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第十篇戰(zhàn)爭與和平（關于朱德[2]）

關于朱德 [2]

不像莎士比亞，孔夫子認為名字具有頭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這個名字上是這樣。這個名字叫起來很響亮，英文里應拼作Ju Deh，因為發(fā)音是如此。這個名字很貼切，因為這個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異巧合，在中文中的兩個字正好是“紅色的品德”的意思，雖然當他在邊遠的四川省儀隴縣誕生后他的慈親給他起這個名字時，是無法預見這個名字日后具有的政治意義的。無法預見這樣的事，否則他們早就會嚇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這些年月里，朱德指揮全軍，打了幾百次小仗，幾十次大仗，經歷了敵人的五次大圍剿，在最后一次圍剿中，他面對的敵人，其技術上的進攻力量（包括重炮、飛機和機械化部隊）估計超過他自己的部隊八倍至九倍，資源超過他許多許多倍。不論如何估計他的勝敗，必須承認，就戰(zhàn)術的獨創(chuàng)性、部隊的機動性和作戰(zhàn)的多樣性而言，他再三證明自己勝過派來打他的任何一個將領，而且無疑建立了中國革命化軍隊在游擊戰(zhàn)中的不可輕侮的戰(zhàn)斗力。紅軍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錯誤是戰(zhàn)略上的錯誤，對此，政治領導人必須負主要的責任。但是即使有這種錯誤也很少疑問，要是紅軍能夠在第五次圍剿中哪怕以大致相當?shù)臈l件與敵軍對壘，結果就會造成南京的慘敗——德國顧問也沒有用。

從純粹軍事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上處理一支大軍撤退來說，中國沒有見到過任何可以與朱德統(tǒng)率長征的杰出領導相比的情況，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軍隊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經受了整整一個嚴冬的圍困和艱難，除了牦牛肉以外沒有別的吃的，而仍能保持萬眾一心，這必須歸因于純屬領導人物的個人魅力，還有那鼓舞部下具有為一個事業(yè)英勇犧牲的忠貞不貳精神的罕見人品。至少我個人是不可能想象蔣介石、白崇禧、宋哲元或者中國任何其他一個國民黨將領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保全一支軍隊的，更不用說還能夠在這樣的考驗結束時真的做到卷土重來，發(fā)動一場大進攻，在敵軍為了防止它突破而從從容容地構筑了好幾個月的防線上，打入了一個楔子。我走馬西北的時候，朱德在做的正是這樣一件事。

難怪中國民間流傳他有各種各樣神奇的本領：四面八方能夠看到百里以外，能夠上天飛行，精通道教法術，諸如在敵人面前呼風喚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槍不入，不是無數(shù)的槍炮彈藥都沒有能打死他嗎 也有人說他有死而復活的能力，國民黨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還詳詳細細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況嗎 在中國，許許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險的威脅，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這就看每個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論對誰來說，這是這十年歷史中不可磨滅的名字。

但是大家都告訴我，朱德貌不驚人——一個沉默謙虛、說話輕聲、有點飽經滄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藹”這是大家常用的話），身材不高，但很結實，胳膊和雙腿都像鐵打的一樣。他已年過半百，也許已有五十三四歲，究竟多大，誰也不知道——但是李長林笑著告訴我，就他所記得而言，他每次總說五十六了。這好像是他愛說的一個小小的笑話。李長林認為，他同現(xiàn)在這位夫人結婚后就不再記年齡了。這位夫人是個骨骼粗壯的農村姑娘，槍法高明，騎術高超，自己領導過一支游擊隊，把受傷戰(zhàn)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個男人，身體壯實，作戰(zhàn)勇敢。

朱德愛護他的部下是天下聞名的。自從擔任全軍統(tǒng)帥以后，他的生活和穿著都跟普通士兵一樣，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腳走路，整整一個冬天以南瓜充饑，另外一個冬天則以牦牛肉當飯，從來不叫苦，很少生病。他們說，他喜歡在營地里轉，同弟兄們坐在一起，講故事，同他們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籃球打個“不厭”。軍隊里任何一個戰(zhàn)士都可以直接向總司令告狀——而且也常常這樣做。朱德向弟兄們講話往往脫下他的帽子。在長征途中，他把馬讓給走累了的同志騎，自己卻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我認為他的基本特點就是天性極端溫和，”當別人請他的妻子康克清談一談她認為她的丈夫有什么與眾不同的性格時，她說道：“其次，他對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負責。第三，他喜歡跟一般戰(zhàn)斗員的生活打成一片，經常和他們談話。

