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詩人白居易

杰出詩人白居易

王士菁

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詩歌發(fā)展到了唐代，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成千累百的詩人在那一時期先后出現(xiàn)，他們以各有特色的詩篇，從多方面來反映那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面貌，使后來的讀者真如置身山陰道上，但見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應接不暇。在那眾多的詩人之中，白居易便是杰出的代表之一。白居易的詩歌，不僅在數(shù)量上比其他任何唐代詩人流傳下來的都要多，在內容上反映社會生活也是較為廣闊的，而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更顯示了他自己的特色。

白居易的詩歌在當時不僅流傳于他的朋友之間，在宮廷和民間、甚至在國外也曾經廣泛地流傳過；在唐以后的歷史上各階層的讀者中間也有廣泛的影響。在今天，白居易的詩歌也還有不少的篇幅博得了人民的喜愛，人民把它當作祖國文學中的瑰寶，珍視著它，熱愛著它，并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作為滋養(yǎng)料，以促進社會主義的新詩歌更加迅速地成長。但是，在那些篇帙浩繁的白居易的詩歌中，也有在今天看來是無益的部分，這是必須加以區(qū)別和抉擇的。為了批判地繼承這一份祖國的寶貴的文學遺產，我們嘗試編選了這一部《白居易詩選》；為了幫助初學者理解這位歷史上的杰出詩人和他的詩歌，對于白居易所處的時代和他的作品產生的歷史條件，我們在這篇前言和有關的注釋中也略加一些介紹和分析。

一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生活在和我們迥然不同的時代。他誕生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所謂“中唐”時期。他的先世原是太原人，后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但他本人卻出生在新鄭（今河南新鄭），后又遷居滎陽。他生于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卒于武宗會昌六年（846），中間經歷了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六個朝代。那曾經是集中的統(tǒng)一的和強大的唐帝國，已逐步走向它的下坡路，宦官專權于內，藩鎮(zhèn)割據(jù)于外，封建統(tǒng)治集團正處于分崩離析，即將瓦解的前夕。這中間，雖然有一兩個皇帝曾經希圖“中興”，無奈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沒落的命運。而在另一方面，農民革命的風暴也還沒有起來，李唐王朝建國初期對于農民所作的某些讓步，某些改良的措施，曾經施行過的一些“仁政”，已經蕩然無存。例如，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一些負擔的“租庸調”法，和行之雖不徹底但對于恢復農業(yè)生產仍有一定作用的“均田”制，這時都已遭到了破壞；代替它們的是新的壓迫和剝削。大地主的莊園土地日趨集中，以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農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降為農奴或奴隸?！皟啥惙ā贝媪恕白庥拐{”法，剝削是更加殘酷了。此外，還有不少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如“間架稅”、“除陌錢”等，甚至是公開的掠奪，如“宮市”、“白著”等，真是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人民受著熬煎，到處是混亂，到處是黑暗。在這樣的時代里，一個正直的詩人能有什么光明的出路呢？

