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個宗教盛行、多元并包的社會,佛教、道教及各種外來宗教都獲得巨大發(fā)展,相互之間也在影響、交融。
在這一時期,發(fā)生了玄奘西天取經,卻又出現了會昌滅佛;道教取得了類似于國教的地位,卻始終不及佛教深入人心。在相互競爭又相互滲透的各種宗教之上,則是籠罩一切的皇權。武則天利用佛教的經義為其登上皇位進行合法性的論證,而玄宗、武宗、宣宗則都接受了道教大師的授箓。至于那些居于儒家價值觀高地的士大夫們,則一方面力圖在公共領域對宗教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卻在私人生活中與僧、道人士過從甚密。
儒釋道辯難。武德七年(624年)二月的一個清晨,唐都長安的國學里,一場隆重的釋奠禮儀正在舉行,唐高祖李淵親自出席,陪同高祖前來聽講的,還有秦王李世民與滿朝文武,氣氛顯得莊嚴肅穆。
釋奠本來是國家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這次儀式卻顯得與眾不同,因為參加講論的,不僅有一代大儒,還有來自佛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代表儒家出場的,是國子博士徐文遠與太學博士陸德明;代表佛教出場的,是長安圣光寺沙門慧乘(亦作惠乘)、普光寺沙門道岳;道教方面,則由清虛觀道士劉進喜、李仲卿出馬。
這幾位均為一時名流,為朝野夙所欽重者。比如,陸德明是著名的《經典釋文》的作者,道岳則曾是玄奘西行求法之前的授業(yè)恩師。
由于唐高祖以老子后裔自居,以道教為本宗,故辯論中的席次以道士居首,儒家居中,而以沙門殿后。劉進喜、徐文遠、慧乘三人相繼升座講經,之后相互辯難,氣氛極為熱烈。不過,這次講論本因儒家釋奠禮儀而起,而代表儒家出的徐文遠、陸德明皆一代儒宗,尤其是陸德明不僅學問淵博,且極富詞辯,善說名理,對于三教經義,均能遍析其要,故特別受到高祖的贊賞。
在這次釋奠之前發(fā)布的詔書中,高祖定下了“三教雖異,善歸一揆”的原則與基調,這也是后來三教關系發(fā)展的主旋律。
三教講論的目的,是使其相互觀摩,商量意旨,而參與各方為了攻擊對方,樹立本教威望,莫不廣引對方經典以資辯駁,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三教之間的相互了解,許多人開始兼明三教,否則無從在論戰(zhàn)中取勝。
唐代佛教的中國化。唐代是中國佛教發(fā)展史上的黃金時代,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定型時期,除了天臺宗創(chuàng)立于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識宗、三論宗、華嚴宗、禪宗、律宗、凈土宗、密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
禪宗作為一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它是以“內在超越”為特征的。佛教本有其弘揚教義的經典、儀式、戒律和禮拜的對象,但慧能以后的中國禪宗把這一切都拋棄了,既不要念經,也不要舉行儀式,更不要崇拜偶像,而認為要成佛達到涅槃境界,只能靠自己一心的覺悟,這深刻影響了宋明理學,特別是陸王心學的思想。
道教的極盛。與印度來的佛教相比,中國本土發(fā)展起來的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朝廷更多的支持。這首先是因為,在大唐開國的過程中,不斷有道教徒附會李氏為老子后裔的神話,以強調李唐建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對于李唐皇室而言,這的確是一種方便的宣傳策略,以天命所歸的神話,來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持。對于道教而言,則帶來了一個巨大的發(fā)展機遇。
與此同時,道教的組織形式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六朝時期的“靖”“治”等團體被宮觀體系取代,道士本身也開始從在家向出家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唐王朝在對道教給予極大支持的同時,對道團組織的控制也日漸增強。
與佛教更多介入民眾個人信仰生活不同,唐代道教卻力圖影響國家的禮儀制度。在唐玄宗時期,這種努力到達了頂峰。
不過,唐玄宗雖然是位狂熱崇道的皇帝,但作為一位掌握帝國命運的統治者,他還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面對當時各種宗教與意識形態(tài),他還是采取了平衡的手段。