“朱德對弟兄們說話非常樸實，他們都能聽懂。有時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幫助農民們種莊稼。他常常從山下挑糧食到山上。他非常強健，什么東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沒有什么特別愛吃的東西，因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點鐘不睡，早晨總是五六點鐘起床。

“他喜歡運動，但是也喜歡讀書。他仔細訂出讀書計劃，熟讀政治、經濟的書籍。他也喜歡跟朋友們談天，有時也開開玩笑，雖然并不像毛澤東那樣幽默。他一般沒有脾氣，我從沒有跟他吵過嘴，但他在戰(zhàn)斗中卻要發(fā)怒。打仗時朱德總是在前線指揮，但沒有受過傷?！?/p>

我沒有會見朱德的好運氣，因為當他到達陜北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幸運的是朱德馬上就被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現(xiàn)在竟有機緣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拔靼彩伦儭币院?，就有人到蘇區(qū)去訪問，韋爾斯女士是第二個會見中國紅軍領袖的外國人，康克清上面這番話就是對她說的。下面簡述的朱德自傳，是朱德親口對韋爾斯女士說的，這改正了過去許多不確的記載 [3] 。它里邊沒有富有戲劇性的敘述，這對于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韋爾斯女士所說，“朱德決不會寫出一部自傳，因為他以為自己個人不能離開他的工作而存在?！钡鳛樗纳牡恼鎸嵱涊d，下面的自傳仍有無限的價值。

朱德這樣敘述他一生的經歷：

“我于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儀隴縣一個叫馬鞍場的村子里。我家是窮苦的佃農。為著一家二十口的生活，我們租了二十畝田。我六歲時，進了一個丁姓地主的私塾。他要我繳學費，而且待我很壞，好像這是慈善事業(yè)似的。我在家里吃飯睡覺，每天走三里路上學。放學后，我干各種活，如挑水、放牛等等。我在這家私塾里讀了三年書。

“后來在地主的壓迫下，我們這個大家庭無法再過下去了，為了經濟上的原因分了家。我被過繼給一個伯父，到大灣去跟他同住。我自己的父親待我很壞，但這個伯父卻愛我如同親生兒子一樣，送我上學念了六七年古書。全家只有我一個人受教育，因此我一面讀書，一面又不得不干各種活。

“我在一九○五年考過科舉，在一九○六年到了順慶縣，在一個高等小學里讀六個月書，又在一個中學里讀六個月。一九○七年，我到成都，在一個體育學校里讀一年書，后來回到故鄉(xiāng)儀隴縣，在本縣高等小學里教體操。一九○九年，我到云南的省會云南府，進了云南講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發(fā)生后才離校。我的志愿總是想做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恐怕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學生很嚴格，我竟被錄取，因此感到非常高興。

“我一向崇拜現(xiàn)代科學，覺得中國需要一個產業(yè)革命。我小的時候，太平天國的故事給我很大影響，這是織布匠和別的走村串寨的手藝工人講給我聽的。他們在當時是新聞的傳播者。由于有革命的傾向，一九○九年我進講武堂不到幾星期，就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

“一九一一年，我當時是個連長，我隨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鍔率領的滇軍參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開始的，二十天后，云南也舉行了起義。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與清朝總督趙爾豐作戰(zhàn)。我們打敗了趙爾豐，次年四五月間回到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命為云南講武堂學生隊長，在校里教授戰(zhàn)術學、野戰(zhàn)術、射擊術和步槍實習。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命為蔡鍔部下的營長，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駐扎了兩年。一九一五年，我升為團長，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凱的軍隊作戰(zhàn)。打了六個月仗，我們獲得勝利。我升為旅長，部隊駐扎在四川南部長江上的敘府、瀘州一帶。我的部隊是第七師的精銳第十三混成旅（后來改為第七混成旅），當時稍有聲譽。不過我們遭受重大的損失，在戰(zhàn)爭中半旅以上被消滅了。我在這一帶地方駐扎了五年，不斷地跟聽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動軍隊作戰(zhàn)。

“到一九二○年底，我回到云南府，打反動的唐繼堯，這時蔡鍔已經死了。蔡鍔是南方最進步的共和派青年領袖之一，他給我很大的影響。一九一五年袁世凱陰謀稱帝，蔡鍔首先為保衛(wèi)民國而獨樹反幟。

