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開陜甘寧邊區(qū)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的決定[1](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
日寇臨死掙扎,進攻河南、湖南,正面戰(zhàn)場后退,全國危極,西北危極。但是八路軍、新四軍作戰(zhàn)的敵后戰(zhàn)場則捷報頻傳,各抗日民主根據(jù)地日益鞏固,成為全國人民希望之重心。為團結一切抗戰(zhàn)力量,準備對敵反攻,決定本年十一月召開邊區(qū)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2]。 在這次大會上,主要地將討論下列各項問題: (一)團結與民主問題。陜甘寧邊區(qū)抗日根據(jù)地之所以發(fā)展,所以鞏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經(jīng)濟上的民主與文化上的民主,團結了各階層各黨派的人民成為一條心。今年的參議會應檢討已有好的和不夠的經(jīng)驗,反映各方意見,給團結與民主以更充實的內容,使各界人民,男女老少,一齊動員,增加力量。且要以邊區(qū)的模范推動全國人民一齊努力,從速終止一切分裂與反民主的現(xiàn)象。 (二)軍事問題。過去擁軍優(yōu)抗工作與組織民眾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還有缺點。今后兩項均應加強,務以軍民一體與全民皆兵之陣勢,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今年參議會應該檢討此種工作。 (三)邊區(qū)經(jīng)濟文化建設問題。舊社會給邊區(qū)的遺產(chǎn)是:貧窮、愚昧與疾病。多年以來全體人民在政府領導下,與貧窮現(xiàn)象斗爭,這種現(xiàn)象或者已經(jīng)消滅,或者已經(jīng)減輕,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豐衣足食的新現(xiàn)象已日漸推廣。但是還沒有普遍,更因抗戰(zhàn)與備荒的需要,必須增加生產(chǎn),因此必須號召人民于兩年至三年內普遍做到每戶至少有一年余糧。為改變邊區(qū)童山太多現(xiàn)象,應號召人民植樹,在五年至十年內每戶至少植活一百株樹。邊區(qū)各項工業(yè)品年有增加,但還不能自給,特別是布、鐵等項,要辦到三年內完全自給,并且不僅求數(shù)量多,而且要求質量好。在與愚昧斗爭的事業(yè)上,年來雖有進步,但文盲還未消滅,要用一切有效方法,使男女老少在數(shù)年內至少都能認到一千字。在與疾病斗爭的事業(yè)上,更須作極大努力,方能克服“財旺人不旺”的現(xiàn)象,應在數(shù)年內做到每鄉(xiāng)至少有一個醫(yī)生,每區(qū)至少有一個藥店??傊瑧宫F(xiàn)在已經(jīng)蓬勃發(fā)展或已開始發(fā)展的經(jīng)濟運動、文化運動、衛(wèi)生運動,更加向前大踏步發(fā)展。其辦法:一是公營,一是民營。而主要的方法是民辦公助,號召人民組織各種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顧與在自愿原則下(禁止任何強迫攤派),把絕大多數(shù)人民都組織到經(jīng)濟的文化的衛(wèi)生的合作運動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務,今年參議會應具體檢討這些工作。 (四)選舉問題。邊區(qū)參議會議員應于明年改選。為使人民更能把自己愛戴的人選到參議會去,使這些新的參議員更能反映人民利益與決定抗戰(zhàn)建國大計,關于選舉條例及選舉方式應在今年參議會中提出討論。 上述四項,為今年參議會必須討論之主要問題,本聯(lián)席會議責成各級政府,各參議員及各級參議會,各抗日團體,各勞動英雄,在事先發(fā)動熱烈的討論,準備意見,以便屆時反映于參議會,作出有利于增強團結抗戰(zhàn)與發(fā)展邊區(qū)各項建設之決議,至為至要!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釋 [1]這個決定是毛澤東起草的。 [2]陜甘寧邊區(qū)第二屆第二次參議會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九日召開。
周恩來自述
我從事于革命事業(yè),正如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一樣,經(jīng)過了從封建家庭轉到受西方學校教育,然后變成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紹興。按中國的傳統(tǒng)習慣,籍貫從祖代算起,因此,
我算是浙江紹興人。
紹興社會除勞動者(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外,中上層有兩種人:一種是封建知識分子,一種是商人,這兩種人都是向外發(fā)展的。讀書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舉。而紹興人則大批地當師爺,在全國各級衙門里管文案,幾乎包辦了全國的衙門的師爺。師爺在舊戲里的臉譜是紅鼻子,大概因為他們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開雜貨店兼賣紹興酒。
我的家庭近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陰鄉(xiāng)下農(nóng)村婦女。因此,我的血液里還有農(nóng)民的成份。
我的母親長得很漂亮,為人善良,生了三個小孩--我和兩個弟弟?,F(xiàn)在,一個弟弟已死,一個弟弟尚在。母親在三十五歲時即患肺癆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況愈下,母親因操勞過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歲去世。他生前不事生產(chǎn),不買地,只有房產(chǎn)。到了父輩,我們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當師爺,父親(周劭綱)當文書,進益不夠維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來好面子,擺空場面,寧可債臺高筑,不肯丟掉面子。因此,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里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煉。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貽?病重,照傳統(tǒng)習慣,把我過繼給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撫養(yǎng)。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我小時在私塾念書。從八歲到十歲我已開始讀小說。我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游記》,后來又讀了《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
