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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不了解商鞅禁書的事情，接下來跟著小編一起欣賞。
自古以來，民間就有禁書的傳說。
歷史上被列為禁書的書籍有很多，如《魯班書》、《推背圖》、《金瓶梅》、《西游記》等，在各個時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封禁。
此類書籍名為禁書，但多多少少都會有流傳，因此衍生出各種版本。
但有一本書，在誕生以來就被統(tǒng)治者嚴厲封禁，只有歷代帝王和儲君有資格閱讀。
它便是被稱為“天下第一禁書”的《商君書》。
為何《商君書》會成為天下第一禁書?
中國古代很早就開始禁書。
眾所周知，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是我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期之一，但戰(zhàn)國初期也就是禁書史的開端，幸而那只推行于秦國，而且時間也不長。
但是秦一掃六合后，以焚書坑儒為契機，正式開始了封建王朝的禁書史。
兩千多年下來，被封禁的書籍林林總總。
因誨淫而被封禁的《金瓶梅》、《肉蒲團》，有因揭露社會黑暗而被禁的《九尾龜》，因被認為諷刺嘉靖帝崇敬道教而被禁的《西游記》，更有因為帶有女同傾向被禁的《鳳凰池》。
大致而言，這些書籍被禁的理由雖然五花八門，但終究不出被懷疑非議朝政及違背主流道德規(guī)范這兩大類。
但是被稱為天下第一禁書的《商君書》，雖然被禁理由也是與政治有關，但卻并非被懷疑非議朝政這么簡單，而是因為《商君書》中的內容，直接觸及了封建統(tǒng)治者馭世治民之術的核心。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國手段的細枝末節(jié)，闡述得頭頭是道，深刻到無以復加。
《商君書》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正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
哪怕你目不識丁，只要聽一遍，你就可以當皇帝了!
《商君書》到底講了什么?
《商君書》不僅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基礎上，還把人的劣根性無限放大，與此相應的統(tǒng)治技巧就顯得非常陰損。
《商君書》本身，就這么成了空前絕后的“嚴刑峻法”，讀了讓人不寒而栗!
如在《商君書》中，帝王的治國之術有兩個核心，即毀商與弱民。
《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yè)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yè)也予以鏟除。
這樣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為農民。
農民不能離開土地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就成為了君主的生產工具，甚至國家還能夠徹底操控物資的流動，實現對一切商業(yè)活動的壟斷。
毀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
《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在于弱民”。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統(tǒng)一思想，進行控制;通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
如果強民殺不完怎么辦?還有殺手锏，對外發(fā)動戰(zhàn)爭，通過對外戰(zhàn)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
對內則遷強宗大族于京師，不僅方便朝廷管理監(jiān)控，更能一舉拔除掉地方的凝結核。如此，民眾自然只能順服于中央朝廷所委派的官吏。
當然，這些官吏的選拔，《商君書》也為君主提供了一些標準。
如“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這個好懂，選拔官員不能選那些講良心道德的，假如用優(yōu)秀分子來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亂。要用厚顏無恥、心狠手辣的流氓來當頭領，他們會把恐嚇和欺騙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氣吞聲，夾著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國家也就強大了。
秦國正是靠著這樣一套馭民治國之術，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動員與資源汲取機制，才能以貧寒的西垂之地一掃六合統(tǒng)一中國。
雖然秦國在一統(tǒng)六國之后，很快便在六國士民的反抗之中崩潰，但這套馭民治國之術，卻被古代歷朝歷代君主繼承下來，成為他們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
讀到這里，所有古代中國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為何思想不夠張揚，資本主義有萌芽但卻沒發(fā)展起來，中國為何沒有產生現代文明的土壤?
同樣的問題可以繼續(xù)羅列，但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封建專制、嚴刑峻法!
商鞅：到底是功蓋千秋，還是遺禍千年?
有人說商鞅是圣人，因為沒有商鞅，就沒有秦朝的大一統(tǒng)。
況且，也正是商鞅，確立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一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準則。
戰(zhàn)國時期號稱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說地位高一點的人，隨隨便便處死一個奴仆是不用獲罪的。但是，普通人卻需要接受律法的約束，并且律法非常不完善。
商鞅確立了依法治國，一切按照法律制度來辦。秦國太子嬴駟殺了幾個賤民，衛(wèi)鞅二話不說就將太子拿下，用新法將其處置，只是大臣與秦國貴族紛紛反對，才割了太子師傅的鼻子，以示懲戒。
就此而言，僅僅這一點，商鞅就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時代，具有先進性。
因為從這一刻開始，法律開始漸漸公平了起來。
但也有人說商鞅是魔鬼，一是《商君書》中的內容，就因為太過極端與反人類而被后人所詬病。
二是商鞅的法律過于嚴苛，連百姓言行舉止都要管，并且連坐制度的存在，使得新法嚴重極端化，這些都讓商鞅背上了酷吏的罵名。
當然，為了國家富強，特別是在六國爭霸的這種特殊情況下，制定一連串的嚴刑峻法，也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
但要注意的是，商鞅本人出生于衛(wèi)國，并非秦人。
所以，作為一個蘇秦、張儀那樣的游士，商鞅絕不會如一個秦國人那樣，對秦國有什么家國情懷。
故而，他制定這一套富國強兵的嚴刑峻法，盡管有著讓秦國強大的心思，但最根本的，還是試圖借此獲得秦孝公的信任與寵幸，以謀取權勢。
這一點，在他拜見秦孝公的過程中，顯露得淋漓盡致。
商鞅經景監(jiān)引薦，先后四次拜見秦孝公。
第一次大談上古三皇之大道：告訴秦孝公如何做一個有道明君;
第二次大談五帝之常道：修養(yǎng)道德的同時，可以搞點法制建設，要注重自身，國家次之;
第三次見大談春秋五霸之道：仁義、權謀與法制建設結合，也就是愛民與加強國家經濟建設;
四見孝公，仁義也不談了，只談商君書中“富國強兵”的治國馭民之術，兩人一下談了三天三夜。
史家論及商鞅四見秦孝公時，多認為以商鞅的才能與抱負，是意圖教秦國三皇五帝之王道，以建立萬世之基業(yè)。只是秦孝公氣量格局不及此，才不得不只教秦孝公毀商弱民的富國強兵之術。
言下之意，頗為商鞅無法施展抱負叫屈之意。
但反過來說，商鞅四次見秦孝公，除第一次之外，此后三次，商鞅皆能夠針對秦孝公之前的反映，而調整向秦孝公所進獻的治國之策，這說明商鞅本人就是一個非常善于揣摩上意之人。
司馬遷也曾在《史記》中這樣評價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fā)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zhàn)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在司馬遷看來，商鞅是本性刻薄之人，商鞅留下來的著作《商君書》也是刻薄之書;商鞅立木為信，但自己卻欺騙魏國公子卬，在重大利益面前，絲毫不講誠信。而商鞅的所學做為，也只是一門心思地升官發(fā)財罷了。
由此，也不難理解何以《商君書》中的內容，處處皆為國君的利益著想，一切都以如何強化國君的權勢為中心，而很少去討論這套毀商弱民的富國強兵之術，對于民眾及國家究竟會帶來何等影響。
在當時的國君之中，通行的是“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的政治倫理，即君王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民眾的利益。
但是商鞅為了取悅于秦孝公，卻而提出以弱民為富國強兵之策，完全違背了當時所通行的政治倫理，引導秦孝公走上邪路。
客觀而言，商鞅的富國強兵之術也為秦國統(tǒng)一六國打下基礎，所以這到底是功蓋千秋，還是遺禍千年?這也看后人如何去評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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