜鴻銘的“春秋大義”并沒有產(chǎn)生“亂臣賊子懼”的實際效果，他對中國“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顯然是過于自信了。不過，在“一戰(zhàn)”前后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由于人們身受戰(zhàn)爭苦難，對于自身文明的價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絕望，而對和平安寧的東方產(chǎn)生了某種朦朧的欣羨，辜鴻銘其人其書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僅大學里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于普通民眾之口。

在這股“辜鴻銘熱”的推動下，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鴻銘筆下遵奉良民宗教、社會有條不紊的中國與溫文爾雅的中國男人、幽美賢淑的中國女人的形象也廣為人們所熟知，乃至成為身陷戰(zhàn)亂之中的歐洲人心向往之的一個烏托邦。真實與否姑且不論，辜鴻銘所闡發(fā)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義”，在中國人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一筆。

急急急，求一篇介紹辜鴻銘的文章

/03pindao/renwu/2004-05/22/content_31850.htm

辜鴻銘：“在德不在辮”

近年來，被稱之為“文化怪杰”的辜鴻銘被狠炒了一下子。這位
先輩對納妾、留辮子、纏足等陋俗的辯護及其通曉多種外國語言的博
學強記等奇聞逸事到處流傳，成了一些文化人茶余飯后的談資。但是，
在長長短短、大大小小的關于辜氏的隨筆文章及著述中，你找不到多
少真正了解辜氏的見解。對辜氏深入研究和對他準確定性的結(jié)論，更
是無人涉及。這實在是學術(shù)界的悲哀。
誠然，辜氏常常好發(fā)一些令人驚異、側(cè)目的矯激之談。在歐風西
漸、崇洋風彌漫的校園里，辜氏身穿長袍馬褂，拖著一條小辮子踽踽
而行，在時髦青年眼中，就像是一個怪物，所以無論在當年還是現(xiàn)在，
他都脫不掉腐朽的“清朝遺老”的惡謚。然而，恰恰是這個不入流品
的老頭兒，對歐美文化有過數(shù)十年的精湛研究，杰出的語言才能使他
能深邃了解歐美文化的本來面目，親炙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他以介
紹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而與西方學者交流，在歐美學界享有盛名。辜氏
之所以后來厭棄西學，服膺于中國的孔孟之道，大力宣揚本土國粹，
恐怕不能簡單地歸因于不合潮流的保守和夜郎自大。因為他是在異邦
吃了多少年的牛奶面包，深知西方船堅炮利的物質(zhì)文明的利弊，才轉(zhuǎn)
而頑固地死守“國粹”的，他確實有貫通中西、縱論中外的資格和本
錢。西方學者從來沒有小看過辜氏，許多學者對他恭執(zhí)弟子禮，而中
國人中卻有不少號稱博學的人物把辜氏當作學術(shù)界的滑稽丑角看待，
言及辜氏則哈哈一笑了之。究竟誰是自以為是、盲目自大呢？這就不
易判斷了。