唐玄宗遍注三教?!缎⒔洝贰督饎偨洝贰?a href="/daodejingjishi">道德經》,這三部經典篇幅都不大,但對于儒、釋、道三教而言,卻都是根本性的經典。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義。這說明,他的宗教政策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三教齊一的政策。
在唐玄宗三教齊一的政策下,開元、天寶時期的三教講論更多呈現出一種調和、融合的意味。例如,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初五,是紀念唐玄宗生日的千秋節(jié),為此特舉行了一次三教講論活動。在這次講論中,玄宗明確提出了“會三歸一”的主張,當時的宰相張九齡也提出了“萬殊一貫,三教同歸”的說法,恰好是玄宗“會三歸一”的注腳。這種看法,也是與玄宗遍注三教的做法是一致的。
唐玄宗時青城山道士劉知古的家庭。他的兄長學儒家經典,弟弟則奉佛,出家于武擔山靜亂寺,法號履徹。據當時宰相張說的記載,劉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觀的靜思院畫了老子、孔子與釋迦牟尼,張說評論說:“三圣同在此堂,煥乎有意哉!達觀之一致也?!?/p>
在唐代,同一家庭內部的不同成員可以分別信奉佛、道,這既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唐宋之際三教合一的基礎。
在唐代社會,各種宗教多元并存,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其他宗教如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摩尼教和祆教也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傳播。在相互辯論與競爭中,也相互了解與融合。從宮廷到鄉(xiāng)村,從高高在上的帝王,到村舍小民,無不浸染在各種宗教的影響之下。對于民眾而言,多種宗教的存在,慰藉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當強調內在超越的禪宗在唐代“一花五葉”,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并深刻影響宋明理學的思想;當玄宗以九五之尊,遍注《孝經》《老子》與《金剛經》,并提出“會三歸一”的宗旨時,唐代宗教就已經使得中國的社會思想從此不同。
脫胎于希臘正教的景教在傳入唐朝后,與佛教、道教并行,成為唐初的三大宗教之一,不僅貴族們支持景教的發(fā)展,就連唐玄宗也曾“親臨福寺,建立壇場”,地方各道也有景教寺廟,比如關內道、隴右道和劍南道等,一時間,景教在中原地區(qū)大放異彩,備受推崇。
然而,好景不長,845年,唐武帝掀起大規(guī)模的滅佛運動,景教直接遭遇了滅頂之災,景教寺廟被搗毀,僧人被解散,教產被充公,一些宣傳的外國人也被驅逐出境。
三教并行,景教在唐朝的興盛。
景教是基督教中的耶斯托利派所創(chuàng)建的,耶斯托利反對基督教中所宣揚的神人合一的思想,在此之前的阿里烏斯派因為反對羅馬基督教所宣傳的圣父圣子圣靈“三位一體”思想而被斥為異端和逐出羅馬帝國,耶斯利托也不例外。他在公元431年的以佛所會議上被斥為異端,宗教學說也被禁止,他本人也在四年后被流放到利比亞,他的流放開啟了向東前行的步伐,若干年后,耶斯利托派的教徒東行至長安。
公元635年,唐太宗執(zhí)政時期,此時的大唐包容開放,愿意接納外來的新鮮事物,景教也是其中之一。景教初入之時,房玄齡親自迎接耶斯托利派教徒。
《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碑文載有:“(唐太宗)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深知正真,特令傳授?!彪S后,唐太宗為景教徒在長安修建了寺院,命名為大秦寺,安置僧人二十一名,希望景教徒可以傳其教以濟物利人,還允許地方上建造景教寺院。
剛剛傳入唐朝的景教竟能受到唐朝政府如此高規(guī)格的待遇,實在令人贊嘆。景教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獲得了蓬勃發(fā)展,《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碑文載有:“······而于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zhèn)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不僅唐太宗一朝支持景教的發(fā)展,唐高宗時期也十分支持景教,景教在唐高宗時期達到了最為鼎盛的程度,長安之外的更多地方,有更多的百姓接受景教的思想,寺院數量也因此增多。
