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新
日本明治大學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山大學（珠海）歷史系、杭州工商大學特聘教授
，研究領域為日本古代史、古代中日關系史
。著有《好太王碑拓本の研究》
。
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鄭成功大舉進攻臺灣
，次年（康熙元年
，公元1662年）2月收復了臺灣，并以此為根據(jù)地與清朝抗衡
。與此同時，清朝頒布遷界令
，在東南瀕海五省施行更為嚴格的海禁，“將山東
、江
、浙
、閩
、廣海濱居民盡遷于內(nèi)地，設界防守
，片板不得下水，粒貨不許越疆”
，企圖通過經(jīng)濟封鎖迫使以鄭氏一族為首的抗清勢力不攻自滅。然而
，在后來的三十余年時間里
，臺灣抗清勢力并沒有因此而衰落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鄭氏政權(quán)在海禁期間
，利用臺灣的有利條件，派遣大量貿(mào)易商船赴東
、西洋貿(mào)易
，以洋船貿(mào)易所贏之利，補軍需糧餉之不足
。據(jù)江日升著《臺灣外記》記載：
》的唐船風說書為中心.png)
“康熙五年，又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臺灣
，興造洋艘、鳥船
，裝白糖、鹿皮等物
，上通日本
。制造銅熕
、倭刀
、盔甲，并鑄永歷錢
；下販暹羅、交趾
、東京各處以富國
。從此臺灣日盛
，田疇市肆不讓內(nèi)地?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strong>
福建水師提督施瑯在康熙六年（1667年）給清廷的奏疏中亦稱：
“伏思賊黨盤踞臺灣 、沃野千里，糧食匪缺
。上通日本，下達呂宋
、廣南等處
，火藥軍器之需
，布帛服用之物貿(mào)易備具
。”
上述記載充分說明了臺灣洋船貿(mào)易在鄭氏政權(quán)統(tǒng)治臺灣期間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是，這些曾為臺灣抗清復明事業(yè)做出重要貢獻的臺灣商船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統(tǒng)一臺灣后是怎樣降清的
？我國清史檔案中對這一問題雖曾提及
，但由于資料有限，無法從中了解到臺灣商船降清的來龍去脈
，使這一問題長期以來成為臺灣史研究中的一件懸案
。值得慶幸的是，在日本出版的有關江戶時代日中貿(mào)易的史料集《華夷變態(tài)》一書中
，保存了大量有關臺灣鄭氏商船的史料
。該書因用江戶時代的古日語寫成，所以為我國明清史學者利用不多
。本文將根據(jù)《華夷變態(tài)》中的有關史料
，并結(jié)合我國清史檔案的記載
，對1683年臺灣鄭氏商船的去向及后來降清的經(jīng)過和原因作一番考察。
在考察上述問題之前
，有必要先對《華夷變態(tài)》一書作一簡要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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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A夷變態(tài)》成書于日本的江戶時代。是由江戶幕府的儒官林春齋
、林鳳岡父子編纂的。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以后
，日本江戶幕府為了禁止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先后數(shù)次頒布鎖國令
，斷絕了同中國、荷蘭
、朝鮮、琉球以外的所有國家的往來
，只準許中國和荷蘭的商船在日本從事有限的貿(mào)易
。為了嚴格限制日本人同外國人的接觸
，幕府將對外貿(mào)易的場所限定在長崎一地
。江戶幕府雖然積極地推行鎖國政策，但是對于當時的國際局勢
，特別是中國大陸上的動向絕非漠不關心。他們通過來往于長崎的中國
、荷蘭商人千方百計地探聽海外的情報，每當來自中國大陸和南洋
、東南亞各地的中國商船（當時的日本人稱之為“唐船”）駛?cè)腴L崎港
，日本幕府設在長崎的地方長官長崎奉行便命令擔任華語翻譯的唐通事登船向船上的中國商人（日本稱之為“唐人”）聽取海外的情報
