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爆發(fā)的過程是什么樣的,其思想意識是什么樣的

義和團由山東、直隸一帶的義和拳、民間秘密結(jié)社和練拳習武的組織發(fā)展而來。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事變”，從某種意義上是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xiàn)的各種矛盾的一次總爆發(fā)

運動過程

冀魯爆發(fā)

由于德國在山東的侵略行徑，使得山東人民對外國侵略者極為反感。早在1897年就發(fā)生了巨野教案，山東巡撫李秉衡因此被貶職。在此之后，山東的民教矛盾有增無減。

1897年，山東冠縣飛地梨園屯(今邢臺市威縣)村民與教堂因歷史上的土地糾紛引起沖突。威縣梅花拳師趙三多應村民閻書勤等的邀請，前往援助。后趙三多將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

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朝廷，認為義和拳本屬鄉(xiāng)團，建議“改拳勇為民團”。并明確說義和拳就是“義和團”，在清朝官員中首次提出了“義和團”的概念。同年10月趙三多等人在冠縣飛地蔣家莊(今邢臺市威縣)豎起“扶清滅洋”的旗幟“起義”，遭清軍鎮(zhèn)壓而失敗。

次年(1899年)，山東平原縣知縣蔣楷鎮(zhèn)壓義和團，當?shù)亓x和拳首領李長水請求荏平、高唐等地的義和拳首領朱紅燈支援，朱紅燈在杠子李莊整齊隊伍正式豎起了“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旗幟。10月11日，蔣楷率領勇役數(shù)十人前來鎮(zhèn)壓，被義和拳打敗。這次事件后來被稱為“平原起義”。

后來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來鎮(zhèn)壓，在森羅殿戰(zhàn)斗中擊敗義和拳。其后清軍游擊馬金敘活捉義和拳首領朱紅燈、心誠和尚等人。當時的山東巡撫是毓賢，他仇視外國侵略者，對民眾反基督教情緒比較同情。他罷免了蔣楷、袁世敦等，對義和拳采取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措施，有說法指出正是毓賢改拳為團，還向朝廷上奏將民教矛盾的責任歸結(jié)于教會一方。其態(tài)度遭到外國敵視，在列強交涉下毓賢被革去職務。但毓賢對義和拳也進行了鎮(zhèn)壓，在其離職前下令將朱紅燈、心誠和尚、于清水等義和團首領殺害。1899年12月，袁世凱代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

轉(zhuǎn)入直隸

1899年，袁世凱在濟南就任山東巡撫后，對義和團始終持敵對態(tài)度，在其任山東巡撫后嚴格限制義和團的活動，并從1900年6月開始血腥鎮(zhèn)壓復起的義和團。1900年春，義和團開始向直隸等地轉(zhuǎn)移。清政府嚴禁義和團，先后派出多批軍隊參與鎮(zhèn)壓。

1900年5月12日，淶水縣高洛村發(fā)生教案，練軍分統(tǒng)楊福同前往彈壓。5月22日，數(shù)千義和團在石亭設伏擊斃楊福同，被稱為“淶水大捷”。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為震驚。

隨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隸中部蘆保鐵路沿線約3萬義和團占據(jù)了涿州城，知州龔蔭培無計可施，便絕食坐以待斃，這是義和團占據(jù)和控制的第一個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聶士成等參與鎮(zhèn)壓，與義和團多次交戰(zhàn)。但此時直隸地區(qū)的義和團運動已呈現(xiàn)出“誅不勝誅”的局面。

列強介入

義和團的迅猛發(fā)展，殺害外國傳教士使外國聯(lián)軍大為恐慌，他們紛紛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消滅義和團。實際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多次發(fā)布嚴禁義和團的上諭并組織軍隊進行圍剿。但由于多種原因，一時難以撲滅義和團。在北京北堂(西什庫教堂，當時是中國天主教的總堂)主教樊國梁的建議下，列強遂于1900年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館衛(wèi)隊”進入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絕，后被迫于31日同意，但提出“每館以二三十人為率”，結(jié)果列強先后派出400多人進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后來外國聯(lián)軍又派遣西摩爾帶領2000人前往北京，這些行為對清政府形成了嚴重威脅。