光明的出路是沒有的。

白居易就是在憤激、苦悶和矛盾中，度過了他的一生。

在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里，白居易度過了他的童年。約當十一二歲的時候，藩鎮(zhèn)割據(jù)的戰(zhàn)爭烽火迫使他不得不避難越中（今浙江一帶），不得不和廣大的人民一起，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約在十五六歲的時候，他曾經一度到長安應試，希望在仕進之途上找到一條出路。他以《賦得古原草送別》一詩初次顯示出他的才能，使得老詩人顧況大為贊賞?？赡苁怯捎陬櫅r的推崇，他在當時的詩壇上獲得了一些名聲，可是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這個虛名對他卻并無多大的幫助。在污濁而又冷淡的空氣中，白居易在長安住了一些時日，最后仍不得不離去，在漂泊羈旅之中，過著貧困的生活?！肮轮廴m楚，羸馬四經秦。晝行有饑色，夜寢無安魂。東西不暫住，來往若浮云。離亂失故鄉(xiāng)，骨肉多散分?！保ā吨礻惔濉罚?，便是他當時生活的寫照。德宗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卷土重來，參加進士考試，次年，在他二十九歲的時候，以第四名及第。此后，他又曾參加過幾次科目不同的考試，在憲宗元和元年（806），授官盩厔縣尉，開始步入實際的政治舞臺?？h尉是封建王朝統(tǒng)治機構中最低級的小官，先于白居易的唐代詩人高適曾擔任過這樣的官職。在這個職位上，一方面對上級的官吏要奔走逢迎，另一方面對屬下的人民卻要直接進行壓迫和掠奪。高適曾把這種可厭的官場生活歸納在這樣的兩句詩里：“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縣》）這樣的官場生活，也是白居易所不樂久居的。先于白居易的唐代詩人杜甫也曾經被授予這個官職。杜甫沒有就任，理由是：“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保ā豆俣ê髴蛸洝罚┒拙右?，按照當時的科舉出身的一般途徑，就任了這個官職，他被安置在這個可厭的職位上，這自然是無可奈何的事。無怪他發(fā)出慨嘆說：“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閑。”（《病假中南亭閑望》）但是，在那將近兩年的縣尉任內，他卻有了一些意外的收獲。白居易親眼看到了唐代官僚政治的腐敗，親身體會到了下層社會人民生活的疾苦，這豐富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源泉。從這時起，白居易真正地開始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寫下了像《觀刈麥》、《長恨歌》等著名詩篇。元和二年的冬天，白居易被調回長安，又經過考試，授官翰林學士；三年，被任命為左拾遺。這時，白居易除了一般的啟奏之外，他更有意識地以詩歌作為手段來表達他的政治主張，如他在后來寫給他的朋友元稹信中所說的：“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與元九書》）這里所說的“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詩歌指的便是白居易詩歌中最值得注意的以《新樂府》和《秦中吟》為代表的“諷諭詩”。這一些“諷諭詩”，大都是他在諫官崗位上寫成的。在這些詩中，他色彩鮮明地表示了他的開明的政治態(tài)度和進步的政治主張，他尖銳地揭露了朝廷上的高級官員的巧取豪奪，地方官吏的進奉邀寵以及他們的窮奢極侈的荒淫無恥的生活。在這些詩中，他特別揭露了由于宦官掌握了當時的軍政大權，他們在政治上所采取的種種不合理的措施，和在經濟上極端殘酷的剝削，造成了人民的嚴重的災難。詩人的同情是在人民一邊的。這一些詩歌在當時曾經發(fā)生過相當大的積極作用，使得封建統(tǒng)治階級中的當權派大為不滿，如白居易在給元稹的同一封信中所說的：“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執(zhí)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币簿驮谶@個時候，白居易以詩歌為武器，開始參加了當時的實際政治斗爭。白居易無論從他的政治經歷和他所采取的政治態(tài)度，或是從他在啟奏中和在詩歌中所表達的政治主張來看，十分明顯，他是站在當時以科舉出身為其特征的新興的政治勢力方面，而反對以門閥士族壟斷朝政的大地主階級保守勢力和握有實際軍政大權的宦官集團的。他的政治立場和政治主張，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但是，他的主張并未得到勝利，不久，他在遭受一連串的打擊、排斥和誣蔑之后，在元和十年（815）被貶為江州司馬。這在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和創(chuàng)作生活中是一個較為顯著的轉折點。這之后，他雖然并沒有從根本上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改變他的政治態(tài)度，但是，他的鋒芒卻沒有這之前那么顯露了，而在某些場合采取了隨遇而安、息事寧人、避開尖銳斗爭的妥協(xié)態(tài)度。他幾次出為刺史（元和十四年任忠州刺史、穆宗長慶二年任杭州刺史、敬宗寶歷元年任蘇州刺史），幾次調任朝官，直到他七十一歲的高齡，于武宗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的時候，雖然他也頗為關心國家的政事，沒有忘記人民生活中的疾苦，并且仍然企圖為人民做一些好事（事實上也做出了一些好事，如在杭州刺史任內，于西湖興修水利等），但是，他的早年的政治生活中的銳氣已是大為減退了。他的出為杭州、蘇州刺史，長期求任東都分司，不愿在朝，便是竭力避開當時的政爭，希圖遠禍的表現(xiàn)。白居易在詩里也不諱言這一點。那極言直諫的拾遺風采逐漸消失在“樂天知命”的庸俗的生活狀態(tài)之中，由元和諫官一變而為“香山居士”和“醉吟先生”。那早年的表達他的強烈的政治觀點的“諷諭詩”是不多見了，在他自己所手編的詩集中，“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卻占了很大的篇幅——雖然在這些詩歌中也有一些深刻地反映了他的進步的政治觀點，和他的某些“諷諭詩”比較起來毫無遜色；雖然這樣的分類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從它們總的政治傾向上來看，這畢竟是兩種不同傾向和兩種不同風格的詩歌了。這是一個顯著的事實；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這中間存在著相當復雜的矛盾。

