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落款譏知府

徐渭落款譏知府

一天晚上，徐文長與文士在談詩論畫。談到嚴嵩禍國殃民時.大家都咬牙切齒地痛罵起來。這時，紹興知府衙門的衙役撞了進來，說是知府微服輕裝，特來拜訪徐文長。徐文長心想，我平素與官府很少來往，這紹興知府徐煜乃是嚴嵩這只惡虎的義子，平時仗著嚴家勢力，作威作福，今天何事來訪？

他叫朋友們暫坐片刻，自己卻獨自出來接客。

原來徐煜這人平日只認錢財，不習(xí)詩文，庸俗不堪，此時因困得發(fā)慌，想裝個斯文，聽說徐文長是當(dāng)今名士就來求畫。

徐文長送走了知府，向幾位朋友說明知府來意，大家決定畫只惡虎，以泄心頭之恨！眾人畫畢，徐文長又添上了犀利的虎爪，點上兇狠的虎眼睛，終于畫成了一幅名副其實的《惡虎圖》。粗粗一看，那只惡虎張牙舞爪，氣勢洶洶；不過細看起來，那老虎尾巴下垂，已經(jīng)顯出威風(fēng)將盡的樣子。畫好后，大家覺得徐煜還不配與此虎相比。正在議論添上點什么，忽見徐文長在這只惡虎旁邊，橫寫上了“文長”兩字。那“文”字的點和劃寫得很細小，最后的一捺不但沒有寫出頭，反而寫成一豎似的，像個單人旁。徐文長見他們不解，便叫走遠去看，一看，分明就是一個“悵”字。于是都不約而同地大笑起來。

胸?zé)o點墨的徐煜得了這幅大堂畫，立即把它高高地懸掛在堂前，逢人就夸畫得“好”。后來，有個師爺忍不住提醒他說：“知府太人，你看這‘文長，兩字的筆勢豈不像個‘倀’字么，”徐煜越看越像“倀”字，便喃喃自語道：“這小子莫不是在罵我·為虎作倀’么！”于是趕快把這幅畫取了下來。

徐渭又叫什么？揚州八怪分別是？

徐渭（1521—1593）漢族，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漁隱、金壘、金回山人、山陰布衣、白鷴山人、鵝鼻山儂等別號。中國明代文學(xué)家、書畫家、軍事家。民間也普遍流傳他的故事傳說，關(guān)于他年輕時如何聰明，后來如何捉弄官宦等。 揚州八怪是中國清代中期活動于揚州地區(qū)一批風(fēng)格相近的書畫家總稱，或稱揚州畫派。 就像對揚州的“二十四橋”眾說紛紜一樣，對“揚州八怪”的人數(shù)、成員出入也說法不一。有一點似乎是一致的，“二十四橋”也好，“揚州八怪”也好，不能當(dāng)作實數(shù)，只是“群體”的代稱吧了。在“八怪”中，除了約定俗成的提慣了的上面八位以外，其他的“或列其中”的人物也不可不提，何況，其中有些人在書畫上的成就和在繪畫史上的影響，并不比那八位小。
實際上，當(dāng)時活躍在揚州畫壇上的重要的畫家并不止八人，約有十六、七人，“八”并非確數(shù)。按最早的記載有：金農(nóng)、黃慎、鄭燮、李(魚單)、李方膺、汪士慎 、高翔和羅聘。所以稱他們?yōu)楣?，是因為他們在作畫時不守墨矩，離經(jīng)叛道，奇奇怪怪，再加上大都個性很強，孤傲清高，行為狂放，所以稱之為“八怪”。 　　金農(nóng)(1487—1764)，字壽門，號冬心，杭州人，人稱八怪之首。他博學(xué)多才，五十歲后始作畫，終生貧困。他長于花鳥、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畫造型奇古、拙樸，布局考究，構(gòu)思別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圖》、《月花圖》等。他獨創(chuàng)一種隸書體，自謂“漆書”，另有意趣。

黃慎(1687—1768)字恭懋，號癭瓢，福建寧化人。他幼時家貧，學(xué)懷素書法獲 益，以草書入畫，自創(chuàng)風(fēng)格，擅長粗筆寫意，人物畫造詣最高。作品多以神仙佛道為題材，也有不少反映社會下層人物生活的作品。作品有《醉眠圖》、《蘇武牧羊圖》等。

