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姚大力|河西走廊的幾個古地名

姚大力

復(fù)旦大學(xué)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元史和中國邊疆史地。先后發(fā)表論文及學(xué)術(shù)評論近百篇，部分結(jié)集為《北方民族史十論》《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追尋我們的“根源”》。

摘要：漢文明在向外拓展的歷史過程中，留下了很多經(jīng)“漢語化”修飾的當(dāng)?shù)卣Z地名。本文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對河西走廊的“張掖”“甘州”“祁連”“焉支”等幾個非漢語地名進行討論，并從文本與文獻比較的角度，追溯“閼氏”“焉支”與“胭脂”這三個原本各有所指的不同詞語，是如何經(jīng)過從西晉至隋唐時人的一再附會與推繹，最后被認定為擁有共同來源的同義詞的。

關(guān)鍵詞：河西走廊；古地名；文化交流

河西走廊從先秦至西漢前葉，一直屬于漢文明尚未到達的地域。漢武帝時，漢軍從那里逐走匈奴，于其地建置酒泉、武威郡，嗣后又從中分置敦煌、張掖二郡。四郡范圍內(nèi)的大多數(shù)地名，都極有可能是用漢字音寫的當(dāng)?shù)卦蟹Q謂。

所謂“漢字音寫”，就是把若干個分別與源詞各音節(jié)發(fā)音相近的漢字組合在一起，用來記錄往往不止一個音節(jié)的各色外來語的發(fā)音。例如“浮屠”“佛陀”就是對印度古語中的Bud-dha的音寫；而“佛”字所記錄的，則是Buddha一名傳播到中亞各地時的變體Bod、Pod或Pot（

據(jù)H.W.貝利的研究，“張掖”是對東伊朗語*Cham-yaka的音寫，譯言“設(shè)防之地”（fortified place）?！耙础弊值捻嵞笇佟拌I”部，是帶-k收聲尾輔音的入聲字，在上古后期（漢代）的漢語音系中，它的讀音已從laag演變?yōu)?aag，其音值已甚近于中古音的yak，故與-yaka的讀音恰相符合?！皬垺钡纳瞎乓?，不少專家擬構(gòu)為trjang。以“張”記錄前一個音節(jié)cham-的讀音，就其收聲尾輔音之差別而言稍見勉強。本來完全可以選一個讀音更接近的漢字，為什么非要挑這個“張”字呢？我以為，這是為了在用漢字記音的同時又賦予該名以某種王朝政治的隱喻。應(yīng)劭釋“張掖”之義為“張國之臂掖”，這應(yīng)該是符合當(dāng)日遴選譯音用字時的原意的。陳垣說，用漢語音譯外來語有“先治耳”“后治目”兩種方式。治耳者，純求聲音之相近；治目者，則須兼顧漢字所傳達的讀音與字義。治目之法系由治耳之法演變發(fā)展而來，但它并沒有在此后完全取代治耳之法。用“張掖”兩字來標(biāo)示源詞Chamyaka的語音，遵循的是治目（即耳目兼治）之法。類似的顯例還有河西走廊之北的“朔方”（古音［sngroog>］shok-pang）之郡名。它粗看像一個純漢語名稱，其實很可能是東伊朗語*Saka-pruvāna的音譯，譯言“塞族人戍守之城”（the city of the fort of the Sakapeople）。

上述Chamyaka一名的詞根是cham-，亦可作kam-，譯言“被封閉的”。西魏先在張掖置西涼州，不久改其名為“甘州”?！案省弊止乓魹閗am，據(jù)此則“甘州”之名源于kamyaka（

上面三例音譯中采用的漢字，“甘”是以-m收聲的陽聲字，“掖”“朔”屬入聲字，都以-k收聲（此外入聲字還有以-t或-p收聲的）。這些尾輔音在轉(zhuǎn)寫外來語時都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表音功能，必須十分鄭重地看待它們。元代稱塔里木（Tarim）為“塔林”，若以現(xiàn)代漢語讀音讀之，二者差異不小。但“林”字在元時仍讀作l?m，即以閉唇的-m為收聲輔音，故“塔林”之音（ta-l?m）與源詞Tarim的語音頗接近。

河西古地名之可考者還有“敦煌”。組成該地名的兩個漢字上古音作*tur-gwaang，當(dāng)即用來音譯東伊朗語詞*druvāna（或由druva-pāna壓縮而來），譯言“受安全保衛(wèi)［的城池］”（havingsafeprotection）。

