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與《涇縣志》

作者：蘭天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第172期

摘 要：清嘉慶九年（1804），李德淦知涇縣，適逢寧國知府魯銓欲修《寧國府志》而令各縣修志，便延請洪亮吉纂修縣志。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書成。期間，洪亮吉又受聘纂修《寧國府志》。 洪亮吉為方志名家，纂有不下八部方志，后人以《涇縣志》為最佳。其“一方之志，茍簡不可，濫收亦不可”及“撰方志之法，貴因而不貴創(chuàng)，信載籍而不信傳聞”等主張，在該志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研究《涇縣志》對我們認識洪亮吉的修志思想多有裨益。

關鍵詞：洪亮吉 涇縣志 厚古派

一、前言

清嘉慶九年（1804），安徽寧國府涇縣縣令李德淦幸得邀請名躁京師的大學者洪亮吉為涇縣修志。在涇縣乃至在周邊府縣引起轟動效應，可謂是皖南文化界的的一件盛事，不亞于一千零五十年前詩仙李白應汪倫之邀來涇縣游覽。而我們今天對著一歷史的回顧與思考，研究了解洪亮吉在編撰《涇縣志》過程中的方志學思想，對于我們今天批判地繼承和發(fā)展古代的方志學遺產(chǎn),構(gòu)建當代方志學思想，無疑是有益的探討。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江蘇陽湖(今武進縣人）為清代中期著名的經(jīng)學家、史學家、文學家。乾隆五十五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旋充國史館纂修，后出任貴州學政。嘉慶時，洪亮吉參與編纂乾隆實錄，史稱“君修史，依古法，務簡質(zhì)，與諸巨公議多不合”，又因上書言事，觸犯權貴，被發(fā)配伊犁，釋歸后不復出仕，杜門著述。洪亮吉是乾嘉時代的著名學者，他博覽群籍，知識淵廣，一生著述宏富，于歷史地理造詣尤深，編撰有《春秋左氏沽》《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等書，均為乾嘉時期歷史地理學的杰作。洪亮吉對我國方志編纂事業(yè)作出了很大貢獻，一生纂修了十余部方志，其中象《淳化縣志》、《涇縣志》等各具特色，受人推崇。

由洪亮吉編撰的《涇縣志》 在中國方志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所主張的“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考旁稽”為后世所推崇，《涇縣志》也成為重考據(jù)的方志典范。經(jīng)過前后兩年的辛勞，洪亮吉的《涇縣志》大功告成，完成了涇縣五十萬百姓與士林的修志愿望。涇縣作為江南文化區(qū)域的古縣城，當?shù)氐奈娜速t士多有著書的傳統(tǒng)，在修志的過程中，給予洪亮吉編寫志書以很大幫助，如茂林人吳臺著有《涇水考》，洪亮吉閱后大為贊賞，將其全部采入《涇縣志》。

另外涇縣俊才輩出，在當時就有趙紹祖、朱珔、包世臣、胡承珙等博學鴻儒，學界泰斗是，請洪亮吉修志無疑是當時涇縣士林的共同心愿。編撰縣志對地方政府來說，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經(jīng)濟和文化支撐。在經(jīng)過康乾盛世的涇縣經(jīng)濟發(fā)展一直處于省內(nèi)前列，商品經(jīng)濟十分活躍，當?shù)氐牟枞~、蠶絲的產(chǎn)量長期位列全省三甲，從而得以“重金延聘”洪亮吉為涇縣修志。同時，在涇縣歷代文人騷客編撰了十多部縣志，而且其中不乏志書中的精品，如宋人王栐所撰的縣志和明代嘉靖版縣志均為志書中的佳作。前人編撰的越好，后人就越難編，否則則是“狗尾續(xù)貂”，這就主客觀提升了縣志志書修撰的檔次與水平，得以讓《涇縣志》成為方志史中的上乘佳作。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洪亮吉對方志性質(zhì)和源流的基本認識，從而更有利于對《涇縣志》的解讀。洪亮吉認為:“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即方志是輿地之書。它與先秦的《九丘》、《中經(jīng)》、《禹貢》、《周禮?職方》乃至《春秋內(nèi)傳》都有淵源關系，與秦漢以來的《太康地記》、《永初山川記》和《開元十道記》、《元和郡縣圖志》、《元豐九域志》以及圖經(jīng)等一脈相承。但是到了近世,方志內(nèi)容大變:“乃今觀其所采，則嚴光江岸，莊子壕梁，前哲釣游，有而必錄，此則郭象述征之記，延之攬勝之編，非地理之要也。昭仁、等慈、丹臺、仙觀二宗，創(chuàng)置靡不畢詳，此又名僧西域之經(jīng)，高士老君之傳，非地理之要也。又有甚者，夫掛劍徐君之壟，酒灑喬公之墟，同系昔賢，均堪憑吊，然與其有詳有略,何妨概屬闊如”？由于他把方志看作地理之書，于是乎所謂的“述征之記”、“攬勝之編”、“名僧西域之經(jīng)”、“高士老君之傳”,概非“地理之要”，成為可詳可略、甚至可有可無的東西。