李（魚單）(1686—1762)，字宗揚，號復(fù)堂，江蘇興化人。他從小喜愛繪畫，十六歲時就有了名氣。他曾經(jīng)作過山東滕州知縣。他受徐謂、石濤影響較大，畫風(fēng)粗放，不拘法度，潑墨淋漓，設(shè)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作品有《秋葵圖》、《松柏蘭石圖》。

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號晴江，江蘇南通人。曾任縣令、知府約二十年，和金農(nóng)、鄭燮交誼甚篤，善畫松、竹、梅、蘭，晚年專門畫梅自喻。他在一首題畫詩中寫道：“此幅梅花又一般，并無曲筆要人看。畫家不解隨時俗，毫氣橫行列筆端?！彼淖髌酚小队昔~圖》、《瀟湘風(fēng)竹圖》等。

高翔(1688—1753)，字鳳翰，號西唐，揚州人。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一生敬佩石濤，善畫山水、花鳥，喜畫疏枝梅花，作品有《彈指閣圖》等。

汪士慎(1685—1759)，字近人，號巢林，安徽休寧人。幼時家貧，居揚州賣畫為生，安貧樂道，精研藝術(shù)，擅畫梅。他與金農(nóng)、高翔、羅聘被時人稱四大畫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圖》等。

羅聘(1733—1799)，字循夫，號兩峰，祖籍安徽歙縣，遷居揚州。他是金農(nóng)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輩最小，但見識很高，落筆不凡。他終生不仕，以賣畫為生，一生潦倒。作品有《鬼趣圖》、《醉鐘馗圖》等。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他為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曾任山東范縣、濰縣知縣，因開倉賑濟災(zāi)民，得罪上司，憤然辭官，居揚州賣畫為生。他思想特別活躍，頗有創(chuàng)見，詩出畫造詣俱高，擅畫竹、蘭、石。他還創(chuàng)造了一種集真、草、隸、篆于一體的六分半書體。人稱“亂石鋪街”體。他是一個有很強人民性的畫家，在濰縣任縣令時，給巡撫畫了一幅竹子，題句曰：“齋衙臥聽瀟瀟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guān)情?！?/p>

徐渭與張?zhí)鞆?fù)、張元忭父子有什么關(guān)系？恩同再造

　　徐渭與張?zhí)鞆?fù)、張元忭父子都是紹興，在紹興文化史上有突出的位置。前人對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多有論及，大多是在研究張岱與徐渭的時候，順述徐渭與張?zhí)鞆?fù)父子的關(guān)系，但只是在著作或論文中略微點出，沒有進行詳細的考述，除張?zhí)鞆?fù)、張元忭父子對徐渭的活命之恩一節(jié)外，其它方面則一筆帶過，致使人們對徐渭和張?zhí)鞆?fù)、張元忭父子的關(guān)系認識并不全面。徐渭與張氏父子之間的來往應(yīng)是比較頻繁、密切的，他們的交往不限于張氏父子對徐渭的活命之恩一端。

　　一、師友之間

　　徐渭(1521―1593)，字文長，紹興府山陰縣人，著名的文學(xué)家，是紹興歷史上的杰出人物，在紹興文學(xué)史上占有的地位。但是他屢試不第，以青衿終老。他曾因精神郁悶而殺妻，致使系獄達七年之久，一生充滿悲劇色彩。在他充滿悲劇色彩的一生中，曾有許多友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同鄉(xiāng)張?zhí)鞆?fù)、張元忭父子。張氏父子對徐渭的一生影響甚大，以致徐渭在《畸譜》中將張氏父子列在“紀恩”當(dāng)中。