那么在漢朝政權(quán)進入之前，究竟誰才是河西走廊這些設(shè)防城池的擁有者呢？至少自公元前1000年以往，占據(jù)塔里木盆地東部的早已是吐火羅語的祖先人群，一般認為他們是從阿爾泰-薩彥嶺地區(qū)南遷的阿凡那羨沃文化（前3300至前2500年）擁有者的后裔。他們的存在，阻斷了說原始伊朗或東伊朗共同語的各人群經(jīng)由塔里木-吐魯番盆地東端將河西走廊納入其勢力范圍的可能性。因此在河西建置了這些屯防要塞的東伊朗語部落，只能是從天山北麓進一步向東南伸展的月氏人。在月氏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塞人應(yīng)當(dāng)在其控制之下，所以才會被月氏統(tǒng)治者征調(diào)到河套地區(qū)戍守朔方城。

第二組地名，可以確定出于非漢語，但其源詞及其意義均難以論定，至多在可考與不可考之間。

河西有山名“祁連”，唐人顏師古說是匈奴語“天”之意。漢代有南北兩祁連，北祁連即今東部天山。晚至隋唐時，北祁連仍保留著諸如“時羅漫”“折羅漫”“所羅漫”“初羅漫”“祁羅漫”“析羅漫”等不同音寫形式的“夷名”。同一刊本的文獻、同一文獻的不同版本，更不用說不同文獻，對隋唐時期該山名的譯音用字多有不同。如《通典》北大藏宋刻本三處作“時羅漫”，一處作“折羅漫”；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凡言州郡地理，三處都作“折羅漫山”，唯于敘述隋代邊地史事時作“時羅漫”，此正與《隋書》卷八十四《鐵勒傳》作“時羅漫”者同。在據(jù)嘉靖刊朝鮮活字本補抄的北宋本闕卷里，有三處作“時羅漫”，而北大本作“折羅漫”之處則作“祁羅漫”，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同?！妒酚洝肪硪哗柧拧独盍陚鳌贰罢x”引《括地志》作“初羅漫”，而《唐音》卷一引《括地志》又作“所羅漫”?！对涂たh志》畿輔叢書本有兩處作“時羅漫”，一處作“折羅漫”；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兩處皆作“折羅漫”（另一處正好在脫落的字行中，無從查考）?！杜f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則校改所據(jù)底本之“析羅漫”為“折羅漫”。

唐貞觀十四年《姜行本碑》名此山為“時羅漫”。將《姜行本碑》與以上枚舉的唐代文獻結(jié)合在一起看，頗可以斷定這座山在隋唐時最可采信的名稱為“時羅漫”或“折羅漫”?！罢邸迸c“時”的中古音同屬“禪”聲母，可分別擬構(gòu)為d?iEt、d??。把“所”“初”等字也納入討論范圍，其聲母分別為“審二”（“所”疏舉切，音???）、“穿二”（“初”楚居切，音t?h??），皆與“禪”母同屬正齒音。故上述諸地名也都可視為聲近而相通的同名異寫。只有“析羅漫”之“析”字，因為是一個帶尾輔音-k的入聲字，與該地名其他寫法的讀音皆不能相諧，或可斷為“折”字之訛?！杜f唐書》中華書局本點校者的改正是對的。

“祁連”在漢代的讀音，可擬構(gòu)為gril/kljil-ren，它在中古漢語音系里演變?yōu)間i/t?i?-lien?！皶r/折羅漫”的中古音值則可擬構(gòu)為d??/d?iEt-la-man，可知它與“祁連”在中古漢語音系里的發(fā)音十分相近（d??/d?iEt-la-man>d??/d?iEt-la-wan>d??/d?iEl-luan>t?i?-lien），因此它很可能就是“祁連”之名在后世的訛變。東部天山今名Boghda-tagh，突厥語譯言“神山”，神即天；此名為突厥人以本族語對該山原名的意譯。足見以“祁連”為天，或不為誣也。

“祁連”之名究竟源于何種語言，現(xiàn)在尚無法知悉。勞費爾很久以前曾認為，它可能與滿語中的kulun有詞源學(xué)上的聯(lián)系。滿語Kulun譯言“生命力、力量”。可是在上古的河西走廊為什么會出現(xiàn)一個與滿語有淵源關(guān)系的“夷名”？此外對該山名的源語及語義還有一些其他推測，但似乎都還缺少足夠的說服力。

