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唐朝宦官專權的發(fā)展脈絡，唐朝的宦官之禍為何會如此嚴重
盤點唐朝宦官專權的發(fā)展脈絡，唐朝的宦官之禍為何會如此嚴重
說到唐朝的宦官，大家都會想到什么呢。
宦官專權，歷代皆有，但唐代尤為嚴重。唐代宦官專權，幾乎貫穿了唐朝的中晚期。以平定安史之亂為分水嶺，平定安史之亂以后，唐朝的政局中宦官就占據(jù)重要位置，直到滅亡，都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在這一個半世紀里，產(chǎn)生了眾多位高權重的大宦官。這些人中，有號稱專門“欺壓皇上的老奴”李輔國，親手殺死皇帝的俱文珍和王守澄，前后經(jīng)歷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以及人稱“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他們逼宮弒帝、專權橫行、無惡不作，在史書上留下了無數(shù)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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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唐代的宦官之禍為何如此厲害呢?今天，我們就來理一理唐朝宦官專權的發(fā)展脈絡。
一、唐朝初期，對宦官進行嚴格控制
唐朝建立后，李淵在位期間，宦官并沒有顯示出特別的身份，他們只是宮廷里的奴隸。到了唐太宗在位期間，天下承平，朝廷的行政體制進一步得到了規(guī)范。在宦官的使用上，唐太宗進行了嚴格限制。為了防止歷朝歷代的宦官專權，唐太宗還下令，內(nèi)侍省不得設置三品以上的官員，也就是說，一個太監(jiān)最高只能當?shù)剿钠?，再往上就沒有提拔的空間了。這一規(guī)定在太宗時期得到了嚴格落實。高宗在位期間和武則天當政期間，宦官的使用依舊被嚴格限制。武則天執(zhí)政時期，宦官的職能仍舊是“閣門守御”、“內(nèi)庭灑掃”。到中宗時期，宦官的數(shù)量稍有增加，約有三千人。但是品級仍舊很低，在政治上沒有特殊的表現(xiàn)。
二、玄宗時期，宦官開始參與朝政
宦官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發(fā)揮更大作用是從玄宗朝開始的。玄宗繼位初期，銳意進取，在姚崇等賢相的輔佐下，朝政蒸蒸日上，于是出現(xiàn)了開元盛世。但是，隨著玄宗年歲漸長，玄宗的進取精神不斷消退。加之玄宗在選人上逐漸出現(xiàn)失誤，致使李林甫之流的奸相當政，宦官的權力便逐漸滋長。玄宗在位中后期，宮廷里大量使用太監(jiān)，太監(jiān)的數(shù)量不斷增多，而且對太監(jiān)的限制也越來越少。玄宗對太監(jiān)的選拔比較隨意，史書上說，只要稍有稱意的，就被授予三品的左右監(jiān)門衛(wèi)將軍。時間一長，宮里的太監(jiān)數(shù)量越來越多，品級越來越高。有史料記載，玄宗在位后期，宦官“黃衣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
玄宗時期，有兩個權勢煊赫的大宦官。一個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力士，另一個叫楊思勖。高力士的大名，因為有為李白脫靴的趣聞，因此被傳得很廣。而在當官上，高力士比李白成功了不知多少倍。在整個開元天寶年間，高力士恩寵不斷，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齊國公，權傾天下。在他的頂峰時期，李林甫、楊國忠等宰相，都得看高力士臉色行事。楊思勖的名氣雖然不大，但是在玄宗時期也很得寵，而且是靠軍功上位的。開元年間，楊思勖曾多次率軍征討安南、嶺南等地的叛亂，屢戰(zhàn)屢勝，戰(zhàn)功赫赫，受封驃騎大將軍兼左驍衛(wèi)大將軍、虢國公。