　　張?zhí)鞆?fù)(1513―1574)，字復(fù)亨，號內(nèi)山，山陰人。長徐渭八歲，其后世的名聲雖遠不如徐渭，但在當(dāng)時，他的功名和地位卻遠在徐氏之上。張?zhí)鞆?fù)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得中舉人，二十六年(1547年)復(fù)中進士。雖然張氏科舉之路并不順遂，三十一歲中舉人，三十五歲中進士，已不是少年科第，但其為諸生時就聲譽頗盛。徐渭在《壽學(xué)使張公六十生朝序》寫道：“學(xué)使公少負奇，有名諸生間蚤甚，時余亦抱經(jīng)起，得望公于藻芹，稍與之角藝場中，而公所收門弟子，多至十百，皆足以弟子我者也，乃公則不以弟子而視我?！?徐渭《徐文長逸稿》卷十五)徐渭愿對張?zhí)鞆?fù)執(zhí)弟子禮，但張?zhí)鞆?fù)不愿以居高臨下的師長身份來對待徐渭，而把徐渭當(dāng)作朋友，兩人在舉業(yè)學(xué)問上應(yīng)該多有切磋交流，兩人的關(guān)系應(yīng)處在師友之間。張?zhí)鞆?fù)之所以如此對待徐渭，可能是出于對徐渭才華的注重。因為徐渭幼年時就表現(xiàn)出了不俗的才華：

　　六歲受《大學(xué)》，日誦千余言。九歲成文章，便能發(fā)衍章句，君子縉紳至有寶樹靈珠之稱，劉晏、楊修之比，此有識共聞，非敢指以為誑。

　　生九歲，已能習(xí)為干祿文字。

　　九歲能為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　　雖然以上文字記載都是徐渭自述，恐稍有過譽之嫌，但是徐渭少年時期的才華也可從中略窺一二。青年時期的徐渭于諸生中更是聲譽鵲起，嘉靖十九年(1540)，紹興知府張明道(橫渠)慕名與其討論修府志事，徐渭為此作了《張石州論修府志書》。修府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所需的相關(guān)知識必須廣博，知府張明道能夠屈尊與徐渭討論修府志之事，對徐渭的才能必然是有所耳聞的。嘉靖二十三年(1543)，徐渭又與沈煉、蕭勉、陳鶴、楊珂、朱公節(jié)、錢、柳林、諸大綬、呂光升結(jié)“越中十子”社，“越中十子”之中也不乏名家，如沈煉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諸大綬為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這些無不反映了徐渭在紹興文壇上的地位和聲望，對此張?zhí)鞆?fù)不可能不知情，因此張氏不愿徐氏向其執(zhí)弟子禮，應(yīng)該是出于對徐氏才華的賞識。文獻記載徐渭和張氏父子第一次交往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年，張?zhí)鞆?fù)進京“謁選”并順道送長子張元忭到嘉興沈處讀書，與徐渭作別，徐渭為此作《送張伯子往嘉興沈氏讀書》詩，詩中有“伯父今日為我別”之句，可見徐渭是尊稱張?zhí)鞆?fù)為伯父的。但張?zhí)鞆?fù)對徐渭始終以友人視之，其文集《鳴玉堂稿》卷十二《詞類》有《點絳唇》一首，題為《余生朝開尊鏡波館，友人徐文長賦此為贈，漫歌以和之》，同卷還有《流霞閣和青藤道人韻》詩二首，可見張?zhí)鞆?fù)始終視徐渭為平輩，不以弟子視之。當(dāng)然徐渭與張?zhí)鞆?fù)交往應(yīng)該更早，而且徐渭和張?zhí)鞆?fù)還曾一同參加過鄉(xiāng)試，只是其中細節(jié)因沒有具體文獻可資參證而不得其詳。徐渭與張元忭的關(guān)系似亦在師友之間。張元忭(1538―1588)，字子藎，號陽和，明代嘉、萬之間知名理學(xué)家、教育家、學(xué)者，隆慶五年(1571)中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張元忭少徐渭十七歲，從常理來說，應(yīng)是徐渭的通家晚輩，徐渭對張元忭似應(yīng)有師資之誼，但張氏父子功名高，聲望顯，徐渭自然不敢托大為尊，況且徐渭與張元忭同師理學(xué)名家季本，似又有同門之誼，因此認定兩人關(guān)系處在師友之間是比較合適的?？傊煳寂c張氏父子的交往頻繁、密切，可謂是再世師友，他是張府的?？?、座上賓，張家的一些重要事情都參與其中。