、傳聞（日本人稱之為“風說”），并將其制作成文書
，上報江戶幕府
。這類文書統(tǒng)稱為“唐船風說書”（亦稱“唐人風說”或“唐風說書”）
。
唐船風說書由于涉及海外事情
，因此在當時是一種絕密文件。除參與制作風說書的唐通事外
，只有幕府的執(zhí)政者大將軍及其近側(cè)的少數(shù)高級幕僚才知道其中的內(nèi)容
。曾參與向幕府大將軍讀解唐船風說書的儒官林春齋
，為了防止這批寶貴的資料佚散丟失
，便將其編纂成冊
。他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
“按朱子失鹿，當我正保年中（1644～1647年）
，爾來三十年所
。福漳商船來往長崎
，所傳說有達江府者
。其中聞于公件件
，讀進之
，和解（即譯成日文）之，吾家無不與之
。其草案留在反古堆
，恐其之失，故敘其次第
，錄為冊子，號華夷變態(tài)”
。
林春齋死后，其子林鳳岡續(xù)編唐船風說書
，并將其續(xù)編的三卷改題為“崎港商說”。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日本學者浦廉一等人又將林氏父子所編纂的唐船風說書合為一書校注刊行，即1959年出版的東洋文庫本《華夷變態(tài)》
。1981年，日本東洋文庫又重印此書
，其中內(nèi)容略有增補，本文所利用的就是此版《華夷變態(tài)》
。
《華夷變態(tài)》中輯錄了日本正保元年（1644年）至享保九年（1724年）八十一年中的2300余件唐船風說書，其中記載了大量有關明清時代中國以及南洋
、東南亞各地社會政治
、經(jīng)濟情報
，是研究明清史
、特別是明清時代中日關系史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史料。
一、鄭氏降清后臺灣商船的去向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五日，福建水師提督施瑯率舟師大舉進攻澎湖
，當月二十二日與臺灣劉國軒統(tǒng)率的水師在澎湖一帶海上決戰(zhàn)。結(jié)果
，臺灣軍隊大敗
，損兵一萬二千余人
。劉國軒乘快船自吼門逃走
，返回臺灣。經(jīng)此關鍵性一戰(zhàn)后，臺灣鄭氏已無力再與清朝對抗
。同年八月，鄭克塽率部下剃發(fā)歸降了清朝
。但是鄭氏手下的臺灣商船并未隨同鄭氏一起降清
。早在澎湖之戰(zhàn)前后
，這些商船便駛離臺灣
，前往日本長崎。據(jù)《華夷變態(tài)》的唐船風說書記載
，日本天和三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赴長崎貿(mào)易的臺灣商船共有十一艘（參見下表）
，其中于澎湖之戰(zhàn)后起航的有十艘。此后，這些商船又從日本駛往東南亞各地
。其中部分商船最后投降了清朝。
表注：東寧是臺灣的舊稱
，鄭經(jīng)稱王時期改稱東寧國，故此時期臺灣商船在日本均被稱作東寧船
。又，中國商船駛抵長崎后
，長崎當局不以各船原有的船名相稱
，而是按來航地點和進港時間順序統(tǒng)一編號，如亥年進港的第一艘船稱作“ 亥一番”
，次之稱作“ 亥二番”
。若當年第一艘商船來自廣東，就稱作“一番廣東船”
。編號以年為限
，每年更變。（參見清汪鵬著《袖海篇》）——本文作者
臺灣商船降清之事，理應反映在我國清代官府檔案中
，可是殘存至今的有關1683年以后臺灣商船降清的清史檔案為數(shù)甚少
，筆者所見
，僅有《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中的“兵部殘題本”及同史料丁編第三本中的“部題福督王國安疏殘本”兩件，而且殘缺不全?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F(xiàn)將這兩宗殘檔的內(nèi)容摘錄如下：
（1）兵部殘題本（劉國軒貨船投誠）
“（上缺）澤由暹羅國前來投誠等情，事關外洋駕來船只 ，理合具報等情到卑職?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S吊該管船藍澤查問：……據(jù)供：小的船是劉國軒的船，船號東本鳥
，船身長七丈余，闊有二丈四尺余
，是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初一日在臺灣開船往日本生理。本月二十三日到日本發(fā)貨