中國有句俗語:"逼上梁山"。這句俗語就出自《水滸傳》。我們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來的壓迫和環(huán)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產(chǎn)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種抵抗力,不愿受外來壓迫。有一種人,站在壓迫方面或幫助壓迫的,當然無由產(chǎn)生抵抗力。但大多數(shù)人是被壓迫的,只不過抵抗力有強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強,是經(jīng)過鍛煉而來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為鍛煉不夠。
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我離家去東北鐵嶺,是因為當時父親、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鐵嶺入了小學,六個月后又去沈陽入學,念了兩年書。從受封建教育轉到受西方教育,從封建家庭轉到學校環(huán)境,開始讀革命書籍,這便是我轉變的關鍵。當時有兩個教員,一個歷史教員叫高戈吾(山東人)是革命黨人,另一個地理教員是保守黨人。高戈吾介紹我讀進步書籍,如章太炎(光復會領袖)的書和同盟會的雜志。地理教員是滿族人,姓毛,介紹我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體文,很難懂,梁啟超的文章是近體文,很易懂。
后來,戴季陶出了《民權報》,把章、梁的主張混合為一,寫了激烈的文章攻擊袁世凱,我從它的創(chuàng)刊號讀起,直到這個刊物被當時的統(tǒng)治者袁世凱查封為止。那時我十三四歲。
十五歲(一九一三年)我入南開中學,是一個私立學校。學費起初由伯父供給,后來靠學校的獎學金。
南開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歡文學、歷史,對政治感興趣,對數(shù)理也有興趣??傊矚g能說理的東西,不喜歡死記的東西,如化學、英文。我經(jīng)常在課外讀許多書。南開有集會結社自由,我們組織了敬業(yè)樂群會,我當過會長。一九一五年,參加反袁運動,演說、勸募,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但當時南開全校學生有政治興趣的也還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學畢業(yè)后,我去日本念書,是自修,生活費用靠朋友供給。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回國,又進南開大學,參加五四運動,主編《天津學生聯(lián)合會報》。后該報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當時是段祺瑞的部下楊以德統(tǒng)治天津)。被釋后,去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年)。
當時戴季陶在上海主編的《星期評論》,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北平胡適主編的《每周評論》,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都是進步讀物,對我的思想都有許多影響。
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贊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開始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烏托邦的。不過因為我自小吃過苦,懂得生活之艱難,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這一時期,在國內曾看到《共產(chǎn)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斗爭》(考茨基)與《共產(chǎn)主義原理》,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國的原因,當時正值大戰(zhàn)之后,在法國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讀。但我到法國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給國內報紙訂合同,給它做特約通訊員,所以在法國一面讀書、一面寫文章。
后來一度去德國。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歐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開始時叫旅歐中國少年共產(chǎn)黨),當時參加的有王若飛、羅邁等同志,我是青年團的負責人之一。這個組織發(fā)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國的留學生。朱德在德國,聶榮臻在比利時,陳毅才自法返國,以后其中入黨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國內國共已將合作,我得孫中山之命,與另一國民黨員王京岐在歐洲組織國民黨。當時在法國的有張厲生、張道藩。當時我們的斗爭對象是青年黨,這個黨當時在法國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們主張國家主義,堅決反對國民黨。但在斗爭中我們有時也講統(tǒng)一戰(zhàn)線,因此與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國,當時馬克便宜,在德國買了許多書,結果沒有來得及讀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國。
中國共產(chǎn)黨的產(chǎn)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根源的。
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后,一百年來受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經(jīng)濟落后,工業(yè)不發(fā)達。因此,許多民族主義者開始摸索民族獨立的道路。當時,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達到了維新,中國也想尋找這一條路??墒?,中國封建勢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專制統(tǒng)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義,袁世凱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權,中國對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中國輕工業(yè)曾一度有機會發(fā)展,國內的工人階級已發(fā)展到一定數(shù)量。