　　二、恩同再造

　　徐渭家境一直不裕。十四歲時養(yǎng)母苗氏去世，就依托長兄生活。二十歲才考中秀才，以教授蒙童為生。二十一歲入贅潘家，僅僅過了五年，潘氏就因病去世。在此期間，他的兩位兄長徐潞、徐淮亦相繼過世，經(jīng)濟來源遂告斷絕。二十八歲時，他從潘家遷出，賃屋居住。二十九歲迎生母以養(yǎng)，買杭州一女子胡氏侍奉之，然胡氏品劣，徐渭賣之，遂與胡氏涉訟經(jīng)年，以致“幾困而抑之”。而多年的科舉失利，又更使生活捉襟見肘。三十一歲時，他曾寓居杭州瑪瑙寺湖州人潘某之借讀所，伴其讀，“飯我兩月”，可見徐渭的窘?jīng)r。對徐渭生活的窘境，張氏父子不可能不知情，他們時常以各種方式接濟徐渭。他們有時邀請徐渭赴宴，以便改善一下他的物質(zhì)生活，徐渭文集中常有關(guān)于張氏父子邀宴的詩作，如《徐文長逸稿》卷四就有七律《子藎太史之歸也，侍慶有余間，值雪初下，乃邀我六逸觴于壽芝樓中，余醉而抽賦》《十四日飲張子藎太史宅，留別(久系初出，明日游天目諸山)》《酌張氏山亭，時病瘧，歸后復(fù)自酌至醉，柬此》等作，張?zhí)鞆?fù)文集《鳴玉堂稿》中也有諸如《余生朝開尊鏡波館，友人徐文長賦此為贈，漫歌以和之》一類的詞作?？梢姀埵细缸拥难邕€是比較頻繁的。當(dāng)然，張氏父子的邀宴，主要是為了聯(lián)絡(luò)親友的感情，但也不排除有改善徐渭生活的意圖在內(nèi)。張家有時也直接饋贈禮物，如在徐渭因殺妻入獄期間，在云南按察副使任上被議的張?zhí)鞆?fù)，仍不忘這位昔日的舊友，給徐渭寄贈了云南土特產(chǎn)馬金囊，用來減輕徐渭的病痛，為此徐渭作《張云南遺馬金囊》詩表示感謝：“百顆緘題秋暑清，遙聞?wù)蜃钗鳡I。本帶葡萄入，馬援難拋薏苡行。萬里錦苞辭曉露，一泓寒舌攪春餳。年來不為臨邛病，無奈羈愁渴易生。”又比如徐渭在張元忭府中作館客期間，張元忭也有饋贈羔羊及菽酒之舉。張氏父子對徐渭物質(zhì)生活上的接濟當(dāng)然遠不止這些，但上述事例已可略窺一斑了。