對此，清政府一面繼續(xù)發(fā)布鎮(zhèn)壓義和團的命令以消除列強派兵的理由，一面又調(diào)集軍隊進入北京以防不測。對外國人抱有敵意的董福祥所率領的武衛(wèi)后軍(甘軍)即在6月9日被調(diào)入北京駐守，6月11日，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爾聯(lián)軍，在永定門外被甘軍所殺。事后，大臣榮祿親赴日本使館道歉。

列強向北京強行進軍和義和團抵御外國軍隊，使清廷對義和團的態(tài)度開始出現(xiàn)轉(zhuǎn)變。面對列強咄咄逼人的態(tài)勢，清廷內(nèi)部主和與主戰(zhàn)，主剿與主撫的分歧更加嚴重。清政府于6月5日派趙舒翹和何乃瑩，6月6日派剛毅去涿州“勸散”義和團，實為考察情況。結(jié)果剛毅的態(tài)度是“力言拳民可恃”，趙舒翹等也贊成采取招撫的措施。再加之載漪等官僚的鼓動，清政府逐漸開始承認義和團為合法組織，這種態(tài)度直接導致6月初義和團大量進入北京。從6月10日起，在清朝官員的默許下，義和團開始大量進入北京。在初期，義和團與北京的外國人關系緊張，但并未發(fā)生大規(guī)模流血事件。6月12日“今晨探報，東華門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牽而北去。是為義和團入京第一次肇禍也”。(《庚子大事記》)。有論者認為這起事件很可能與克林德擅自拘捕路過使館區(qū)的義和團員有關，北京的局勢迅速惡化。

在使館衛(wèi)隊入京后，以德國公使克林德為首的部分外國外交人員一味使用武力解決問題?？肆值聨ьI水手一排行于內(nèi)城之上，發(fā)現(xiàn)有沙地有義和團練習，即毫不遲疑發(fā)令開槍，當場打死二十余人(《庚子使館被圍記》)。此后使館衛(wèi)隊開展了“獵取拳民行動”，多次主動攻擊義和團員，這種行為反而使得局面更加失控，憤怒的義和團在北京到處焚燒教堂和屠殺無辜基督教徒，并殃及今前門大街外的大柵欄地區(qū)，“京師富商所集也，數(shù)百年精華盡矣”。

主和派官員袁昶指責克林德說：“門吏等方與步軍統(tǒng)領議彈壓京城內(nèi)外，遵旨嚴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鄰釁。不意德克使闇于事機，擅自拿辦拳匪，以致激變”。而克林德本人則在6月20日去總理衙門交涉時與神機營章京恩海相遇，并被后者射殺，釀成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對外宣戰(zhàn)

在局勢緊張的情況下，慈禧太后連續(xù)召開御前會議，并最終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聯(lián)軍進京的決策，其中重要的一條決策便是對外宣戰(zhàn)。清政府對外宣戰(zhàn)的原因眾說不一，但大多認為慈禧太后的意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清廷對外開戰(zhàn)的決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對，但主和派在斗爭中失勢，五位主和派大臣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聯(lián)元在其后聯(lián)軍逼近北京時先后被殺。清政府以發(fā)布上諭的形式對外“宣戰(zhàn)”。此時距大沽口失陷已有四天。

清廷的宣戰(zhàn)詔書并未提名向何國宣戰(zhàn)，也未將宣戰(zhàn)文告遞交外國使節(jié)，在戰(zhàn)爭中，清朝與列強始終保持外交關系。故有人認為清廷宣戰(zhàn)徒有虛名，只不過是一個動員令而已。

圍攻使館

從克林德被殺之后，在北京的外國使館便成為攻擊的目標。清廷圍攻使館的動機也是一樁爭論不休的懸案。當時在北京的清軍和義和團對于據(jù)守使館區(qū)和西什庫教堂的外國軍隊有壓倒性優(yōu)勢，卻始終不能攻下。這與清政府的實際決策者慈禧太后有關，她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進攻使館。

慈禧后來談起此事說：“依我想起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zhí)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雖是沒攔阻他們，但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饸庖贿^，我也就回轉(zhuǎn)頭來，處處都留著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庚子西狩叢談》)

清軍多次停止進攻使館，還向使館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資。對使館的圍攻一直持續(xù)到北京被聯(lián)軍攻陷，解圍后法國公使前去西什庫教堂看望樊國梁主教，他們“互慶余生，擁抱為禮”。

