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今日簡史》 中信出版集團
作者:尤瓦爾·赫拉利
暢銷書《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作者,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全球矚目的新銳歷史學家。其關注的領域橫跨歷史學、人類學、生態(tài)學、基因學等,善于從宏觀角度切入研究,得出頗具新意而又耐人尋味的觀點,引發(fā)全球廣泛關注。
01
抓住了算法的目光
就抓住人類的目光
如何避免工作消失;如何創(chuàng)造足夠的新工作;就算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消失的工作還是遠遠多于新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機會,該怎么辦?
避免工作消失,是最沒有吸引力也最無法達成的策略,因為這代表著要人類放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巨大潛力。然而,政府可能會有意放慢自動化的腳步,以減少造成的沖擊,爭取時間進行調整。
技術從來不是只有一條路:事情“可以做”并不意味著“必須做”。運用政府法規(guī)的牽制,就算某項新技術已經在商業(yè)上可行、在經濟上有利可圖,也能把它擋下來。比如,這幾十年來,人類的技術發(fā)展早就足以創(chuàng)造出一個人體器官市場,在欠發(fā)達國家開設“人體農場”,應對富裕買家?guī)缀跤罒o止境的需求。像這樣的“人體農場”,市場價值可能高達數千億美元。然而,靠著各項法規(guī)禁止人體器官自由交易,雖然還是有黑市,但畢竟規(guī)模遠小于原本可能的狀況。
放慢改變的速度,或許能讓我們有時間創(chuàng)造足夠多的新工作機會來彌補大部分損失。但就像前面說的,經濟上的開創(chuàng)精神必須搭配教育和心理方面的變革。假設新的工作崗位不僅僅是政府部門的職位,那么也就可能需要高水平的專業(yè)知識;而且,隨著人工智能不斷改良,人類勞動者也需要不斷學習新技能,改變自己的專業(yè)領域。政府必然需要介入,一方面提供終身教育補貼,另一方面提供安全網,協(xié)助國民面對無法避免的過渡期。
假設一位40歲的前無人機駕駛員需要三年時間才能成功轉型為虛擬世界的設計師,在這段時間內,他和他的家人很可能需要很多的政府協(xié)助才能維持生活。(目前北歐各國正在試行此類方案,信念在于“保護勞工,而不是保護工作”。)
然而,就算有足夠的政府協(xié)助,像這樣讓幾十億人不斷重新再造自我,究竟會不會影響人們的心理平衡,仍是未知數。如果就算我們付出一切努力,還是有相當比例的人口被擠出就業(yè)市場,那么我們將不得不尋找新的模式,來面對“后工作社會”、“后工作經濟”和“后工作政治”等種種議題。第一步就是要誠實承認,我們固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模式并不足以對付這樣的挑戰(zhàn)。
有些人可能會說,就算人類無法在工作上與人工智能競爭,但還是要靠人來消費吧?人類怎么可能會在經濟上無足輕重呢?然而,未來的經濟究竟還需不需要由人來作為消費者,現在實在很難說,因為機器和計算機也可以成為消費者。
理論上,讓A礦業(yè)公司生產和售賣鐵砂給B機器人公司,B機器人公司再生產和售賣機器人給A礦業(yè)公司,A礦業(yè)公司于是生產更多鐵砂,讓B機器人公司能生產更多機器人,這樣就形成一個經濟環(huán)。只要兩家公司不斷互相交易,就能不斷成長擴張到銀河系的彼端。它們只要有機器人和計算機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人類作為消費者。
事實上,現在已經有計算機和算法不再只是生產者,還同時扮演起了客戶的角色。例如在證券交易所,算法正成為債券、股票和期貨的最重要買家。同樣,廣告業(yè)最重要的客戶也是算法:谷歌搜索算法。現在設計師設計網頁的時候,常常迎合的是谷歌搜索算法,而不是哪個人的品位。
算法顯然沒有意識,所以不會像人類消費者那樣享受自己購買的物品,做決定時也不會受到感覺和情緒的影響。畢竟,谷歌搜索算法怎么都不可能真的嘗一口冰激凌。然而,算法會依據其內部運算和內置偏好來做出各種選擇,而這些內置偏好對人類世界的影響也日益增加。以冰激凌品牌為例,谷歌搜索算法對網頁搜索結果的排序有十分復雜的考慮,而全球最成功的冰激凌品牌就是被谷歌排在前面的那幾家——不見得是真正最好吃的那幾家。