　　張氏父子還通過一些特殊的方式為徐渭增加收入。元年(1573)冬，張元忭因父病告假歸里。當(dāng)時會稽縣令楊維新倡議續(xù)修縣志，由于張元忭是狀元出身，功名榮顯，因此楊維新力請張元忭擔(dān)綱，張元忭于是極力推薦徐渭協(xié)助。他向楊維新推薦說：“今之文學(xué)士優(yōu)于史無如徐生渭者。”(萬歷《會稽縣志》張元忭序)雖然徐渭文名頗盛，但在那個講究科名的時代，一介諸生兼殺人嫌疑犯恐怕是很難入縣令法眼的。正是張元忭的大力舉薦，使得徐渭獲得了與狀元同纂縣志的機會。當(dāng)時徐渭因殺妻被系獄六年之久，剛剛釋出，生活之窘困可想而知。因此張氏的舉薦對徐渭來說，不啻，久旱逢甘雨。這個纂修縣志的工作使他暫時有了比較穩(wěn)定的收入，可免捉襟見肘之虞。兩位優(yōu)秀史學(xué)家兼學(xué)者珠聯(lián)璧合，效率頗高，不到半年就將縣志完稿。萬歷《會稽縣志》是頗受好評的一部縣志，在蕪冗雜濫的明志中鶴立雞群。該志以地、治、戶、禮四書為綱，分統(tǒng)沿革、山川、風(fēng)俗、官師等目。其中地書3卷，記載沿革、分野、形勝、山川、風(fēng)俗、物產(chǎn);治書1卷，記載設(shè)官、作邑;戶書4卷，記載戶口、徭賦、水利、災(zāi)異;禮書8 卷，記載官師、宦跡、選舉、人物、祠祀、古跡、寺觀。同時，還專撰有4篇總論和19篇分論。4篇總論分別是地書、治書、戶書、禮書總論;19篇分論分別為沿革論、分野論、形勝論、山川論、風(fēng)俗論、物產(chǎn)論、設(shè)官論、作邑論、戶口論、徭賦論、水利論、災(zāi)異論、官師論、宦跡論、人物論、選舉論、祠祀論、古跡論、寺觀論。這4篇總論和19篇分論對全書起了提綱挈領(lǐng)的作用。志書設(shè)論在舊志中甚至在新志中都是罕見的，這可以說該志在體例上的創(chuàng)新之處，同時該書以地、治、戶、禮四書為綱，也有突出重點以清眉目的作用。因此后人評價此志：“四書具，而為邑之道略備矣，使祿于茲邑者因是而察地理之宜，興治之要，拊循其民而導(dǎo)之以利?！逼鋵嵾@部縣志大部分是徐渭完成的，體例基本上也是他擬定的，這可由《徐渭集》中所收《會稽縣志諸論》獲得證明。萬歷《會稽縣志》不僅使徐渭暫時獲得了衣食之資，又使他的史學(xué)才華有了淋漓盡致展示的機會。后世學(xué)者對萬歷《會稽縣志》評價甚高：“《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袞鉞，足稱一方信史?！?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四)這是徐渭對鄉(xiāng)邦地志所作的杰出貢獻，有此一點，足以不朽，而促成此事的，就是張元忭。

　　《徐渭集》中還有不少代張元忭所作的詩文，由于張元忭是狀元出身，文名頗盛，因而慕名求其詩文者頗多，而張氏因公務(wù)在身，勢必難以一一滿足，于是就命徐渭代作，可使其獲取一點潤筆之資，改善一下生活。當(dāng)然有些至親好友之間的應(yīng)酬之作，不一定有潤筆之費，但如代張元忭作《閘記》《龐公碑文》一類的文章，應(yīng)該是有潤筆之資的。

　　張氏父子對徐渭還有活命之恩。由于多年科舉不利，使得徐渭心情抑郁，再加上繼妻張氏不賢，兩人琴瑟不和，徐渭進而懷疑張氏不貞，抑郁氣悶之下的徐渭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冬天做出了出格的舉動，竟用鍤殺死了張氏，為此他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系獄生涯。徐渭入獄后，他的許多親友都紛紛施以援手。而他之所以能夠免死，并且能夠假釋出獄，直至最后被正式釋放，張?zhí)鞆?fù)、張元忭父子及諸大綬等人的幫助是主要原因。徐渭入獄時，張?zhí)鞆?fù)已被革職家居，但他還是利用以前的社會關(guān)系努力營救徐渭。徐渭被假釋出獄后不久，適逢張?zhí)鞆?fù)六十壽辰，遂作《張大夫生朝》《壽學(xué)使張公六十生朝序》，一方面是賀壽，另一方面是表達對張氏父子的感激之情，文中直言“其所以免于庾者，誰之力也?乃知公之生我為父母”。張?zhí)鞆?fù)卒后，徐渭又作《祭張?zhí)臀摹?，中有“嗟?公之活我也，其務(wù)合群喙而為之鳴”，“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拳拳于斯事之未了(時渭尚未正式釋放，僅假釋而已)，而竟先以往”之句，可見張?zhí)鞆?fù)生前為使徐渭脫離牢獄之災(zāi)，可謂不遺余力。他在生前未能看到徐渭被正式釋放，又可說是赍志而歿。正是因為張氏父子在營救徐渭出獄一事上居功至偉，所以徐渭的感受才如此的深刻。徐渭系獄前期，張元忭還只是一個舉人，并因為父申冤而耽擱了仕進之業(yè)，在營救徐渭一事上未能發(fā)揮很大作用。但在隆慶五年(1571)得中狀元后，他的話語權(quán)大大增強，營救徐渭正式出獄有了新的希望。隆慶五年正月，張元忭赴京會試，徐渭作《送張子藎會試(正月十七日)》詩：