玄宗朝的這兩個宦官，形象比較好，并沒有出現(xiàn)日后專權情形，高力士還譽為“千古賢宦第一人”。但是，宦官從幕后走到臺前、從底層走到高層，卻是從高力士、楊思勖等人開始的。玄宗對宦官的濫用，為日后的宦官專權埋下了禍根。
三、唐德宗的一個錯誤決定，讓宦官掌握了一柄利器
安史之亂中，有這么一個細節(jié)：在馬嵬坡，禁軍殺死楊貴妃和楊國忠后，玄宗命令太子李亨留下來，安撫當?shù)匕傩眨约簞t前往成都。李亨本不想留下，但是，他身邊的一個宦官李輔國的極力建議下，李亨留了下來。此后，李亨又在李輔國的護送下，抵達靈武，宣布稱帝。在這個過程中，李輔國與李亨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李亨繼位后，對李輔國恩寵有加，并任命他為元帥府行軍司馬，由此李輔國開始掌握兵權。在肅宗李亨的庇護下，李輔國權傾朝野。肅宗死后，他又密謀誅殺張皇后和越王李系，擁戴唐代宗李豫即位。由此更加跋扈囂張。唐朝真正的權宦，李輔國是第一個。
李輔國掌握兵權，有偶然因素。但是，唐德宗的一個決定，卻讓宦官掌禁軍成為固定制度，這是唐朝宦官之禍越演越烈的根源。
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后，唐朝的皇帝們越來越?jīng)]有安全感，對朝廷大臣、將軍越來越不信任，轉而青睞身邊的宦官。肅宗崇信李輔國，就是因為在最危難的時候，不是大臣、將軍在保護他，而是李輔國這個宦官。所以，他對李輔國恩寵有加。
唐德宗之所以會把禁軍的兵權交給宦官，也和肅宗寵信李輔國如出一轍。德宗時期，爆發(fā)了朱泚叛亂。叛軍占領了長安，德宗倉惶出逃。在逃跑的過程中，身邊只有兩個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緊緊跟隨，不離不棄。此后，德宗對他們二人青睞有加。叛亂平定后，德宗對滿朝文武都不信任，他在神策軍中設立左右護軍中尉，讓竇文場和霍仙鳴兩人充任，共同統(tǒng)領神策軍。從此，由宦官統(tǒng)領神策軍成為朝廷的固定制度，一直到唐朝滅亡都沒有改變。
這個制度，對德宗本人來說，并沒有錯，培植力量，保護自己的安全，這是皇帝必須考慮的。但是，神策軍是一柄雙刃劍，既可以保護人，也可以殺人。德宗在位時間較長(27年)，對宦官也有所提防，整個大唐顯現(xiàn)出一番中興氣象。但是，宦官因掌握的神策軍這柄利器，權勢越來越大，當皇帝資質(zhì)稍弱、年齡稍小，他們便開始興風作浪。到文宗時，爆發(fā)了甘露之變，宦官仇士良率領神策軍挾持皇帝，前后殺死一千多人，宦官之禍達到了頂點。
四、小結
宦官統(tǒng)領神策軍，使得宦官從皇帝的附庸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體系，讓他們能夠“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唐代的宦官之禍，讓我們看到，在設立一項制度的時候，一定要充分考慮這項制度帶來的長遠后果，而不僅僅只考慮其初衷和近期結果。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的變化，一項很好的制度也可能變成一條惡政，最終反過來吞噬設立者本人。
漢朝宦官之禍的教訓那么深刻，為何唐代的統(tǒng)治者依然要重用宦官？
漢朝，唐朝，明朝三個朝代的宦官之禍是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其中，尤以唐朝為最烈，宦官的權力甚至大到了可以廢立皇帝的程度，中唐之后的皇帝繼位登基幾乎都跟宦官有關系。