“一九二一年從九月到十月，我任云南省警察廳長。唐繼堯卷土重來，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終于帶一連人逃出來。另外一位同志也帶領一連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繼堯捉住，拷打致死。我?guī)ьI一連難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線正是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渡過金沙江，到打箭爐附近的雅州，在會理州停留一下，然后進了四川。我先到嘉定去，后來又到重慶，受到督軍劉湘和重慶警備司令楊森的招待，一九二二年六月同他們一起看了龍船會。這兩個四川軍閥，紅軍后來當然打過他們。但在那時，劉湘并沒有懸賞要取我的首級，卻急于要給我一個師長的位置，我謝絕了，因為我已決定尋找共產黨，為自己尋找新的革命道路。劉湘所以要我為他效勞，是因為我的特殊戰(zhàn)術已經出名，使人害怕。我用來對付反動派軍隊頗具成效的戰(zhàn)術，是我駐在印度支那邊界時跟蠻子部落和土匪作戰(zhàn)的經驗得來的機動游擊戰(zhàn)術。我跟部隊的逃兵、流竄的匪幫作戰(zhàn)，從這些艱苦經驗中學習到的東西特別有價值。當然我把這種游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學到的知識結合起來。

“我的帶兵的特殊戰(zhàn)術是這樣的：我自己體格很強壯，能跟弟兄們共同生活，跟他們密切接觸，因而獲得他們的信任。每次作戰(zhàn)不管大小，我事前總要查勘地形，精密計劃一切。我的主要戰(zhàn)術一般都很成功，因為我細心處理一切，親自領導部隊。我總是堅持要從一切角度對敵人的陣地有清楚的了解。我跟民眾一般也保持很好的關系，這給我不少幫助。蔡鍔以其指揮戰(zhàn)術著稱，他教我許多東西。那時滇軍是新式軍隊，有德國步槍作為武裝。我以為對指戰(zhàn)員都很重要的另一個因素，是對政治形勢的了解。有了這種了解，他們才能有堅決地為主義而戰(zhàn)的士氣。此外就是經驗——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面。

“我在四川離開劉湘以后，就搭長江輪順流而下，到上海尋找共產黨。這時，中國已回到軍閥的封建時期，前途實在黑暗，我很苦悶。我在四川當軍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年，我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但在一九二○年底回到云南時，在從唐繼堯手中逃脫出來前，我買了一些戒煙的藥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長征’時，實行戒煙，在到上海的船上，繼續(xù)戒煙。到上海時，差不多已經戒脫了這個惡習，在上海廣慈醫(yī)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絕了煙癮。

“我在一九二二年離開四川去尋找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一點也不知道怎樣同黨發(fā)生關系，只是決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么樣的聯(lián)系。事實上，黨剛在幾個月前才組織起來，這是我后來知道的。我對于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興趣，是在我自己閱讀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后引起的。對我的其他影響只有跟法國留學生的幾次談話。我駐在四川的時候，凡是我能夠找到的關于世界大戰(zhàn)和俄國革命的書籍，我都讀了。在這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衛(wèi)民國和在中國實現(xiàn)孫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戰(zhàn)斗上。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敗和后來全國陷入勞民傷財?shù)能婇y混戰(zhàn)，使我大失所望。我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更進一步，必須像俄國革命一樣徹底，俄國革命的不斷勝利，給了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產黨的蹤跡，因此我到北京去繼續(xù)尋找。當時孫中山的機關報《民報》的主筆孫炳文也跟我同去尋找共產黨。然而在北京我運氣也不好，仍找不到共產黨員，我又回到上海。這樣，在一九二二年這一年，我從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像一匹脫韁的馬。北京給我的主要印象是國會的腐敗和滑稽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許多學生，我跟其中有些一同旅行，他們的活動給我很好的印象。

“在回到上海后，我碰到孫中山、汪精衛(wèi)、胡漢民和其他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誠懇、堅毅、聰慧的領袖。他要我去打陳炯明，我沒有答應。他又要我到美國去，但我卻要到德國去研究軍事學，親眼看看世界大戰(zhàn)的結果。我在九月間搭船赴歐，經過新加坡和馬賽，到了巴黎，我拍了一張從埃菲爾鐵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

“在柏林，我碰到周恩來（現(xiàn)在是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別的同志們。我終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國共產黨!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間到達柏林，那時年紀三十六歲左右。我一找到共產黨，當場立刻加入，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間的事。

