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唐詩學的政治-文化背景

元代唐詩學的政治、文化背景王理在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序中云：“古帝王有天下，或受于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武吊伐，厥時義大矣……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彼近代是也?；试鹚贩?，紹帝運，接天統(tǒng)，資始于天，不因于人，遂大作明命，訓咸宇內(nèi)。一啟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啟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啟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工臣之土；四啟而庸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從，趙氏為臣……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泵晒胚@支崛起于朔方大漠的少數(shù)民族，金戈鐵馬，所向披靡，先后殄滅夏、金、宋，入主中原，“紹帝運”而“接天統(tǒng)”，成為上繼漢、唐、宋的“正朔所在”。但這也是華夏民族第一次全部落入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之手，中國的社會結構因此起了重要的變化，社會思潮、儒士命運亦發(fā)生了劇烈的變動。對元統(tǒng)治者而言，其統(tǒng)治經(jīng)歷了一個由漠視漢文化到吸納漢文化的轉變；對儒士而言，則經(jīng)歷了一個由“華夷大防”到“以華變夷”的轉化。欲研究這一時代的文學和文學觀念，必先考察當時政治、社會、文化狀況。

蒙元之漢化政策與元代文教之昌

蒙古帝國雖以鼎盛的武力，幾欲征服世界，但這個“馬上得天下”的游牧民族，文化上十分落后。1204年，成吉思汗命畏兀兒人塔塔統(tǒng)阿以畏兀兒字母制定蒙古文字，這是蒙古人正式有通行的文字之始。至世祖忽必烈時，始命八思巴作蒙古新字，頒布詔書始用新蒙古文。

蒙古與中原文化隔膜甚深，在成吉思汗、窩闊臺、蒙哥三朝，僅有失吉忽禿忽、耶律楚材等極少大臣通曉、喜愛漢族文化。太宗窩闊臺時，竟有中使別迭等人提出：“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場。”（《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幸得耶律楚材阻止，才免去中原文化的一場浩劫，保全無數(shù)生民之性命。然由此也可知蒙古人初期對中原文化漠視的程度。

整個元朝，政治地位上一直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級之分。陶宗儀《輟耕錄》稱蒙古有72種，色目有31種、漢人有8種。而漢人、南人地位低下，頗受歧視。政治上，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最高長官，必以蒙古人任之?？婆e上，蒙古、色目為一榜，漢人、南人為一榜；法律政令上亦不同制如1337年伯顏令：北人毆打南人，南人不得還手；順帝下詔禁漢人、南人學蒙古、色目文字等。；銓選制度上，怯薛、恩蔭、歲貢、國子學等均含民族歧視。甚至在順帝至元三年（1337）丞相伯顏請殺全國張、王、李、趙、劉五姓漢人，其輕視乃至仇視漢人一至如此。這些均反映出蒙元貴族對漢文化態(tài)度的一個方面。

然而，漢文化在元代不但得以保存，甚而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這體現(xiàn)了漢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和兼容性。陳垣稱元朝“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又云：“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頁133。對元代文學、學術推崇備至。元朝學術、文學之盛確為事實。儒學方面，程朱理學由南宋的一個重要學術流派而發(fā)展為一代官學。文學上，更是彬彬為盛，蔚為大觀?！度⑶肥杖胄×?853支，套曲457套，曲家212人；《全元文》收入作家3000余位，作品30000余篇。《御制元詩選》收入元詩11525首，據(jù)今人楊鐮《元詩史》統(tǒng)計，今存元詩人4000名左右，詩約124000首。楊鐮：《元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58。僅從這些數(shù)字，即可見元代文學繁榮之一斑。究其原因，實與元代儒臣文士苦心竭力，促使蒙主推行漢化政策、大興文教有關。元代推行漢化，文教昌隆，書院普及、詩社林立、書業(yè)發(fā)達，顯示出漢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和同化力。元代唐詩學正是形成和發(fā)展于這一背景中。