戰(zhàn)爭擴大

外國聯(lián)軍不顧清政府的阻攔，正式組建八國聯(lián)軍，由在級別最高的英國軍官西摩爾為統(tǒng)帥，美國軍官麥卡加拉為副統(tǒng)帥，率軍自天津向北京進發(fā)，有論者以此為八國聯(lián)軍侵華的標志。但由于沿途鐵路許多已被義和團拆毀，再加之義和團與甘軍的不斷進攻，西摩爾在楊村陷入困境，被迫后撤，又在歸途中遭到義和團與聶士成部的攻擊，最終敗回天津租界。

西摩爾提到此次戰(zhàn)斗時說“義和團所用設為西式槍炮，則所率聯(lián)軍必全軍覆沒”。中國史學家將這次戰(zhàn)斗稱為“廊坊大捷”。

在廊坊義和團與西摩爾交戰(zhàn)同時，列強繼續(xù)集結(jié)兵力，并于6月16日向大沽口炮臺中國守軍下達最后通牒，要求交出炮臺，遭拒絕。次日，距通牒限定的時間還差70分鐘，列強的軍艦即與守軍交火，守軍力戰(zhàn)不敵，大沽口失陷，守將喀什噶爾提督羅榮光犧牲(也有后來在天津自殺一說)。

天津保衛(wèi)

在大沽口失陷后，清軍和義和團對外國侵略軍進行了積極抵抗。義和團首領曹福田與張德成等分別帶領義和團進入天津攻擊侵略軍，直隸總督裕祿以禮相待。義和團在清軍幫助下進行了紫竹林之戰(zhàn)和老龍頭之戰(zhàn)。直隸總督裕祿也在奏章中提到義和團的功績。但同時聯(lián)軍也迅速增強了兵力，日軍進攻紀家莊，擊敗義和團，然后與其它聯(lián)軍夾攻聶士成，聶士成部因寡不敵眾而失敗。聶士成于八里臺殉國。

聶士成犧牲后，馬玉昆等清軍將領對義和團的態(tài)度變化。馬玉昆部讓拳民充先鋒，卻在后面槍殺拳民。例如在夜間攻打租界的戰(zhàn)斗中“華兵在后，義和團在前，合攻租界;洋兵開排槍御之，天明而止，計轟斃義和團二千余名……拳眾持刀前行，洋兵開槍轟擊，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槍擊死。故是夕拳眾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后來抵達天津的宋慶也“遇團即殺”。結(jié)果是“半日間城內(nèi)外樹旗設壇者皆散去”，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聯(lián)軍卻在做好充分準備后對天津發(fā)動總攻。經(jīng)過血戰(zhàn)，聯(lián)軍在漢奸的指導下炸開城墻攻入城中，天津失陷。聯(lián)軍設立“天津都統(tǒng)衙門”對天津進行殖民統(tǒng)治。

東南互保

在清廷對外“宣戰(zhàn)”之后，部分清朝地方官員抵制朝廷對外開戰(zhàn)的決定，與外國達成協(xié)議，維持和平局面。其中以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的表現(xiàn)最為積極。在買辦官僚盛宣懷的策劃下，由上海道余聯(lián)沅同各國駐上海領事會商，制定《東南保護約款》和《保護上海城廂內(nèi)外章程》，規(guī)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各省由各省督撫保護。后來參與東南互保的清朝地方官員不斷增多，此后，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等、四川總督奎俊，都對“東南互?！北硎局С?。閩浙總督許應骙簽訂《福建互保協(xié)定》，實際實行東南互保的省份擴大到東南地區(qū)的十余個省份。

清政府對于地方督撫，一方面要求“勿再遲疑觀望，迅速籌兵籌餉，力保疆土”，進行備戰(zhàn)。一方面卻又表示宣戰(zhàn)是出于“萬不得已之苦衷”，要求“爾沿海沿江各督撫惟當凜遵迭次諭旨，各盡其職之所當為，相機審勢，竭力辦理”，實際上有默許東南各省督撫“相機審勢”的意味。在北京失陷后清政府正式承認了“東南互?！钡暮戏ㄐ?。

從客觀上看，東南互保使東南地區(qū)得以免遭侵略軍的破壞，對東南地區(qū)起到了保護作用。但同時東南互保也使外國侵略軍免除了后顧之憂，得以集中力量進攻華北，大大增加了華北地區(qū)軍民反侵略斗爭的壓力。因而東南互保在當時就受到了批評。浙江按察使容銓對此上疏道“東南各省督撫，謬托保守大局之名，定約九條，實則為茍且偷安之計”“漠視朝廷，忍欺君父!”也有官員指出李鴻章實行東南互保“糾合十余省督撫，保護外洋商務，使敵國無糧餉匱絕之虞，并力抗我”。