，就在日本買貨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日本起身至本年二月二十□□到暹羅
，六月初一日在暹羅開航
，至七月□□□□□□外
，十五日到廈門，舵梢共有八十三人
，
等情，……據(jù)管船官藍澤供稱，小的此船系偽武平侯劉國軒的船。于去年正月間，在臺灣制造，……去年閏六月初一日就臺灣開船。閏六月二十三日到日本港……隨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日本開駕，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到暹羅，……小的在暹羅奉本爵主喻吊，將船駕回廈門?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诮衲炅鲁跻蝗眨湾吡_開駕
。此七月十四日□□□外，有把口哨船盤問
，令小的將船駕入內(nèi)□
，□十五日灣泊廈門港內(n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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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題福督王國安疏殘本（查報洪磊 、劉國軒派往海外生理船只所有人員并所載貨物）
“（上缺）令返掉回歸等因在案 。今黃成供系偽延平王下偽吏官洪磊于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在臺灣發(fā)出，往日本
、暹羅貿(mào)易之船
。藍澤供系偽武平侯劉國軒于上年閏六月間在臺灣發(fā)配貨物
，開往日本
、暹羅生理之船。茲洪磊已經(jīng)投誠
，劉國軒業(yè)已授職
，而續(xù)歸興販之船只
，其管船舵梢，自當查明原籍安插
，貨物銀兩仍應給還原主。惟是駕來船只
，與軍火炮械，不便一體給還
。應留營充用?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蔡允六駕大哞鳥船一只，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進廈門港
，又管船藍澤駕東本鳥船一只于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進廈門港?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龑ⅫS成、蔡允六并火長舵梢共六十七名及貨物發(fā)交偽吏官洪磊看守照管去后
，其余船只，俟有駕回廈門
，立即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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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那么，這兩宗清朝殘檔與前述《華夷變態(tài)》中的11艘臺灣赴日商船有何關系呢
？根據(jù)前引《明清史料》的記載，劉國軒派出的船
，即藍澤船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閏六月一日從臺灣起航的，于當月二十三日到達日本
。洪磊派出的黃成、蔡允六船也是同年閏六月從臺灣起航
，但到達日本的日期不詳。這里要說明的是
，清代的中國歷法與日本歷法在日期記載上基本相同
。惟置閏時稍有差異
。1683年
，中國陰歷閏六月
，日本歷法閏五月，故當年中國的閏六月相當于日本的六月
。
天和三年六月（即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起航的臺灣商船共計六艘
，在這六艘臺灣船的風說書中，與《明清史料》中所載藍澤船
、黃成船有關的是9番、10番
、12番船的風說書
。據(jù)“9番東寧船風說書”記載：
“本船及日后來貴地（長崎）的船只共有五艘，在本船起航的前一天，有一艘船從東寧起航
，該船是一條大船
，是劉國賢（軒）派出的船，本船是洪
伯爺（洪磊）派出的船。”
另據(jù)“10番東寧船風說書”記載：
“東寧的情況，如前日進港的9番東寧船所述，沒有任何變化
。但是，9番船是當月（即天和三年六月）二日起航的
，……在本船出海之前，即當月朔日藍霖官駕船來日
，該船是大船
，特別是（船上）裝載了很重的砂糖，估計在海上遭遇了當月七日至十二日的大風
。”