一、漢化政策之推行

蒙主最初對漢文化的了解，來自亡金儒士，耶律楚材為其中最為關鍵的人物。他曾為金左右司員外郎，后為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窩闊臺重用。耶律楚材首先為蒙人建立了以漢法治理漢地的原則。太宗二年（1230），立十路課稅所，設立使、副二員，以儒者任之，此為任儒為官之始。太宗八年（1236），立編修所于燕京，經(jīng)籍所于平陽，初開文治之端。尤為重要的是，太宗九年秋，窩闊臺令開科取士，儒生被俘為奴者，亦得就試。這次考試，“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分之一”（《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這場通過考試而區(qū)分儒戶的行動，被視為元朝科舉的濫觴，意義頗為重大。從此儒戶免除了俘籍與兵役，又恢復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得有余力從事學術與文藝。

世祖忽必烈是第一位全面實行漢化的君主。他十分尊崇儒學，傾心漢文化?！督?jīng)世大典序》云：“世祖之在潛藩也，盡收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杰知經(jīng)術者而顧問焉?！笨芍霰亓椅醇春刮粫r，已收羅了眾多深通儒術的名流。1251年，其兄蒙哥即位，忽必烈總理漠南漢地軍國事務，開藩府于金蓮川，以其為據(jù)點，崇儒攬士更勝于前。虞集《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云：“（忽必烈）又使為使召遺老于四方，而太舒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峰魏公璠偕至，于是王府得人為盛?！保ā对念悺肪硭木牛┻@些人中不少成為了中統(tǒng)、至元時期的重要儒臣。1252年，忽必烈接受張德輝、元好問所奉之“儒教大宗師”尊號。同年兩令燕京等處修復孔廟，并免除儒戶兵賦。其“好儒之名”，廣為傳布，儒士們交相薦引，投附藩府。其中有北方一代理學宗師許衡，及郝經(jīng)、商挺、王磐、趙復、宋子貞、徐世隆、劉肅、李昶、張易、王恂、李德輝、趙良弼等，可考者約60余人。這些儒者文士，為實行漢化、推行文治，殫精竭慮，為保存中原文化，為中統(tǒng)、至元間文治之興，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忽必烈于1260年繼大汗之位。此年，郝經(jīng)向忽必烈上《立政議》疏，指出：“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保ā对念悺肪硪凰模┰S衡亦言：“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保ā稌r務五事》，《元文類》卷一三）這些主張無疑對忽必烈全面施行漢法漢制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中統(tǒng)元年（1260），建立最高行政機關中書?。恢薪y(tǒng)四年（1263），設最高軍事機關樞密院；至元五年（1268）設御史臺，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至此，依漢法而建立的中央政府機構完成。至元八年（1271）正式改國號為大元，“蓋取《易經(jīng)》‘大哉！乾元’之意”。另外，中統(tǒng)二年（1261）設翰林國史院，至元八年（1271）立京師國子學，至元二十四年（1287）正式立為國子監(jiān)學，至元二十九年（1292）連地處偏遠的云南諸路亦設學校。文教開始迅速興盛起來。

至元二十四年（1287），詔令程鉅夫到江南訪求賢才、遺逸，此事對元代儒學、文學的發(fā)展頗具意義。程鉅夫薦舉南士20余人，忽必烈皆加重用。南方大儒吳澄、名流葉李、趙孟頫、袁桷等相繼入朝，江南儒生文士亦紛紛北渡，使南北學術、文學在隔絕百余年后得以交流、融合，成為儒學、文學發(fā)展的一大契機。一時間文物粲然，鼎革一新。

成宗鐵木耳繼位，任不忽木為平章軍國事，不忽木曾師從王恂、大儒許衡，深通儒學，因而，元貞、大德時期，繼續(xù)施行儒治與文教，大都興建廟學，選名儒為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明詔中外崇奉孔子；把一批年高望重的文士，王惲、閻復、耶律有尚等安置在翰林、集賢，優(yōu)加奉養(yǎng)。大德十一年（1307），初即位的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這些舉措進一步推動了學術文化的發(fā)展。

