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附三斯諾的客廳和一二·九學生運動

附三：斯諾的客廳和一二·九學生運動

董樂山

重譯斯諾的《西行漫記》，翻閱了一些有關材料，發(fā)現(xiàn)斯諾與一二·九學生運動的一段因緣，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件饒有趣味的事。

根據(jù)斯諾自己的說法（見其自傳體著作《復始之旅》）——關于這本書的書名，不免又要插上一兩句話。原書名直譯是《走向起點的旅行》，取意于莊子：“道無終始。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庇腥税堰@本書譯為《方生之旅》，顯然沒有找到這個出處，但這是閑話，不提也罷——一二·九學生運動就是在他北京寓所的客廳里醞釀的。甚至游行之議，也是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筆名尼姆·韋爾斯，《續(xù)西行漫記》作者）首先提出來的。

斯諾夫婦當時寄寓北京內(nèi)城東南隅蘇州胡同里，靠近城墻根一個叫盔甲廠的小胡同。他們是一九三三年離開上海到北京的。斯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教“特寫”課，到一九三五年夏因為專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論壇報》自由投稿記者，辭去了燕大的教席，從海淀搬到了城里。但是由于他和燕大的某些其他美國教授不一樣，沒有洋大人的架子，又關心中國人民的疾苦，因此深得同學的愛戴，即使離開了大學，許多進步學生，不論聽過沒有聽過他的課，常常出入他的客廳，同他談論天下大勢、中國時局。他們發(fā)現(xiàn)他同他們一樣“憂國憂民”。他是外國記者，對于形勢比較了解，又同情中國人民，因此很自然地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中國進步學生的圈子，一方面從他那里了解時局的發(fā)展，比如當時鬧華北“特殊化”，宋哲元態(tài)度曖昧，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活動頻繁，甚至紅軍到達陜北的消息，在他的客廳里也能聽到。在當時灰色的北京城，他的小客廳成了一個小小的“世外桃源”，不，應該說是個自由天地。

同他接近的進步學生，也不僅限于燕大的，也有北大、清華的。比如北大有哲學系的學生大衛(wèi)·俞（即后來的天津市長黃敬），清華有經(jīng)濟系的學生姚克廣（即現(xiàn)在的副總理姚依林），燕大的則有王汝梅（即現(xiàn)在的外交部長黃華）、陳翰伯、龔普生和龔澎姊妹。其中當時有些已是共產(chǎn)黨員了。因此究竟是斯諾影響到這些進步學生，還是這些進步學生在影響斯諾夫婦，把他們爭取到同情和支援中國人民這方面來，這就很難說了。

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斯諾為他們做了不少事情。把自己的客廳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讓出來作他們碰頭聚會的地方是一樁；在他們?yōu)榻窈蟆霸趺崔k”感到苦悶的時候，介紹他們寫信給宋慶齡女士向她請教又是一樁。宋慶齡女士通過斯諾，親筆寫信對他們發(fā)出“你們要有所表示”的期望。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斯諾夫人激動地對他們說：“你們要游行，用稻草扎一個假人，寫上華北兩字，抬棺游行，表示華北即將滅亡?！?/p>

這個辦法在西安是屢見不鮮的，但在中國，而且在國家存亡這樣一個危急關頭，畢竟有點不夠嚴肅。他們當然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但是卻連續(xù)用“平津十?！焙汀氨逼礁餍！泵x聯(lián)合發(fā)了兩個通電，要求抗日。當時北京的報紙當然沒有登，但是斯諾夫婦立即譯成英語，發(fā)到國外。接下來的就是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兩次游行，斯諾夫婦不但參加了采訪（他登上前門箭樓，拍了游行的照片），幫助學生在燕京臨湖軒開外國記者招待會，并且向紐約《太陽報》發(fā)了電報。當時在北京的外國記者，只有他一人發(fā)了獨家新聞。

不管一二·九學生運動的背景如何，斯諾夫婦起了什么作用，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的功勞不能抹殺吧。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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