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革命”中的激進主義

（東方ic）

邵建/文

S·R·加德納（1829-1902）是英國19世紀歷史學家，專研17世紀英國史。以平生數(shù)十年之力，從詹姆斯一世的內戰(zhàn)前到查理一世的內戰(zhàn)乃至內戰(zhàn)后的共和與復辟，出版了多卷本的17世紀英國史。這本在國內新近翻譯的《查理一世、查理二世與清教徒革命1603-1660》倒是那個多卷之外的一個概要性的略本（1876年倫敦出版）。該版本可以視為一部英國革命簡史。其意義在于它首次為英國革命提供了一個準確的稱謂：清教徒革命。

革命是屬于現(xiàn)代性范疇的一個詞，現(xiàn)代以前無革命。現(xiàn)代革命的第一次發(fā)生，無疑是英格蘭的17世紀革命。它以內戰(zhàn)的形態(tài)出現(xiàn)。內戰(zhàn)的雙方，一是當時的國王查理一世，一是和他對立的國會。這場國王與國會的沖突，結果是國王被送上了斷頭臺，國會把英格蘭以往的君主制改為共和制。加德納將這段歷史粗陳梗概，以展現(xiàn)那個時代的波詭云譎。只是該書封皮上標明所寫時段是1603-1660，但實際上一直延伸到了“1688年光榮革命”——該書終章標題。這是一個完整的英國革命的過程。需要指出的是，清教徒革命主要是指1640年的英國革命，但英國革命中的光榮革命，已經(jīng)不是由清教徒主導，它不屬于清教革命了。

所以將這場革命稱為清教徒革命，乃是因為革命的主角即當時下院的議員們大抵都是清教徒。清教徒一詞（Puritan）出現(xiàn)在伊麗莎白一世執(zhí)政之初，大約是1560年代。清教徒是英格蘭宗教改革的產(chǎn)物。從都鐸王朝亨利八世開始，英格蘭教會宣布脫離羅馬天主教，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本土特點的國家宗教安立甘宗（即盎格魯人的宗教）。只是由于亨利八世反教皇不反天主教，所以英國國教從禮儀到教義乃至教會體制都帶有天主教的遺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清教徒應運而生。他們信奉的是日內瓦的加爾文宗，既反羅馬教皇，指其為敵基督；更反天主教，認為它背離圣經(jīng)，搞的是偶像崇拜。他們身在國家教會，但卻立志要進一步改革，把英國國教中的天主教殘渣徹底清除。所以他們被時人嘲諷性地稱為“清教徒”。

這種徹底清除式的改革，實際上是一種激進主義。所謂激進主義，乃是對現(xiàn)實及其秩序的一種態(tài)度。凡是主張摧毀現(xiàn)實的一切以求徹底改變者即為激進主義。它的典型形態(tài)便是革命。1641年，一位國會中的清教牧師（托馬斯·凱奇）在下院布道，他說：“改革必須是普遍的……改革所有地方、所有人和所有職業(yè)；改革進行審判的法官席位和低級別的地方行政官員……改革大學、改革城市、改革鄉(xiāng)村，改革質量差的學校、改革安息日、改革上帝崇拜的宗教儀式……你們要做的工作有很多，遠多于我能說到的……我在天上的父沒有播種的任何植物都應連根拔起?！保ㄟ~克爾·沃爾澤：《清教徒的革命》）這不啻是全球現(xiàn)代化的第一份激進主義宣言。只是這種改革不是“改”而是“革”。清教革命從宗教激進主義到政治激進主義，構成了一個百年歷史的清教主義運動，英國革命就是這個運動的一個有機構成。所以，加德納開宗明義：“本書只敘述和討論清教徒革命這場宗教和政治斗爭的一部分。”由于加德納是清教徒克倫威爾的家族后裔，他本人對清教徒亦有相當認同，認為清教主義是“這個民族最寶貴的財產(chǎn)”。因此在敘述英國革命時，事實判斷之后無不暗含著上述這樣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

清教徒的宗教激進主義，是以保守主義的外貌出現(xiàn)的。它是要穿越千年天主教，直接回到天主教以前的使徒時代。它如此激烈地反對各種禮拜儀式，是因為諸如穿法衣這些禮儀新約圣經(jīng)中沒有記載，同時也不見諸基督教早期的使徒時代。英國國教既然已經(jīng)改革，為什么不改革到底。所以，1641年克倫威爾等清教議員提出一個“根枝法案”，要求把英國國教中有關天主教的一切“連根帶枝”徹底拔除。殊不知，英國國教中保留一定的天主教因素，針對的是英格蘭大量的天主教徒。這樣處理，可以降解天主教徒轉入國教時所產(chǎn)生的內心沖突。此分明是一種現(xiàn)實主義的策略。清教徒試圖蕩滌天主教的一切，重返耶穌誕生的公元初。這種以徹底否定歷史、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方式回到過去，還原某種古老的存在或原教旨，并以此作為進步的目標：看似右翼保守，其實是左翼激進。

比宗教激進更重要的是政治激進。加德納敘述的用力之處也不在宗教而在政治。但，清教徒的政治激進主義衍生自它的宗教激進主義。清教徒中的獨立派，認為每一個教會都是獨立的。它不像當時的國教體制，大主教、主教、牧師層層任命，上下統(tǒng)屬。獨立派的牧師來自會眾的舉聘；而且教會之中人人平等，即使平信徒也有權參與教會管理。這是一種共和性質的教會。由這樣的教會理念轉化為他們的國家理念，因此，他們像反對上千年的天主教一樣反對上千年的君主制。最終以革命的方式斬掉查理的腦袋，改君主為共和。只是英格蘭畢竟有上千年君主傳統(tǒng)的因襲，由此積淀而成的整個民族心理并不習慣沒有君主的共和。所以就有了1600年的君主復位。尤其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托利和輝格兩黨聯(lián)手，不是激進主義的“弒君共和”，而是保守主義的“虛君共和”。保守主義在政治上就是保守君主制，英格蘭現(xiàn)代性的一切，最終都在君主框架下完成。英格蘭人把共和理念融匯在本民族歷史的經(jīng)驗傳統(tǒng)中，形成了一條具有英格蘭特色的民族現(xiàn)代化道路。

17世紀的英格蘭被英格蘭歷史學家希爾稱為“革命的世紀”。根據(jù)加德納的革命史敘述，這場號稱“英國革命”的革命可以分上下兩個半場：上半場是1640年的“清教革命”，下半場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盡管加德納無此自覺，但從他的書寫不難看到，整個革命以激進主義始而以保守主義終，由此形成現(xiàn)代性的兩張面孔。由于英國革命是全球化歷史中的革命首場，它對17世紀以后的世界史自然產(chǎn)生影響。這個影響主要是激進主義的現(xiàn)代性而非保守主義的現(xiàn)代性。因此，全球現(xiàn)代化自西而東，幾百年下來，發(fā)酵為一種全球性的政治激進主義。法國革命就是一例，雅各賓就是踵繼清教徒的激進主義第二代，只不過它褪下了清教徒的宗教外衣。在全球現(xiàn)代史上，清教徒或清教知識分子是激進主義譜系的第一章。

不妨就本書的譯名提出一點疑問。如果直譯，書名應為《前兩個斯圖亞特與清教徒革命》，本書將前兩個意譯為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但我們知道，前兩個斯圖亞特是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1603年是詹姆斯登基之始，也是斯圖亞特王朝統(tǒng)治英格蘭的開端。加德納正是從這里開始敘述，不知譯者為何作出這種不合歷史也不合文本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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