在他看來，原始方志不過記載一方地理沿革、城市、厄塞等，只是后世才加進人文的內(nèi)容，并且比重越來越大。他認為地理內(nèi)容是方志之“本”，而“名宿”、“詞章”等即人文內(nèi)容是“末”，從而把后世輕地理而重人文的志書說成是“去本求末、流蕩忘歸”，這清楚地反映了洪亮吉對方志性質(zhì)的認識。他的一切修志主張都建立在這個觀點之上。過去人們在討論方志的源流時，認為洪亮吉主張方志源于《越絕書》說，其實不然。方志的淵源與最早的方志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前所述，洪亮吉認為方志的淵源可追溯到《九丘》《禹貢》《周禮?職方》等地理書，而《越絕書》則是最早出現(xiàn)的方志，從而奠定了洪亮吉的基本修志思想主張。

二、從《涇縣志》來看洪亮吉的修志主張

在長期的纂修方志的實踐中,洪亮吉不斷地總結(jié)經(jīng)驗,提出了很多獨具見解的修志主張。但是,他的一切修志主張,又無不與方志即地理書的觀點緊密相關。從《涇縣志》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洪亮吉這四個方面的修志主張，歸理出其作為“厚古派”的核心修志思想。

第一，“一方之志，沿革最要”

由于認定方志是地理書，洪亮吉修志十分注重地理沿革的記載。由他主纂的《涇縣志》，更集中反映了這個思想。有關地理部分，他不惜重筆濃墨，旁證博引:

“又念此縣為秦漢所建,地大物博，山則陵陽,蓋山水則南江分江故道皆匯于此，人物則漢楚王英之所徙也，丁鴻之所封也，孫桓王太史子義之所屯駐也，鐘桓兩內(nèi)史之所城守也。其巖壑清峭，道里深邃，實為東南諸縣之冠，而錢、鄭二志并修于乾隆十八年，有失之略者，有失之鑿者，今于其略者補之，鑿者求正之，余則悉仍其舊，惟于水道故城之類，則視舊志較詳焉?！?/p>

“輿地之書,除歷史地理志外，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元豐九域志》、歐陽態(tài)《輿地廣記》、祝穆《方輿勝覽》等，有關涉縣境者無不一一采錄，而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所載縣事尤詳，今并分門錄入?！?/p>

“一方之志,山水最要。山則亙古不移,水則時有遷徙。舊志于此未免簡略,今一一考其發(fā)源所在，及所入之大水，條分縷析，不使混淆。凡唐宋以前諸圖經(jīng)地志所載者，無不錄入，并加以考證，庶后人有所依據(jù)云?！?/p>

從而使地理內(nèi)容在全志中占了極大的比重。雖然洪亮吉主張方志是輿地之書，首重地理沿革。但在長期的修志實踐中，使他感到方志也應參照史體，增加一些人文的內(nèi)容。如前所述，洪亮吉曾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絕》”的觀點，而《越絕書》所載人物事跡大大超過地理內(nèi)容的比重；他對于樂史《太平寰宇記》倍加贊賞，認為此書“體例亦最善”，但也正是該書開創(chuàng)了方志為人物立傳和收錄文獻的先例。