大戰(zhàn)結束后,德、奧、俄帝國倒臺。俄國發(fā)生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歐洲其他國家也發(fā)生革命運動,同時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又提出十四條民主主張。但中國國內封建勢力的頭目袁世凱竟對日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而那時的孫中山活動還僅僅浮在上層,他的主張中沒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動不深入群眾,沒有群眾做基礎。因此,當時的急進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就發(fā)動了五四運動。"五四"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運動,而且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主要領導人物都是傾向社會主義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從世界大戰(zhàn)中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毛病,并認識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義,民族主義思想未能解決中國問題,因此,就趨向社會主義。在激進的民主主義的思潮下產(chǎn)生了中國共產(chǎn)黨。也因為我們這批知識分子在國外接受了歐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義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要社會主義來擔當這個責任。中國共產(chǎn)黨的產(chǎn)生,是百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發(fā)展的結果。
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實際上是農(nóng)民運動。中國農(nóng)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實質上是農(nóng)民解放。太平天國、義和團,都是農(nóng)民起義,這些革命運動常帶有農(nóng)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敗原因即在于沒有找出農(nóng)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領導革命運動的知識分子常常忘記了農(nóng)民的要求,運動又無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來就出賣了農(nóng)民的利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統(tǒng)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來的袁世凱,都依靠外力鎮(zhèn)壓農(nóng)民運動,因此農(nóng)民革命運動常告失敗。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繼承了太平天國的精神,加以發(fā)揚,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學得了美國改革土地的辦法--即收土地稅。但他的活動始終未深入農(nóng)村去了解和組織農(nóng)民,革命運動并未與農(nóng)民結合起來,在城市也未與小市民結合,奔走數(shù)十年,都是在狹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覺悟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對孫中山?jīng)]有深刻印象。當時的三民主義僅有幾個簡單口號,沒有政綱和政治理論。后來,國共合作,三民主義的內容才充實起來,成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義。這以后經(jīng)過大革命時期,共產(chǎn)黨廣泛發(fā)動群眾,三民主義才深入群眾,在群眾中生根。所以,今天我們所遵行的三民主義,是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fā)表的主張做標準的。
從歷史上看,國民黨可分五個時期。這是根據(jù)它每一時期所包括的階級成份與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劃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興中會,一九○五年成立同盟會。這個時期,它代表華僑資本家和勞動者(洪門)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國內依靠知識分子中不滿意清朝統(tǒng)治和外國侵略的人,還有社會上的青幫紅幫,不滿社會現(xiàn)狀的人,失業(yè)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稱國民黨,一九一四年又改稱中華革命黨,它的成份日漸狹小。當時,華僑中分裂成兩派,一派擁護國民黨,一派反對它。在國內,是依靠一部分紳士、買辦官僚、知識分子,而以依靠軍人為主,它的基礎很小。知識分子與軍人合不起來。結果,代表軍人的陳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趕走了代表知識分子的孫中山,于是孫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組后,改稱中國國民黨,基礎大為擴大。因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員就有工人、農(nóng)民、士兵、知識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層人士,總之,成份包括各階層,成為一個民族的政黨。也正因此,黨內分成左右兩派。革命發(fā)展到了一定時期,兩派破裂,發(fā)生了"四·一二"的清黨運動。
四、"四·一二"之后,國民黨本身就成為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的政黨。
五、從抗戰(zhàn)開始直到現(xiàn)在??箲?zhàn)開始后,基礎又有所擴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和上層軍人階級的利益。國民黨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與它的綱領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綱領中任何規(guī)定都不能實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階級的反對;改善軍人待遇遭受上層軍官的反對;發(fā)展民族工業(yè),遭受官僚資本買辦資本的反對。不僅政策與黨的統(tǒng)治集團相矛盾,而且黨內上下層互相矛盾,下層的意見、利益,都不能實現(xiàn),一切大權操于CC、黃埔與財政集團之手中。這些集團所以能操縱全黨,首先是依靠軍權,并且得到其他國家權力的幫忙。