沙俄入侵

沙俄除了派兵參加八國聯(lián)軍入侵華北以外，還派出軍隊入侵我國東北，從7月開始，沙俄軍隊分數(shù)路大舉入侵東北地區(qū)，最后攻陷鐵嶺，東三省淪陷。沙俄還自7月制造了慘絕人寰的海蘭泡慘案與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屠殺大批中國平民。面對沙俄的侵略，中國軍民奮勇抵抗，璦琿副都統(tǒng)、漢軍鑲黃旗人楊鳳翔力戰(zhàn)犧牲，黑龍江將軍壽山自殺。東北各地人民參加六合拳和忠義軍等各種抗俄組織，堅決抵抗侵略軍。

京郊阻擊

八國聯(lián)軍在受到清軍和義和團重大殺傷后，攻占北倉。北倉失陷前，已任巡閱長江水師大臣的李秉衡帶兵入京“勤王”，并在與慈禧太后的會面中堅決反對與外國議和。于是慈禧 派其率軍抵御聯(lián)軍，河西務，與聯(lián)軍交戰(zhàn)，諸軍潰敗。李秉衡亦在通州張家灣自殺殉國。

北京失陷

8月13日，聯(lián)軍進抵北京城下，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國聯(lián)軍對北京發(fā)動總攻，并攻破東直、朝陽、東便、廣渠各門進入北京，董福祥的甘軍和義和團堅持抵抗，而此時的慈禧見勢不妙，遂帶領光緒帝、隆?；屎蟮扰c部分王公、太監(jiān)于15日晨出神武門西逃。聯(lián)軍繼續(xù)進攻北京，經(jīng)巷戰(zhàn)后于16日攻陷北京。12月10日列強成立管理北京委員會對北京進行統(tǒng)治。北京失陷也標志義和團運動失敗。

聯(lián)軍暴行

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后兵分數(shù)路，向南進犯保定，向西進犯山西，向北進犯張家口和山海關，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

屠殺：聯(lián)軍對待中國官員極為兇狠，護理直隸總督廷雍便為聯(lián)軍所殺。而一般百姓更加悲慘，當時有人記載“城破之日，洋兵殺人無算，……但聞槍炮轟擊聲，婦稚呼救聲。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驅(qū)華人舁而埋之，畚鐳既畢，即將舁尸之人盡行擊斃，亦埋坑中?！蠹s禁城之內(nèi)，百家之中，所全不過十室。今高門大宅，尚有虛無一人而遺尸未斂、蛆出戶外者。雖青燐屑、揚州十日記，何以過之!”

英國記者辛普生也記載他目擊的情況：“ 法國步兵之前隊路遇中國人一團，其內(nèi)拳匪、兵聯(lián)軍斬殺被俘的義和團丁、平民相與攙雜，匆遽逃生。法國兵以機關槍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機關槍即轟擊于陷阱之中，約擊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搶劫： 聯(lián)軍占領北京之后，曾特 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20世紀初有報道稱，各國洋兵“俱以捕拿義和團、搜查軍械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槍，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戶踹門而入。臥房密室，無處不至，翻箱倒柜，無處不搜。凡銀錢鐘表細軟值錢之物，劫擄一空，謂之擾城。稍有攔阻，即被戕害”。傳教士也不甘落后，樊國梁主教僅在一處王府家里就搶去財物珍寶約值一百萬兩銀子。

凌辱婦女：“聯(lián)軍嘗將其所獲婦女，不分良賤老少，盡驅(qū)諸裱褙胡同，使列屋而居，作為官妓。其胡同西頭，當徑設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東頭為出入之路，使人監(jiān)管，任聯(lián)軍人等入內(nèi)游玩，隨意奸宿”。

11月方才抵達北京的八國聯(lián)軍統(tǒng)帥瓦德西承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shù)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shù)必極重大無疑”?！坝忠驌尳贂r所發(fā)生之強奸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shù)極屬不少，亦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簽訂辛丑

為了收拾殘局，清廷啟用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與外國談判。經(jīng)過談判，1901年，清廷最終與十一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內(nèi)容：