要正確評價辜鴻銘其人及其學術(shù)的價值，首先要了解辜氏生活的
時代。辜氏生活在19世紀后半葉到本世紀前30年（1928年去世），他
才華橫溢的壯年時期，正是中國在近代史上遭受列強凌辱最盛，幾近
亡國滅種的時候。他趕上了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
明園、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占北京，簽訂喪權(quán)辱國的“辛丑條約”這些
使中國人受盡災難的歷史事件。在西方飽受“人權(quán)”神圣的熏陶，辜
鴻銘在中國看到的卻是西方強盜的猙獰面目。在這種高強度對比的刺
激下，但凡是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百姓能夠?qū)Τ匀嗣瞳F般的列強頂禮膜
拜，像當今一些時髦人物那樣去拼命追隨西方文明嗎？在當時弱肉強
食，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在割地賠款，中華民族處在水深火熱的
劫難之時，世界上有多少天良未泯之士為中國人民的悲慘遭遇說句公
道話呢？考察歷史，可以看到，就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打得炮火連天，
英法侵略軍瘋狂搶劫圓明園之后，法國人韋爾莫勒爾這位后來的巴黎
公社戰(zhàn)士在他編輯的報刊中刊登文章，直陳：“在中國耗費巨大的戰(zhàn)
爭只會給法國人民帶來開支的增加，而給士兵帶來可怕的貧困，中國
人的仇恨與蔑視?！庇患覉蠹垺度嗣駡蟆分赋觯霸?br>中國進行赤裸裸的侵略。”呼吁“英國人民，決不允許對弱小國家發(fā)
動這樣不正義的戰(zhàn)爭”。而另一家英國報紙《自由報》也認為中英條
約“是通過武力才得到的，并且結(jié)束了中國的獨立”。這些公眾輿論
都表明英法人民對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同情和支持。當然，我們
更忘不了法國偉大的作家維克多·雨果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憤怒
控訴英法侵略軍在圓明園的暴行：“有一天，兩個強盜走進圓明園，
一個搶了東西，一個放了火。這個勝利者把口袋裝滿，那個把箱篋裝
滿，他們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歐洲。這就那兩個強盜的歷史。在歷
史面前，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一個叫英吉利?！?br>
在八國聯(lián)軍侵占北京的戰(zhàn)爭中，法國工人辦的《前進報》發(fā)表
《鐵拳》為題的社論說：“毫無疑問，中國人民運動（指義和團運動）
的爆發(fā)，是幾年以前宣布的對中國的‘鐵拳’政策所引起的。”“因
此，中國也舉起了它的鐵拳，這就不足怪了?！?900年12月列寧在
《火星報》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中國的戰(zhàn)爭》一文，嚴正指出：“中國人
并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并無沖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
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大
發(fā)橫財?shù)娜?，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zhèn)壓的人，
那些為了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quán)利而同中國作戰(zhàn)（1856年英法對華
的戰(zhàn)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和政策的人，中國人難
道不痛恨他們嗎？”

是的，歷史事實鐵面無情，公道自在人心。這些就是歐洲人民的
公正輿論的代表，表達著全人類的良心。那么，在中國呢？豈有堂堂
中國空無人！中國民眾自然要奮起反抗，清朝愛國官兵浴血奮戰(zhàn)，義
和團風起云涌，誓死“扶清滅洋”，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然而，
中國的讀書人、知識分子哪里去了呢？他們在干些什么呢？清廷豢養(yǎng)
了一大幫昏庸的官僚在民族斗爭的烽火中個個戰(zhàn)戰(zhàn)兢兢、卑詞厚幣，
屈膝乞和，像膽怯的兔子。當八國聯(lián)軍進攻北京時，西太后張皇失措，
抱著腦袋一股腦兒跑到了西安，躲了起來。可是，就在這民族危亡的
時刻，有一個中國讀書人拍案而起，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
發(fā)表了《為吾國吾民爭辯》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列強在中國的暴行，
抗議他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quán)”和“治內(nèi)法權(quán)”，揭露外國傳教士的
無惡不作，控訴他們利用中國人中的敗類“什么都侮辱什么都傷害”，
明言這“就是中國民眾憎惡外國人的根源?！币驗樗麄儭敖o中國帶來
的所有災難?！彼麌勒鼐妫骸爸袊嗣褚灿幸环N民族感情，這種
感情一旦遭到蹂躪和傷害，他們將對此產(chǎn)生怨憤?！彼逍训卣J識到
“像外國列強那種肯定出于知識不足的愚昧無知的物質(zhì)力量，只能使
中國人道德淪喪，陷入混亂?！彼会樢娧刂赋鰵W美奉行群氓崇拜
和強權(quán)崇拜，放縱一幫流氓無賴到中國為非作歹，而“在上者也變成
了群氓一伙?！彼谖恼轮邢蛴醢l(fā)出呼吁，要求她向中國人民
能抱有同情態(tài)度。當?shù)弥跞ナ篮螅衷谑澜缟瞎_向俄國
沙皇和德國親王呼吁，以期解決中國問題，維護世界和平。他這樣做，
只有一個目的：“讓中國獨立，看管好在華外人，使他們規(guī)規(guī)矩矩，
安居樂業(yè)?！保ㄒ陨暇姟豆鉴欍懳募罚ㄉ希┖Ｄ铣霭嫔?996年版）
這種要求只是任何一個主權(quán)國家的最起碼的要求，拿當今的熱門話題
來說，是為著維護中國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權(quán)。