我是從自身經歷中體會到這一點的。每次我出書的時候,出版社都會請我寫個簡短的介紹,讓他們用于網絡宣傳。但出版社會把我寫的文字改成迎合谷歌算法的版本。在看過我寫的文字后,出版社告訴我:“不要用這個字,換成那個字比較好,能在谷歌算法里得到更多的關注?!?strong>我們知道,只要抓住了算法的目光,抓住人類的目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這樣一來,我們既不需要人類作為生產者,也不需要人類作為消費者,那么,什么能保障人類的生存與心理健康呢?我們不能等到危機徹底爆發(fā)才開始尋找答案,那時候就太遲了。為了應對21世紀這一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經濟動蕩局面,需要盡快發(fā)展新的社會及經濟模式,并以“保護人類,而不是保護工作”為指導原則。很多工作不過是無聊的苦差事,本就應該被淘汰。例如,沒有人一輩子的夢想是成為收銀員吧?我們應該關注的是要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以及保護其社會地位和自我價值。
有一種新模式越來越受到關注,即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 income, UBI)。全民基本收入認為,政府應該對控制算法和機器人的億萬富翁和企業(yè)征稅,再用這筆稅金為每個人提供足以滿足其基本需求的慷慨津貼。這樣一來,既能解決因失業(yè)和經濟混亂而產生的貧窮問題,也能保護富人不受平民主義的怒火洗禮。
一個相關的建議是要擴大“工作”的定義。目前有幾十億個父母照顧著孩子,鄰居照顧著彼此,民眾組織著種種社群,這些活動都有其價值,但都不被認可為“工作”。或許我們應該改變一下觀念,意識到照顧孩子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挑戰(zhàn)的工作。這樣轉念之后,就算計算機和機器人取代所有司機、銀行經理和律師的工作,也不會出現工作短缺的狀況。
當然,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該由誰來考核這些新認定的“工作”,并為其付費。6個月大的嬰兒大概還沒辦法付給媽媽工資,這時就需要政府承擔起這個責任。另外,如果我們希望此類薪水足以負擔家庭的基本開銷,那么最終這和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沒有太大差異了。
還有一種做法,政府可以提供全民基本服務,而非全民基本收入。換言之,政府不是直接給錢讓人亂花,而是提供免費的教育、醫(yī)療保健、交通等服務。事實上,這就是共產主義描繪的愿景。
目前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是該為民眾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資本主義的天堂)還是全民基本服務(共產主義的天堂)。兩個選項各有優(yōu)缺點。但無論你選擇哪個天堂,真正的問題還是在于“全民”與“基本”的定義。
02
什么是“全民”?
無論是全民基本收入還是全民基本服務,通常認為都是由國家來提供的。到目前為止,各種全民基本收入措施都還只是明確限定在某個國家或某個城市執(zhí)行。2017年1月,芬蘭開始為期兩年的試點,為2000位失業(yè)的芬蘭人每月提供560歐元,不論他們在試點開始之后是否找到工作。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意大利的里窩那市(Livorno)和荷蘭的幾個城市,也有類似的試點正在進行。(2016年,瑞士舉行了全民基本收入提案公投,但選民最后否決了這項提案。
這些國家或城市計劃的問題在于,自動化的主要受害者可能并不住在芬蘭、安大略、里窩那或阿姆斯特丹。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某國人民的生計可能完全依賴其他國家的市場,然而,自動化可能會對這種全球貿易網絡的大部分地區(qū)造成破壞,給最脆弱的環(huán)節(jié)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在20世紀,缺乏自然資源的發(fā)展中國家主要是靠出售非技術工人的廉價勞動力取得經濟進步。今天,仍有數百萬孟加拉國人靠制作襯衫賣給美國以營生;在印度的班加羅爾,也有許多人是在客服中心為美國企業(yè)處理客戶投訴電話。
然而,隨著人工智能、機器人和3D打印的興起,廉價非技術工人的重要性將會大大降低。對紐約人來說,以后不用大老遠地在孟加拉國生產襯衫再運到美國了,只要在亞馬遜網絡商店選購中意襯衫的程序代碼,就能直接在紐約將襯衫3D打印出來。第五大道上的Zara(服裝品牌)和普拉達(Prada)店面可能會被位于布魯克林的3D打印中心取代,甚至有些人可能家里就有一臺3D打印機。
同時,如果打印機出了問題,也不用打電話到班加羅爾的客服中心,而是直接和谷歌云服務的人工智能廠商代表對談(人工智能的口音和語調還能依你的喜好來選擇)。于是孟加拉國和班加羅爾的紡織工人和客服人員失業(yè)了,卻又得不到必要的培訓以轉向時尚襯衫設計或計算機編程,他們要怎么生存下去?