一、清廷派專使為克林德事件向德皇道歉，并在北京為克林德立牌坊。

二、處置“禍首”。主戰(zhàn)派大臣有的被處死或賜死，如啟秀、徐承煜、趙舒翹、毓賢、載勛等，有的被發(fā)配邊疆，如載漪、載瀾等，有的被解職，如董福祥等，也有的被削去生前的恩典，如李秉衡、徐桐、剛毅等。

三、以那桐為專使大臣，向日本天皇為杉山彬事件道歉。

四、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損壞或污瀆的外國墳墓由各國使館重新恢復，中國為北京附近的每處墳墓付款一萬兩銀，為外省的每處付五千兩銀。

五、兩年內(nèi)禁止中國進口軍火。

六、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

七、劃定使館區(qū)，不準中國人居住。

八、拆毀大沽口炮臺。

九、外國可以在北京至山海關之間駐扎軍隊。

十、清政府保證鎮(zhèn)壓排外行為。

十一、中國改善水道，以改善對外貿(mào)易。

十二、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位于六部之上。

余部抵抗

慈禧在出走時發(fā)布上諭，將戰(zhàn)爭的責任推到義和團頭上，并命令各地清軍予以剿殺。義和團迅猛的發(fā)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態(tài)度變化后，許多義和團組織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義和團堅持抵抗。劉呈祥帶領義和團在天津郊區(qū)抵抗侵略軍，保定義和團首領周老昆率部在山區(qū)堅持戰(zhàn)斗，義和團首領郭逢春在廣昌與侵略軍和官軍戰(zhàn)斗。侵略軍在華北的其它許多地區(qū)都遭到當?shù)厝嗣竦姆纯?，只得不停分兵前往?zhèn)壓。

辛丑條約簽訂前后，廣大人民掀起了反抗浪潮。1901年6月，直隸深州、安平等地民眾在田燮經(jīng)領導下，豎起“反清滅洋”的大旗，反抗侵略者和反動賣國的清政府。同年8月祁子剛領導的直隸雄縣起義，也高舉“反清滅洋”旗幟。1901年，川東義和拳散發(fā)揭帖，提出“滅清剿洋興漢”口號。隨后1902年四川紅燈教首領李岡中在資陽起義，四川義和團斗爭開始高漲。同年4月，爆發(fā)景廷賓起義，義和團首領趙三多也參與了起義。景廷賓被推為龍團大元帥，豎起“官逼民反”、“掃清滅洋”兩面大旗，殲滅來敵七十余人。起義隊伍很快發(fā)展到三、四萬人，勢力遍及冀、魯、豫三省24個縣。7月25日，起義軍被鎮(zhèn)壓，景廷賓被害。

思想意識

愛國思想

義和團具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對外國的侵略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十分痛恨。他們表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還有些義和團組織更希望能使國家從屈辱的境地擺脫出來，如當時的紅燈照就宣布要以法術“遠赴東洋，索還讓地并償二萬萬之款”。

歐弗萊區(qū)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于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于棟成所發(fā)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蔑我們的圣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筑我們的債臺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占據(jù)上海，蹂躪臺灣，強迫開放膠州，而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p>

排外思想

與愛國思想相對應，義和團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與舉動。這些行為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現(xiàn)象，應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簡單化處理。

一是義和團為抵抗清軍鎮(zhèn)壓或外國侵略軍的進攻而在部分地區(qū)采取的毀鐵路拔電桿的行為，這些舉動是基于戰(zhàn)爭形勢的需要，并不存在仇視外國科學技術的問題。如淶水之戰(zhàn)楊福同被殺后，義和團開始大規(guī)模拆毀鐵路，根據(jù)當時有人的分析，其緣由是“意謂前既拒殺官長，禍必不免，毀路所以阻兵，燒站而死西人，更可圖快?！?《拳事雜記》)。過去有人僅憑義和團的宣傳“拆鐵道，拔線桿 ，緊急毀壞大輪船”就認為這是敵視西方文明的舉動，這是不嚴肅的。

二是部分義和團員基于仇外對西方器物的大規(guī)模毀壞，如“團中云，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后快。于是閑游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記》)此外，義和團還殺害了很多無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這些行為遭到后世論者的極大詬病，認為是封建蒙昧主義的體現(xiàn)。