那么，這個人是誰呢？他就是辜鴻銘。就是這個人在國難當頭的
時候，他敢于而且也能夠在國際社會為中國人呼喊出正義的聲音。這
種中國人鐵錚錚的硬骨頭精神難道是可以漠視或小看的嗎？確實，辜
氏的呼吁和抗議也許顯得微弱，得不到回應，而且在其言論中，他為
義和團辯護的同時也發(fā)表了極力美化西太后的言詞，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
無條件地贊揚。但是這些偏激之論是在民族斗爭激化，民族矛盾上升
到社會諸矛盾中第一位時發(fā)表的，亡國滅種之禍迫在眉睫，有識之士
憂心如焚，在這嚴重的特殊形勢之下，我們沒有理由苛求一位清廷的
臣子必須去背叛皇權(quán)，正如我們不能因義和團運動有愚昧迷信行為就
抹煞其反抗列強侵略的正義精神和大無畏勇氣。如果像當年某些民族
敗類對侵略者的獸行不置一詞，反而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如李鴻章
之流竭力結(jié)與國之歡心；如龔自珍的不肖之子龔半倫親導英法聯(lián)軍搶
劫圓明園（包括一些卑劣貪婪之徒亦趁火打劫），那么中華民族豈不
是自甘墮落，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沒有任何希望了嗎？慶幸的是中
國人民沒有被橫逆來犯所嚇倒，中國的知識界還有像辜鴻銘這樣一個
人能挺身而出，向全世界發(fā)出對列強滔天罪行的憤怒控訴，向全人類
喊出正義的呼聲。就此而言，不以小眚掩大德，從民族大節(jié)來判斷，
辜鴻銘不失為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子孫。倘若總
是有那樣一些同胞無視大節(jié)，處處抓住辜氏腦后的辮子說一些不三不
四、輕薄無聊的話（比如在同類的問題上，就有對漢奸周作人百般寬
容、極力吹捧的言論出現(xiàn)），那我們就不妨以辜氏的話嚴肅地回答：
評價辜鴻銘：“在德不在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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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culture/2001/0416/1183.htm
解讀辜鴻銘
作者：張俊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辜鴻銘一直以它的保守主義狂言傲世，結(jié)果往往為世人所側(cè)目。今天如果我們拋開他涉及個人生活細節(jié)方面的論調(diào)，單從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的大處著眼，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又使我們不得不佩服辜鴻銘的遠見卓識。中國社會進入近代之后，由于辛亥革命打破舊有的社會秩序，整個中國從此陷入持續(xù)近百年的混亂中。雖然歷史的每一個進步都伴隨同等的痛苦，但作為生活于其中的人，尤其是像辜鴻銘這樣的人文主義者，對于這樣的進步是不愿看到的，也是極力反對的。因為在辜鴻銘看來，一個社會的進步與否，并不是看這個社會的工業(yè)有多發(fā)達，關鍵是這個社會的人文精神多大程度上給人以關懷。而西方的傳入的現(xiàn)代工業(yè)理性給人們的只有物質(zhì)的汪洋，并且物質(zhì)理性根本上否定傳統(tǒng)的社會理念，因而他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貶斥西方，弘揚中國文化。他認為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是兩種不同質(zhì)的文明，各自都又產(chǎn)生發(fā)展的歷程，作為精神領域的文化，不應用物質(zhì)利益來評判優(yōu)劣。事實上當時的中國人，正像列夫·托爾斯泰所說的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的放棄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投身到自己沒有根基的文化中去。由此帶來的精神創(chuàng)傷是一兩代人不能撫平的。即使如此，我還是希望辜鴻銘獨特的人生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一，保守主義的根基

從整個傳統(tǒng)文化的視野來看，保守主義之所以能一脈相承，就是因為非常強調(diào)家族觀念家庭文化氛圍對一個人的思想有形成很重要的影響，基本上奠定了一個人一生的思想基調(diào)。