　　春雪作花日，題紈送子都。懸燈當(dāng)歇夕，卜采詫。杯濤宕椒碧，酒膽與人。身伴棘墻鼠，心搖芳草途。不得雙握手，惟聽只呼盧?？淳龑⒐P賭，一擲萬青蚨。

　　徐渭身處囹圄，但心念張元忭前途，希望張氏高中。果然張氏不負徐渭的期望，竟然高中狀元。徐渭在獄中聞訊，欣喜若狂，立即作《鷓鴣天》詞兩首，向張?zhí)鞆?fù)祝賀，又再寫七律二首送張?zhí)鞆?fù)：

　　山陰豈少攀花客，最上高枝更絕倫。南宋到今知幾度，東風(fēng)分付只三人，傳書向國驚先輩，有子明廷慰老臣。想見當(dāng)年清夢里，是誰親送石麒麟。

　　“南宋到今知幾度，東風(fēng)分付只三人”，南宋至今數(shù)百年，高中狀元的紹興人總共只三人而已。徐渭在這首詩中并沒有明確表達自己的愿望，但他顯然是寄希望于張府的。在同題的第二首詩中，就隱約表達了希冀營救的期盼：

　　曲江能得幾高枝，得意新郎又會稽。三駿連年空冀北，只蹄沖曉破江西。淺沙鱗介號懸水，大壑風(fēng)雷吼瑞泥。何處彈冠應(yīng)有客，心知不為舞虹霓。

　　“淺沙鱗介號懸水”一句就點出了自己的處境，希望張家能注意自己的窘?jīng)r，進而營救自己。不久，張元忭回鄉(xiāng)省親，旋即赴京任翰林院修撰，徐渭遂作七律二首送張北上，詩中希望得到張氏幫助的意愿是強烈的，明確的：

　　離筵驛路正芳梅，騎馬聽鶯是此回。舊日生關(guān)吏識，新年羅袖內(nèi)家裁。澤蘭把贈攜春色，苑杏留花待異才。卻說涸鱗縣尾在，欲從天上借風(fēng)雷。

　　徐渭把自己比喻成懸尾的涸鱗，亟需借張氏高中狀元帶來的天上風(fēng)雷來解自己的倒懸之苦，其心情不可謂不迫切。另一首名為《賦得紫騮馬送子藎春北上次前韻》云：

　　紫騮嘶斷驛亭梅，紫色翩翩燕共回。不用連錢千個剪，祗借葡萄幾點裁。桃杏滿堤沖雪片，煙云一道本風(fēng)才。要知他日飛騰處，試聽蛟潭夜半雷。

　　這首詩中所謂的“要知他日飛騰處，試聽蛟潭夜半雷”之句，意思最明確不過了，就是希望張氏能夠出手相救，使自己得以盡快出獄。當(dāng)然張氏也沒辜負徐渭的期望，為營救徐渭一事四處奔波。不久，徐渭獲得了開枷去鎖的待遇，為此他作了《前破械賦》《后破械賦》。盛鴻郎先生認為徐渭獲得開枷去鎖的待遇可能與張元忭得中狀元有關(guān)，《后破械賦》有“多其高義，隨我四年”之語，從隆慶元年至隆慶五年，正好四年整，時間上可吻合，其說有理，且張元忭以狀元的身份為徐渭求情亦在情理之中，此事已經(jīng)說明徐渭的殺妻案有了轉(zhuǎn)圜之機。