仁宗雅愛文學、崇尚儒術，為忽必烈之后漢化最深的君主。他幼年即師從名儒李孟，《元史·仁宗本紀》云：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庇衷唬骸叭逭呖缮?，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逼骄臃|(zhì)素，澹然無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卷二六）

可見浸染儒術之深。

仁宗尚文治，特重國史院。皇慶元年（1312），升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云：“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保ā对贰肪矶摹度首诒炯o》）皇慶二年（1313），建崇文閣于國子監(jiān)。以宋儒周、二程、張、邵、朱及元朝大儒許衡從祀孔子廟廷。又大興學校，欲立教以化天下，先后置遼陽、四川、甘肅、云南儒學提舉司，使窮鄉(xiāng)僻邑亦得受儒教之化。其敦崇文化、尊孔尚儒，用力頗深。

延祐元年（1314），仁宗恢復科舉，“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紀》），“求善治必用真儒”是其治國之道。延祐開科舉是元代文化史上一件舉足輕重的大事，這是蒙人漢化進程中的一次重大飛躍。從“悉空其人，以為牧場”的議論到此時的“科舉取士”，時間不過半個多世紀。它意味著元代大儒們“以夏變夷”理想的初步落實。將程朱理學“定為國是”，亦成明清兩代取士之定制，可見影響之巨?！对贰みx舉志序論》云：

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jīng)術為先，士褒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卷八一）

可知科舉之行頗為不易，而儒者文士終得從科舉中“彬彬輩出”。延祐二年（1315），取進士56人，張起巖登進士第一，楊載、歐陽玄、許有壬、黃溍、陳泰、王沂同科登第，皆為一時俊彥，其中楊載為“元詩四大家”之一，歐陽玄、許有壬為文章大家，黃溍名列“儒林四杰”，亦頗見文采風流。

仁宗時期，南北學風、文風得到了充分融合，理學與文學亦相融無礙。世祖一朝所重用的儒臣，還多為純粹的理學大家，如許衡、姚樞、竇默、王恂等，至仁宗朝，儒臣則多是名儒兼為文士，如吳澄、虞集、元明善、揭傒斯、歐陽玄、黃溍等皆然。仁宗待之最厚的趙孟頫，更為書、畫、詩、文俱絕的文士?！对贰ぺw孟頫傳》云：

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特優(yōu)以禮貌，置于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后世，此屬呶呶何也！”（卷一七二）

仁宗以孟頫比李白、蘇子瞻，盛稱其“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可見仁宗對漢文化浸染的程度。至此，蒙主對漢文化的吸取已由初期的重在以儒治國，建立制度、秩序，尚功利實用，進而到好尚文藝，這是深層漢化的表征。因而，延祐時期，人文稱盛，名儒碩學，才子文人，“磊落相望”。吳澄、虞集、元明善、揭傒斯、歐陽玄、楊載、范梈、許有壬、黃溍、吳萊、柳貫、吳師道或聚于京師，或游于江南，講經(jīng)論道、吟詩作畫，成為“延祐之治”的重要標志。

其后，文宗皇帝亦為愛好中原文化的君主，《元史紀事本末》載其頗好中國書史。天歷二年（1329），立奎章閣學士院。又敕翰林國史院、奎章閣學士，以虞集、趙世延為總裁，采輯元朝典故，仿唐、宋《會要》，著成《經(jīng)世大典》。此間學術、文學承延祐之盛，并得以繼續(xù)發(fā)展。

順帝為元代最后一位君主，在位35年，其荒淫無道，政事不修，終致亡國。然順帝時期，雖前有伯顏的專權驕橫，仇視漢人和漢文化，后又用寵臣哈麻等，政事日墜，但其間也有著名的賢相脫脫二度執(zhí)政。脫脫任中書右丞相時，開經(jīng)筵，修遼、金、宋三史，教化文治，仍粲然可觀。但社會風氣、審美趣尚，與延祐、天歷時期已有明顯不同。