二

任何一個古代的偉大詩人，他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都不是單純的而是相當復雜的，白居易自然也是這樣。

白居易的詩歌不但在藝術形式上是多樣的，在思想內容上和藝術風格上也是多樣的。這反映著他在創(chuàng)作這一些詩歌時的生活和思想的變化情況。從大體上說，在他的早年的作品中，白居易更多地著重于思想內容和題材方面的發(fā)掘，而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則更多地著重于藝術風格和藝術形式的探求，雖然在他的許多優(yōu)秀的詩歌中（不論是早年的或晚期的），題材和風格、內容和形式大都是密切結合、和諧統(tǒng)一的。在白居易的創(chuàng)作思想上和生活態(tài)度上存在著這樣的一個基本矛盾，這就是“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的矛盾。這一種思想上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曾經多次地表現(xiàn)出來，而最集中也最完整的表述，則是他的著名的《與元九書》中的一段話，他說：“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覺仆詩，知仆之道焉。其余‘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fā)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卑拙右自谶@里所說的主要是他對于出處進退、立身處為世的見解；在這里，他又談到了對于自己詩歌的看法；同時，他也說明了他的“奉而始終之”的“道”和“言而發(fā)明之”的“詩”的關系。這樣的一個矛盾，在他的思想中和創(chuàng)作中是長期地并且也是普遍地存在著的，只是它的表現(xiàn)的形式時有不同而已。大致看來，在他的創(chuàng)作的早期，在寫《新樂府》和《秦中吟》以及其他的“諷諭詩”的時候，在他的思想里，“兼濟”的思想占據(jù)著主導的地位；而當他處在無可作為，無法施展政治抱負的時候，或是在政治上遭受到打擊或排斥的時候，特別是在他的暮年，飽食閑居，皈心佛教的時候，“獨善”的思想則占據(jù)了主導的地位。而在更多的時候，更多的場合，不論是在他的“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或“雜律詩”中，“兼濟”和“獨善”的思想則是互相摻合在一起并且又是互相矛盾著的。當他看到了在烈日炎炎下拾麥穗以充饑腸的農婦的時候，在他寫《觀刈麥》的時候，他想到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彼械搅藘刃牡睦⒕危骸澳畲怂阶岳ⅲM日不能忘！”他想到要為人民做一些好事。當他穿上了新制的布裘的時候，他“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他認為：“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他產生了這樣的愿望：“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wěn)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制布裘》）他在諫官的崗位上，固然寫出了像《新樂府》、《秦中吟》之類目的在于“兼濟”的詩，當他遭受到打擊的時候，在他的轉徙生活中，路過洞庭湖時也寫下了《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這樣的詩。在這首詩中，他想到了當時如果能有大禹這樣的人出現(xiàn)，化水患為水利，來解除人民的疾苦，那是如何的好?。∷词故窃谏煲Y束的時候，在那夾雜著很濃厚的佛家思想的《開龍門八節(jié)石灘詩》（二首）中，也還沒有忘記那一些“大寒之月，躶跣水中，饑凍有聲，聞于終夜”的舟子；當他想到自己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時，便感到“適愿快心”。從總的傾向上看，在“兼濟”和“獨善”的矛盾中，“兼濟”的思想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方面。白居易的這一些愿望，自然是善良的愿望，但是，在當時，卻是無法實現(xiàn)的；或者即使在某一項具體的措施中，一點一滴地實現(xiàn)了，但是，他的這一些善良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xiàn)的。這便是他之所以在思想上發(fā)生矛盾，在生活中感到苦悶的根本原因。造成這一點的原因，歸根到底，我們應該歸之于黑暗的封建制度的罪過，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罪過。