國民黨現(xiàn)在是靠軍隊、政權、特務、銀行控制全國,各派都有他們自己的銀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國(孔祥熙)、農(nóng)民(CC)、交通(一半CC),但黨的開支靠金庫。參議會曾向國民黨提出過批評,其后他們往金庫撥了一筆款子做基金。國民黨不肯放棄一黨專政,就是因為它握有軍、政、金融等權。
一九二四年我返國時,國民黨已改組。我到廣東,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擔任政治部主任。將近兩年間,教過四期學生。一九二五年參加兩次東征,曾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打陳炯明。這時,我是以公開的共產(chǎn)黨員身份與國民黨合作、共事,因此,與許多國民黨人認識。當時國民黨內部即有兩派,一派主張國共合作,一派反對合作,兩派斗爭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發(fā)生了"中山艦事件",蔣借口海軍要叛變,逮捕了許多進步分子。經(jīng)此事后,我辭去政治部主任之職,只擔任教員。北伐時,共產(chǎn)黨是仍然與蔣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運動(在廣東、在法國也都做過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為響應北伐軍三次舉行暴動,我參加了其中的兩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動時我尚未到滬)。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組織三十六萬工人總罷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舉行第二次起義,但因革命軍未到,起義未能與革命軍配合而失敗。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兩天內擊潰張宗昌的軍隊三個團,共一萬多人,工人繳獲了步槍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槍、機槍等。當時參加罷工的工人有八十萬,直接作戰(zhàn)的一萬多人。開始時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槍,起義一開始,就從警察那里繳來大批武器,在南市、閘北、虹口、吳淞……的戰(zhàn)斗都得到了勝利。這時蔣介石已經(jīng)到了江西,與武漢政府已經(jīng)開始沖突,而白崇禧領導進攻上海的北伐軍聽說工人罷工,就不前進,希望工人失敗,他再進來。
北伐軍到達南京、上海之后,蔣即親自到上海來鎮(zhèn)壓工人。他同外國勢力勾結,并且收買流氓,一起進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偽裝工人在工人糾察隊里引起沖突,接著借口調處,把軍隊開入糾察隊司令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把工人糾察隊繳了械。十二日即開始了大屠殺,當天即殺死幾十人,傷二百多人。上??偣瘑T長汪壽華等好多工人被屠殺。
"四·一二"之后,中共馬上變成了地下黨,我仍留在上海辦理善后事宜,把許多人送到武漢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國商船去武漢,這時武漢政府內左派與右派的對立已逐漸明顯,農(nóng)民運動在湘、鄂、贛、粵蓬勃展開,農(nóng)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對農(nóng)民運動。到了"七·一五"汪精衛(wèi)便正式"分共",實行寧漢合作。接著我們就去南昌發(fā)動起義。
南昌起義的部隊是賀龍第二十軍、葉挺十一軍二十四師等,共約兩萬余人。當時參謀團中有葉挺、賀龍、朱德、劉伯承、聶榮臻、李立三、張國燾等,我也是其中成員之一。宋慶齡、鄧演達都是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起義軍后來失敗了,是因為犯了一個錯誤,即沒有與當?shù)剞r(nóng)民結合起來而要向廣東去建立根據(jù)地。結果在潮汕與錢大鈞等部激戰(zhàn)失敗。失敗后的隊伍,一部分到海陸豐與當?shù)剞r(nóng)民結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領退到福建、江西邊境,以后轉到湖南,后來在井岡山與毛澤東的部隊會合。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是由武漢國民革命軍警衛(wèi)團和農(nóng)民自衛(wèi)隊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蘇區(qū)(首府瑞金),主要在軍隊中工作。后來參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時,我曾繞道歐洲到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執(zhí)委會議。辦出國護照時,我照了一張相,叫陳賡認,并且告訴他這個人是黃埔軍校的,他想了半天認不出來。我于是就大膽地用這張相片向國民政府外交部申請,領了出國留學的護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認識鄧穎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結婚。
鄧穎超同志的母親是一個中醫(yī),當她近六十歲的時候,還在紅軍總司令部當醫(yī)生。國民黨"圍剿"、我軍撤退時,鄧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國民黨法官要她勸勸鄧穎超不要當共產(chǎn)黨員,鄧老太太回答說:子女的事情我們父母管不了,即使蔣委員長也管不了自己的兒子--蔣經(jīng)國當時正在蘇聯(lián)--法官無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談判開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釋放出來。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qū)的"圍剿",頭四次完全失敗了。第四次是陳誠指揮的,失敗得最慘。于是蔣介石決心加強訓練,這便是廬山訓練的開始。