“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學習德文，然后到哥廷根進了一所大學，修了兩學期社會科學——一半是掩護我繼續(xù)待在德國。我在德國的時期內，經常做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們在柏林組織了一個國民黨支部。中國青年黨是國家主義的政黨，當時學生分裂成兩個陣營。我同時主編一個油印的《政治周報》。后來在中國組織第三黨的鄧演達當時也在那里。我出席世界學生大會，在一九二五年，因與臧戈夫案件有關，被德國憲警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反動派，有人在一個大教堂里要炸他，許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名，內有三四個中國人。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不過只有二十八小時。一九二五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為了參加共產黨為聲援五卅運動而召開的大會。這第二次被捕的結果只拘留了三十小時。所以我為革命坐牢的紀錄恐怕并不怎樣驚人——一共不過五十八小時。那時候，我跟許多在德國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許多國家的學生出席學生大會，我結識不少朋友。我終于由于這些活動而被逐出德國，我遂環(huán)游歐洲，到了蘇聯(lián)，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國。

“回國后，我從上海到漢口，再到四川萬縣。黨命令我去領導四川的軍事運動，到楊森的軍隊里做宣傳鼓動工作，因為楊森是我的好朋友。這些軍隊是吳佩孚的舊部，楊森是吳佩孚所任命的，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北伐。然而我終于把他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我當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兼任國民黨黨代表，或稱政委，但未擔任軍職。一九二七年，因楊森態(tài)度依舊動搖不定，他的軍隊表面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實際上仍然跟北方的敵人有聯(lián)絡，湖南的唐生智奉令率領國民黨軍隊去打楊森。我在這時離開萬縣，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軍隊，被任命為南昌軍校校長，兼南昌公安局長，這兩個職位我一直擔任到八一南昌起義。我參加組織這次起義，它是在我這個公安局長保護下策劃的。起義后我被推舉為起事中組成的新九軍副軍長，該軍約有三千人。國民黨第十一軍、第四軍和第二十軍也參加了起義。

“當時，我跟周恩來、賀龍、張國燾、劉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葉挺等革命同志們一同工作。毛澤東那時不在南昌，我到后來才見到他。

“我接著率領隊伍到了廣東海陸豐附近的東江，我是革命軍右翼司令。我進攻梅縣的三河壩，葉挺、賀龍進攻潮汕和汕頭。我們在這些區(qū)域同時失敗后，我退到福建，然后到江西、湖南。到那時，我第九軍大部分弟兄已經犧牲了。我只有一千二百個弟兄，其中還有許多從賀龍、葉挺的部隊退下來的散兵。

“我接著參加組織一九二七年湘南起義。我們改名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舉起紅旗，上有錘子、鐮刀與紅星。在湘南起義中，我們第一次在我們旗上用了紅星。六個月后，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的井岡山，隊伍增到一萬人。我們在井岡山下不久就要建立最初的根據(jù)地，我在這里第一次會見毛澤東。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和愉快的事。

“在湘南起義以前，毛澤東的部隊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岡山。當我退出廣東東江后，他派他的兄弟毛澤覃來和我取得聯(lián)絡，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年前跟毛澤東的僅有的一次聯(lián)系。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毛澤東和我把兩部軍隊合組成新‘第四軍’，所以用這名字，為的是要保持國民黨第四軍‘鐵軍’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們革命的堡壘。我任第四軍軍長，毛澤東當政治委員。我們在井岡山上待了六個月，擊退了三次進攻。這時彭德懷在平江起義后，率部到了井岡山。一九二九年，我們留他守山，毛澤東和我率部到了江西南部、福建、廣東、湖南去進行建立蘇維埃的長期斗爭。從此以后，我的生平不過是紅軍歷史的一部分了。

“關于我個人的私生活問題：我在參加共產黨的斗爭以前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妻子死了，第二個還活著。第一個妻子生了一個兒子，但我不知道他現(xiàn)在的下落。一九三五年長征時候，我在報上看到我的兒子，那時他十八歲，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已逃離他母親的故鄉(xiāng)敘府附近的納溪。我的第一個妻子是一個師范學校的教員，天足，有贊成革命的進步思想。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二十五歲，她十八歲。我第三個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義時期內跟我同居的，名叫吳玉蘭。她后來被湖南省主席何鍵捉住，砍了頭。現(xiàn)在的妻子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結婚的。

“關于我有百萬家財?shù)膫髡f，并不確實。我在云南有些財產，但并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點。但是我一九二一年被迫逃走時，我的財產全被唐繼堯沒收了?！?/p>