“焉支山”之名，肯定也出于非漢語。只是這個地名在后世與婦女的化妝用品燕支（或三個同源而語義可通之詞，于是造成十分混亂的解釋。

上述混亂的產(chǎn)生，應(yīng)始于漢代之后。據(jù)《漢書》顏師古注所引東漢服虔之說，“閼氏”當(dāng)音讀為“焉支”。曹魏時人蘇林也這樣說。但此說僅就“閼氏”的讀音言。漢代人概念里的“閼氏”，至多只是與作為山名之“焉支”同音而已，二者的語義并不相涉，恰如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謂焉支山之“焉”其音與“煙”同。至于“胭脂”或者它的早期書寫形式如“燕支”“臙支”或“煙支”，更不存在于兩漢?！墩f文解字》《廣雅》均未收“胭”“臙”兩字。成書于三國的《廣雅》收有“燕支”一詞，卻是把它當(dāng)作一種名劍的名稱來載錄的。雖然西晉時的張華已提到制作胭脂的植物原料紅藍，并謂其為“張騫所得”，但“胭脂”一名或其任何一種異寫形式似仍未出現(xiàn)在他的《博物志》里。從現(xiàn)在檢閱得到的史料來看，“胭脂”一名始見于西晉崔豹的《古今注》，寫作“燕支”。到《十六國春秋》時，該名詞已雅化為“臙脂”，盡管東晉人還在以“煙支”稱呼之。而“胭脂”之名的廣泛流傳，應(yīng)是隋唐時候的事情了。這是一種從域外傳來的物品，這一點從其名稱的譯音用字逐漸由治耳轉(zhuǎn)變?yōu)槎考嬷蔚倪^程也可以看得出來。

胭脂流入漢地社會后不久，“胭脂”與“閼氏”“焉支山”詞義的混淆就開始了，其過程可分兩個階段來追溯。先是“煙支”在東晉時被混同于“閼氏”，而后“焉支”又在唐宋時逐漸被看作“煙支”“閼氏”的同名異譯。以下就分這兩個階段簡述之。

“閼氏”雖或音讀為“焉支”，但它與作為山名的“焉支”之語義本不相干。成書至少在6世紀(jì)之前的《西河舊事》有言：“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漤绱?。”此語亦未必帶有把焉支山與婦女妝面之胭脂相關(guān)聯(lián)的意思。

然而“閼氏”與“煙支”兩者，在東晉習(xí)鑿齒《與謝侍中書》里已被聯(lián)系在一起。其書曰：“此有紅藍，足下先知之否？北方人采取其花染緋黃，挪取其上英鮮者作煙支。婦人裝時，用作頰色?！嵝r再三過見煙支，今日始睹紅藍耳。后當(dāng)為足下致其種。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燕支也。氏字音支。想足下先亦作此讀《漢書》也。”根據(jù)他的意思，則閼氏得名于原義指美女敷面的“燕支”，“燕支”從脂粉轉(zhuǎn)義為美麗可愛，再轉(zhuǎn)義為匈奴王后妃的名號。習(xí)鑿齒僅憑音近，未舉證任何其他關(guān)聯(lián)，便以臆斷將兩者合而為一。這早就受到過顏師古的質(zhì)疑，后者設(shè)問道：“若謂色象煙支，便以立稱者，則單于之女未之居次，復(fù)出何物？”

習(xí)鑿齒所說的“紅藍”即safflower。勞費爾認為：“此花來自外國，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但也不會在第三或第四世紀(jì)晉朝之前?！蔽ㄎ鲿x《博物志》已提及紅藍，則該植物自漢代即已被引種到中國的可能性似不能排除。紅藍亦名“燕支”，或以進口脂粉之名移指該產(chǎn)品所用之植物原材料故爾?！把嘀А迸c“閼氏”之名號，原本只是沒有什么語義上的聯(lián)系的兩個同音詞而已。

不過到這時為止，“焉支山”之名仍沒有與“閼氏”“燕支”相糾纏。庾信雖有“失煙支之山，下馬而去”之句，但也只是表明“焉”“煙”兩字因同音而可互替。此與張守節(jié)以“煙”字音注焉支山之“焉”，其意相同。從其字里行間似還看不出以“焉支”當(dāng)脂粉之意。

時至隋唐，文本情況就有些不一樣了。盡管《通典》《元和郡縣志》之類比較慎重的著作說及焉支山，無一言旁涉“煙支”“閼氏”等易于引發(fā)歧義的名稱，但在《北堂書鈔》卷一三五我們第一次看見《西河舊事》所載匈奴歌與習(xí)鑿齒將“閼氏”與“婦女裝時用作頰色”的“煙支”視為同源的書信段落（已見前引），被一同抄錄在“胭脂”條下?！侗碧脮n》的撰者沒有用自己的話說明本條下的這兩段話究竟有怎樣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他以習(xí)氏書信作為大號字“采藍紅用為顏色”之下的小字釋文，又以匈奴歌全文作為大號字“使我婦女無顏色”之下的小字說明，可以看出他是將匈奴歌中的“無顏色”與胭脂聯(lián)系在一起理解的?？墒俏覀?nèi)匀徊磺宄@與歌里提到的焉支山是否具有某種聯(lián)系。幾乎是同樣風(fēng)格的掇抄也見于《北戶錄》之中，引文內(nèi)提到的山名“焉支”究竟是否與意謂脂粉的“燕支”或“煙支”相關(guān)，依舊語焉不詳。