　　隆慶六年(1572年)，經(jīng)過張元忭等人的多方努力，徐渭殺妻案得以復(fù)查，而復(fù)查主要在于找尋徐渭殺妻的原因。文獻對徐渭殺妻一事記載較簡，僅一筆帶過。徐渭曾在《上郁心齋》一文中為自己的殺妻做辯解，否認自己殺妻是因為“狂”、“疑”、“矯”，“凡此大凡，雖至愚亦知所避，”但后面有提到“掩鼻之羞”、“竊香之狡”，這又讓人感到疑惑，既然沒有猜疑、驕狂的病癥，那么“掩鼻之羞”、“竊香之狡”又從何談起?徐渭的同鄉(xiāng)陶望齡在《徐文長傳》中提到徐渭因胡宗憲被逮，“慮禍及，遂發(fā)狂”，并做出了過激的行為，“引巨錐耳深數(shù)寸，又以椎碎腎囊?！弊鳛橥l(xiāng)敘述徐渭發(fā)狂之事，當(dāng)有一定的憑據(jù)，可作一參考。后人對徐渭殺妻原因的探究，只是基于情理的分析，并沒有明確的史料依據(jù)。關(guān)于復(fù)查的經(jīng)過原委，也沒有確切的文獻記載?？傊?，最后以誤殺定案，萬歷改元(1573)，大赦天下，徐渭得以假釋出獄。紹興民間仍流傳著張元忭改徐渭狀紙的故事，謂本來狀紙上寫徐渭用刀殺人，張狀元改用字為甩字，用刀即為故意殺人，甩刀即為誤殺，一字之差，性質(zhì)各別。于此亦可從側(cè)面看出張元忭在這起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當(dāng)然，為營救徐渭出力的親友還有不少。如時任禮部侍郎、越中十子之一的諸大綬以及張元忭的同年、時任山陰知縣的徐貞明等人也出過大力。如隆慶二年(1568)七月七日徐渭致禮部侍郎諸大綬的書啟中提到：“七日號廷，必出秦師(指徐階)而后已。遂令待瘐，復(fù)得還魂……每及諸公，相與舉手加額曰：‘虧卻禮部(注：侍郎諸大綬)工部(注：都水正郎，陶幼學(xué))’?；蛱泶鐮T，不覺屈指再陳云：‘莫忘老張(指張?zhí)鞆?fù))新張(指張元忭)?！笨梢姾芏嘤H友都向徐渭伸出了援救之手，然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當(dāng)是張氏父子。雖然營救過程的細節(jié)，由于書缺有間，已很難考定，但就徐渭詩文中向張氏父子表達的感激之情以及在《畸譜》中將張氏父子列入紀恩這兩點來看，張氏父子在營救徐渭出獄一事上起了主要作用是無庸懷疑的。因此說張氏父子對徐渭恩同再造，實不為過，他們是徐渭一生的“貴人”。

　　三、漸行漸遠

　　萬歷八年(1580)秋，徐渭應(yīng)張元忭之邀，來到北京。這次張元忭邀徐渭進京，出發(fā)點可能是好的。也許他考慮到徐渭生活比較窘迫，希望他在京師能通過翰墨文章方面的卓越才能獲得生活之資。徐渭被招至北京的兩年，一直住在張元忭宅旁，經(jīng)常給張元忭代寫文章，也幫其它官員代寫，如《壽張灤洲朱宜人序》、《刑部提名記》和《三省殿記》等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徐渭此時可說是“賣文賣畫”為生。正是在京的兩年，使張、徐兩位友人得以朝夕相見，這種頻繁的近距離的接觸，使雙方都看到了對方的缺點。所謂距離產(chǎn)生美，朋友各處一方，偶而的相聚會增強感情，而過于頻密的交往或長期同處一宅，則給雙方提供了觀察各自缺點的機會，這往往是導(dǎo)致齟齬不和甚至反目成仇的誘因。因此，友人之間的交往，保持一定的距離反而能維系友情更久。張、徐兩人關(guān)系疏遠，也應(yīng)作如是觀。張、徐二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張元忭是一個正統(tǒng)的禮法之士，為人嚴肅端謹，規(guī)矩森嚴，張岱曾記載過曾祖父張元忭主持家政時的情況：

　　曾祖家居，待二子、二子婦及二異母弟、二弟媳動輒以禮。黎明擊鐵板三下，家人集堂肅拜，大母輩盥不及，則夜纏頭護，勿使。家人勞苦，見鐵板，則指曰：此鐵心肝焉。曾祖誕日，大母輩衣文繡，稍飾珠玉，曾祖見，大怒，搋衣及珠玉，焚之階前，更布素，乃許進見。平居無事，夜必呼二子燃柱香 *** ，夜分始寢。