紅軍長征到陜北以后,東北軍即開始圍攻。徐海東部首先把東北軍打垮了一個師、一個旅,后來又打垮一個師。于是東北軍的官兵不愿內戰(zhàn),要求抗日。中共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向東北軍進行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雙方取得默契,互不攻擊。這時蔣介石也派人來秘密接洽,要我們在不平等的條件下接受和平,同時蔣介石仍加緊壓迫東北軍向紅軍進攻,以便削弱紅軍,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條件。張學良及其部下不愿意進攻紅軍,蔣介石乃親至西安,逼張打共產(chǎn)黨,并且說,他如果不打,就派蔣鼎文來代替他,并要把他調到福建去。于是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決心發(fā)動事變,扣留蔣介石。事變發(fā)生后,我們在陜北保安接到張學良的電報,他要我們派代表去西安與蔣談判。在西安參加談判的共五人:蔣介石的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宋子文、蔣夫人、蔣、還有我。談判結果,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zhàn),準備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夫人堅持要在這一天送蔣回京。張學良自己答應了親自送蔣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張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會從此被囚。張學良被囚以后,東北軍將領、士兵大為憤怒,以致殺死張學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況嚴重,鬧了兩個月才告平靜。從那時起,東北軍被蔣介石分散到各處,不再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亂的兩個月中,說服東北軍的工作,比張學良在西安時困難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開始了國共談判。我曾一次去杭州,兩次上牯嶺。當時顧祝同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談判的結果國民黨答應中共為合法政黨,承認陜甘寧邊區(qū),改編紅軍為八路軍。但是后來國民黨政府始終未正式承認陜甘寧邊區(qū)。
抗戰(zhàn)開始后,我與朱德、葉劍英去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劃定作戰(zhàn)地區(qū)。朱為第二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我也去山西,與閻錫山談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月間,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臨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漢,一直住到武漢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們是武漢失守前最后離武漢的一批人。從武漢撤退,路過長沙時遇長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慶。
抗戰(zhàn)中的國共軍事磨擦,開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以南的關中地區(qū)。十月,河北的國民黨軍隊進攻八路軍。十二月,山西閻錫山的舊軍打新軍。一九四○年國民黨朱懷冰部進攻冀豫邊區(qū)。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發(fā)生了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近一萬人,除有二千人突圍以外,都被殺、被俘,目前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慶去桂林,到皖南視察新四軍。順便去了一次家鄉(xiāng)紹興。五月返重慶。六月返延安。因騎馬傷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醫(yī)治。政府的飛機送我到蘭州,然后乘蘇機赴蘇,入克里姆林宮醫(yī)院。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體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慶,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發(fā)生,談判決裂,開始在報紙上斗爭。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蔣介石談判也無結果。一九四三年七月,我與林彪等離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將軍決定派美軍觀察組和記者團去延安,我在延安歡迎他們。十一月赫爾利去延,達成五條協(xié)議,大概內容是為了打敗日本建立新中國,同意建立聯(lián)合政府,包括各黨派人士,統(tǒng)一軍隊,改革政治,給人民自由。這是毛主席與赫爾利雙方簽字的,但具體內容從未公布。
史迪威與赫爾利政策的差別,就是史迪威主張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軍隊,他是執(zhí)行羅斯福政策的。赫爾利的主張卻是要經(jīng)過蔣介石來援助。他也贊成聯(lián)合政府,但對共軍的援助必須經(jīng)過聯(lián)合政府。赫爾利的主張雖如此,但蔣介石仍然不同意,結果赫爾利放棄了自己的聯(lián)合政府主張,公然站到蔣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爾利的帝國主義面目暴露了。
到1944年底,國際形勢變化得很快。毛澤東估計: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實現(xiàn),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配合同盟國打倒日本侵略者。12月15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上提出解放區(qū)1945年的任務,為迎接抗日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而努力。毛澤東鼓舞人心地指出:“1945年應該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更大發(fā)展的一年。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解放區(qū)能夠救中國,我們也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我希望我們解放區(qū)的全體軍民一齊努力,不論是共產(chǎn)黨人與非共產(chǎn)黨人,都要團結一致,為加強解放區(qū)抗日工作而奮斗,為組織淪陷區(qū)人民而奮斗,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奮斗,為建立民主的聯(lián)合政府而奮斗。”
1945年一開春,國內形勢就出現(xiàn)可喜的發(fā)展勢頭。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敵后抗日根據(jù)地軍民繼續(xù)展開局部反攻,華北和華中各大城市都處在八路軍、新四軍的戰(zhàn)略包圍之中。八路軍、新四軍發(fā)展到91萬人,民兵有220萬人,19塊抗日根據(jù)地的人口已經(jīng)接近1億。