在《涇縣志》中，人文內(nèi)容也占了相當?shù)钠?，這一方面是洪亮吉的自覺意識，他說:“方志藝文祗載一方士大夫所著書名,或間及序例,此定法也”；又說:“歷史藝文志載一朝之書，多至千余種，宜也。今一縣之撰述，多亦至百余種，盛矣。其先后仿歷史之例，分甲乙丙丁四部，其書之存秩及未見者，間注于下……”認為方志收錄藝文是理所當然的，是“定法”。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由于洪亮吉堅持方志是地理書的觀點，故而《涇縣志》中增加不少人文內(nèi)容，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唯恐不收錄詩詞及“駢儷之語”，地方人士會通不過，甚至會群起反對?；诖?，他在《涇縣志》中酌量收錄了一些地方及寓居人士的詩詞，專列了仙釋、詞賦等門類，但其出發(fā)點仍立足于為地理內(nèi)容服務,他說:“自宋祝穆撰《方輿勝發(fā)》，始闌人詩詞矣；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又并錄及駢儷之語矣。后之為府州縣志者遂靡然從之，究之于道里之遠近、古今之沿革何預乎？然舊志已錄入，而新志盡削之,‘則縣之人群起而嘩矣。今酌撰詞賦三卷，凡前賢游覽之什、山水之篇，以迄一方人士之題詠,稍為揀擇,附入末編,或亦助靈川岳、增秀園林之一道也”“又方志有仙釋一門，本無關于輿地，然陵陽棲鶴之山，琴高跨鯉之所，以及棟山之乾應，金峰之守訥，人艷稱之，亦足以輔助山林，增輝巖壑，爰附于寺觀之下，俾各從其類焉?！?/p>

對于方志記載人物，洪亮吉在修《涇縣志》時指出,“一方之志,例載人物。然方志究非國史之比也，。舊志于人物乃分作十數(shù)門，曰名臣，曰宦業(yè)，曰忠節(jié)，曰孝友，曰儒林，曰文苑，曰隱逸等，又必求其人以實之。以是舊志所登者，雖善善從長，究難為繼。今既欲一遵舊例，余因為之約曰:立功立言者，始可謂之名臣，仕宦有政聲者,始可以入宦業(yè)，著述有功經(jīng)傳者，始可謂之儒林；詩文超人輩流者，始可謂之文苑。至升毛之世，本無肥遁之人，倘必欲傳隱逸，亦當求一意林泉、生平未嘗應舉者當之。若數(shù)奇不偶及進取未售者，未可以充隱。如是庶幾今日之錄入方志者，他日即可以登國史。吾愿于此方士大夫慎重其例焉?！比绱吮憧墒盏骄單淖制?、嚴格分類體例的效果。尤其是他以“今日人方志，他日即可人國史”來嚴格要求人物傳的編纂，這對于防止方志濫收人物具有積極作用，即使對編修新方志也有指導意義。

第二，“信載籍而不信傳聞”

洪亮吉是著名的乾嘉考據(jù)學者，因而他把考據(jù)學風帶進方志領域,提出了言必有據(jù)的主張。與他的方志是古地志之遺的觀點相應，他認為古地志保存了不少有關該地史實、掌故的材料，這對于后世修出佳志有重要影響。應該指出，洪亮吉主張言必有據(jù)，這是無可非議的。但他又要求事必師古，這就值得商榷了。固然，古地志中有不少合理的成分需要繼承，但也不可否認，其中有很多消極的東西應該拋棄。一味地主張事必師古，必然導致固步自封，保守不前。

任何史籍，包括方志，不同于小說家言，其所記載的人物、事件等當然要有根有據(jù)。但是，洪亮吉言必有據(jù)的觀點有時在實際應用中卻到了近乎刻板的程度，他的言必有據(jù)，實際上是為其“述而不作”的觀點張目。在《涇縣志凡例》中說:“人物一門,歷史有專傳、附傳者，即據(jù)史文錄入，無則采一統(tǒng)志、江南通志、舊府舊縣志名人記載，近時則據(jù)采訪冊，以明述而不作之意?！边@樣的方志人物傳與正史或一統(tǒng)志等人物傳沒有絲毫區(qū)別，根本不能體現(xiàn)出地方特色。

而且他過分地相信文字記載，而一概排斥石碑資料，在文字記載中又過分地相信正史，輕視其它記錄。他說：撰方志之法,“信載籍而不信傳聞”。他把前志的失誤歸之于“惟信傳聞，不稽載籍”。很顯然，洪亮吉“信載籍而不信傳聞”的觀點是片面的?！皞髀劇辈⒎嵌际羌俚?相反，有些具有很高的價值，尤其在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的情況下，一些進步的、革命的言行常常通過勞動人民口頭相傳才賴以保存下來。而且很多近時發(fā)生的事情，往往難于從載籍中直接找到材料。作為“厚今薄古”的資政之書一一方志，更應注重調(diào)查采訪，采集那些廣泛流傳于群眾口頭的寶貴資料。何況史籍的記載，并不全是可信的，正史的記載尤多謬誤，如果一味地信從，只能導致以訛傳訛，從而降低志書的質(zhì)量。