　　張元忭刻板、嚴厲、謹飭的個性在這幾個細節(jié)中表露無遺。這樣的正統(tǒng)禮法之士對徐渭不拘禮法、狂放自縱的舉動自然是會引起不滿的。而作為自己的門客，徐渭如果不被主流社會所容納，甚或遭正統(tǒng)士人唾棄，也勢必會影響自己的清譽，因此張元忭規(guī)勸約束徐渭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正因此導(dǎo)致了兩人關(guān)系的破裂。此事晚明文人多有記載，如陶望齡《徐文長傳》云：“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為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dāng)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觳“l(fā)，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沈德潛《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三《徐文長》亦記徐渭“性弛不受羈，館于同邑張陽和太史家，一語稍不合，即大詬詈，策騎歸”?！缎煳技分幸灿须[約透露兩人齟齬不和的文字，萬歷八年九月，即徐渭到京不久，就作有《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時一舊友稍貳，故及之，時又值大除溝道)》詩，“舊友稍貳”之語已可見兩人不和的端倪。萬歷九年冬大雪，張元忭饋贈徐渭“羔羊半臂及菽酒”，徐渭為此作書《答張?zhí)贰?，中有“羔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擬曬以歸”之語，則已有南返之意。其實徐渭早想走了，他在《與道堅》書中說：“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礦，滿山是金銀，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dāng)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痹凇杜c柳生》書中也說：“在家時，以為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只蹄寸鱗，言之羞人?！迸c禮法之士的齟齬，再加上京師賣文賣畫生涯的清苦生活，使得徐渭不顧張元忭的恩義，毅然南返。這次經(jīng)歷對徐渭的精神 *** 是比較嚴重的，“既歸，病時作時止”(陶望齡《徐文長傳》)。南返后，雖然與張元忭逐漸疏遠，但雙方關(guān)系并沒有徹底破裂。他有時仍與張家應(yīng)酬，還代張元忭作文。萬歷十一年，呂光洵卒后四年，其子應(yīng)鼎求張元忭作行狀，徐渭代作《呂尚書行狀》，《狀》中有“某奉璽書還自楚”一語，可作證，因為那時皇長子生，張元忭奉使頒告楚中六藩;張元忭母生日，徐渭又作《生朝詩》祝壽，題注云：“張翰林(陽和)母也，時有事楚藩?！痹娭幸嘤小傲钏眯聫哪显纴怼敝Z。萬歷十二年，又代張元忭為紹興知府蕭良干作《閘記》;萬歷十三年二月，趙錦七十大壽，又代張元忭作《代壽黔公》。這些足證徐渭與張元忭的關(guān)系只是疏遠，并未斷絕。萬歷十六年，張元忭去世，徐渭以奇特的方式前往憑吊，張汝霖(元忭子)《刻徐文長佚書序》對此有真切的描繪：

　　先文恭歿后，余兄弟相葬地歸，閽者言：‘有白衣人徑入，撫棺大慟，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嘈值茏范爸瑒t文長也，涕泗尚橫披襟袖間，余兄弟哭而拜諸涂，第小垂手撫之，竟不出一語，遂行。戶十年，裁此一出，嗚呼，此豈世俗交所有哉!

　　徐渭以白衣入唁，撫棺而慟，不出一語而去，對張元忭這位曾 *** 過自己的救命恩人，徐渭心中充滿了難以言說的復(fù)雜感情，也許他只能以這種奇特的方式來表達對這位昔日摯友的哀悼吧。隨著張元忭的去世，徐、張之間的這段恩怨糾葛也將煙銷云散。

徐文長的下聯(lián)是什么?

相傳有一天，杭州
知府
要
明代
才子
徐文長
對對子
，揚言若對不出，就將徐文長逐出杭州。兩人來到
西湖邊
，知府指著保淑塔出聯(lián)道:“保淑塔，塔頂尖，尖如筆，筆寫五湖四海。”徐文長聽了，一聲不吭，只是用手指著附近的錦帶橋，繼而雙手抱圓，接著雙手平攤，然后又向上一舉，最后指指點點
湖邊
的房舍。觀眾都莫名其妙，知府卻當(dāng)場認輸。
用手指著附近的錦帶橋，(錦帶橋)繼而雙手抱圓，接著雙手平攤(橋拱圓，圓似鏡)，然后又向上一舉，最后指指點點湖邊的房屋。(鏡照十國九洲
)這就是他的
下聯(lián)
:
錦帶橋，橋拱圓，圓似鏡，鏡照十國九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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