在整個蒙主推行漢化的過程中，一批又一批“慨然以羽翼斯文”、“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的儒者文士，“以華變夷”，“贊成文明”，使?jié)h文化統(tǒng)緒不墜，學術、文學得以繁興，功不可沒。

二、文教之昌

因漢化政策之推行，元代文教昌隆，具體表現(xiàn)為書院、學校頗為興盛，民間詩社眾多，書業(yè)發(fā)達。這些都為元代唐詩學的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書院制度之起，可溯源于孔子之設講堂，漢朝之立精舍。書院之名始于唐，《唐六典》載：“開元十三年，改集賢殿修書所為集賢殿書院?！彼未v學風氣大盛，兩宋書院約300余所，其中，廬山白鹿洞書院、長沙岳麓書院、商邱應天府書院、登封嵩陽書院四大書院，名盛一時。元代書院更甚于宋，最早的太極書院建于太宗八年，其后書院遍及全國，《續(xù)通考》載之甚詳，新立者不下百所。書院之外，元代京師有國子學，地方有各州府縣學校，且教育之權，仍操于漢儒文士之手，這對于漢文化的保存和傳承有著重要的意義。

據(jù)何佑森《元代書院之地理分布》一文分析，元代書院大致分布于長江、贛江流域，即以江西為最盛，浙江、福建次之，再次為湖南、江蘇、廣東等地，這“與元代經(jīng)學、史學、子學、文學的地理分布走上同一趨勢”何佑森：《元代書院之地理分布》，《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二期。。這些書院、學校的大力興辦，正是學術普及、文化繁興的重要原因?？疾煸膶W家的地理分布，呈現(xiàn)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就唐詩學而言，亦有三大中心：大都、江西、浙江，正與書院、學校的發(fā)達地區(qū)較為一致。同時，不少重要的詩論家，曾出任書院山長，或?qū)W校儒學教授，如浙江一地，袁桷為麗澤書院山長，吳萊為長薌書院山長，戴表元為信州教授、仇遠為粟陽教授、白珽為常州教授。江西一地，王義山掌江西學事，趙文為清江教授，劉壎為延平教授，劉將孫為延平教授、臨汀書院山長等。他們以書院、學校為中心，倡揚儒學思想、從事文學活動，造就了不少儒學、文學人材。

元代詩社林立，詩人同題集詠盛況空前。至元二十三年（1286），吳渭于杭州首倡結“月泉吟社”，并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征詩，竟有2375人應征。整個元代同題集詠的記載比比皆是，其中，廉氏萬柳堂、許氏圭塘別墅、倪氏清閣、顧氏玉山草堂、鐵崖小蓬萊、來復慈溪定水寺等處，更是著名的詩人聚集地，由此可知元代詩事之繁興。明人李東陽《麓堂詩話》說：“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為主，聘詩人為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yōu)者，略如科舉之法?！痹撕迷娭L可見一斑。

元代書業(yè)也頗為發(fā)達。宋慶歷年間發(fā)明活字版，使印刷術有了一大飛躍。元代王楨更創(chuàng)木活字及活字版韻輪，因而元代官私刻書十分風行。官方刻書機構有國子監(jiān)、興文署、各路儒學，所刻書籍包括經(jīng)、史及諸家詩文。私家刻書、書坊刻書更甚于宋。大量詩文著作得以刊刻和流布，其中有不少唐人詩集，如《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20卷、文集2卷，《分類補注李太白詩》25卷，《李長吉歌詩》4卷，《唐音》14卷，《三體唐詩注》6卷宋人周弼選、元人圓至注，一名《唐詩說》。，《注唐詩鼓吹》傳為元好問選，元郝天挺注。等，使唐詩得到了廣泛的普及。上述之種種，都為元代唐詩學的興盛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環(huán)境。