如果人工智能和3D打印確實接手了過去在孟加拉國和班加羅爾的工作,那么過去流向南亞的收入現在則流進了加州少數科技龍頭企業(yè)的金庫。于是,全球經濟雖然增長,卻不是讓全球的情況普遍改善。我們看到的是像硅谷之類的高科技中心財源滾滾,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崩潰。
當然,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國在內的一些新興經濟體也有可能進步得很快,一起加入勝利者的隊伍。只要有足夠的時間,紡織工和客服中心人員的子孫也可能成為工程師或創(chuàng)業(yè)者,負責制造甚至自己就擁有計算機和3D打印機。然而,能夠這樣轉業(yè)的時間正點滴流逝。在過去,廉價的非技術勞動力就像一道跨越全球經濟鴻溝的穩(wěn)固橋梁,就算某國發(fā)展速度緩慢,最后還是可以平安跟上彼方的腳步。
在當時,走得穩(wěn)比走得快重要得多。然而,現在這道橋梁正搖搖欲墜。已經成功跨過橋梁(已從廉價勞動力發(fā)展到高技能產業(yè))的國家,大概前景可期;但還落在后面的國家,可能就會發(fā)現自己被困在鴻溝錯誤的那一邊,再也沒有任何方式能追趕彼方。如果再也沒有人需要你的廉價非技術勞動力,而你又沒有資源打造良好的教育體系、教授勞動力新的技能,豈不就束手無策?
這樣一來,那些落在后方的人會面臨怎樣的命運?美國選民大概會同意,亞馬遜和谷歌這些美國企業(yè)在美國繳的稅,可以用來為賓夕法尼亞失業(yè)的礦工或紐約失業(yè)的出租車司機提供津貼或免費服務。只不過,如果是特朗普口中的“屎洞國家”,美國選民是否也會同意把稅金拿去補貼這些地方的失業(yè)民眾?如果你以為真有這種可能,還不如說圣誕老人和復活節(jié)兔子會跳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03
什么是“基本”?
全民基本收入和全民基本服務的用意,就是要照顧基本的人類需求,但“基本的人類需求”并沒有公認的定義。從純粹的生物學角度來看,智人每天只需要1500~2500卡路里熱量就足以存活。高于這個數字,其實就是奢侈。但歷史上所有文化所認為的“基本”,都不止于這條“生物貧窮線”。
在中世紀歐洲,可能認為參加教堂禮拜比食物更重要,因為禮拜看顧的是你永恒的靈魂,而不是你暫時的身體;而在今日的歐洲,良好的教育和醫(yī)療保健服務被認為屬于人類的基本需求。還有人甚至認為,現在對于男女老幼而言,使用互聯網屬于基本需求。
如果2050年有個世界聯合政府,決定向谷歌、亞馬遜、百度和騰訊征稅,好為世界上所有人(不論是在孟加拉國還是在底特律的居民)提供基本收入或服務,這里的“基本”究竟該如何定義?
舉例來說,基本教育包括什么?是只要有讀寫能力就行,還是要會寫計算機程序和拉小提琴?是只要提供6年的小學教育,還是要一路照顧到獲得博士學位?醫(yī)療保健呢?如果2050年醫(yī)學發(fā)展已經能夠推遲衰老、顯著提升人類壽命,這些新的療法是該讓全球百億人口雨露均沾,還是讓少數億萬富翁個人獨占?如果生物技術已經能讓父母把兒女“升級”,這會被認為是全人類的基本需求嗎?還是我們會看到人類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種姓,一邊是富有的超人類,所擁有的能力遠超另一邊可憐的智人族群?