白居易的愿望是善良的，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他的心情是苦悶的。在他的思想中，有儒家某些進取的、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道家退讓的清凈無為的，以至于佛家悲觀出世、因果報應思想的消極的一面。在他的實際生活中，白居易有他勇敢的一面，也有他懦怯的一面；他有時敢于極言直諫，為民請命，但有時又表現(xiàn)為安分守己和明哲保身。一方面，他是一個偉大的關心人民疾苦的詩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封建王朝中食祿奉公的官吏；一方面，他是一個精神界的戰(zhàn)士，但在另一方面，無可否認，他在封建社會的現(xiàn)實生活中又是一個樂天知命、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庸人。然而，唐代詩人白居易思想和生活上的這一些弱點，這一切，已經屬于過去；白居易離開我們的時代已經很遙遠了，他所生活著和他使感到苦惱的那個人民處于無權狀態(tài)的可詛咒的時代，也已經成為歷史上的陳跡了。但是，詩人白居易那些千百年來膾炙人口的詩篇卻還活著，沒有失去它們的生命力，它們是屬于未來的、屬于人民的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三

白居易的創(chuàng)作才能是多方面的，為了敘述上的方便起見，我們把他的詩歌分為諷刺詩、敘事詩和抒情詩三方面來考察，而沒有按照他自己原來的分類，即“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來敘述。不論是在諷刺詩、敘事詩、抒情詩或是其他的題材方面，他都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優(yōu)秀的詩篇。指導著白居易進行創(chuàng)作的是他的政治觀點和文學觀點，特別是在他的《新樂府》和《秦中吟》這兩組詩里，這一些觀點表現(xiàn)得更加鮮明而突出。在《新樂府》的序言中，他明白地告訴讀者，說他之所以要寫這一些詩是有所為而作的，他是有意識地繼承著《詩經》以來的文學傳統(tǒng)，用詩歌來為他的政治主張服務的：“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彼磳δ且恍俺帮L雪，弄花草”的脫離現(xiàn)實生活和斗爭的創(chuàng)作傾向。他在《策林》六十八、六十九中，論及文學和政治的關系時，也表示出同樣的觀點。在這樣的創(chuàng)作思想指導之下，白居易寫下了大量的詩篇，這一些詩都是有所為而作的，為著他的進步的政治觀點服務的，這是他的詩歌的主流，他的詩歌中的精華部分。但在白居易的詩歌中，也有一些篇幅，是離開他的這個創(chuàng)作思想的，或者簡直是和它相反的，他也曾寫出了不少宣揚道家虛無思想和佛家出世思想的詩，這一些都是無足取的，這是他的詩歌中的糟粕部分。此外，還有這樣的一種情況，在他的同一時期的作品中，甚至在同一首詩中，精華和糟粕是糅雜在一起的，既有積極意義又有消極影響的作品也是不少的。這需要加以審慎的區(qū)別和具體的分析。