唐朝宦官開始出現(xiàn)掌權是在唐玄宗時代，唐玄宗李隆基在后期驕奢淫逸，開始寵信宦官高力士，在天寶之亂爆發(fā)之后，玄宗西幸巴蜀，是高力士一直在身旁服侍，玄宗于是對高力士愈發(fā)寵信。
但此時的玄宗已經(jīng)無法掌握權力了，他的兒子太子李亨在靈武繼位，是為唐肅宗，當時勸唐肅宗登基的人里就有一個宦官李輔國，這也是唐朝第一個以宦官身份封王的權閹 。
李輔國的權力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派人誅殺了唐肅宗的皇后和越王李系，這等囂張跋扈的宦官，唐肅宗竟然不能對其進行制裁，反而最后是憂懼而死。
李輔國接著擁戴太子李豫即位，是為唐代宗，唐代宗終于無法忍受李輔國，在寶應元年以坐罪賜死，但是很快新的兩個宦官就崛起了，他們就是魚朝恩和程元振。
這兩個宦官的出現(xiàn)標志著宦官專權的徹底形成。
而后的晚唐皇帝莫不受制于宦官，唐文宗李昂發(fā)動甘露之變，結果失敗，被宦官仇士良控制，最終郁郁而終，仇士良曾經(jīng)教過自己手下的宦官，皇帝想要干什么都可以，想玩讓他玩，要女人給女人，就是不能讓他讀書，一旦讀了書他就會想要掌控權力，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唐朝的宦官之禍始于中期，那個時候，因為地方節(jié)度使的割據(jù)，唐朝皇帝很怕自己手下的節(jié)度使也割據(jù)，于是就派自己的家奴宦官作為監(jiān)軍監(jiān)視將領，以掌控軍權，說到底 是為了政治平衡，避免再一次出現(xiàn)安史之亂那樣的局面。
唐朝宦官崛起之路：皇帝精心策劃出來的權力格局
我們知道，唐代宦官專權，相較于其它朝代更為嚴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指出，“唐之宦官，其勢十倍于漢、宋”。而我們回顧 歷史 就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情況實際上與當時的文臣武將的不堪重用有著很大的關系。仔細分析一下唐朝的各方勢力，宦官的崛起，本質(zhì)上是皇帝出于平衡政治的需要，是皇帝維系統(tǒng)治的一種手段。
在任何朝代，武將都是受猜忌比較嚴重的對象，安史之亂后，皇帝對武將的信任降到冰點。高仙芝聽說封常清在前線失利，就退保潼關，況且他有忘恩負義和貪財?shù)那翱疲@時候還有俠肝義膽的哥舒翰為候補，朝廷怎能不懷疑高仙芝的忠誠度？哥舒翰借手握兵權之際誣陷忠臣安思順，他雖沒有聽取部下“清君側”的建議，但是強行吞并灞上軍、擅殺楊國忠的部將，在朝廷看來不明顯有不臣之心了嗎？唐玄宗只有讓他出關作戰(zhàn)，以化解隨時可能發(fā)生的兵變。
安史之亂平定還未徹底平定，皇帝開始迫不及待處理武將，但是這些武將紛紛擁兵自重。來瑱面對皇帝的調(diào)令，竟然暗示部將上表請求留任。 李光弼面對京城淪陷竟然按兵不動，還擅自帶兵回徐州拒不入朝。仆固懷恩養(yǎng)寇自重，他感覺朝廷偏袒河東，就坐看京城淪陷；朝廷欲解除兵權，他就與河東兵戎相見，失敗后又引外軍準備打關中。 郭子儀始終讓皇帝缺乏安全感，兒子郭曖“醉打金枝”，唐代宗以“不癡不聾，不做家翁”和解，這不是皇帝心腸好，而是不敢把矛盾公開化。對于這些動不動就要擁兵自重、耀武揚威的武將，哪個皇帝還敢再輕易信任？
唐朝本身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前期諸王的權力非常大，李世民又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李淵只好不斷生孩子來給他添堵。武則天對李姓宗室嚴密監(jiān)視并大肆屠殺，大臣仍然幫助他們獲得了最高權力，武則天的身體很快垮掉。李隆基也是靠發(fā)動政變當上了皇帝，使得他對宗室防范更甚，讓兒子們住進了別墅級的牢房——十王宅、百孫院，宗室諸王都處于皇帝的嚴密監(jiān)視之下，最終還是被太子李亨奪了皇位，過上了悲慘的晚年生活，此后皇帝大都把諸王集中安置，終唐之世沒有變化。