辜鴻銘正是這樣，他出生在非常正統(tǒng)的封建家庭，但是與同時代許多希望打破家族樊籠進步青年不一樣的是，他對家庭中的家族制度、祖宗祠堂有特別的感情。因為首先這個家庭僑居南洋，因而在儒家土壤上長出了中國人特有的華僑情結(jié)，祖祖輩輩都有葉落歸根的夢想。在形式上，每逢祖宗祭日，父親總是以莊嚴的口吻告訴他："我們是中國人，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我們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論我們身在何處，生至何時，永遠不會忘記，那里是我們祖先的家園。"（李玉剛《狂士怪杰辜鴻銘別傳》）其次在語言上，這個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鄉(xiāng)的"閩南漢語"。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決定著我們的思想"（安希孟《后現(xiàn)代對知識與真理的解構(gòu)》），所以作為思想的啟蒙，這些就成了成為他的保守主義的先聲。因而當時人們對這樣以為生于南洋學于西洋的文化大師的怪論頗為不解的時候，其實是忽略了他獨有的華僑身份。最后從民族關系的角度來說，從五胡亂華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國政治的大舞臺上，有許多曾試圖用自己的文化來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終。事實上即使這個文化已腐朽得成為歷史的發(fā)展的障礙，人們也寧可給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會拋棄他，而中華文明也正是有這種不斷的演進，才在世界文明史上獲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國人無論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無比的光輝而保持自己的信仰，這其實也是辜鴻銘之所以對中國文化倍加稱頌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國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義的，他能給每個人以存在的價值，給每個社會的人以終極關懷，而這些使西方功利主義所不具有的?？傊疅o論他的家庭啟蒙，還是華僑情結(jié)，以及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實價值都從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

它保守主義思想的另一面卻出與偶然。因為他的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來自西洋，從小生活在英國，對中國社會生活缺乏了解，這樣西方社會生活先入之見使得他對中國社會抱有無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國哲學來教化歐洲。這種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異，成為他與以胡適為代表的留洋學者思想對的根本所在。因為胡適在留洋之前對中國社會弊端有深刻體會，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學來救中國；辜鴻銘在留洋之前從沒有踏上中國的本土一天，對中國社會根本談不上了解，進入西方社會之后一直生活在貴族化的家庭環(huán)境里，貴族家庭的保守性與對現(xiàn)實社會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對西方現(xiàn)代社會從開始了解就具備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對西方現(xiàn)代社會弊端深刻認識，他才要眾人擺脫物質(zhì)理性狹隘與浮躁，做一個博大、深沉、純樸、靈敏的中國人。當然他并不是要求人們面對西方的侵略不去抗爭，而是要求人們更理性的去考慮自己的言行，舍棄物質(zhì)理性的淺薄，真正找到精神層次的社會脈搏。但是被壓抑數(shù)千年的中國人已無暇去考慮這些道德說教，在物質(zhì)利益的誘惑和西方強權(quán)的驅(qū)使下陷入了實用主義的深潭。面對這種社會現(xiàn)實，他深深體會到"舉世皆醉我獨醒"的孤獨。在這種心態(tài)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個極端。他不僅對封建制度百倍維護，而且為封建社會的毒瘤"納妾""裹小腳"大加辯解，甚至把中華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譽為"最偉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義一定程度上應歸因于他的教育狀況和社會生活背景。

其實對辜鴻銘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進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為保守主義作為一種相對于時代的另類思維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響。但人們在西方對于保守主義并不像中國人一樣深惡痛絕，而是認為它僅表征"個人面對歷史巨變和人性復雜時自感無力和謙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圖畫或自信武斷的結(jié)論。"（徐友漁《辜鴻銘的保守主義》）因而辜鴻銘在其一生中滿足于自己的保守主義角色，還自稱為"大清國的最后一條辮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

李玉剛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鴻銘別傳》說，辜鴻銘十歲赴英留學，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與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蘇格蘭王國具有貴族血統(tǒng)，因而從小就受到其他中國人在西方難以企及的完全正統(tǒng)的貴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學教育主攻歷史、文學，并且有著名的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批評家卡萊爾教授為導師，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剛所言："卡萊爾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批判家的形象，簡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偉大先賢和榜樣，卡萊爾強烈的批判意識和辭鋒，仿佛已經(jīng)注入了他的靈魂深處。"（同上）所以當卡萊爾對中國歷史文化表現(xiàn)出極大尊重和崇敬時，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回國后他一直堅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論依據(jù)立于歷史背面，不斷與社會抗爭，最終在貧困交加中死去，而更為凄慘的是，他最為欣賞的女兒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蘇州一寺廟為尼，這也許是當時社會對他的保守主義所應有歸宿的最好表征吧。