又據(jù)“12番東寧船風說書”記載：
“關于東寧的情況，日前進港的東寧船可能已報告了。本船于當月（天和三年六月）一日自東寧起航
，因在海上遭遇大風。所以遲到了
。在先于本船進港的船只中，九番船是當月二日起航的
，十番船是當月五日起航的?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strong>
對照以上三份風說書的記載
，可以看出天和三年（1683年）的12番東寧船除其船主姓名和抵達長崎的日期稍有出入外
，其他記載均與《明清史料》中所載藍澤船的情況完全吻合
。關于船主的姓名
，兩國史料中的記載雖有些許差異，但實際上可以認為藍澤和藍霖官是同一人
。藍澤是該船主的正式姓名，霖官是他的別名或幼名
。另外，該船到達日本的日期
，在雙方的記載中僅相差一天。關于這一點也可以理解為
，《明清史料》所載的日期是該船抵達長崎港的日期，而《華夷變態(tài)》中所載的日期是日方派出唐通事上船聽取風說的日期
。在中日長崎貿(mào)易中
，中國商船當日進港
，唐通事次日聽取風說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
。據(jù)以上比較可以斷定，天和三年（1683年）赴日貿(mào)易的12番東寧船就是《明清史料》中所說的藍澤船
。
與《明清史料》中所載黃成船的情況基本相符的是天和三年（1683年）9番東寧船。從前引三份風說中可以看出
，該船是鄭氏手下吏官洪磊派出的船。該船于天和三年六月二日（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二日）自臺灣起航
，當月十五日抵達長崎。該船船主的姓名不見于該船和當年其他臺灣商船的風說書
。據(jù)《華夷變態(tài)》貞享四年（1687年）的風說書記載
，當年99番廈門船船主黃成官曾在五年前的亥年（即1683年）到日本長崎從事貿(mào)易
。但是
，1683年赴日從事貿(mào)易的中國商船
，沒有從廈門起航的
。并且，同年從暹羅等地起航的中國商船的船主中
，也沒有叫黃成官的。因此
，這個黃成官只能是當年臺灣商船的船主。我斷定
，他就是天和三年（1683年）9番東寧船的船主，即《明清史料》中提到的管船黃成
。
天和三年的12番船（即藍澤船）和9番船（即黃成船）在日本停留數(shù)月之后，于當年年底前后駛往東南亞
。次年（日貞享元年
，清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
，又有多艘中國商船從東南亞各地起航，前往日本貿(mào)易
。在這些商船向日本長崎當局提供的風說書中，多次提到臺灣商船的情況
，其中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兩艘臺灣船的動向。據(jù)貞享元年“6番廣東船風說書”記載：
“（今年）從暹羅起航來日的商船共有九艘，其中五艘是去年（1683年）從貴地（長崎）前往暹羅的東寧船 ，我等四艘船是暹羅當?shù)氐纳檀?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本船因途中在廣東停留
，所以稱作廣東船
。”
同年“14番暹羅船風說書”中亦稱：
“今年渡海到貴地（長崎）來的船只共有九艘，其中暹羅當?shù)氐拇兴乃摇０ū敬趦?nèi)的其余五艘是去年（1683年）從貴地去（暹羅）的東寧船。另外四艘東寧船都在本船之前出發(fā)了。據(jù)說這四艘船中有兩三艘先到廣東稍事停留，然后再來貴地，若是那樣，（他們到達長崎時）將稱作廣東船?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strong>
從上述記載中可以知道
，貞享元年（1684年）夏季自暹羅赴日本貿(mào)易的商船共計有九艘，其中五艘為1683年赴日的臺灣船
。但是，根據(jù)《華夷變態(tài)》的記載
，這九艘從暹羅起航的商船，后來只有七艘到達日本
。其中包括四艘暹羅當?shù)氐纳檀腿以_灣商船（即9番廣東船、14番暹羅船和20番暹羅船）
。也就是說
，另外有兩艘原臺灣商船離開暹羅后，沒有前往日本，而不知去向了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梢詳喽ǎ斈炅乱蝗諒腻吡_起航的藍澤船就是這兩艘船之一
。該船沒有像14番船風說書中所說的那樣
，先到廣東再去日本，而是直接到廈門投誠清朝了
。那么，另一艘不知去向的臺灣船是否就是黃成船（即1683年的9番東寧船）呢
？回答是否定的
。因為該船離開日本后