在白居易的詩歌中，諷刺詩占了很多的篇幅，這些詩大部分集中在他自己所編的“諷諭詩”里。此外，他還以寓言詩的形式寫了不少諷刺詩。作者寫這一些詩的動機，本意是在給封建統(tǒng)治者看的，借此以進行“諷諭”即規(guī)勸的，希望他們看到了這些詩，能夠有個回心轉意，反省一下自己的罪過，因此而幡然改悔；可是，在客觀效果上，“諷諭”或規(guī)勸卻變成了揭露和諷刺。由于客觀的現(xiàn)實社會太黑暗了，作者情不自禁地把他諷刺的火焰、他尖銳的筆鋒，指向了大大小小的封建統(tǒng)治者；在客觀上，他成了被壓迫被侮辱被損害的人民的代言人。他憎恨和詛咒種種不合理的制度、極端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他揭露那些封建統(tǒng)治者的荒淫無恥的生活；他同情人民的不幸，為他們無窮無盡的痛苦和災難的生活而憂傷。在《采地黃者》、《重賦》、《傷宅》、《輕肥》、《歌舞》……等

一系列的詩中，他采用了鮮明的對比手法，寫出了存在于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不合理的現(xiàn)象。朱門里白面郎的肥馬飼料，正是從饑腸轆轆的貧苦的人們口中奪走的活命糧；破產的荒村中老人和孩子衣不蔽體，體無余溫，而官家的倉庫里的繪帛絲絮卻堆積如山，日子久了竟至化作灰塵。在《輕肥》中，白居易著重描寫了權貴們奢侈豪華的生活，在結尾處，他指出：“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歌舞》中，他著重描寫了權貴們日以繼夜地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在結尾處，他指出：“豈知閿鄉(xiāng)獄，中有凍死囚！”這是一種如何令人戰(zhàn)栗的呼聲！在《紅線毯》中，他憤怒地指責當時的官僚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在《杜陵叟》中，他對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雖然仍抱有幻想，但他已忍不住滿腔怒火，指出了：“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在《繚綾》中，作者尖銳地提出了“織者何人衣者誰”的問題，而他的答復是：“越溪寒女漢宮姬?！痹谶@里，詩人雖然還不可能具有階級分析的觀點，但他卻樸素地觀察出了封建社會里不合理現(xiàn)象癥結之所在。這樣的對于社會生活的觀察，白居易的前輩詩人杜甫曾在他不朽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中鮮明地表達出來，而在白居易的詩中，他同情人民、憎恨權貴的彌足珍貴的感情，也表現(xiàn)得十分強烈。他用鮮明的對比手法，揭示了下層社會的不幸和上流社會的無恥。這一種可以收到顯著藝術效果的表現(xiàn)方法，是白居易許多藝術表現(xiàn)方法中慣于使用的一種；而在他的諷刺詩中更形成了一個顯著的藝術特色。

白居易的敘事詩所占的篇幅雖然不多，著名的只有《長恨歌》、《琵琶引》等，但編入“諷諭詩”的《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等，實際上也可以說是敘事詩。在這一些詩歌中，白居易顯示了他巨大藝術創(chuàng)作才能的又一方面。以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為題材的作品，在我國詩歌、戲曲和小說中是數(shù)見不鮮的，而白居易的《長恨歌》這一首敘事詩卻是其中最為杰出的一篇。這不僅是因為這首敘事詩有其首創(chuàng)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在藝術上具有極大的魅力。在這首敘事詩中，作者的同情顯然是在被玩弄、被犧牲的女性——楊貴妃方面，而對于馬嵬坡軍事嘩變的首要負責者唐明皇，在委宛曲折的敘述中卻加以譴責。作者并不同意以同一題材作小說《長恨歌傳》的、他的朋友陳鴻的“懲尤物，窒亂階”的意見，他用現(xiàn)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虛構的故事情節(jié)，烘托出值得同情的楊貴妃的形象。她忠實于自己的諾言，忠實于愛情，和她對比之下，那玩弄女性的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者在這詩中的一切行為，包括他的“夜半無人私語時”的誓言，就顯得十分虛偽了。在讀了這首敘事詩之后，讀者的感情將不得不跟隨詩人的“上天入地”的波瀾起伏之筆而動蕩起來，在最后，讀者也不得不把他們的同情寄予這一個無辜犧牲的女性身上。在這首敘事詩里，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是主要的，它使顯示著白居易創(chuàng)作特征的現(xiàn)實主義退居于次要的地位?！杜靡返膶懽鞣椒ê汀堕L恨歌》有所不同，現(xiàn)實主義在這里占了上風，從開頭到結尾，作者對于人物和音樂以及四周景物的描寫，都極大地發(fā)揮了他現(xiàn)實主義藝術概括的本領。詩中的描寫對象——彈琵琶的女子，不一定實有其人，但是這樣的人物在當時的實際社會生活中卻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形象。宋朝的批評家洪邁曾經說過，在這個形象中，可能還包含有作者自己的成分在內，寫他的“天涯淪落之恨”。洪邁的這種說法是頗有見地的。在這首敘事詩中，作者以大量的篇幅來描寫音樂，在那一些具體賦予音樂以形象的描寫中，作者所著意刻畫的也還是彈琵琶女子的形象，她不平靜的像浪潮一樣起伏的心情，她不幸的生活遭遇，她像一曲悲歌那樣動人的哀怨，都一齊在琵琶聲中迸散出來。作者對于四周景色的描寫，對于詩中描寫人物以及她的思想感情同樣也起著極大的渲染作用。這一切，都是作者最擅長的現(xiàn)實主義藝術手法在這首詩中的具體表現(xiàn)。當然，在許多大作家的作品中，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往往是密切結合著的，但在某一具體作品中，卻總是有一種創(chuàng)作方法居于主導的地位，在白居易的敘事詩中，情形也是如此。

