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經(jīng)學·儒家經(jīng)典與文學·《尚書》

先秦兩漢文學與經(jīng)學·儒家經(jīng)典與文學·《尚書》

《尚書》原本稱《書》，在流傳過程中，因其中收錄上古之書，故稱《尚書》。這是一部記言體散文選集。從文獻產(chǎn)生的時代來說，它收錄虞、夏、商、周四代一些重要典籍，最晚的一篇為春秋時代秦穆公所作的《秦誓》。從這些文獻的體例來看，其中的文章可分為六類：典，即典冊，如《堯典》;謨，即謀，商討，如《皋陶謨》;訓，訓誡，如《伊訓》《無逸》;誥，告諭，告誡，如《洛誥》《康誥》;誓，誓辭，如《湯誓》《牧誓》《秦誓》;命，策命，政令，如《顧命》《文侯之命》。

這些文獻歷經(jīng)四代，時間跨度很大，便有一個選目、編纂、整理的過程?！妒酚洝た鬃邮兰摇份d，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①?！稘h書·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①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如下幾個問題：其一，孔子是這部散文選集的編纂者，因此，這部書自然就具有了經(jīng)典性意義;其二，“追跡”、“斷”與“訖”等記載，意在說明圣人篩選、整理之功，說明四代流傳下來文獻數(shù)量之多，也說明經(jīng)過編纂的選集篇目有“百篇”，也超過流傳本的篇數(shù);其三，孔子為這些文章作“序”或“序《書傳》”，表明孔子對這些文獻做出最早的也是最具權(quán)威性的闡釋。從《史記》對夏、商、周的歷史記載看，司馬遷充分采用了《尚書》中的資料，這一點已經(jīng)為商代考古發(fā)現(xiàn)所印證?！稘h書·儒林傳》云：“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孔安國，西漢諫大夫，家藏古文《尚書》)。遷書載《堯典》《禹貢》《洪范》《微子》《金縢》諸篇?！雹?/p>

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文化災難中，《尚書》居其首。但是，一些視文化典籍如同自己生命的士人、儒生想方設法保護這些文獻。秦博士齊人伏生將《尚書》藏在夾壁墻中，到漢初天下安定，“伏生求其書，亡數(shù)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③。漢代還發(fā)現(xiàn)一些秦以前的《尚書》寫本。其中著名的有孔子后人家傳的古文寫本：漢魯恭王拆毀孔子宅時，在墻壁中發(fā)現(xiàn)一些古書，其中就有《尚書》。伏生所傳授的《尚書》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字體寫成，稱為《今文尚書》。其他如孔氏家傳的或孔子壁中書，因是用秦以前的古文字寫成，稱為《古文尚書》?！督裎纳袝穬H有29篇，而《古文尚書》多出十余篇。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夏、商、周歷史的記述，就來自孔安國所傳授的《古文尚書》④。

然而，現(xiàn)在流傳最廣的版本，是《十三經(jīng)注疏》中的《尚書正義》本。這既不是伏生所傳授的《今文尚書》，也不是上述漢代發(fā)現(xiàn)的《古文尚書》，而是東晉梅賾以后流傳于世的偽古文《尚書》。這部書自宋代起不斷有人提出疑問，至清代閻若璩逐一揭露其作偽之證據(jù)，遂使偽古文《尚書》成為經(jīng)學史上的鐵案①。但是，在《十三經(jīng)注疏》本的偽古文《尚書》中保存了伏生的《今文尚書》，只不過將原有的29篇分成33篇，此外偽造了25篇?，F(xiàn)在研究《尚書》，主要是研究源于漢代今文經(jīng)學派的29篇文獻②。

這些文獻依時代劃分如下：

《虞書》2篇：《堯典》《皋陶謨》;

《夏書》2篇：《禹貢》《甘誓》;

《商書》5篇：《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書》20篇：《泰誓》《牧誓》《洪范》《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

《虞書》中的兩篇記述了堯舜的一些重大決策和國家治理方面的大事，如定歷法、薦賢才、堯舜政權(quán)代嬗、政務分工和人才的任用，記錄了皋陶和禹在治理國家方面的重要言論。

現(xiàn)存的兩篇《夏書》內(nèi)容相去甚遠?！队碡暋酚涊d九州的劃分，重要山脈、河流水系及各地所應獻納的貢賦?！陡适摹穭t是夏人伐有扈氏，大戰(zhàn)于甘，夏啟在戰(zhàn)前作的演說。

《商書》中的5篇是商王朝不同時期大事的記錄。《湯誓》作于夏商易代之際，是湯伐夏桀的戰(zhàn)前動員?！侗P庚》記錄了商中興之主盤庚率眾遷徙于殷的三次講話。《高宗肜日》記述祖己對武丁(高宗)的進諫?！段鞑琛泛汀段⒆印酚浭鲆笊棠┠瓴糠仲t臣對朝政日壞的憂慮。

《周書》的篇目、內(nèi)容遠多于前二代?！短┦摹贰赌潦摹范獮槲渫醴ゼq的誓師詞?！逗榉丁酚浭鑫渫蹩松讨螅L問箕子，問以天道，箕子告以《洪范》，闡述天道大法的基本原則?！督鹂g》記載武王病，周公祝禱，愿身代武王受神的懲罰，并記載成王發(fā)現(xiàn)這篇祝禱的經(jīng)過。《尚書》中現(xiàn)存一些篇章為周公所作。《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君奭》《立政》是周公攝政時期所作。《召誥》《洛誥》《多士》《無逸》是周公返政成王之初所作①。成王作《多方》②。太子釗初立，作《顧命》③?！顿M誓》為西周時魯公伐徐夷所作④。周穆王之相甫侯作《呂(甫)刑》⑤。周襄王策命晉文公為方伯，作《文侯之命》。秦穆公作《秦誓》⑥。

《尚書》所收錄的文獻都是當時最精辟的言論或政令，也有一些篇章記述了重大事件中的人及其言行。尤其以周公所作一組文獻，內(nèi)容深邃，語言簡練而又善于表現(xiàn)出一個杰出的政治家的心靈。

注釋

① 見《史記》卷四七第1935—1936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①② 分別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三○、卷八八,中華書局1983年版。③ 《漢書·儒林傳》王先謙補注本卷八八。④ 參見《漢書·藝文志》王先謙補注本卷三○,《漢書·儒林傳》王先謙補注本卷八八。① 參見劉起《尚書源流及傳本》, 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② 伏生29篇中原有《康王之誥》,孝武時發(fā)現(xiàn)《太(泰)誓》,為應合29篇之數(shù),東漢學者將《康王之誥》合于《顧命》,而有《太誓》。參見陳夢家《尚書通論》第53—7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參見《史記·周本紀》《史記·魯世家》、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一○至二一。②③ 分別參見《史記·周本紀》、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二三、卷二五。④ 參見《史記·魯世家》、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二六。⑤⑥ 分別參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二七、卷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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