第三，方志體例，援引古法，重考據(jù)，突出地理內(nèi)容

洪亮吉復古傾向嚴重，主張事必師古，因而他所擬定的方志體例，往往援引古法，以示有據(jù)，可謂無一處無來歷，無一門不古樸。洪亮吉因襲舊制的修志理論，其實是與他崇尚漢學、注重考據(jù)的思想分不開的。作為乾嘉時期的學者，洪亮吉深受當時學風的影響。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當洪亮吉來到安徽學使朱筠府中時，年輕的他當時正醉心于漢學，以至于朱筠“得之甚喜，以為文似漢魏”。洪亮吉不但文章摹仿漢魏文體，甚至連寫字也要回歸古人，袁枚在給他的一封信中說道:“頃接書……一點一畫不從今書，駁駁落落，如得斷簡于蒼崖石壁間。仆初不能識，徐測以意，考之書方始得其音義?！?/p>

洪亮吉這種崇尚漢學、注重考據(jù)的思想，在學術著作中更是表現(xiàn)明顯。如他的史學著作《四史發(fā)伏》,專門考證《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中的史實、紀年、地名、人名等的錯誤。其經(jīng)學著作《春秋左傳詁》則專取漢魏諸儒之說，“訓詁以賈、許、鄭、服為主，地理以班固、應劭、京相璠、司馬彪等為主。”其地理學著作更是以考證為專門，如《東晉疆域志》能夠在“實土之廣狹無常、僑土之名目多復、紀傳之事跡不完、《晉志》紕漏難信，極少借鑒”的情況下著成，得到了錢大昕的高度評價，“稚存生于千載之后，乃能補苴罅漏,抉摘異同，搜酈、樂之逸文,參沈、魏之后史，闕疑而慎言，博學而明辨，俾讀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詎非大快事哉!”正是這種考證，在乾嘉時代被認為是篤實的學問、篤實的學風。所以，對于洪亮吉來說，他的這種考證思想，反映在方志學上表現(xiàn)為因循舊制，注重沿革的觀點是不難理解的。而且正是這種思想，使他在方志撰修中，在史料的選取上，“信載籍不信傳聞”雖然這種述而不作、采信典籍的方法缺乏創(chuàng)新，但卻具有方志編纂中不可缺少的征實精神。

洪亮吉故居

在言必有據(jù)的前提下，洪亮吉對于具體的編排門類，表現(xiàn)體例的方式又不十分講求，也不拘泥模式，而往往是酌情而定、因事而設，故而在他所編的十余部方志中，很難見到完全相同的門類分目。但是,不管采用何種形式，均以突出地理內(nèi)容為原則。從所修方志分析，洪亮吉所修門目體志書，地理內(nèi)容一般都在半數(shù)以上。如《涇縣志》三十卷，就卷數(shù)而言，地理內(nèi)容未及半數(shù)，但在具體規(guī)定中，于地理卻十分周到詳細，如“沿革”，包括星野、疆域、形勝、風俗;“城池”，包括故城、街巷、坊表、鄉(xiāng)都、市鎮(zhèn)、橋梁、津渡、郵遞等；“山水”，包括諸條山、諸條水、陂澤、湖池井泉等,“食貨”,包括蠲賑、田斌、雜稅、戶口、瑤役、積貯、鹽法、馬政、屯田、囚田、物產(chǎn)、兵防等?？梢?，地理內(nèi)容在全志中同樣占了極大的比重。

第四，方志內(nèi)容貴在繁簡適中

洪亮吉所修方志，迭有佳構(gòu)，倍受稱贊。其所以如此，與他強調(diào)方志內(nèi)容貴乎繁簡適中的觀點有關。他在《涇縣志序》中指出:“一方之志，茍簡不可，濫收亦不可。茍簡奮則輿圖疆域，容有不詳，如明康?！段涔χ尽?、韓邦靖《朝邑志》等是也。濫收，則或采傳聞，不搜載籍，借人材于異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偽以傳偽，誤中復誤，如明以后迄今所修府州縣志是也。”他這樣說，也這樣做，洪亮吉在聘修《涇縣志》時，感到錢、鄭二前志皆得失參半，“有失之略者，有失之鑿者”。從門目設置來說，“鄭志人物分門最繁，如直節(jié)、廉介、恬退等”。因此他在修《涇縣志》時，一改其非,“于其略者補之，鑿者求正之”。雖然我們不能說嘉慶《涇縣志》沒有欠缺，但較之前志或同時代的一些志書，確有過人之處。民國時期的方志學家王葆心稱贊說:“考此書(即《涇縣志》)有關修志義例及山水人物之考辨，均見通人修志，擇精語詳之善。若其生平在陜、在汴、在皖，纂志至八九種之多，則于此事之學識與經(jīng)驗，必有過人者。觀其為《涇志》一序，足見其晚年所見之超卓矣”。