白居易的抒情詩是較為復雜的。在思想內容上，他早年和晚期的詩有很大不同；在藝術風格上也不一樣，即使在同一時期所作的，也往往不盡相同。但是，在藝術表現(xiàn)手法上，有一點似乎是先后一致的，那就是在他許多優(yōu)美的抒情詩中，在抒寫作者思想情感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作者純樸動人的形象。抒情性和形象性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此外，在另一些場合，抒情和寫景也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在描寫外界迷人景色的同時，作者情不自禁地敞開了他的內心世界。這樣的一些創(chuàng)作特色，在他最早的作品如《江南送北客……》、《賦得古原草送別》中，就已經表現(xiàn)出來了；在后來的作品中，如《春江》、《錢唐湖春行》、《杭州春望》等律詩和《同李十一醉憶元九》、《暮江吟》、《竹枝詞》等絕句中，也分明地表現(xiàn)出來。在一些健康的抒情詩中，特別是在一些律詩和絕句中，那形象和景色是優(yōu)美的，音調和色彩是和諧的，在詩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作者的情緒也是樂觀的。這一些健康優(yōu)美的抒情詩，不但是在白居易個人的詩歌中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就是在整個我國古典詩歌領域里，也都是值得贊許的特出成就，它們給予讀者以極大的美學上的享受。

從全部白居易的詩歌看來，他的詩歌語言是通俗易懂、明白曉暢的，但同時又是經過千錘百煉，作了許多藝術加工的?！袄蠇灲庠姟弊匀皇且粋€虛構的流傳于詩壇上的佳話，但是，從這個傳說中，我們也不難理解，詩人在語言藝術上是下過一番工夫的。在明代評論家胡震亨的《唐音癸簽》中，有宋朝詩人張文潛看到過白居易詩手稿的記載，說“真跡點竄，多與初作不侔”，可以作為白居易在這一方面努力的佐證。我們很難設想，詩人不在語言上作過這樣的一番努力就能達到如此高度的藝術成就。