北宋前期的《太平御覽》也有“燕脂”條，條下抄錄了張華《博物志》《西河舊事》所載的匈奴歌、崔豹《古今注》以及習(xí)鑿齒《與燕王書》的四則史文?，F(xiàn)在看得出，古人凡述及胭脂的歷史，匈奴歌已成為必予引用的史料。這時候把焉支山名與胭脂相提并論，遂水到渠成。所以到南宋時的程大昌筆下，便儼然以“燕支山”替換“焉支山”原名。他寫道：“焉支山，正書為燕支?！t藍最初根種，必出此山也?！北瘸檀蟛硪恍┑暮校m未像前者那樣擅改匈奴歌里的“焉支山”原名，卻雜糅《與燕王書》中的文辭聲言：“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作紅藍。北人采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妝時，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卑选把芍健敝c“燕支”（即“胭脂”）、“閼氏”串聯(lián)為一組同源多義詞語的歷史語言學(xué)“構(gòu)建”，至此才算完成了。

盡管保留下來的漢文史料已足以讓我們分辨出三個詞語各自不同的來源，但對它們分別出自何種語言以及如何從詞源學(xué)角度對其作進一步釋義的問題，現(xiàn)在還沒有找尋到令人滿意的解答。蒲立本正確地否認了“閼氏”與“燕支”的語義聯(lián)系。他以為，縱然二者語音相似，但由此便遽而推論匈奴王后妃因“可愛如煙支”而以“閼氏”名，至多是一種通俗詞源學(xué)的解釋。他進而放棄了服虔讀“閼氏”為“焉支”的見解，另取司馬貞《史記索隱》“閼氏舊音曷氐”之說，認為它就是后來突厥-蒙古語中的qatun，譯言“妻子、可汗或汗之后妃”。

可是另一方面，蒲立本卻輕信隋唐人的臆斷，以為“焉支山”之名起源于山上生長的用于制作胭脂的紅藍花。他寫道：“‘胭脂’這個詞也是甘肅境內(nèi)靠近山丹的一座山的名字……紅花染料出在此山，因此得名?！彼f，兩者“更像來源于一個同吐火羅A方言ārki、B方言ārkwi‘白色’有關(guān)的月氏語詞。這個印歐語詞根主要意為‘閃光、明亮’?！?/p>

貝利認為，蒲立本從中古吐火羅語追尋一個更古老的漢語詞“煙支”的起源，難免有時代倒錯之嫌疑。另外，這樣做也丟失了漢語中該外來語譯名與伊朗語支諸語言的真正聯(lián)系。他指出，和闐塞語稱紅藍花為ysara?jsa，派生于zar-（譯言“紅色的”）。但他并沒有討論此詞與“煙支”的詞源有無關(guān)系的問題，而是采取與蒲立本很接近的釋讀路徑，不過是轉(zhuǎn)而從同樣出現(xiàn)在伊朗語里的ark-（譯言“變明亮、變白”）>*archīk（“變?yōu)榘咨保ふ摇盁熤А钡脑~源線索罷了。

但是涂抹胭脂怎么會使臉“變?yōu)榘咨蹦?？貝利似乎是誤將譯自漢文的粟特文《善惡因果經(jīng)》在對譯“著煙支、胡粉、朱唇入寺者”一語時出現(xiàn)的’sp’yt’w（譯言“趨于白色”），與漢文本中的“煙支”過于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按照他的邏輯，如果粟特語可以稱胭脂為白色染料，那么盡管我們?nèi)圆荒芡耆斫怆僦瑸槭裁磿徽J為與白色而不是紅色聯(lián)系在一起，伊朗語中還以其他的類似形式如此稱呼它，似乎也不難理解。