最后西方當時的社會現(xiàn)狀也是他厭棄西方文化，追求中國平靜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紀末以來，整個西方社會籠罩在混亂與恐懼中。經(jīng)濟危機吞噬著人民手中的財富，原有的社會組織重新分化組合，在物質(zhì)理性與強權(quán)意識的驅(qū)使下，軍國主義幽靈遍布整個歐洲。對此，人們開始懷疑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選票，正如卡萊爾所說的："今天的所謂歐洲，也不過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沒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鴻銘面對當時中國人崇拜西方社會制度時表現(xiàn)出極大的不滿。他寧可抱殘守缺，也不愿拾人殘羹，最后走向保守主義也就在所難免了。

二，辜鴻銘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體認

辜鴻銘在他的《中國人的精神》序言中說："事實上，要懂得真正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純樸和靈敏。"對此徐友漁先生在《辜鴻銘的保守主義》中說："他對中國人的氣質(zhì)、個性之類難于揣摩把握的東西，是那么細膩、靈敏，既洞若觀火，又體貼入微。"贊嘆之意溢于言表。

但中國人為什么具有如此優(yōu)良的品質(zhì)？用辜鴻銘的話說，因為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人們對社會的認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僅用腦；人性問題上，儒家正統(tǒng)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個社會處于一種理想狀態(tài)中，在這個社會里沒有個人，只有家庭，面對血濃于水的親情，中國人的優(yōu)秀品質(zhì)就顯現(xiàn)出來了。中國人之所以深沉，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無比敬仰的領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親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對先人的光輝與家人的期望，每個人都不得不深沉。

中國人之所以純樸，是中國幾千年農(nóng)業(yè)文明的結(jié)果。每個中國人都生活在對別人信任的基礎上，而且中國傳統(tǒng)"忠義"之道使人們對每一個自己所給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這個相互坦誠相對的社會有機體中，人們就不會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圖，完全用心靈過著純樸的生活。

中國人之所以博大，是因為我們有廣闊的歷史文明，有遼闊的疆土。在這片開闊的天地里，人們創(chuàng)造了輝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難，而正是這些輝煌與苦難造就了中國人博大的胸襟。

中國人之所以靈敏是因為，一個社會，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龐雜的社會，每一個因子必須具有靈敏的品質(zhì)，如果沒有，則整個社會就不能正常運轉(zhuǎn)。在中國這樣一個非常強調(diào)關系的社會里，人們必須處理各種各樣的關系，如果稍有疏忽，就會寸步難行，而這就需要人們具有靈敏的品質(zhì)，歷史的輝煌證明了這一點。進一步我們還可以說，正是中國文化孕育出中國人這種深沉、純樸、博大、靈敏的品質(zhì)，中華民族才能作為綿延幾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機依舊。正如辜鴻銘在論證："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說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類智能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這種真正的人類智能是同情與智能的有機結(jié)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diào)和?？傊切撵`與智能的和諧。"（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而辜鴻銘正是基于這種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來對中國社會一系列獨辟蹊徑的解剖，這可以說是當時任何中國學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來說是令我由衷佩服的。

辜鴻銘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論證是有一個內(nèi)在邏輯的，他以中國人的精神作為突破口，對中國社會也進行了深刻解剖。這過程中雖有難以掩蓋的缺陷，然而這些極端的言論也只是他個人的社會體認，因而可以說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們沒有必要對此有太多的不滿，相反他關于社會結(jié)構(gòu)的分析到是值得我們深思。