白居易自然是一個天才的詩人，他從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中吸取了創(chuàng)作的源泉，發(fā)揮了獨創(chuàng)的精神，他和他的朋友們共同倡導的“新樂府”運動，曾經給予當時以及后來的詩歌以巨大深刻的影響。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也分明顯示出先于他而存在的我國古典文學傳統(tǒng)對于他的影響，他的許多前輩詩人對于他的影響。白居易對于祖國文學遺產是十分珍重的，他曾多次表示他是有意識地繼承這一份文學遺產，特別是從《詩經》開始的現(xiàn)實主義的寶貴的文學遺產。他對于前輩詩人陶淵明、陳子昂、杜甫更表示了極大的推崇，他并不諱言他的某一些詩就是仿效他們而作的；例如，《新樂府》就是直接繼承了古代的樂府詩而又加以革新，并且又接受了杜甫的《悲陳陶》、《哀江頭》、《兵車行》等“即事名篇”的創(chuàng)作方法，并在這一基礎上加以發(fā)展的。另一方面，白居易又接受了我國民間文學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竹枝詞》以及在風格上和形式上與《竹枝詞》接近的作品，便都是在民間文學直接影響之下，經過融會貫通而創(chuàng)作出來的。這一些作品不僅在情調上和民歌接近，在表現(xiàn)手法以及在語言上也都是和民歌相接近的。不僅如此，這一種影響有時更擴大到白居易的某一些篇幅較長的詩歌中，使得這一些詩歌也帶有民歌的風味。

白居易的詩歌是有著廣泛和深刻的影響的。他的詩在他生活著的當時就已經較為廣泛地流傳開了，他曾經以此自豪過，在《與元九書》中，他寫道：“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xiāng)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痹∫渤姓J這個事實，并又補充說：“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白氏長慶集序》）白居易的這一些流傳很廣的詩歌，在當時就已經為不少人所仿效，并稱之為“元和體”。這所謂“元和體”，在后來則又變成了通俗的歌行的代稱。它不僅影響了中唐以后的一些唐代詩人，而且在宋代詩人以及宋以后的一些詩人中也發(fā)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封建時代，一個詩人的作品能夠得到如此廣泛的讀者，確是一個罕見的現(xiàn)象。白居易詩歌的完美藝術形式以及在他的詩歌中所達到的高度藝術成就，深深地打動了讀者的心靈。根據(jù)一些有關的記載，白居易的詩歌不僅在國內，在當時一些鄰近的國家和民族中，也曾得到相當普遍的流傳?！靶彰^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保ㄌ评钌屉[《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銘》）日本、新羅諸國，家有傳寫。當時的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經抄寫過許多白居易的詩，藏之秘府，暗自吟誦。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其國宰相，每以百金換詩一篇，其甚偽者，輒能辨之?！鞍拙右字S諫集，契丹主親以本國字譯出，詔番臣讀之?！保麝惱^儒《太平清話》）白居易的詩歌在當時已經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名聲和眾多的國外讀者。不少國外的讀者，通過白居易的詩歌，和中國人民在很久以前就結成了文字因緣。白居易的詩歌在國外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四

白居易的詩歌，我國古典文學中最可寶貴的遺產之一，毫無疑義，是應該由人民來繼承的。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我們后來者的責任。這一個選本，就是企圖按照這個原則進行整理編選的嘗試。在選目方面，我們較多地選入了思想上比較健康和藝術上比較成熟的作品，但同時也選入了少數(shù)代表作者思想上較為消極一面的作品，以供參考，目的在于盡可能使讀者得以了解白居易和他的作品的全貌。在校勘方面，我們以較早的宋本為依據(jù)；但也并不一味迷信宋本，我們的態(tài)度是擇善而從，遇有異文，我們即選擇其中較為合適的一種；為了節(jié)省篇幅，不另作校勘記，和注釋文字結合在一起處理。在注釋方面，我們除了對于一般讀者認為困難的詞句和典故加以注解，更著重在作者創(chuàng)作這一些詩歌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情況以及作者生平和他的交游活動等方面，這一些，可能也是讀者在理解詩篇時所最感需要的。注釋文字，力求簡要；遇有可供參考的較重要的資料而為注釋所無法包容的，則采取“備考”形式，放在注釋的后面。此外，我們又嘗試對于白居易的詩歌加以初步的編年，至于編年所依據(jù)的理由，必要時也略加論述。書末附有關于白居易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簡要年譜，也是為了供讀者閱讀時的參考。由于水平的限制，無論在選目、?？?、注釋、前言或其他整理工作方面，缺點和錯誤一定難免，我們熱烈地希望得到讀者的指教。

本書編選時，在選目方面曾經得到許多專家的熱情幫助，謹在此深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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