第二節(jié)元代理學與文學之關系〖1〗一理學之興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例舉元時尊孔崇儒的諸多事例，云：

元時并不輕視儒學，至大元年加號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延祐三年，詔春秋釋奠，以顏、曾、思、孟配享，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又以周、程、張、朱等九人從祀，至順元年，以董仲舒從祀，至正廿一年，以楊時、李侗等從祀。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頁133。

這是從文廟的角度來考察元代的崇儒風氣。元代理學大倡確為不爭之事實。元代的學校，從京師國子學，到遍及各省、府、州、縣的地方學校，以及公、私書院，都以教授程朱理學為要，且蒙古子弟、色目人亦得學之。仁宗延祐開科取士，考試試題、程式皆出于《四書》，且以朱氏的《四書集注》為標準。蘇天爵《伊洛淵源錄序》載元世祖、仁宗時崇儒事跡，云：

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惇崇文化，首征覃懷許文正公為之輔相。文正之學，尊明孔、孟之遺經(jīng)，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天下，故當時學術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于圣世，蓋有所不可及焉。逮仁宗臨御，肇興貢舉，網(wǎng)羅俊彥。其程式之法，表章《六經(jīng)》，至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

世祖一朝，許衡專以伊、洛之學教授生徒，理學人材彬彬為盛。至仁宗，興科舉，“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程朱理學終由宋代學術流派的重要一支，成為了一代顯學，成為了科舉取士的程式。

然而，有不少研究者依據(jù)元時所謂“九儒十丐”之說，認為元代儒者地位極為低下，儒學受到排斥，此說實有待深入考察?！熬湃迨ぁ敝f，出于南宋遺民鄭思肖《心史》。明末有人從蘇州寺院一枯井中得一鐵函，內(nèi)有署名鄭思肖的《心史》。學術界曾傾向于此書乃偽書參見楊鐮《真與偽的世紀》，《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而據(jù)陳福康《井中奇書考》一書考證，《心史》確系鄭思肖所作?！缎氖贰ご罅x略序》云：“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y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tǒng)轄。”自明末至今，這條材料對人們認識元代社會有很大的影響。與此相類者還有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亦云：“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賤之也。吾人品豈在娼之下、丐之上乎！”（《疊山集》卷六）謝枋得明確說到此為“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即民間戲謔之詞，并非元時制度?！熬湃迨ぁ敝f，僅見此二處，其他元人文集、史傳均無載。因而“九儒十丐”之說可能為南宋遺民憤激之詞，不能簡單地以此來定論整個元代的儒士地位。它至多反映了蒙元初期蒙古貴族對于儒學的排斥態(tài)度。至世祖即位，“大召名儒，辟廣庠序”，儒學地位已發(fā)生明顯變化。

考察元代理學發(fā)展的流程，大體可分三個階段：即理學北移（統(tǒng)一前），其在全國的傳布（統(tǒng)一初期），以及占據(jù)統(tǒng)治之地位（仁宗延祐及以后）。

（一）理學北移

元代理學之興，肇始于蒙古滅金時期，以江漢趙復的北上為起點，北方由此出現(xiàn)了第一批理學大師許衡、姚樞、竇默、郝經(jīng)等，他們先后受到忽必烈的征辟，成為立綱陳紀、開創(chuàng)新朝的一代名臣。

完整而系統(tǒng)地將理學傳入北方，趙復為第一人。1235年，蒙古滅金，進一步南侵，姚樞受命隨軍搜求儒、道、釋、醫(yī)、卜、酒工、樂人等百工，得江漢理學之士趙復，攜至燕京，楊惟中為趙復創(chuàng)建太極書院，以教授生徒，“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元史》卷一八九《儒學傳》）。