然而實際情況是，粟特文本在這里并沒有將漢文本里的“胭脂”一詞如實翻譯出來，相應(yīng)的譯文是：“凡有人在家以白粉涂抹其臉，復(fù)加妝點，并走入寺院”。貝利原本是想舉粟特語文獻采用派生于“白色”的’sp’yt’w來翻譯“煙支”之名作為證據(jù)，論證胭脂與白色的語義聯(lián)系。此一中間環(huán)節(jié)若告斷裂，則以“胭脂”為伊朗語arkchīk音譯的見解也就失去了說服力。漢語中的這個外來詞究竟源于何處，至今還沒有被人勘破。

至于作為山名的“焉支”，貝利誤以為與“煙支”屬于同源詞，所以他擬構(gòu)的arkchīk在他看來對二者都是適用的。如果arkchīk不太像“煙支”的源詞，那么它還會是“焉支山”之名的來源嗎？可惜漢文記載里找不到焉支山別名“白山”的佐證，不然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西漢記載中河西四郡的軍事行政地名及自然地名共七八十個，包括軍事行政地名五十多個，自然或人工設(shè)施地名二十多個?？鄢厦嬉延懻撨^的極少數(shù)幾例，以及二十多個可以確定是純漢語詞的地名之外，剩下的大多數(shù)都可歸入第三組。它們雖然好像是用漢語命名的，有不少看上去還全然出于漢語，但其實很可能都是以治目方式漢譯的外來語，唯其源詞及原義均已不克詳悉。為討論方便，現(xiàn)在先談第四組純屬于漢語的地名，再回過頭來簡單說說第三組的那些地名。

在由漢語生成的第四組地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玉門”。該名在和闐塞語文獻里寫作gūke-mana，表明它正是從漢語原型轉(zhuǎn)寫過去的。這個和闐塞語地名，很可能是從很早的年代流傳下來的稱呼，盡管它指代的地理位置未必一直是西漢玉門縣治的所在地。

其他那些產(chǎn)生于漢語的地名中，有諸如“東部都尉”“西部都尉”“中部都尉”“北部都尉”等駐防地名。不但“都尉”的官號出于漢語漢制，而且“東部”“西部”“中部”“北部”之類的方位修飾語，都分別針對四郡內(nèi)部的相對地理位置而言，因而只有在西漢行政建制的語境中才具有意義。與此相類似，“農(nóng)都尉”“宜禾都尉”“遮虜障”等地名，也可視為源出漢語。

自然地名里的“南山”（在姑臧以南，因名；即今武威西南的祁連山）、“弱水”（今額濟納河），也是出于漢語的地名。

第三組地名占了西漢四郡地名的大半，它們恐怕都是用漢字音寫的當(dāng)?shù)胤菨h語詞語?！皠h旦”一名在歷史上保留了很久，所以即便將之改為“山丹”之后，還不難令人想起，“山丹”的前身原是一個采用治耳式記音的外來語地名。酒泉郡的治所名為“祿?！薄＿@兩個字在起名當(dāng)時還是同義詞，至鄭玄箋注《詩經(jīng)·瞻彼洛矣》“福祿如茨”句時，始將其分別為“爵命為福，賞賜為祿”，后世慣用語遂多寫作“福祿”。晉司馬彪為《后漢書》續(xù)《郡國志》時，即把它誤寫為“福祿”，由此透露出，其漢字音寫的屬性逐漸被人們淡忘。

但是還有相當(dāng)一部分地名的非漢語性質(zhì)，從一開始就被治目式的漢字轉(zhuǎn)寫形式掩蓋起來，以致后人更容易把它們看成源于漢語的地名。西漢最先設(shè)置的兩郡，其郡名“武威”和“酒泉”應(yīng)當(dāng)都是從一開始就被雅化了的漢字音譯詞。東漢中后葉的應(yīng)劭謂：酒泉因“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顏師古也說：“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笨梢娝恼鎸嵲~源，到東漢后期就已差不多被淹沒了。

蒲立本在發(fā)表于20世紀(jì)60年代的那篇長文《漢族與印歐語人群》的開頭指出：“對那些在自身文化具足的傳統(tǒng)信念中生長起來的中國學(xué)者來說，除非發(fā)現(xiàn)具有絕對說服力的相反證據(jù)，漢文明的每一種基本成分，包括農(nóng)業(yè)、冶金技術(shù)的發(fā)明等等在內(nèi)，都被十分自然地看成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影響的情況下，從他們自己的原創(chuàng)性活力中發(fā)展出來的。”對河西走廊古地名的分析或許也可以作為某種佐證，表明漢文化從它的最早發(fā)育期開始，就在與周邊不同人群及其文化的交流互動中，經(jīng)歷了一個曲折漫長的演進過程。

【注】文章原載于《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8月21日 網(wǎng)絡(luò)首發(fā)。

責(zé)編：曲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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