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場的形勢也令人振奮。在歐洲戰(zhàn)場上,1945年5月8日,蘇聯(lián)紅軍攻克柏林,德軍宣布無條件投降。在太平洋戰(zhàn)場上,盟軍也乘勝不斷向日本本土進逼。中國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
就在這個歷史時刻,人們期待已久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
為了開好七大,中國共產(chǎn)黨做了長期而充分的準備。4月21日,在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說明大會的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p>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楊家?guī)X中央大禮堂隆重開幕。
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毛澤東致開幕詞,言簡意賅,吸引住了全場的代表。他說:
“我們這次大會是關系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我們這個大會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全中國人民解放出來。這個大會是一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大會,是一個團結全中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爭取最后勝利的大會?!?/p>
第二天,毛澤東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論聯(lián)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這份報告是在廣泛聽取代表意見的基礎上,3月31日在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討論通過的。
報告首先分析了國內外形勢,這是黨制定綱領和各項政策的出發(fā)點。報告指出:“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人民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斗,并給以適當?shù)闹笇?,我們就能夠勝利?!?/p>
報告系統(tǒng)地總結了8年抗戰(zhàn)中國共兩黨由于執(zhí)行兩條不同指導路線而取得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指出這兩條道路的爭論“是關系著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毛澤東說,8年的抗戰(zhàn)考驗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策,這次大會應該對此作出結論,作為今后奮斗的指針。
毛澤東報告的最后說了一段充滿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話:“我們共產(chǎn)黨現(xiàn)在是一個很大的黨,一個24年來有了很多經(jīng)驗的黨,一個準備勝利的黨。我們要在全國勝利,我們有這個志向。全黨要團結起來,為全國人民解放而奮斗!”
《論聯(lián)合政府》的報告是公開發(fā)表的。它被印成小冊子廣泛散發(fā),不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jù)地產(chǎn)生巨大影響,在大后方也引起轟動。
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是七大的一項重要議事日程。經(jīng)過反復的醞釀和預選,6月9日進行了正式中央委員的選舉,10日大會公布選舉結果,共選出正式中央委員44人。
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團結、勝利的氣氛中圓滿結束。毛澤東情緒飽滿地站在主席臺上,代表中共中央致閉幕詞,他高度評價七大的歷史性作用,說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號召全黨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國人民一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十三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這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建立起來了,這是歷史作出的選擇。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在西柏坡村,傾盆大雨從中午一直下到夜間。晚上十一點鐘,周恩來正在燈下批閱文件。警衛(wèi)員前來報告:“附近工人住的兩孔窯洞塌了,有五個人被埋在里面,其中有四個工人和一個理發(fā)員?!边@時,大雨下得很猛。周恩來立刻提起馬燈,手拿鐵鍬,冒著風雨趕到現(xiàn)場。他老遠就問:“怎么樣,人救出來了沒有?”一聽說土層太厚、大家還在挖,他就把身上的雨衣脫下往后一扔,拿起鐵鍬挖起來。一邊挖,一邊高聲說:“同志們快挖吧,一定要把我們的同志救出來?!彼笓]一部分人突擊挖土,一部分人迅速準備擔架,并派人去叫醫(yī)護人員,以便爭取時間,把人救活。終于,四個工人死里逃生。周恩來穿著濕透的衣服,把現(xiàn)場看了看,再去檢查別的窯洞。
第二天,為事故中唯一的死難者理發(fā)員舉行了追悼會,周恩來寫了挽幛,還致了悼詞。
(高生)
一一九、中秋還梨
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周恩來住的院子里有一棵梨樹。中秋節(jié)前后,鴨梨熟了。有時風刮掉一兩個梨,他讓警衛(wèi)人員拾起來,送給房東。房東閻中云為了讓首長吃鮮梨,故意不摘。周恩來就和警衛(wèi)人員一起動手把梨摘下包好,給房東送去。房東逢人便說:“我活了這么大年紀,從來沒見過這樣好的領導人。”
(高生)
一二○、當泥瓦匠
在西柏坡,周恩來了解到村里有幾戶貧下中農(nóng)的房屋破漏,下雨時,水能流到炕上,他就組織二十多個工作人員成立“維修組”,深入到戶,幫助群眾修理房子。在一次修理房屋時,周恩來來了,他先看了看房子情況,然后卷起袖子,當上了泥瓦匠。他和大家一邊干活,一邊談家常;問人們能不能吃飽、能不能睡好。中午開飯時,老鄉(xiāng)給周恩來端來了香噴噴的烙餅炒雞蛋,可周恩來沒吃,卻隨手從旁邊的筐子里拿起個玉米餅子吃起來。
(高生)
一二一、夏收背麥
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周恩來和干部們參加夏收,他穿著一身褪了色的軍衣,握著鐮刀,干得渾身是汗。休息時,他還給大家宣傳革命道理,講革命故事。只要他來了,麥田里就歡聲陣陣,笑聲一片。麥子割完后,要往場里運,從小灘地到麥場有一里多路,周恩來見大家用肩挑,他也扛起一大捆,大家看到周恩來汗流滿面、濕透的衣衫貼到了身上,怕累著他,再三勸他不要再扛了。他笑著說:“干點活好哇!你們不是天天在干嗎?”