朱德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他的自述。但這些樸素的話，是許多年不能想象的最最生動的人生經歷的輝煌紀錄——這是一個大膽無畏和大公無私的故事，一個無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個難以相信的苦難的故事，一個為著忠于一個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爭的偉大主義而丟棄個人享受、財富和地位的故事。當這一時期的歷史完全被寫下的時候，上述這個簡單的自傳將長上血肉，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部歷史的新的一頁上涌現(xiàn)出一個人物——少數(shù)真正的時代偉人之一。

朱德一生的經歷與中國民眾的命運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從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紅軍奮斗的原因。請允許我再引用韋爾斯女士的話：

“紅軍是一支十分年輕的軍隊，為舊中國前所未有。對這支軍隊來說，朱德是穩(wěn)定的象征，是同傳統(tǒng)和過去歷史間的聯(lián)系，因為他在內地親身經歷了清朝以來整個革命運動的發(fā)展最緩慢和最根本的階段。他曾經生活在中國內地兩個最落后的省份——云南和四川。當沿海一帶瞬息萬變的變化傳到這些一潭死水一樣的地方的時候，這些變化必須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腳。朱德與中國新軍的許多領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國的‘留學生’。他的經歷是土生土長，扎根于中國的內地的，他所以能獲得弟兄們的信任和中國舊式將軍的敬重，這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內地從北到南的絕大部分地勢，熟悉當?shù)氐拿袂轱L俗。

“朱德是在中國第一批新式軍校里受到共和派名將蔡鍔的訓練的。他接著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和四川、云南的山間要塞擔任衛(wèi)戍任務時又學得特殊的游擊戰(zhàn)術，這后來對紅軍有很大的貢獻。在政治上，他首先在一九○九年以同盟會會員的身份為民主政治而奮斗，接著加入了國民黨，最后完全自發(fā)地尋找共產黨，在一九二二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最老的黨員之一。從朱德遠道跋涉，到上海、北京、柏林找尋共產黨這件事，可以看出他日后成為三次革命的領袖所具備的自發(fā)精神和堅定目標。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進程，如果沒有它的兩個孿生天才‘朱、毛’，是無法想象的，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斗爭的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是它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它生命。共產黨所以能夠對紅軍保持嚴密的控制，朱德對‘文職’領導的忠誠和服從，是原因之一。從朱、毛以下直到各級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沒有發(fā)生軍政勢力之間的斗爭。朱、毛的聯(lián)合不是互相競爭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朱德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發(fā)布命令——這是革命軍隊的領導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種難能可貴的個性幾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愛戴?？磥懋a生這種個性的由來是他的謙虛，而這種謙虛也許又是淵源于他個人誠實可靠的品質?！?/p>

但是落入紅軍之手的人無疑把他認為是兇神化身。階級戰(zhàn)爭不知慈悲為何物。關于紅軍暴行的許多傳說現(xiàn)在已證明是不確的，但是，如果認為朱德不會由于“革命需要”而下槍決的命令，那就不免過于天真了。要完成他的任務，他必須完全忠于貧苦無依的人，在這個地位上，他不可能比他要授予權力和服從的群眾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認為群眾也不能殺人，否則，朱德絕不是一個手上沒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這血看作是外科醫(yī)生的血還是劊子手的血，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觀、宗教、成見或同情心了。

反正朱德不是圣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間，在窮人——畢竟他們占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shù)——中間，他是個深受愛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時間內，曾經高舉解放的火炬，在那些為中國的人權自由而斗爭的人中間，他的名字已經永垂不朽。

* * *

[1] 當時加拿大一婦女一胎生了四個嬰孩，轟動了全世界?！g注

[2] 斯諾這次在陜北期間，沒有直接見到朱德同志，原寫的這一章有一些不確切之處，一九三八年復社出版中譯本時，斯諾根據(jù)韋爾斯在一九三七年去陜北訪問朱德同志的紀錄（這部分以后收在他的《紅色中國內幕》，即《續(xù)西行漫記》中）重新作了改寫。這里用的是他改寫過的這一章。（見本書第315頁所載作者為一九三八年復社版中譯本加的注）——譯注

[3] 本書第一版中關于朱德的一章，雖然根據(jù)我在西北時所搜集的材料，而且是朱德的同伴們所供給的，可是其中仍然有許多錯誤和不確之處。幸蒙韋爾斯女士慨予合作，使我得在中譯本里糾正這些錯誤，不勝欣幸。單從這一個經驗，更可證明，寫作關于中國革命的復雜情況，除了第一手材料外，都不可靠，這一個規(guī)則，始終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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