唐玄宗時期,景教備受重視,皇帝不僅對景教寺院進行賞賜,增加教產,親自為大秦寺書寫匾額,甚至還將唐高祖以來的五位皇帝畫像請進了大秦寺,《舊唐書》載有:“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圣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匹?!贝伺e轟動長安,景教名聲大噪,在唐朝皇帝們的支持下,景教在唐初真正實現了“法流十道”和“寺滿百城”。
會昌滅佛,景教走上驅逐之路。
在唐初的三大宗教中,景教傳入唐朝的時間最晚,但是在皇帝的支持下,發(fā)展勢頭也毫不遜色。然而,景教在唐朝發(fā)展了一段時間后就被清除出唐朝疆域,這個人為原因就是唐武宗掀起的“滅佛事件”,《新唐書》載有:“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襖二千余人?!?/p>
景教在會昌滅佛中慘遭毒手,外在的人為原因是不可忽視的,但是包括景教自身問題在內的內因也是不可抹殺的。首先,景教的發(fā)展和鼎盛所依賴的都是唐朝的統治者,但是在百姓中缺乏宗教根基,這就造成景教興盛的虛空性,沒有民眾的支持,景教面臨反對宗教的唐武宗時必將無能為力,只得被趕出境外。
其次,少量的景教徒占據著大量的土地和房屋,引起民眾和地主階級的不滿。上層景教徒的田產大多是皇帝賞賜所得,中下層景教徒的教產主要是經商所得,唐朝雖然被稱為盛世,但是盛世之下也存在窮人,而外國人傳入的外國宗教景教卻可以在國內有田有地,這不免會引起廣大民眾的不滿。此外,政府也不允許景教徒和景教寺廟擁有大量教產和田地,因為唐朝法律規(guī)定僧尼不需要繳稅,所以景教寺院的大量教產早已引起眾多勢力的不滿。
最后,景教傳入唐朝后沒有根據實際進行本土化。作為外來宗教,佛教的本土化是比較成功的,而景教卻沒有適時地進行本土化的改變,在重農抑商的王朝統治下,仍然將商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等于在與唐朝政府作對,這個弊端也一直制約著景教傳入唐朝百姓中。
景教在經歷過唐初的繁榮后,最終被趕出唐朝,這無疑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后來景教在元朝統治時期又在中原的少數民族中再次復興,而在漢人中并沒有流傳太廣。
總結
景教是西方基督教的異端,所宣傳的思想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因此被統治者強行趕出羅馬帝國,一直在中亞地區(qū)流浪。直到635年,景教傳入中國 ,唐玄宗還派重臣房玄齡親自迎接,為這些人建造了大秦寺,用以傳播和研究景教之學,所以景教在傳入之初就與皇親國戚保持著密切關系,但這也為景教日后的發(fā)展埋下了隱患,一旦皇親國戚不再對景教予以支持,那么景教就難有立足之地,會昌滅佛就驗證了這一道理。
景教后來被唐朝驅逐出境既有唐武宗施政政策的因素,也有景教自身的原因,占據大量教產的景教寺廟和僧人不僅會引起普通百姓的不滿,也會招致世家大族的不滿;而且景教所宣傳的思想與東方儒教文明影響下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講求平等和末世觀念,后者講求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思想上的不和最終導致唐朝政府與景教走向了方向相反的道路。景教在會昌滅佛時被驅逐只不過是眾多矛盾的一個發(fā)泄點而已。
三教合一和三教并行區(qū)別為:主次不同、追求目標不同、階段不同。
一、主次不同
1、三教合一:三教合一以儒學為主,調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理論。
2、三教并行:三教并行的沒有主次之分,儒、釋、道三教地位平等。
二、追求目標不同
1、三教合一:三教合一的追求目標唯一,為入世。
2、三教并行:三教并行的追求目標不唯一,為出世、游世和入世。
三、階段不同
1、三教合一:三教合一處于最后的階段,彼此內在意識上的流通融合,逐步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三教并行:三教并行處于最初的階段,雖然有三教的連稱,不過彼此是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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