(高生)
一二二、小事關情
那是在一九五○年,有個小服務員比較頑皮,周恩來外出開會時,他便在總理辦公室鬧騰起來,把茶幾上的玻璃板也給打碎了。值班人員發(fā)現(xiàn)后嚴厲批評了他,并打算把他調離工作崗位。周恩來回來后知道了,為那個小服務員打圓場說:“小孩子嘛,不懂事,何必計較”。還有一次,周恩來乘車回西花廳,正巧一位年輕服務員騎自行車從樹蔭下急駛而來,在拐彎處險些與他的車相撞。服務員急了,雙手捏死了閘,結果連人帶車翻倒在地。周恩來見狀急忙下車,上前把摔倒的服務員扶起來,關切地問他摔傷了沒有?左看右看沒有問題,才回到車內。直到幾天以后,他還記掛著這件事,向人詢問這位服務員的情況。
(李華民)
一二三、何必留須
一九五一年春,周恩來因病要到大連去休養(yǎng)。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了讓周恩來行動方便,真正能得到休息,就建議他暫時把胡子留起來,好讓人們認不出他。他聽罷,哈哈大笑,說:“我是總理,是人民的勤務員,怎么能把我和群眾隔開呢?!”來到大連后,周恩來利用這次機會到旅大各醫(yī)院慰問志愿軍傷病員,到附近參觀,深入群眾,搞調查研究。養(yǎng)病期間,大連、旅順到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李華民)
一二四、十個兒女
有些人不能夠理解,周恩來夫婦無兒無女,何至生活得這樣清苦?留下錢做什么?一九五二年,周恩來在上海接見童年時代的同窗好友、表姐龔志如的時候,曾和她作過一次長時間的談話。龔志如曾提到:“可惜你們沒有兒女?!敝芏鱽眈R上回答說:“誰說沒有?我們有十個!”說著,伸出五個指頭,翻了一翻,并用目光征求鄧穎超的支持。鄧穎超含笑點了點頭。周恩來接著說:“十個!全是烈士的后代!全部由我們撫養(yǎng)和負擔?!逼鋵?,就人們所知道的,由周恩來夫婦撫養(yǎng)大的烈士子女,又何止十個呢?!他們夫婦從來都把這些烈士遺孤看成是自己家庭的成員。
(李華民)
一二五、擠車體驗
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下午五點多,周恩來對秘書說:“群眾反映現(xiàn)在北京市公共汽車擁擠得厲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費一、兩個小時,今天咱們去乘公共汽車,了解一下情況,你們不要告訴保衛(wèi)部門?!痹诒本﹫D書館汽車站,周恩來等群眾都上去了,才最后上了車。果然車上很擠,沒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幾步,手握住吊環(huán),站在了中間。人們在擁擠中顧不上東張西望,汽車行駛了兩、三分鐘后,站在他對面的一個乘客才大聲叫起來:“哎呀!這不是總理嗎?”“總理?”“總理?!”車廂里立即活躍起來。人們紛紛讓座,周恩來堅決不坐。他揮動雙臂一個勁地勸大家坐。一個乘客握住他的手問:“總理,你那么忙,怎么還來坐公共汽車?”周恩來笑著回答說:“我也來體驗一下你們的生活嘛?!苯又?,就和乘客們攀談起來,問他們的姓名,都是哪個單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時間?下了公共汽車,又上了無軌電車,在北京城轉了大半圈?;貋砗?,周恩來立即將有關領導同志找來,召開專門會議,討論和制定如何解決公共汽車擁擠問題的具體措施。他還指示:國務院各部門和有關單位,如有條件的話,都要用大車接送職工上下班。
(李華民)
一二六、夜送雨衣
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周恩來還在緊張地工作著,突然下起了大雨。不一會兒,鄧穎超來到警衛(wèi)戰(zhàn)士站崗的地方,手捧雨衣親切地對戰(zhàn)士說:“總理讓我給你送雨衣來了,快穿上吧!”接著,鄧穎超又說:“總理讓我轉告你,打雷下雨,不要在樹底下站崗,那樣有危險。”警衛(wèi)戰(zhàn)士接過雨衣,望著周恩來窗前的燈光,望著鄧穎超雨中離去的背影,熱淚滾滾而下。
(李華民)
一二七、息息相關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間,廣西省一些地區(qū)發(fā)生嚴重自然災害,一些干部對救災未采取有力措施,餓死五百多人。周恩來聽了這一事件的報告后,心情極為沉痛,他說:“我們的國家制度所以優(yōu)越,就是因為我們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我們的人民政府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必須與人民息息相關。不關心人民疾苦或者關心不夠,那是絕對不允許的。聽到這種事是使我們氣憤的,不管它是局部、一省、一縣,就是一件事,都應引起注意,都必須嚴肅處理?!?