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人們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體中，履行自己被決定的義務，而這些義務就是去處理各種社會關系。在這些關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論斷：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所以他從夫妻關系著手，而他反復論證的就是"無我"哲學，他認為："以為真正的中國婦女是沒有自我的"，"在中國，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個男人終其一生去擁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純粹地、無私的為丈夫活著。"同樣，中國男人的生存也是無我的，"他不僅要對他的家庭盡職，還要對他的國王和國家盡職，甚至在對國王和國家服務的過程中，有時要獻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論證中國男人奉行的是"忠誠教"，忠誠在儒學的經(jīng)義中也是一種"無我"所以他說："外國人只有弄懂了這兩種'道'或'教'，中國人民的'忠誠教'和'無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國男人或真正的中國婦女。"（同上）也許許多人，尤其是女權(quán)主義者對此會斷然否認，但是劉夢溪先生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要略》中說："但一種社會制度已經(jīng)分本利息、行將解體的時候，統(tǒng)治者原來選擇的維系既定社會制度得禮法秩序及思想體系就失去了維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禮俗，民間還可以找到，也就所謂的"學在民間，道在山林"。所以從辜鴻銘的個人社會感悟來說這種無我哲學是有一定現(xiàn)實依據(jù)的。

其實在辜鴻銘看來，整個社會正是有了"無我"的"良民宗教"，人際關系才有相互信賴基礎上的調(diào)和。不過從西方嚴密的邏輯來看，這個系統(tǒng)是不穩(wěn)定的，因為社會紛繁復雜，人人品質(zhì)不盡相同，如果有一個人失信于人，應該說這個系統(tǒng)就會解體。事實上并非這樣，一方面真正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不會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義占據(jù)很重要的位置，在這種體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無疑自絕于社會，作為深沉的中國人，他不會，也不敢，因為他不是為自己活著的，而是為祖先和子孫，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與信義廉恥緊密聯(lián)系的，因而在傳統(tǒng)社會里，君子之道不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會的法律依據(jù)。當然辜鴻銘這方面的認識并沒有超出前人，不過他能在一種文化沒落之際，以一種另類的批判眼光來肯定它的價值，應該說是值得我們崇敬的。

辜鴻銘對上面社會的分析，最后還是歸于文化的領域的論證。而他對傳統(tǒng)文化的貢獻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國文化荊棘地除草開路，樹立正確的中國文化形象。

他首先從語言著手，將漢語分為口頭語與書面語兩大類，并認為："口頭語屬于沒有受過教育、完全未受過教育的人們的語言，事實上是一種孩童的語言。"而書面語在分為簡單修辭語文、通行的語文和高度優(yōu)雅的語文三類，他認為："中國文學中的高級古典漢語，中有一天能夠改變那些作為愛國者正帶著一種野蠻動物的相爭本能鏖戰(zhàn)于歐洲的、尚處在自然毛坯狀態(tài)的人們，使他們變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禮讓的人。"（同上）這種關于語言的說法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解構(gòu)主義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現(xiàn)代對知識與真理的解構(gòu)》中說："語言不可能以客觀方式提供關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語言決定著我們的思想，既然語言是一種文化創(chuàng)造，那么，歸根到底，意義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gòu)。"基于這種認識，辜鴻銘企圖通過語言的改變來改變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從而根本拯救歐洲，使西方世界擺脫混亂走向有序，是很有道理的。在特別看重心靈的辜鴻銘眼里東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是天經(jīng)地義，因而他說："因為中國人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所以我說中國的語言也就是一種心靈的語言。"（同上）所以他認為西方人如果掌握了東方人的語言習慣，那么他們體認生活的維度也就由理智轉(zhuǎn)向理性，由用大腦思考改為用心思考問題。（現(xiàn)代醫(yī)學證明他的這種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正是這種思維的差別，使得東西方文化交流存在巨大的障礙，以至于中國許多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不能為西方人所認同，不過到是西方的文學作品能為中國人所理解，這就因為中國人品質(zhì)中的博大、靈敏的緣故?；谏厦娴膶Ρ?，辜鴻銘突出了中國文化的地位，同時顯現(xiàn)了他對中國文化了解的深度。