趙復在太極書院傳伊、洛之學，生徒百人。其后，遍游河北、山東，宣揚朱學，影響甚巨。其弟子姚樞曾隱居衛(wèi)輝，傳授其學，刊行朱子諸書，聞名一方。當時許衡亦博學多聞，于學無所不究，后至衛(wèi)輝訪姚樞，第一次見到趙復北傳的程朱諸書，深為心折，盡錄而歸，從此盡棄前學，專事伊、洛，其云：“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它書雖不治可也。”（《元朝名臣事略》卷八《許衡傳》）許衡、姚樞與另一名儒竇默，共居衛(wèi)輝，旦夕涵詠、切磋精進，成為北方第一批理學大家。尤其是許衡，更為一代宗師，其死后，詔與周、程、張、邵等九人從祀夫子廟廷。北方理學至此得以較系統(tǒng)地傳播。

（二）理學在全國的傳布

理學在全國的廣泛傳布，是在忽必烈1260年即位之后。忽必烈設翰林國史院，創(chuàng)諸路提舉，又立京師國子學，選朝中百官子弟入讀。各府州縣皆立學校，至1286年，學校之數(shù)，共20000余所，于是“由京師達于郡邑，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立學”（黃溍《重修紹興路儒學記》，《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此外，又在“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jīng)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并立為書院”（虞集《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道園學古錄》卷三六）。元朝的學校、書院，一時間遍及全國。

元朝的學校制度由許衡親手制定。至元八年（1271），許衡出任國子祭酒，創(chuàng)辦京師國子學，教授蒙古貴胄及漢人百官之子弟，其云：“國人子大樸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yǎng)數(shù)年，將必為國用?！保ā对贰肪硪晃灏恕对S衡傳》）其法悉取朱子，“先之小學，以端其本；次之群經(jīng)，以達諸用”（蘇天爵《耶律有尚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七）。其書以朱注《四書》、《五經(jīng)》為主。在許衡的訓導下，一批經(jīng)過理學熏陶的蒙古貴胄子弟成長起來，他們憑借世襲特權，分據(jù)要津，“揚歷省臺，蔚為國用”（《便民三十五事·議復立國子學》，《秋澗先生大全》卷九○）?！坝谑菙?shù)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才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元朝名臣事略》卷八《許衡傳》）。

同時，各府、州、縣官學及書院的教育制度亦大體仿國子學而建，因而朱熹的理學思想開始成為全國通行的思想，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了學校的標準教科書。姚燧在《楊公懿神道碑》中說：“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朱子之學，風行天下。

（三）理學在學術思想上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

程朱理學在全國的風行，以及一批受理學浸染的蒙古貴胄子弟成長起來，且“蔚為國用”，為科舉的恢復準備了條件。仁宗皇慶二年（1313）十月在李孟、程鉅夫、許師敬、元明善等的措劃下，奏請仁宗，實行科舉。這一從世祖初年就開始屢議屢罷的奏請，終在1314年得以實行。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jīng)問五條，《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內(nèi)設問，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漢人與南人第一場明經(jīng)、經(jīng)疑二問，《四書》內(nèi)出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經(jīng)義一道，各治一經(jīng)：《詩》以朱熹《詩集傳》為主；《尚書》以蔡沈《書經(jīng)集傳》為主；《易》以程頤《易傳》、朱熹《周易本義》為主。可見，此一時期，理學已以一種制度的形式成為了時代思想的主導。

從理學之北傳，到忽必烈的興學校，許衡的制定教育模式，以及仁宗的推行科舉，理學在由傳布、流行到躋身統(tǒng)治地位的發(fā)展過程中，對元代社會、政治、思想均發(fā)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影響到有元一代之詩文風氣，對于元代唐詩觀念的形成及流變亦具重要的意義。

三、理學與文學之融合

宋代理學的奠基人程顥云：“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為之文士，談經(jīng)者泥為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保ā抖踢z書》卷六）他把“能文者”與“知道者”分開，代表了宋代理學與文學分離的觀念?！爸氐垒p文”實為宋代理學家頗為普遍的傾向，其弟程頤對文學的輕視更甚于兄，其云：“《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yǎng)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yōu)而何？”（《二程遺書》卷一八）視文學為玩物喪志，俳優(yōu)所為，輕視、排斥文學無過于此。