唐肅宗眼看著建寧王和太子的關系，就像李世民和李建成一樣，為了防止“玄武門之變”重現(xiàn)，最終促成了建寧王被殺的悲劇。但是，唐朝仍然沒有擺脫宗室相殘的詛咒，張良娣想擁立越王李系，太子李豫與李輔國合作保住了皇位，唐肅宗在重病期間被嚇死。對于有爭奪皇位傳統(tǒng)的宗室，皇帝對他們更加嚴密防范，即便是這樣，唐順宗在位不足200天，就被兒子逼迫禪位，最后不明不白的死去，唐人小說《辛公平上仙》被高度懷疑是描寫順宗被殺的隱事。唐憲宗把十王宅、百孫院被合稱為“十六王宅”，諸王連自己的生活都需要仰仗家奴，徹底斬斷了宗室作亂的萌芽，李唐皇子從此“雖以國王之，實與匹夫不異”。
外戚對李唐開國的貢獻十分大，因此唐朝在外戚問題上先天不足，皇后常常干涉朝政，外戚把握中樞大權。李世民曾打算立最賢能的蜀王李恪為太子，因長孫無忌的強烈反對只好作罷，太宗在長孫皇后死后十幾年都不立后，根本上是不敢和長孫氏的勢力決裂。高宗初期，長孫無忌是帝國的權力核心，他憑空生出一場大案，把反對派一網(wǎng)打盡，高宗替自己的哥哥妹妹求情都不給情面，后來高宗與武則天達成政治聯(lián)盟，才消滅了長孫氏的勢力。高宗駕崩后，武氏外戚勢力迅速崛起，武則天不僅改朝換代，還大封娘家人為王侯，他們?yōu)榱酥\奪繼承權無所不用其極，唐朝的外戚勢力走向了頂點。
李唐光復后，武氏勢力尚存，韋皇后大力提拔韋氏家族掌握實權，形成武韋專政集團，唐中宗不僅被帶綠帽子，還被毒殺。唐玄宗開始對外戚防范甚嚴，王皇后因干預政事被廢，之后他就不立皇后，并分離了外戚的政治權力，但是寵幸楊貴妃就不好了，楊國忠直接激發(fā)了安史之亂。之后，唐朝不立皇后的現(xiàn)象頻頻出現(xiàn)，外戚勢力由此被強力壓制，尤其在唐憲宗之后，許多后妃的出身都不太高貴，也就沒有了強大的外戚勢力。即使是“七朝五尊”的郭太后，出于皇帝的壓制和自身的謹慎，郭家勢力不可避免走向衰落。
文官是治理國家的主力，王朝更需要他們政治上的支持，但是有的文臣為子孫后代謀利，不愿意為國家盡力。裴炎被高宗任命為顧命大臣，不愿與韋玄貞分權，就聯(lián)合武則天廢黜唐中宗，導致大權落入武則天手中。宰相張柬之等人雖然光復李唐，但是唐中宗不得不防止大臣逼宮之事重演。唐玄宗對權力的占有和分配都非常敏感，他當政的前期，宰相從來沒有干長久的，后期就有點管不住了，李林甫大權獨握，弄得朝綱紊亂，又使安祿山勢力坐大；楊國忠專權誤國，讓盛唐瞬間化為烏有。
安史之亂后，一些文臣的品節(jié)著實讓皇帝失望。宰相元載曾幫助唐代宗鏟除權宦，但此后日益跋扈，并且四處貪污，朝堂上因此烏煙瘴氣，最終被賜死獄中。德宗重用的文臣一個比一個壞，盧杞排擠忠良，釀成朱泚、李懷光叛亂，長安一度淪陷到叛軍手里；裴延齡弄術造假的手段空前蓋世，到了唐憲宗時期才被徹底揭穿；白志貞大肆收受賄賂，任由紈绔子弟在神策軍吃空餉，德宗在危難之際竟招不來一兵一卒，大唐天子徹底顏面掃地，徹底撕碎了皇帝同文臣之間脆弱的聯(lián)系，而文臣不可輕信的情況，成了唐德宗在位后期的一個真實寫照。
重用武將，現(xiàn)有的藩鎮(zhèn)已經(jīng)很頭疼了；重用宗室，說不定又來一次政變；重用外戚，可能會再出來個武則天；重用文臣，佞臣把大唐坑得夠慘了。在皇帝看來，只要是“帶把兒”的，都首先考慮家族的利益，于是他們把目光鎖定在了宦官身上。
首先，宦官與皇帝感情深厚?；鹿倥c皇帝朝夕相處，所以很容易得到皇帝異乎尋常的信任，他們比大臣更了解皇帝，甚至與皇帝進行不為人知的溝通，他們甚至可以利用皇權影子的身份，為皇帝干臟活。李輔國敢逼壓唐玄宗、監(jiān)視百官，都是唐肅宗的縱容和默許；程元振、魚朝恩等人誣陷功臣名將，根本上是唐代宗有意削弱藩鎮(zhèn)的“白手套”。