，并未前往暹羅，而是到東京（今越南清化省以北
，以河內(nèi)為中心的越南北部地區(qū)）去了
。據(jù)貞享元年（1684年）“2番東京船風說書”記載：
“前年（1682年）東京發(fā)生大饑饉，且疾病流行。東京國中之人死亡三分之一。去年（1683年）各地均未產(chǎn)黃絲。因此，本船和林干騰船（另一艘東京船）未能前往貴地（長崎）貿(mào)易，而停留在東京?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在同一天到達長崎的4番東京船（即林干騰船）的風說書
，也提到了1683年9番東寧船因籌集不到貨物
，而留在東京的情況。
由此可見
，天和三年（1683年）9番東寧船駛離日本后沒有前往暹羅,而是駛往東京(越南)了
。此后,大概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上旬，黃成、蔡允六又駕駛該船離開東京于六月二十五日到廈門投誠了清朝
。
康熙二十二年赴日本貿(mào)易的臺灣商船為什么沒有返回臺灣而前往暹羅等地
？《明清史料》的兩宗殘檔中對此沒有詳細記載。但是在《華夷變態(tài)》中卻可以找到回答這一問題的線索
。
二、臺灣商船駛往日本及暹羅的原因
1683年澎湖之戰(zhàn)的失敗，徹底動搖了鄭氏政權(quán)打算堅守臺灣的決心
。臺灣商人們曾生動地描述了當時臺灣島上市井風鶴的情形
。“總大將劉國賢（軒）退回東寧
。其兵船駛?cè)敫蹫硶r
，東寧以為大清的軍隊前來攻打，百姓一片混亂
。據(jù)說在慌亂中
，出征將士的妻子，達官顯貴的夫人以及她們的子女
，都以為大清軍隊已到
，于是許多女人紛紛投繯自盡?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保▍⒁姟度A夷變態(tài)》1683年12番東寧船風說書）
在清軍重兵壓境
，臺灣敗局已定的形勢下，鄭克塽的部下中有人提出往征呂宋
，重建基業(yè)的建議
，后因劉國軒阻止而未能成行。此后
，鄭克塽等人雖決計降清
，但仍然擔心降清后會發(fā)生意外之變，所以不愿使大批貨物
、財產(chǎn)落入清軍手中
。進入閏六月（即日本歷法的六月）之后，鄭氏等人紛紛派船將他們的財產(chǎn)貨物運往日本
。據(jù)《華夷變態(tài)》記載
，在天和三（1683年）赴日的十一艘臺灣商船中，至少有九艘是鄭克塽等人直接派出的
。其中鄭克塽派出船三艘
、馮錫范派出船四艘、劉國軒派出船一艘
、洪磊派出船一艘
。在這些商船上
，還乘載著許多寧愿逃往海外，也不愿意剃發(fā)降清的島民
。他們當中“不僅有年幼的孩子
，還有不常出海的富商?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保▍⒁姟度A夷變態(tài)》1683年12番東寧船風說書）
從以上事實來看
，1683年赴日的臺灣商船與其說是專門從事貿(mào)易的商船，不如說是負責轉(zhuǎn)移財產(chǎn)
、人口以逃避降清的逃難船
。
1683年夏季前抵達日本的臺灣商船，并沒有急于返航
，他們奉命在日本等待后來船只帶去的消息
。這一點在當年七月二十六日駛?cè)腴L崎的21番東寧船的風說書中得到證明。該船風說書中提到鄭克塽等人派船向在日臺灣商船傳送消息的情況
。
“在東寧的渡日船只中，本船是最后起航的。本來不會再有船只來日
，可是在侍衛(wèi)之官馮氏（即馮錫范）的倉庫中，還剩有少量的貨物
。為此
，將派顏榮官為船主，在本船出海三日之后駕船來日
。估計（該船）不久就會進港
。此外，在（今年）九月
，根據(jù)東寧（形勢）的好壞
，還會派一艘船來日本，將（東寧的）消息通知停留在貴地（長崎）港口的東寧船
。上述顏榮官船或許會帶來新的消息
，我們離開東寧以前的情況，如前所述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strong>
從這份風說書中可以看出，臺灣鄭氏政權(quán)曾打算在1683年9月間再派一艘船赴日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墒牵诋斈臧嗽率帐┈樎受娭僚_受降
。在此之后
，鄭氏再派船赴日已不可能
，所以上述風說書上提到的顏榮官船，即當年八月一日到達長崎的25番東寧船便成為臺灣鄭氏政權(quán)向日本派出的最后一艘商船
。據(jù)該船風說書記載：
“本船已經(jīng)是（東寧派出的）最后一艘船，在本船之后，再不會有船來日
。本船的主人是侍衛(wèi)之官馮氏（馮錫范）
