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論·詩論· 滄浪詩話校釋》新詩鑒賞
詩論,一卷,南宋嚴羽撰,今人郭紹虞校釋。羽見《滄浪集》。
《滄浪詩話》分五部分:《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考證》,后附《答吳景仙書》,此書是一部較系統(tǒng)論述詩歌原理和詩歌寫作方法的著作,也是宋代最重要的一部詩話。
書中針對宋詩發(fā)展之流弊,提出詩有“別材”“別趣”說:“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矣?!迸u了以文字、議論、才學為詩的弊病,但作為詩人的修養(yǎng),嚴羽還主張要“多讀書”“多窮理”的。
嚴羽對于蘇軾、黃庭堅所倡導的詩風、江西詩派末流和永嘉四靈表示不滿。他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復終篇,不知著到何處。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边@表明嚴氏對于詩歌的特質(zhì)有了明確認識,但也反映出作者只欣賞一唱三嘆、余音裊然之作,對于“金剛怒目”式的直斥現(xiàn)實之作則認為是以“罵詈為詩”。
嚴羽以禪喻詩,提倡“妙悟”“興趣”之說,標榜盛唐作品,作者欲以此矯正時弊。他說:“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庇衷疲骸岸U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雅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p>
這種“妙悟”能力是從閱讀前人作品中培養(yǎng)出來的。而且“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所謂“上”乃是《楚辭》《古詩十九首》、李白、杜甫的作品。所謂“做”就是熟讀與涵詠,培養(yǎng)“詩識”。所謂“詩識”乃是“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這種定位被明代復古主義者全盤接受。
此書著重談詩的形式和藝術性。對于詩的風格分為九品。用“飄逸”以概括李白詩的風格,以“沉郁”概括杜甫詩的風格都是比較準確的。
關于詩歌技巧,書中提出作詩要“先除五俗”(指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在語言上,主張要“忌語病”(指忌直、忌淺、忌露、忌拖泥帶水、忌骨董、忌襯貼等),注重“對句”“結(jié)句”“發(fā)句”,對“著題”“使事”等問題也有一些好的意見。
嚴氏詩論對后世影響很大,首先是明初閩中詩派,該派繼承了嚴的取法盛唐說。高棅(閩中十子之一)編選《唐詩品匯》《唐詩正聲》,以唐代詩歌選評印證了嚴氏理論。這兩個選本對明代詩歌創(chuàng)作起了決定性作用,貫穿明代詩壇的復古主義之風即是受到閩中詩派倡導盛唐的影響。明代茶陵派論詩主于法度音調(diào),前、后“七子”之“詩必盛唐”,乃至清代王士禛所倡“神韻說”、沈德潛力主之“格調(diào)說”、袁秉枚鼓吹之“性靈說”都有取于《滄浪詩話》。
《滄浪詩論》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清馮班作《嚴氏糾謬》一卷,指摘書中謬誤,對其批評極為尖銳。
《滄浪詩話》多附于《滄浪集》以行,后有單行刻本。
清人胡鑒作《滄浪詩話注》。王瑋慶作《滄浪詩話補注》。近人胡才甫作《滄浪詩話箋注》。
郭氏之校釋總結(jié)了前人注釋、評論,此書搜羅宏富,注解精當,是為研究《滄浪詩話》的集大成著作。有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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