三義和團是一個松散的組織，在一部分義和團不分青紅皂白籠統(tǒng)排外的同時，另一部分部分義和團并沒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義和團員在實戰(zhàn)中意識到洋槍的優(yōu)點并加以使用，如俄國隨軍記者揚契維茨基說：“街上到處都是扎著紅頭巾的義和團，不過，如今現(xiàn)在他們不僅手持長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著步槍了”。還有一些義和團只要形勢需要，并不拆毀鐵路。如新城某團“其團規(guī)不赴調(diào)出戰(zhàn)，不濫殺教民，不拆鐵路，頗守正?！?《拳匪紀略》)又如在保定西關“鐵路人人自危，皆錯愕不知所為。或獻計曰：‘莫如迎師立廠，拳匪顧念同類，或可免意外之虞?！^察不得已從之，立廠于西關永寧寺，迎師教練，誡毋焚殺。鐵路諸色人等盡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與工役耦居無猜，附省二百余里鐵路得以無恙?！?(《畿南濟變紀略》)。

迷信思想

義和團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這是由于構(gòu)成義和團員主體的中國農(nóng)民在當時缺乏先進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來解釋外國侵略者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當時的義和團普遍認為中國的災難是遇上了“劫運”。稱“劫運到時天地愁，惡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記》)。而災難的源頭就是洋人：“天無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這種認識對義和團的迅猛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義和團也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過迷信儀式達到刀槍不入的效果，如《閉火分砂咒》：“弟子在紅塵，閉住槍炮門，槍炮一齊響，沙子兩邊分”。

宗教迷信觀也是義和團進行宣傳鼓動的形式，義和團在“請神”時“以降神召眾，號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變馀聞》)。用“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等眾神仙”的形式吸引群眾，因而義和團運動中大量充斥著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這些迷信思想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為聯(lián)結(jié)各個義和團組織的紐帶，使義和團在組織松散的狀況下仍能堅持斗爭。義和團的迷信思想成為維持紀律的工具，據(jù)記載，義和團員“其受傷深重而不能復活者，大師兄遍搜其身，或偶攜有他物，則曰是愛財，曾搶藏人物，故致死，萬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輒搶”(《亂中日記殘稿》)，故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義和團能保持較好的紀律。

迷信思想還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在八國聯(lián)軍入侵初期，“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zhàn)事，竟沖頭陣， 聯(lián)軍御以洋槍，死者如風驅(qū)草。乃后隊存區(qū)區(qū)之數(shù)，尚不畏死，倏忽間亦中彈而倒”(《拳亂紀聞》)。

義和團成員解釋：“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p>

實際上“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后督戰(zhàn)，見前隊倒斃，即反奔?！薄短旖蛞辉掠洝?，載《義和團》第2冊

當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先進技術前取勝，故在義和團運動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義和團員曾經(jīng)高漲的士氣衰落，天津六月八日義和團冒雨出戰(zhàn)，練軍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zhí)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記》)。而義和團運動后期義和團員違法亂紀的行為則更是屢見不鮮。

忠君思想

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許多群眾都有傳統(tǒng)的忠君思想，在義和團運動中的“扶清滅洋“口號就是一個表現(xiàn)。不過，這里的“忠君”應該理解為效忠慈禧太后而非光緒皇帝。在義和團的口號中，就有“殺一龍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龍就特指光緒皇帝，可見一斑。

正因為如此，義和團也才會得到慈禧的重視，作為宮廷斗爭中的重要力量。特別是在清廷對外宣戰(zhàn)后，許多義和團員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國聞報的揭帖中，義和團明確宣告“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神團是忠臣”。許多義和團員受到頑固派官僚的操縱，有的甚至形同團練。

不過，還有大量義和團組織有一定獨立性，甚至不聽朝廷號令。在那桐、許景澄奉旨與外國交涉時，走到豐臺，為團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義和團回答說：“吾民知有祖師之命，不必問朝廷之命”。這部分義和團不但不問朝廷之命，有的還公然對抗朝廷官員，如清軍副都統(tǒng)慶恒就被義和團所殺。有的義和團組織甚至與清政府決裂，如另立皇帝，“時城東王習村有鄉(xiāng)人稱帝，設軍師、將佐諸目;旋為防營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為拳匪所擁以稱亂者。”(《定縣志》)這種行為更是公開與清朝作對。

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后，一些群眾認清了清廷的本質(zhì)，不再對其抱有幻想，轉(zhuǎn)而提出新的“掃清滅洋”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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