不論選擇如何定義“基本的人類需求”,一旦免費提供給所有人,就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接著就會出現激烈的社會競爭和政治角力,爭奪種種“非基本”的奢侈品,不管是擁有自駕車、使用虛擬現實公園的權利,還是由生物工程增強身體健康。然而,如果失業(yè)民眾手中沒有任何經濟資產,很難想象他們究竟要怎樣才有可能取得這些奢侈品。這樣一來,富人(騰訊的高層、谷歌的股東)與窮人(依賴全民基本收入的人)之間的差距可能不僅比現在更大,而且更無跨越的可能。
因此,就算2050年已經有些全民基本方案,能夠為窮人提供比今天更好的醫(yī)療保健服務和教育,他們仍然會對全球的不平等和缺乏社會流動而感到憤怒。民眾會覺得整個社會系統(tǒng)對他們不公,政府只為超級富豪服務,而且自己和子女的未來除了往下滑落便別無其他方向。
智人本來就不是一種會滿足于現狀的動物。他們的快樂很少取決于客觀條件,而多半取決于自身的期望。然而,期望又往往會因為各種條件(甚至包括其他人的條件)而不斷調整。整體客觀條件改善的時候,期望也會隨之膨脹,于是雖然客觀條件可能已經大幅提升,我們卻可能還是像以前一樣不滿。今天,如果全民基本收入和服務的目標是要改善2050年一般民眾享有的客觀條件,那么成功的概率應該不小。但如果它的目標是要讓人對自己所享有的一切在主觀上更滿足,并且避免社會產生不滿的情緒,那么失敗的機會應該就很大。
要真正實現其目標,全民基本收入和服務還必須搭配讓人民有些有意義的目標,從體育到宗教,等等。講到要在“后工作世界”過著幸福滿足的生活,或許到目前為止最成功的實驗方案出現在以色列:有大約50%的極端正統(tǒng)派男性猶太教徒從不工作,把生命都奉獻給研讀宗教經典、進行宗教儀式。他們和家人之所以不會餓死,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們的妻子通常都有工作,另一部分原因則在于政府會為他們提供慷慨的補貼和各種免費服務,確保他們擁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早在“全民基本收入”這種說法出現之前,猶太教就已經搶先一步。
雖然這些極端正統(tǒng)派猶太男性又窮又失業(yè),但一次又一次的調查顯示,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比以色列社會其他任何階層都高。原因在于整個社群心手相連的力量,以及他們在研讀經典、執(zhí)行儀式時尋得的深切意義。如果說一邊是一個小房間,里面滿是猶太男性討論著《塔木德》,另一邊是一整座大型血汗紡織工廠,里面滿是紡織工人在辛苦地工作,那么比較歡樂、比較有參與感、比較有想法的,大概會是那個小房間里的人。多虧了這群又窮又失業(yè)的人,在全球生活滿意度調查里,以色列的排名也算是名列前茅。
世俗的以色列人常常抱怨極端正統(tǒng)派對社會貢獻太少,都是靠著別人的努力來過活。世俗以色列人也常常認為,極端正統(tǒng)派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永續(xù),特別是極端正統(tǒng)派的家庭平均足足有7個小孩。國家遲早會無法應對這么多的無業(yè)人口,讓極端正統(tǒng)派不得不去上班。但事情可能正好相反。隨著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把人類趕出就業(yè)市場,極端正統(tǒng)派猶太人有可能會變成未來的楷模,而不是過去的化石。并不是說每個人都要變成正統(tǒng)派猶太教徒、上猶太初等學校、研讀《塔木德》,但對所有人來說,對于意義、對于社群的追求,將有可能變得比對工作的追求更為重要。
如果我們能夠打開一張全民經濟安全網,再結合強大的社群及有意義的目標,那么工作被算法搶走也可能是塞翁失馬。話雖如此,如果被搶走的是對生命的控制權,情況就可怕得多了。雖然我們正面臨著人類大規(guī)模失業(yè)的危險,但更該擔心的其實是人類目前握有的權威被算法奪走。這樣一來,可能會讓人類對自由主義這套故事徹底失去信心,而開啟一條通往數字獨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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