(李華民)
一二八、細話家常
一九五六年四月,周恩來觀察了鞍鋼幾個大廠后,特意到鞍鋼模范家屬王秀蘭家訪問。傍晚時分,周恩來一進門,見王秀蘭的愛人老楊夜班后還在睡覺,立即壓低聲音并回頭示意后面的同志不要高聲說話。王秀蘭認出是周恩來,激動得不知說什么好,趕緊要叫醒老楊,周恩來輕聲制止了她。周恩來坐在炕沿上,喝著白開水,和這個工人家屬象一家人一樣親切交談著。他發(fā)現(xiàn)這個街道很偏僻,就問離商店有多遠、針頭線腦上哪兒買,吃水方便不方便;王秀蘭說都方便,周恩來才放心。這時外面不少小孩扒窗看,周恩來就問王秀蘭有小孩沒有,王回答沒有,周恩來說:“你知道,我也沒有小孩,外面這些都是我們的孩子,我們要好好培養(yǎng)革命后代?!辈⒄f:“你們街道干部做千家萬戶的工作,很辛苦,我要向你們學習。”他們親切地交談了一個多小時。一年后,省委負責同志到京開會,周恩來還問:“聽說鞍鋼王秀蘭有病,請?zhí)嫖覇柡蛩猩独щy沒有?”
(李華民)
一二九、訪問工人
一九五六年五月的一個晴朗的星期天,周恩來來到了石景山鋼鐵廠工人宿舍,當時僅是山坡上的四排平房。周恩來首先來到動力廠一個鉗工家里,小兩口高興地把周恩來迎進屋里。周恩來坐在床邊,和他們敘家常。當他聽說這個小伙子正在業(yè)余學校學習,就拿過課本,問他學到哪一課?“正學詹天佑這一課?!毙』镒踊卮??!班福@是我們中國偉大的工程師?!敝芏鱽硇χf。又查看了小伙子的作業(yè),夸他學得不錯,鼓勵他要努力學習。接著,周恩來又訪問了一個業(yè)余教員的家。當他要到一個老工人家訪問時,聽說這個老工人上夜班,正在睡覺,他連忙擺手,并輕聲說:“不打擾,不打擾,讓他好好休息。”“周總理來到了鑄造村!”消息很快飛遍了小小的工人村,人們放下手中的活計,飛跑出來,看望周恩來。他們多么希望他多呆一會兒。
可是,太陽偏西,他就要離開了。工人們依依不舍地送行,周恩來俯下身子,把靠他最近的一個孩子舉起來,慈祥地笑著。
(李華民)
一三○、試熱降溫
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來冒著酷暑,風塵仆仆來到上海進行調查研究。當他深入到一家鋼鐵廠的轉爐車間觀察生產(chǎn)情況時,看到爐前工人操作時汗流滿面,熾熱難當,就非常關切地詢問車間負責人:“車間的溫度有多高?”回答:“有四十多度?!敝芏鱽眈R上提出疑問說:“我在夏天到過熱帶地區(qū),那里的溫度就是四十幾度,但遠沒有你們這里這么熾熱。”他隨即指示:要關心工人的疾苦,改善工人的生產(chǎn)條件,做好夏季防暑降溫工作。周恩來回到北京不久,國務院就向全國發(fā)出了《工業(yè)企業(yè)必須認真做好防暑降溫工作》的緊急通知,并督促各地迅速做好這項工作。各地工廠企業(yè)的防暑降溫工作,很快得到改善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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