其次，宦官沒有篡權的動力。這是最關鍵的，宦官沒有有傳宗接代的能力，是被鄙視的群體，說好聽點是宮廷內(nèi)侍，說難聽點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根本沒有當皇帝的資格?；鹿偌词鼓軝鄡A天下，也得不到別人內(nèi)心的尊重，面對藩鎮(zhèn)和士人的壓力，宦官集團雖然并不忠于哪一個皇帝，對其真有身為“家奴”、甘愿被生殺予奪的自覺，但不得不忠誠并竭力維護大唐王朝的社稷。
因此，從唐玄宗開始，唐朝皇帝就有意擴大宦官的權力，安史之亂爆發(fā)后，宦官的權利迅速膨脹，并不斷制度化：唐玄宗讓宦官在朝廷內(nèi)監(jiān)督官員，在朝廷外監(jiān)督武將；唐肅宗把宦官引入中樞來鞏固皇權，并大力強化宦官監(jiān)軍制度；唐代宗雖然強力震懾宦官，但又不得不保留宦官制度；唐德宗不僅把宦官監(jiān)軍制度化，還把神策軍交給了宦官；唐憲宗再次加強宦官兵權，又給了宦官樞密使權力，朝廷內(nèi)部形成了兩中尉和兩樞密的“四貴”，唐朝已正式進入了宦官政治。
唐代宦官曾有過種種劣跡，但面臨外擾內(nèi)亂、各種矛盾尖銳、皇權衰弱的情況下，宦官作為皇帝的心腹和助手，對維護中央權威曾經(jīng)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張皇后以越王李系謀亂，李輔國幫助太子李豫消除了登基的阻力，避免了又一場皇室內(nèi)亂；唐代宗出逃陜州，各地藩鎮(zhèn)按兵不動，只有宦官魚朝恩率先領軍保駕；奉天之難中，文臣武將相繼失節(jié)，只有宦官霍仙鳴、竇文場等人隨行唐德宗護駕。由于順宗身體原因和政局變動，俱文珍積極擁立背景雄厚的憲宗皇帝；吐突承璀圖謀另立太子，王守澄先下手才保住了穆宗的皇位；唐敬宗遇害，王守澄等擁立更有資格的江王李昂，防止宮廷政變進一步擴大。
在地方上，唐中央在叛服不常的跋扈藩鎮(zhèn)派駐宦官監(jiān)軍，他們盡管不能施展全部職能，但它仍是中央統(tǒng)治的象征，構成了中央與藩鎮(zhèn)聯(lián)系的橋梁。而在中央政令所及的藩鎮(zhèn)，監(jiān)軍則能以“常駐大使”的身份，忠實貫徹皇帝旨意，起到“監(jiān)護統(tǒng)帥，鎮(zhèn)靜邦家”的作用。另外，當藩鎮(zhèn)發(fā)生軍將逐帥、藩帥病重或亡故等重大軍情，監(jiān)軍把這些信息及時上奏，成為朝廷了解藩鎮(zhèn)的另一條通道。
同時，宦官內(nèi)部也存在殘酷的斗爭，更需要獲得皇帝的支持。唐朝開始專權的幾個大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俱文珍等人，都是皇帝通過分化、打擊把他們整掉。對皇帝而言，文臣未必比宦官更值得信任，宦官根本不需要徹底鏟除。唐文宗只會死讀《貞觀政要》，完全不懂朝堂平衡之道，在關鍵時刻意志不堅定，幾乎讓宦官成了斷線的風箏，幸好接下來唐武宗與李德裕巧妙配合，宦官的勢力大有被連根拔起的勢頭。唐宣宗明察秋毫，讓宰相與宦官相互制約，在他當政期間，宦官們各個低調(diào)守法。
當朱溫把宦官被殺光之后，后宮里再也沒有那些不男不女的聲音，朝廷內(nèi)外一時稱快，宦官干政問題終于徹底搞定，但是唐朝不久就滅亡了?；鹿僮鰹橐环N毒瘤，并沒有壽終正寢，朱溫一朝之后，割據(jù)一方的藩鎮(zhèn)自立為帝，內(nèi)部時常發(fā)生武將奪位的情況，宦官集團再度崛起。
后唐李存勖對功臣宿將多有猜忌之心，加上宦官張承業(yè)品行難能可貴，還輔佐自己成就霸業(yè)，讓李存勖覺得還是宦官忠心，于是他讓宦官擔任諸司使或充作藩鎮(zhèn)監(jiān)軍，后唐的宦官勢力與唐末沒什么不同。后晉石敬瑭當了“兒皇帝”后雖推誠以安撫藩鎮(zhèn)，但各地仍不服，武將叛亂頻發(fā)，弄得石敬瑭對士人極不信任，他又像后唐那樣重用宦官，使宦官勢力重新抬頭。