宋代理學建立了自己的圣學統(tǒng)緒，即“道統(tǒng)”。他們認為，圣人之學自孟子后千年不傳，遂以圣人之傳人自居，欲“為往圣繼絕學”。朱熹弟子黃榦作《文公朱先生行狀》稱：“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在這一統(tǒng)緒中，韓愈這樣的文章家都被排除在外。與此同時，宋代文章家也建立了自己的“文統(tǒng)”，他們以歐、蘇、王、曾為文章正傳，上接唐代韓、柳，又以韓、柳上接六經(jīng)、四書、《左傳》、《國語》、《莊子》、《史記》、《漢書》等，形成了一個與道統(tǒng)抗衡的統(tǒng)緒。

宋代的文、道相分，造成了較深的弊端。當時詩人劉克莊云：“近世理學興而詩律壞”（《林子顯》，《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八），即是感于此而發(fā)。后世對此批評甚多，戴良《夷白齋稿序》說：“學者又習于當時之所謂經(jīng)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jīng)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頹弊于科舉之業(yè)。”《四庫全書總目·道園學古錄》亦云：“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學一派，侈談心性；江湖一派，矯語山林。庸沓猥瑣，古法蕩然?！保ň硪涣撸┙郧兄小拔?、道相離”之弊。

元初儒者文士對此亦有深刻反思，戴表元慨嘆：“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學興而文藝絕。”（袁桷《戴先生墓志銘》引戴語，《清容居士集》卷二八）袁桷批評宋人“以理為主，文?；加诓还?；雕鏤委心，茫然而無以畔岸”（《劉內(nèi)翰文集序》，《清容居士集》卷二一），劉將孫也認為：“尚其文者，不能暢于理；據(jù)于理者，不能推之文。”（《趙青山先生墓表》，《養(yǎng)吾齋集》卷二九）皆是指詆文、道分離給學術、文學帶來的危害。他們主張文、道并重，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合一。戴表元在《紫陽方使君文集序》中說：

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于世者，莫不皆有統(tǒng)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于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于文。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余韻，傳之將來，猶可以隱隱不滅。

文統(tǒng)、道統(tǒng)并重，代表了元人普遍的主張。文、道合一的呼聲遍及南北：“欲為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和而一之，方盡天下之妙?！保▌⑵睢稓w潛志》卷三引王郁語）“道從伊洛傳心事，文擅韓歐振古風”（王惲《挽詩》），“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元史》卷一七四《姚燧傳》引姚燧語），“以歐蘇之發(fā)越，造伊洛之精微”（劉將孫《趙青山先生墓表》，《養(yǎng)吾齋集》卷二九）。因而，整個元代，理學與文學呈相融相濟之勢，理學家既注重文采，文學家亦多以理學為底蘊，重涵養(yǎng)，尚教化。二者交融滲透，成為元代學術、文學的一大特征。

元代大量理學家同時亦為著名的文學家，如三位理學宗師許衡、劉因、吳澄，其中劉因、吳澄皆詩名頗盛，許衡雖略遜文采，但弟子姚燧既為名儒，亦為有元一代文宗。史書載其從許衡習伊、洛之學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于衡，衡亦賞其辭”（《元史》卷一七四《姚燧傳》）?？梢娖湮恼氯》n愈，且頗得許衡首肯，其中透露了元初文、道漸合的消息。郝經(jīng)、王惲、胡祗遹等亦皆為理學家兼掌一時文柄?！霸娝拇蠹摇庇菁?、楊載、范梈、揭傒斯中，虞、揭二人為地道的理學家，名在“儒林四杰”之列；元明善、歐陽玄、黃溍等為元中期重要儒臣，同時文章流布四海，擅名當時。江南婺州一地，既是理學重鎮(zhèn)，形成了頗具影響的婺州學派，而文學風氣亦頗為興盛，成為理學、文學發(fā)展的一大中心，造就了大批理學、文學兼具的人材。胡應麟談到婺州學者的文學成就時，說：“婺中黃（溍）、柳（貫），同輩吳立夫（萊），胡長孺、戴九靈（良）、王子充（祎）、宋潛溪（濂）諸子，皆以文章顯，而詩亦工，當時不在諸方下。元末國初之才，吾郡盛矣?！保ā对娝挕ね饩帯肪砹┙y(tǒng)觀有元一代，從元初之郝經(jīng)、劉因、姚燧，至中葉之吳澄、許謙、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黃溍、柳貫、吳萊、吳師道、歐陽玄、蘇天爵，以至元末之戴良、宋濂、王祎等，既為理學人物，在學術上淵承有自，于《宋元學案》中均可找出他們的師承譜系，同時，又是元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為當時文壇、詩壇的風云人物。

