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從“合江路1號”說起

當我們回憶往事，追溯先輩的足跡時，是否能夠更接地氣、更貼近歷史的真實呢？

原文 ：《從“合江路1號”說起》

作者 |青島 柳士同

“合江路1號”，指的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青島的山東大學教職員工宿舍，簡稱“山大合江路第二公舍”。該建筑據(jù)說建于上世紀四十 年代，為日式大型建筑，總計60戶。我們家曾先后在第三棟的三樓和第一棟的二樓居住過。

紀錄一定真實嗎

這60戶人家自然都是山東大學的教職員工，其中不乏當時就已頗負盛名，抑或之后享譽學界的教授、專家和學者，這些前輩如今大多已經(jīng)作古；后來晚一輩學術界、科學界名人，不少也已辭世。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有人通過回憶錄、傳記等形式記下了這些前輩生前的事跡和成就。既有前輩本人晚年通過自述的方式回顧以往；也有前輩的后人親筆撰文，或接受訪談，介紹父輩的履歷；還有不少作家、記者通過采訪相關人士、查閱資料，編撰、創(chuàng)作出各種“非虛構文學”。這些文本無疑都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不過，所紀錄下來的本事都是真實的嗎？記憶往往是有選擇性的，且時過境遷，回憶未必靠得住。何況中國歷來就有“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傳統(tǒng)，再加上某些僵化的思維方式作怪，其真實性就難免不打折扣。

舉個例子，至今仍在民間和網(wǎng)絡廣泛流傳的“中國的愛因斯坦”，也曾在合江路1號住過數(shù)年。人們之所以稱其為“中國的愛因斯坦”，起因大致可以追溯到1979年3月9日《光明日報》發(fā)表的《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一文。作者自述他1928年5月去柏林，“見到愛因斯坦后，我先把自己的兩篇論文遞給他”。后來，愛因斯坦“熱情地幫我弄到一個研究助手的職務……就這樣，我開始了在愛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墒?，有位科學史研究者1997年在愛因斯坦檔案館里，發(fā)現(xiàn)了上述物理學家1943年12月17日親筆署名寫給愛因斯坦的一封信，信的開頭第一句即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我為無緣與你相識而感到遺憾”）。這就令人費解了！

寫到這里，我不由想起山東大學另一位教授，真的見過愛因斯坦，并與愛因斯坦討論過相對論，他就是歷史系的 許思園先生。許先生曾獲巴黎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擔任過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當年旅居巴黎時，他撰寫了《相對論駁議》（法文）一文，并于1942年正式發(fā)表。1945年他去了美國，住在普林斯頓，又將該文以英文刊出。愛因斯坦看過后頗感興趣，于1945年6月7日邀請他到家中做客，暢談交流。遺憾的是，如此學養(yǎng)深厚才華橫溢，且深受歐美學界乃至印度詩人泰戈爾贊許的大家，后半生卻無用武之地，默默無聞地離開了人世。

回憶是否能更接地氣、更真實

新世紀以來，隨著“非虛構文學”的興起，不少作家熱衷于爬梳陳跡往事，這當然是再好不過的。 然而，書寫者在撰寫這類文字時，首先應該記住的，就是尊重歷史、尊重事實，不能憑空臆造或任意想象。應多方面地采訪相關人士，多層面地爬梳各種資料，認真地比較、鑒別和選擇，而不能僅憑一家之言或某些發(fā)表過的文字，不加求證就貿(mào)然動筆。

記得十多年前，有家出版社約我撰寫生物學家 方宗熙的傳記，他們可以提供相關的資料。這原本是件好事，可我卻很為難。且不說本人對生物學外行，對方先生也知之甚少呀！只記得十二三歲時，曾去他家收過一次水電費（那時是由每棟樓各戶輪流收取的）。記得那天晚上去時，他家屋子里光線挺暗，只有茶幾上的臺燈亮著。方先生正坐在茶幾旁的沙發(fā)上看書，他不滿一歲的女兒則在地板上到處爬。方先生見我去了，連忙起身招呼，其和藹可親令我至今難忘——我所掌握的感性材料也就這一點了，其他方面呢，就憑那些干巴巴的文字資料？這些資料不經(jīng)過多方采訪、調(diào)查、證實，我能輕易拿來作藍本么？再說，方先生為人忠厚，一生忍辱負重，據(jù)悉“文革”期間曾受盡凌辱乃至毒打，但這些經(jīng)歷他都埋在自己的內(nèi)心深處了，連對夫人都從未吐露一句。我若是把他的這些經(jīng)歷、具體的細節(jié)也記述下來，合適嗎？考慮再三，我只好知難而退，謝絕了出版社的好意。

也許是出于一種偶像崇拜心理吧，不少紀實文學在記述某些名人時，總不乏溢美之詞，還時常會捕風捉影地杜撰出些故事來。仍以合江路1號為例，在我的印象中，院里專家教授跟普通人并無多大區(qū)別。六七十年前大家似乎都沒有什么等級觀念，相互之間也從不以職位或職稱稱呼。全院60戶人家，見面打招呼都是叫一聲“先生”“太太”，就連看傳達室的，大家也都稱他“王先生”。我年僅十幾歲，也沒大沒小的，每次在走廊上、馬路邊遇見同院的某位教授，我都是鞠個躬，問一聲“×先生好”，而他們則朝我點點頭表示回應，有些中文系、歷史系穿長衫的老先生，禮數(shù)還特別大，往往要點好幾下頭。這也許正是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風范吧！因此我想，當我們回憶往事，追溯先輩的足跡時，是否能夠更接地氣、更貼近歷史的真實呢？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749期第8版，未經(jīng)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nèi)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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