，在此之前來貴地（長崎）的東寧船中，有三艘
，加上本船共四艘
，都是馮侍衛(wèi)派出的船。此次（主人）吩咐說
，（在日）船只已不必返回東寧了
。四艘船中，可將兩艘賣掉
，其余兩艘先從貴地到暹羅去
，在暹羅等待到來年。這樣吩咐究竟是出于什么打算
，（主人）隱密而未提
。只是叮囑我們在暹羅打探消息。另外
，對于其他在貴地停留的東寧船
，其各自的主人也囑咐讓他們前往各地，并且還（給他們）捎來書信
。本船即是最后的報信船
。”
馮錫范對其手下的四艘商船發(fā)出的指令是
，兩艘賣掉
，兩艘前往暹羅。其他臺灣船通過顏榮官帶來的口信和書信
，也分別得到了各自主人的指令
。這些指令的具體內(nèi)容現(xiàn)在已無法知道，不過從后來的情況看
，也是命令這些商船前往東南亞各地待命
。鄭克塽、馮錫范等人把在日商船遣往暹羅等地的用意
，雖然對其手下的商人“隱密而未提”
，但是，如果聯(lián)系鄭氏降清前
，馮錫范等人議征呂宋
，以及鄭氏在與清朝議降時曾提出不愿遷往內(nèi)地等事實
，不難看出，他們的用意是為了降清后若遇不測
，可以利用這些商船擺脫清朝的統(tǒng)治
，出洋另圖他舉。
于是
，接到指令的在日臺灣商船于天和三年（1683年）底至翌年初
，紛紛離日駛往東南亞各地。根據(jù)《華夷變態(tài)》的記載
，天和三年赴日的十一艘臺灣商船中
，有七艘在貞享元年（1684年）春季之前抵達東南亞各地。其中五艘如前文所述
，駛往暹羅
；另有一艘前往東京；一艘前往廣南
。
既然上述在日臺灣商船受命前往東南亞各地
，為什么藍澤船和黃成船又會到廈門歸降清朝呢？這主要是清朝對臺灣商船積極實行招撫的結(jié)果
。
三、清廷的招撫政策與臺灣商船降清后的去向
收復臺灣后，清朝方面也及時得到了有關臺灣商船被遣往外國的情報
。于是先后數(shù)次派遣使者前往招撫。據(jù)《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一書記載：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丙寅（二十九日）命嚴察?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苡帱h將軍侯施瑯奏：據(jù)劉國軒云，偽禮武總兵楊彥迪一隊船在廣南柬埔寨，偽水師二鎮(zhèn)總兵周云隆船一隊在舟山，房錫鵬一隊船在浙江烏洋，察楊彥（迪）妻子□□臺灣，臣已令保釋安插，當俟正月間遣人往調(diào)。其周云隆、房錫鵬。亦當遣人諭令來歸。如不歸順，應行浙江總督發(fā)兵撲滅，尚有鄭氏等興販外國過洋船艘，已遣外委守備曾福等往察，悉令返棹。上諭：施瑯遣官往察諸處船兵，具見籌畫周詳，可嘉。此等現(xiàn)在海洋船艘、偽官兵丁，其嚴加詳察，俱令速歸，務盡根除，勿得仍留余黨，致滋蔓延 。該部知之
。”
據(jù)此可知
，施瑯從降將劉國軒口中得知臺灣商船被遣往外國
，隨即派遣外委守備曾福前往招撫。但是
，曾福是怎樣完成這一任務的
，現(xiàn)在還沒有找到更詳細的記載。
此外
，《海國聞見錄》的作者陳倫炯在該書自序中提到其父陳昴在鄭氏降清后
，奉施瑯的命令，“出入東
、西洋
，招訪鄭氏有無遁匿遺人，凡五載”
?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梢酝茰y，他的任務中也包括招撫臺灣商船
。（陳昴
，福建人。施瑯攻臺前夕
，進見瑯
，力主侯南風進剿澎湖。臺灣降清后
，出洋招訪鄭氏遺逸
，歸國以后被敘功授職，曾任碣石總兵
，廣東副都統(tǒng)等職
，參見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自序》）
陳昴是在貞享三年（1686年）七月十一日到達日本的。據(jù)《華夷變態(tài)》記載
，貞享三年（康熙二十五）有一艘福建商船自廈門赴日
，后來該船在海上遇難沉沒，船員中只有三人漂流到日本
，其中一人就是該船的總管陳昴
。這一記載說明，陳昴原來可能是來往于福建日本間的商人
，清廷利用這種關系
，委派他以普通商人的身份，暗中從事招撫活動
，而不是公開以清官吏身份出現(xiàn)的。
除上述中國方面的史料之外
，在日本的史料中也可以找到不少有關清朝招撫臺灣商船的記載
。據(jù)貞享元年（康熙二十三年）“1番廣南船風說書”記載：
“東寧投降大清后，（施瑯）從東寧派出兩艘船前往廣南，有三名使者乘坐在這兩艘船上。他們的任務是要把被遣往各地的東寧船只招回福州，領取印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