《元史》的體例與《宋史》相較，有一明顯的不同?！端问贰贩至小暗缹W”與“文苑”，將周敦頤、張載、二程、邵雍、李侗、朱熹等列在“道學傳”，而將梅堯臣、黃庭堅、陳師道、秦觀、張耒、周邦彥等列入“文苑傳”，顯示出宋代理學家與文學家的分野。《元史》則無“道學”、“文苑”之分，而是合二為一，同列“儒學”之中?！对贰と鍖W傳序》對此有明確交待，其云：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jīng)藝顓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為學一也，《六經(jīng)》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jīng)非文則無以發(fā)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jīng)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

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nèi)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jīng)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眾矣。今皆不復為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后者，合而錄之，為《儒學傳》。

這段序論，既體現(xiàn)了《元史》編撰者的文學觀念，更反映了元代“經(jīng)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的事實。元代理學大興，“文道合一”觀念的盛行，使得元代文學家與理學家具有相容相兼的整體態(tài)勢。這種結合、趨同，對于元代學術、文學無疑均有深刻的影響。

元代理學之重視文學，與朱子之學亦有一定關系。元代理學以朱學為正脈，而朱學是宋代理學中對文學較少偏見的一派。朱熹本人的文學素養(yǎng)、詩學觀念，均對元代理學傳人有著積極的引導和示范作用。尤為重要的是，朱子“理一分殊”的命題對于元人影響頗大。

“理一分殊”，既注重“理”之同一性，亦重視萬物之特殊性。朱熹《西銘解義》云：“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奔词菑娬{(diào)萬物“分殊”而不能齊。朱熹《延平答問》中載其師李侗語：“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發(fā)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边@種重視“分殊”的思想，使朱子能較為深入地關注和理解文學、藝術存在的特殊性。元代理學傳承朱子“理一分殊”的思想，亦以此種認識方法看待學術、文藝以及人生。因而，他們在重視“理”的同時，又能將文學藝術視為“萬殊之一殊”，注重其具體的內(nèi)涵與獨特的價值。這正是元代理學家能夠重視文學的一大思想根源。

清人顧嗣立在《元詩選》初集中頗為稱道元人文、道融合的風尚，其云：“自遺山以風雅開宗，蘇門許衡曾與姚樞、竇默一道，隱居蘇門，精研理學。以理學探本，一時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陽始長，春卉方茁，宜其風尚之日趣于盛也?！痹恕白谔啤钡挠^念正是在這種學術文化氛圍之中醞釀、形成的。

本文地址:http://www.mcys1996.com/sici/52098.html.

聲明： 我們致力于保護作者版權，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無法核實真實出處，未能及時與作者取得聯(lián)系，或有版權異議的，請聯(lián)系管理員，我們會立即處理，本站部分文字與圖片資源來自于網(wǎng)絡，轉載是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立即通知我們(管理員郵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況屬實，我們會第一時間予以刪除，并同時向您表示歉意,謝謝!

上一篇: 《山行,》詩詞賞析

下一篇: 高適古詩《封丘作》原文及譯文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