三、對洪亮吉為代表“厚古派”的認識及其評價

清代由于大量學者參加地方修志，相互之間切磋商討，逐漸類聚，形成了二個主要的修志派別。一派以章學誠為首，他們主張方志是史，撰寫方志要格遵史例，其法以撰述為主，其內(nèi)容重于記載人文，體現(xiàn)“厚今薄古”的原則廣收集材料，既要依靠文獻，也要重視調(diào)查采訪。他們在總結(jié)前人修志經(jīng)驗的基礎上，結(jié)合自已時實踐和研究，勇于創(chuàng)新，在不少問題上具有創(chuàng)見，因而可稱作“創(chuàng)新派”。

而另一派則與此相反，他們認為方志是輿地之書，故以記載地理沿革為要；他們長于考據(jù)，重視纂輯，偏信正史的材料，主張“述而不作”，因而可視為“保守派”。如果說戴震因較早提出“方志以沿革為重”的觀點而成為該派的主要代表的話，那么洪亮吉則大加發(fā)揮，提出“一方之志,沿革最要”和“撰方志之法，貴因而不貴創(chuàng)，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考旁稽，義歸一是”的主張，從而使該派理論更為系統(tǒng)，擴大了保守派的影響。清代這兩個修志派別，曾經(jīng)當面交鋒，爭論甚烈，如章學誠和戴震關于方志性質(zhì)間題的論爭，章學誠和洪亮吉關于方志統(tǒng)部問題的論爭等?？偟膩碚f，創(chuàng)新派在很多方面意見新穎，具有創(chuàng)造性，從而把清代的方志編纂引向一個新的高度。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一派勢單力薄，以至章學誠編修的幾部最具代表性的方志都未能完整地流傳下來。而保守派，雖然他們詳載地理沿革，并且考證精審，事事做到言必有據(jù)，所修志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信史的意義，但他們因循守舊，墨守成規(guī)，少于創(chuàng)造，所以，方志未能更好地起到資治、存史的作用，從而大大限制了它們的價值。

洪亮吉作為一個方志學家，盡管未能跳出保守派的窠臼，但他學問淵博，見識精辟，經(jīng)驗豐富，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他所纂修的《涇縣志》等均以“該核”、“擇精語詳”見稱，深受時人及后世的推崇。王葆心曾說:“洪氏在陜西、河南修志頗多，故生平于方志之學研求有素，見聞既富，經(jīng)驗尤多。此一序(即《涇縣志序》)括舉方志利病，皆確切按驗有得之言，其舉茍簡濫收與夫略于輿域及采傳聞而不搜載籍諸弊，皆流俗修志之通病”“觀其為《涇志》一序，足見其晚年所見之超卓矣”。這個評價是基本上切合實際的。

洪亮吉在方志學上的成就也被梁啟超所贊同，梁啟超把洪亮吉所撰方志稱為“可稱者”。以洪亮吉為代表的注重沿革、詳遠略近的“厚古派”和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注重現(xiàn)實、詳近略遠的“詳今派”之間的論爭，分別代表了當時不同的兩個修志派別。而在當時，由于受考證風氣的影響，厚古派在方志學的撰修中占據(jù)主流，但隨著清后期經(jīng)世思潮的涌起，詳今派的影響逐漸超越了厚古派?？傊?，洪亮吉的修志思想主張因襲，章學誠的修志思想反映現(xiàn)實。雖然他們的修志觀點不同，但作為清代中期的方志名家，他們撰修方志的論爭，為我們在當代的方志撰修中提供了借鑒和思考。章學誠“詳近略遠”、關注現(xiàn)實的修志思想是我們所最應注重的，而洪亮吉“貴因襲,信載籍不信傳聞”的征實精神也是修志學者不可缺少的。二者的結(jié)合與創(chuàng)新，是當代修志思想的主題。

（ 作者江蘇省昆山市政務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蘇州科技大學專門史研究生，蘇州市傳統(tǒng)文化研究會會員）

制作：童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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