南漢劉 認為文臣武將都有可能謀反，不如無后的宦官值得信任，使得宦官的勢力到了濫觴的地步。劉鋹干脆采取“欲當高官，必先自宮”的政策，弄得滿朝皆是無根之人。前蜀王建對文武大臣更不放心。他為了制衡文武大臣，把軍政大權交給宦官唐文扆。他擔心太子將來鎮(zhèn)不住文武元老，不得不讓宦官宋光嗣掌握軍權。
可以看出，在中央權威衰落的情況下，宦官是皇帝對抗文臣武將的一股勢力?；鹿偌葲]有 社會 地位，又沒有后代，他們清楚自己的權利來于主人，只有主人在，他們才有存在的價值，宦官集團成了半癱瘓朝廷的保護者?；鹿俑烧m引起皇帝的不滿，但不會把他們一網(wǎng)打盡，因為既投鼠忌器，又得不償失，皇帝只能在宦官內(nèi)部借力打力維持權威，當唐昭宗在藩鎮(zhèn)的幫助下鏟除了宦官集團之后，大唐也就完了。
東漢、唐代和明代三朝的宦官之禍，是如何影響帝國國祚的？
自先秦時期開始，宦官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宮廷之中或王室府邸之內(nèi)了。這一時期的宦官通常都是以"家奴"的身份出現(xiàn)，并不具備任何政治影響力。自漢代開始，隨著君主專制制度的逐步確立和鞏固，宦官也隨之走向了政治舞臺，并萌生了與皇帝爭奪皇權的念頭。
自漢代開始，到明代為止，曾發(fā)生過多起宦官之禍：其中以東漢末年、唐代中后期和明代中后期的幾次宦官之禍較為嚴重。那么這三次宦官之禍，都是如何形成的呢？又各有哪些特征呢？
"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熟悉三國 歷史 的人應當不會對這句話感到陌生。而導致東漢末年遍地割據(jù)政權的情況出現(xiàn)的根本原因，正是宦官之禍。
自西漢開始，外戚集團就逐步登上政治舞臺并成為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從西漢初年呂后獨攬大權開始，外戚集團就一直是漢帝的主要斗爭對象。雖然外戚和皇帝常常在各個領域發(fā)生沖突，但外戚集團本質(zhì)上是不想顛覆漢帝的地位的，只是想要奪取皇權使自己成為漢帝國的實際統(tǒng)治者。但即便如此，也是漢帝所無法容忍的。
為了遏制外戚勢力的發(fā)展，漢帝通常以啟用宦官的方式來與之對抗。由于當時的漢帝并不具備建立絕對君主制的基礎，因此只能讓宦官去取代外戚集團的地位。但是當這種情況真實發(fā)生后，又引發(fā)了官僚集團和宦官集團的對立。
宦官集團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地位，便假借皇帝之名對官僚集團痛下毒手，由此引發(fā)了東漢末年劇烈的政治變動。
當然，宦官集團的崛起和擅權，其實并不是導致東漢末年群雄割據(jù)的直接原因。但東漢末年的動亂，確確實實是自宦官擅權之日開始的。 無論東漢王朝后期是外戚集團還是宦官集團的崛起，都必然意味著皇權會隨之同步下降。為了遏制宦官集團的發(fā)展趨勢，漢帝只好啟用各地的武裝力量"進京勤王"。有了武將的介入，手無縛雞之力的宦官集團自然會被輕易鏟除。
但是新的問題隨之接踵而至，那便是武將集團的地位和影響力快速提升。 縱觀東漢朝野上下、朝廷內(nèi)外，都找不到新的第三方勢力能夠加以制衡。再加上武將們擁兵自重，直接導致漢廷進一步失去了往日的影響力，最終演化成了后來的群雄割據(jù)和魏蜀吳三足鼎立的局面。
自安史之亂過后，歷代唐皇都對外臣（尤其是地方節(jié)度使）保持著高度警惕。再加上唐皇認為朝廷政治中樞的官僚集團不可用，因此便也萌生了啟用宦官集團的念頭。相比起地方節(jié)度使，似乎宦官確實更加容易控制一些。
自唐德宗時期開始，唐皇重點提拔了宦官的地位，并讓其統(tǒng)領衛(wèi)戍中央的禁衛(wèi)軍。隨著唐廷影響力的逐步回升，宦官的影響力也同步得到了擴大，為后來宦官禍亂唐廷埋下了伏筆。
