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陰德與陽德 隋代奇人李士謙譬喻，竟印證在兒孫身上！

在今天，約束人的行為、維系一個社會正常運行的規(guī)范是法律和道德，但在古代社會還有另一項：宗教思想。

今天的人們，很容易將過去用來勸化人心、引導善行的宗教思想斥之為迷信，但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長河里，這類思想與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齊頭并進，擁有著同等重要的位置，特別在那些分別并不清晰、探究不求深入的群體層面，其約束威力似乎更為強大。

例如因果循環(huán)、善惡報應等思想，起初可能有明確的宗派源頭，但隨著文化融合以及民間化、民俗化，到后來已經(jīng)很難分清某個具體的學說屬于儒家、道家還是佛家，人們只是堅定地推而廣之、信受奉行，并成為深入人心、流傳深遠，世代相傳的戒條。

直至今天的人們，在一些深受傳統(tǒng)文化濡染的老輩人那里，也經(jīng)常會閃現(xiàn)出某些帶有強烈宗教色彩的口頭禪出來，例如他們會勸誡某個人要“積陰德”。而一旦動用了“陰德”這個詞匯，就說明某個行為并不違法，但實施者的道德修為又不足以令其終止該不良行為。

可見，從某種意義上說，“陰德”幾乎就是在面對法律脫管、道德乏力的時候，人們所能夠祭出的最后的“法寶”。對于善心善行，人們會贊嘆：“積了陰德”，對于惡行罪孽，人們會悲哀“損了陰德”。

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人們也普遍認為，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或者改善一個人命運的決定因素，主要為：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胺e陰德”被排在了第四位。

但在被問起究竟什么是“陰德”的時候，而且怎么樣會“積”、怎么樣會“損”，使用者、接受者卻很難說清其中的來龍去脈。所以，“陰德”是一個人們非常熟悉，但又不甚了了的概念。

“陰德”一詞最早出現(xiàn)的文獻資料是西漢時期劉安主持編著《淮南子》一書，在《人間訓》一章里說：“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在這句話里，不但提出了“陰德”這個概念，也構(gòu)建出了“陰德——陽報”與“陰行——昭名”這兩組關(guān)系。

按照這本著作的思想，“陰德與陽報”、陰行與昭名”是有著前后、因果關(guān)系的。但這種關(guān)系是如何建立的，“陰德”又是如何導致“陽報”、“陰行”又是如何產(chǎn)生“昭名”，甚至其最基本的概念“陰德”究竟是什么，作者卻并未作詳細論述。

直到隋朝，有一個叫李士謙的人，才將“陰德”以及“陰德”與陽報、陰行、昭名之間的關(guān)系論述清晰。而且他將這種關(guān)系作了一個形象且精彩的譬喻，讓人更加容易理解、便于傳播。

李士謙字子約，是趙郡平棘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趙縣人。李士謙學識淵博、事母至孝，一生經(jīng)歷了兩朝。北魏時期，他曾經(jīng)在廣平王元贊府里當過參軍。北魏滅亡、隋朝建立之后，李士謙則歸隱山林，終身再沒有做官。

李士謙是一個非常富于傳奇色彩的奇人。他的奇異之處有：從少年時期就吃素；自己生活非常節(jié)儉，但救濟鄉(xiāng)鄰非常豪爽；一生樂善好施、救人急難，修橋補路，做了無數(shù)好事；他思維深邃，在法律、政治等方面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特別是對宗教、玄理等感悟深刻，例如他就曾經(jīng)說用“佛像太陽，道教如月亮，儒教似星星”來論述佛、道儒三者的差異。

李士謙活了66歲，他去世的時候，聞訊而來送葬的人數(shù)超萬，可見其聲望之高。他一方面力行善事，另一方也通過與人爭辯、談論等方式，用天道輪回、善惡報應等思想教化人心。

因為善行累累、善名遠播，所以就有人當面贊美李士謙：“你是個陰德很多的人?。　钡澝涝獾搅死钍恐t的反駁，李士謙說：“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己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李士謙用耳鳴來譬喻陰德，說陰德就像耳朵鳴響一樣，唯獨自己能夠聽到，別人是不知道的。他認為他所做的善事，因為其他人都知道了，所以算不上陰德。

可見在李士謙這位奇人心目中，所謂的“陰德”最根本的就是要“陰”，也就是要隱秘，隱秘到唯有自己知道，用現(xiàn)代的語言來表述，那就是默默無聞、不求回報地關(guān)愛他人、利益他人、造福社會。而那些無意被他人知道，甚至肆意宣傳，故意讓人知道的善行，都不屬于陰德。