辜鴻銘在東方文化西進方面的工作不是開創(chuàng)性，卻是標志性的。因為西方人早在進入中國之初，就極力想了解風情迥異的東方古國，然而由于文化的差異，使得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只能是斷章取義、望文生義的。結(jié)果那些一知半解的傳教士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上，在西方世界給中國塑造了極壞的形象，辜鴻銘因而對西方所謂"大漢學家"的誣蔑顯示出異常的氣憤，他指責道："現(xiàn)在外國人當中存在著一種錯誤的傾向，他們不會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學說，但是卻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是謎語抽象的概念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師或漢學家。'大師'或'漢學家'僅是一個名詞，也就是一個-霍普金斯先生談到英國領事館人員是所說的-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稱之為傻瓜的代名詞。"（李玉剛《狂士怪杰辜鴻銘》）正由于他對西方翻譯家的不滿，他才通過自己對文化得體認，重新翻譯了許多文化典籍，難能可貴的是他運用西方話語，對中國文化中的"仁""義""禮"等重要概念進行了獨到的翻譯。

關于"仁"的翻譯,他指出:"人類所有純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納在一個中國字中,這就是'仁'。在歐洲語言中，古老的基督教術(shù)語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詞與'仁'的意義最接近，因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種神圣的、超凡的品質(zhì)。在現(xiàn)代術(shù)語中，'仁'相當于仁慈、人類之愛。"（同上）當然這種"仁"的解釋在"皓首窮經(jīng)"的"宿儒"來看可能不足取，但他畢竟指出了"仁"在儒學中的地位和精神實質(zhì)，這相對于"大漢學家"翟理斯博士翻譯孔子"色難"為"要描述他，是困難的"要高明多，翟理斯的翻譯與本義風馬牛不相及。另外他在翻譯"禮""義"時說："（它們）實際上就是孔子賦予我們中國人民良民宗教的精神。"（同上）他認為只有中國文明禮義并重，希伯萊文明與希臘文明授予歐洲人"禮"與"義"都是抓起一點不及其余，進而導致歐洲爆發(fā)人類迄今為止最殘酷、最野蠻、最無益而又最可怕的戰(zhàn)爭。他指出中國文明正是有孔子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教導，才沒有商業(yè)主義之下的群氓崇拜、強權(quán)崇拜，并且認為："只有當我們鼓足勇氣，不計私利，拒絕參加和追隨那些群氓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清除群氓崇拜。"進而一針見血的指出，"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敵人是體現(xiàn)在我們身上的商業(yè)主義精神，而不是普魯士德國的軍國主義。"事實證明辜鴻銘的這些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至少說是令西方人信服的，因為他因此在百年前的歐洲獲得了一個中國人可以獲得的最高榮譽。

總之，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體認，辜鴻銘無論對中國人精神的把握，還是社會結(jié)構(gòu)的分析，以及傳統(tǒng)文化理念的理解，都是獨到的，并且不是像人們想象中的為了辯論而辯論，他的一言一行無不表示他對文化的崇敬。

三，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最后一位狂客

辜鴻銘的一直以怪聞名于世，但如果我們透過現(xiàn)象的層面，我們其實可發(fā)現(xiàn)他更多的是狎。他的一生不斷與社會潮流對抗，成為時代標準的反動派，但是他那堅貞不屈的精神和對自己文化理念的忠誠卻是值得我們景仰的。

因為

辜鴻銘的故事？

辜鴻銘真可謂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種語言，學貫中西，本世紀之初，當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們大力宣講西方文明的時候，他卻用西方人的語言倡揚古老的東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筆在極短的時間轟動了整個歐洲，并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暗街袊梢圆豢醋辖?，不可不看辜鴻銘”成為當時訪問中國的外國作家、政治家、記者的口頭禪。他創(chuàng)造性地向西方譯介了“四書”中的三部，即《論語》、《中庸》和《大學》。英文著作有《中國的牛津運動》、《春秋大義》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國內(nèi)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作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紹中國典籍、中國精神的人，辜鴻名是應該被歷史記下的。

“生在南洋、學在西洋”的天才

1857年，辜鴻銘出生于南洋馬來半島西北側(cè)的檳榔嶼。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chǎn)和聲望。他的父親當時是英國人經(jīng)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fā)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huán)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而這個幾輩子慣同西方人打交疲乏的家庭也讓辜鴻銘繼承了西方人的潛質(zhì)。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里，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一到英國，布朗先生馬上安排辜鴻銘的教育。從西方最經(jīng)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他讓辜鴻銘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被著名的家丁堡大學錄取，并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9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后，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40年后當另一位圣手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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