經(jīng)過安史之亂后，唐皇的權威和地位雖然有所下降，但是對政治和權力的敏感度卻并沒有因此降低。 在逐步意識到宦官掌權會給朝廷和帝國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之后，唐皇也開始嘗試削弱宦官集團勢力。但問題在于，唐皇選擇了和漢帝相同的做法，那就是借助武將集團的力量來摧毀宦官獨攬朝政的局面。
如此，唐帝國便陷入了和東漢帝國一樣的困境，那就是在宦官勢力被清除之后又陷入了武將擅權自重的局面之中。 當宦官之禍被根除之后，唐皇反而找不到新的勢力能夠消除武將之禍。由于末代唐皇并未吸取東漢末年的 歷史 教訓，因此最終只得無奈面對帝國覆滅的結局。
明代的宦官之禍，向前最早可追溯至明英宗時期。具體的代表人物，則是導致明軍折戟土木堡的宦官頭子王振。不過好在王振也同樣命喪于土木堡之變之中，沒有機會回到明廷繼續(xù)禍亂朝政。
雖然在王振死后至奪門之變發(fā)生的這段時間里，宦官勢力雖然陷入了低谷；但是在奪門之變發(fā)生后、明英宗重用有擁立之功的曹吉祥后，明代的宦官之禍后出現(xiàn)了新的苗頭，即汪直之禍。
宦官汪直在取得明憲宗信任之后，在朝中的地位不僅較明英宗一朝的王振有所提升，在京師之外的影響力也十分大。對此，《明史·汪直傳》中曾有相關記載：
而到了明熹宗一朝，大宦官魏忠賢則登上了政治舞臺。在魏忠賢擅權的時日里，皇帝的存在感降到低點。明末朝政混亂，也與魏忠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直到崇禎一朝，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勢力才遭到毀滅性打擊。而此時的明帝國，也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
無論是王振、曹吉祥、汪直、劉瑾還是魏忠賢，這些權傾朝野的宦官與漢代、唐代的宦官都存在著本質(zhì)的不同。 明代宦官之所以會擁有如此大權，都是明皇所授予的。也就是說，只要明皇愿意，便隨時可以將權力從宦官手里收回。
但即便如此，明代的幾次宦官之禍還是實實在在的發(fā)生了。 因此，幾代明皇都應當為這幾次宦官之禍負責任。 若不是因為明皇的個人喜惡問題，根據(jù)明代的權力結構來看，是不應當會發(fā)生如此之嚴重的宦官干政、禍國殃民的情況的。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史，會發(fā)現(xiàn)有外戚集團稱帝的例子、有地方武將或總攬軍政的最高長官割據(jù)自立進而稱帝的例子、也有宗室內(nèi)斗，進而"另立門戶"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查找，都找不到宦官篡權稱帝的例子。
由于宦官身份的特殊性，以及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對宦官地位的鎖定；這意味著不管是哪個封建王朝的宦官，都不具備任何稱帝的可能性。也正是因為如此，宦官反而成為了皇帝值得信賴的人。
正是有這種心態(tài)和客觀事實存在，才導致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都常常會以宦官為制衡朝政，使權力恢復均衡的重要工具。一旦對宦官的控制稍微松懈一些，則會引發(fā)更加嚴重的宦官之禍。而宦官之禍，其破壞力卻遠遠不亞于武將之禍和外戚之禍。
參考文獻：
【1】《明史·汪直傳》
【2】《舊五代史·梁太祖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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