陰德的隱秘性特征，在《朱子家訓》里表述為：“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在《菜根譚》里又表述為：“為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路；為善而急人知，善處即是惡根。”

在“為惡”究竟該不該讓人知道這個問題上，洪應明與朱柏廬這兩位思想家發(fā)生了分歧，一個認為應該擔心別人知道，也就是當事人如果心存畏懼，就說明良心未泯；一個認為倘若因為擔心別人知道而掩飾，那就是惡上加惡，罪大惡極。

但兩位思想家唯獨在“為善”該不該讓人知道這個問題上看法高度一致，認為都應該保持其“隱秘”性。可見在李士謙、洪應明、朱柏廬等人心目中，一旦做善事的時候讓人知道（特別是故意讓人知道），就有了沽名釣譽、利益交換的嫌疑，做善事的心底便不夠純凈，所以算不上真正的善行，因而不能算作“陰德”。

看來莫要說古人，即便在今天的行為學、社會學、法學領(lǐng)域，人們還是非常注重人的某種行為的“主觀狀態(tài)”的，佛教的術(shù)語將之稱作“發(fā)心”。在佛教《金剛經(jīng)》里，則強調(diào)要“無住相布施，福德不可思量”，更進一步突出了做善事“發(fā)心”要純正、無私、無求，即無我狀態(tài)。

但在現(xiàn)實中，畢竟能夠達到李士謙或者佛教強調(diào)的“無我”狀態(tài)的人很少，許多人也希望通過做善事能夠獲得美好的名聲或者來自社會的良性回報，這顯然就違背了“陰德如人耳鳴”的原則，于是就不該提倡那種為了有意無意就“出名”了善事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從現(xiàn)實情況來看，不論一個人做善事的動機、目的（主觀狀態(tài)）如何，但只要是善事，就會有益他人、貢獻社會，從外在效應和社會效果上，“隱秘”的、“不著相”的善事，與有心而為、善名遠播的善事，其結(jié)果并無差異，還是應該積極提倡。例如某些企業(yè)家在做善事的時候，大肆邀請媒體廣泛宣傳，這種情形也不應該被排斥或鄙夷。

于是就有了一個與“陰德”相對應的概念“陽德”?！瓣柕隆本褪悄欠N不隱秘的，并且很快得到了名利回報的善行，《了凡四訓》里將其定義為“凡為善而人知之，則為陽善”。那對于一個人而言，是默默地“積陰德”好呢？還是大張旗鼓地“行陽德”好呢？

《了凡四訓》也對“陰德”與“陽德”的差異作了如下論述：“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意思是說，積攢了陰德，會獲得上天的回饋或者報答，如果施行了陽善，則會享受到當前世界給予的美好名聲。古人有今生來世、六道輪回的說法，所以前者強調(diào)來世收益，后者突出當下效果。

從立場看，《了凡四訓》的作者袁了凡顯然是傾向于支持“陰德”的，因為他接著說：“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過咎而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fā)。”

這就是說，名聲并不是好的東西，特別是虛名，但凡世間那些“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人，也就是為了名聲而特意宣傳，或者夸大效果甚至捏造情節(jié)的人，往往會遭受災禍?！吨芤住分袑⑦@種情形總結(jié)為：“德不配位，必有災殃”。

而那些只是默默做善事，不求名聲遠播，甚至沒有過錯而背負了惡名的人，其后世子孫會突然間飛黃騰達?？梢姡瓣幍隆迸c“陽德”還有一個差異就是：陰德的效果在來世或者后世子孫，而陽德的效果重在自己和當下，是一種周期短、見效快的“投資”；而陰德顯然收益慢，但收益卻更高。并且特別強調(diào)，即便是不應該被社會所排斥的“陽德”，也必須真實。

從隋朝的李士謙到明代的袁了凡等人，經(jīng)歷漫長的歷史長河，他們以“玄理”的方式，系統(tǒng)形成了以因果循環(huán)、善惡報應為基礎(chǔ)理論的“勸化”學說。如果拋開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來看待，一個默默無聞做善事的人，其行為必然會潛移默化地給家風，乃至后世子孫的成長以積極的影響，那么所謂子孫“驟發(fā)”也就絕非是偶然，而是合乎情理的必然情形。

倘若為人處世虛偽奸詐、投機取巧、欺世盜名，不但自己會遭受來自外部的惡性回饋（奇禍），也必然不利于子孫美好品德的培養(yǎng)。如果我們能夠拋棄這套理論中的迷信色彩，借鑒其中的科學、合理成分，將之用于修身齊家乃至更多行為，相信也很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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