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瑞明
《古史辨》是一場古史大論戰(zhàn)的論文匯編。先后編成八冊,第一冊出版于公元1926年,到公元1941年出到第七冊為止。其主持人顧頡剛(公元1893-1980年),蘇州人。他在公元1920年就開始作考辨古史的工作,他之所以成為以“疑古”為旗幟的“古史辨派”著名學者,是繼承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說:“我的學術工作,開始就是從鄭樵和姚、崔兩人來的,崔東壁的書啟發(fā)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恒的書則啟發(fā)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鄭樵的書則啟發(fā)我作學問要融會貫通,并引起我對《詩經》的懷疑。所以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敢于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在《古史辨》第一冊顧頡剛的《自序》中,詳細敘述了他是如何激起推翻偽史的壯志的,自從讀了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其第一篇明白指出上古事茫味無稽。經過五、六年的醞釀,“始有推翻古史的明瞭的意識和清楚的計劃。”他的計劃是: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偽史中的事實是從哪里起來的,又是怎樣地變遷的;要一件一件地去考偽史中的事實,這人怎樣說,那人又怎樣說,把他們的話條列出來,比較研究,使謊言無可逃遁;還要尋找出造偽人造偽的規(guī)律。
顧頡剛推翻古史的計劃,在已出版的幾冊《古史辨》中基本上已經體現出來了。《古史辨》第一冊收入顧頡剛與胡適、錢玄同、丁文江等人論學書,較多討論了禹的問題,顧頡剛根據《說文》對“禹”字的解釋,他以為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因此哄動了當時的學術界,毀譽交加。在《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四年后出版的第二冊中,顧頡剛又寫了《自序》:“最使我惆悵的,是有許多人只記得我的‘禹為動物,出于九鼎’的話,稱贊我的就用這句話來稱贊我,譏笑我的也就用這句話來譏笑我,似乎我辨論古史只提出了這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已經給我這樣地解決了的。其實,這個假設,我早已自己放棄?!彼诘谝粌浴洞鹆碇\先生》一文中,得悉《說文》中的“禹”字的解釋并不足以代表古義時,便將這個假設丟掉了。
《古史辨》第二冊收入的文章有:傅斯年《評〈秦漢統(tǒng)一的由來和戰(zhàn)國人對于世界的想像〉》、馬衡《中國之銅器時代》、周予同《經今古文學》等,著重討論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第三冊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討論《周易》的,下編是討論《詩三百篇》的。第四冊是《諸子叢考》,收入羅根澤、錢穆、游國恩、梁啟超、馮友蘭、余嘉錫等的文章。這一冊由羅根澤編。第五冊專收當時討論今古文問題同陰陽五行說起源的一些文章。第六冊即諸子叢考續(xù)編,由羅根澤編,以考據諸子為上編,考據《老子》為下編。呂思勉、童書業(yè)編的第七冊,分上、中、下三編,各編獨立成冊,上編為《古史傳說統(tǒng)論》,中編為《古史紀年考》,下編為《唐虞夏史考》。
《古史辨》的出版,對中國古代史研究起了積極作用。在《古史辨》第六冊馮友蘭序中指出:“《古史辨》是中國近來疑古文獻的大成”,還說:“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審查史料。”這是研究歷史的一個重要步驟。當時疑古派的興起,是受到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運動的深刻影響;而考辨古史,推倒經學偶像的工作,本身也屬于新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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