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發(fā)現青銅時代晚期亞腰形墓

新華社呼和浩特10月8日電（記者勿日汗）記者從內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員在位于我國西部的阿拉善左旗發(fā)現一座青銅時代晚期亞腰形墓葬。

這座亞腰形墓，在地表上用石塊構筑起亞腰形狀的石圍，并在石圍四角立有角石。在亞腰形石圍的中心位置，有長方形豎穴墓，大小僅容一人。

亞腰形墓的年代范圍約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屬青銅時代晚期，主要分布在我國和蒙古國戈壁地帶。

據了解，阿拉善左旗新發(fā)現的這座亞腰形墓規(guī)模較大、結構完整，不僅豐富了考古界對此類遺存的年代分布、文化內涵、文化屬性的認識，還為探討我國農牧交錯地帶文化互動、人群融合提供了重要研究線索。（完）

郭物：馬家塬墓地所見秦霸西戎的文化表象及其內因

摘要：秦霸西戎無論對于秦國本身，還是對于中國整個歷史都具有獨特的價值。這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歷經數百年的過程。秦霸西戎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特點，戰(zhàn)國中晚期的馬家塬墓地體現了這個過程晚期階段的特點。馬家塬墓地中，高等級墓葬雖然有顯示戎王身份地位的一些器物，但是和獨立于農耕區(qū)之外的游牧首領墓葬比較而言，缺少短劍、管銎啄戈一類的武器，可能顯示秦國對其軍事裝備和武裝力量的控制和首領的羈縻，甚至在首領下葬的過程中也是如此。另一個方面，墓中出土車輛、銅壺等器物，則反映了這支戎人受到華夏禮制和文化的深刻影響。 秦人建國和擴張的過程中曾與西戎發(fā)生了包括戰(zhàn)爭在內的各種關系，考古工作者可以從雙方城址、墓葬和出土器物中發(fā)現多種文化交融的現象。西戎在史書中多有記載，但考古學家對這些半牧半農的人群卻知之甚少，甘肅張家川 *** 自治縣馬家塬墓地的發(fā)掘逐步揭開了西戎一支的神秘面紗。自2006 年開始發(fā)掘以來，馬家塬墓地迄今已發(fā)現66 座墓、2 座祭祀坑，墓地中心是M6，其余中小型墓葬在其北部和東西兩側呈半月形分布。馬家塬墓地葬俗和隨葬品包含了歐亞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和楚文化等因素。本文結合馬家塬墓地的考古發(fā)現，從秦霸西戎的角度，探討馬家塬墓葬文化值得注意的幾個特點及產生的原因、同周圍文化的關系以及蘊含的歷史意義。 一 秦霸西戎為長期過程 秦人最初可能來自東方，先后為商周兩朝出力。廣義的秦人祖先，也就是戎胥軒和申侯之女帶領的族群，在商周之際就投奔周人，定居西犬丘，和戎人生活在一起。大駱時，有二子：成與非子。非子庶出，為周孝王養(yǎng)馬，有功，別封于秦，秦邑可能在今天陜西寶雞陳倉一帶，為秦人直接的祖先。在西周厲王末年，約公元前841年，西戎滅大駱。西周宣王時，秦莊公收復西犬丘，從此，以西垂為都，代替駱嬴一支，作西垂大夫。 秦國統治的區(qū)域是一個多族群雜居的地區(qū)，自隴以西的土地和人民始終游離于商周的勢力邊緣或者范圍之外，直到秦孝公時能號令的還有「 ”戎狄九十二國”。秦人長期與戎人雜居通婚，各個方面有很多互動，因此，被周人，特別是齊、魯、晉等華夏諸國，看作是「 ”戎狄”和「 ”陋國”。由于秦人和戎人既為鄰居，又互動頗多，因此，不但在周秦邊緣地區(qū)能發(fā)現大量的戎狄遺存，在周秦統治的核心區(qū)域也存在不少的戎狄文化因素。秦國西部的西戎，既是可以良性互動，吸取騎射技術和人力資源，獲得牧業(yè)產品和遠方信息的朋友，也是威脅秦國生存，牽制秦國擴張的敵人。秦國主要通過長期多次軍政途徑整合這個地區(qū)的人群。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 年） 「 ”霸西戎”是最為有名的一次，由于秦國整合西戎主要以沖突和戰(zhàn)爭為主，本文以「 ”秦霸西戎”來概括秦國這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過程。 秦霸西戎無論對于秦國本身，還是對于中國整個的歷史都具有獨特的價值。這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歷經數百年的過程，其中以幾次大的事件為代表。如西周宣王時，秦莊公從西戎手中奪回西犬丘；公元前750 年秦文公伐西戎；最著名是公元前623 年秦穆公霸西戎；秦孝公元年（前361 年） 「 ”西斬戎之獂王”； 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前315 年） 「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最徹底一次是公元前272 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并在其地置隴西、北地及上郡。 秦霸西戎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規(guī)模最大的是秦穆公霸西戎， 《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 年） 「 ”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匈奴列傳》記：「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胊衍之戎。”秦霸西戎鞏固了西北大后方，從而能較為從容地東向與諸侯爭霸，而且在周邊地區(qū)導致了很多連鎖的反應。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晚期，一方面北方草原人群南下，一方面是秦國政治勢力及文化的擴張，阻止了游牧勢力的南擴，甚至用修長城的方式清空了適農區(qū)域的游牧人，「 ”西戎”被秦國漸漸控制。戰(zhàn)國中晚期，義渠成為秦國大患，宣太后時，通過非常手段，終于解決了后顧之憂，為東向攻滅六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秦霸西戎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特點，這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很多考古發(fā)現的現象和文物進行佐證和充實。戰(zhàn)國中晚期的馬家塬墓地的發(fā)現，為我們從考古視野了解這個過程晚期階段的特點提供了生動的實物例證。 二 馬家塬高等級墓缺乏整套顯 *** 權和身份的游牧人武器 馬家塬戰(zhàn)國墓地屬于西戎一支應當沒有問題。具體而言，有學者認為是緜戎。也有學者推測，清水有邽戎，甘谷有冀戎，秦安、張家川估計也屬于邽戎和冀戎的勢力范圍。戎人一般認為屬于牧業(yè)人群，至少也是半游牧半農耕的社會，觀察墓葬迄今發(fā)現的跡象以及器物，本文發(fā)現這些本來應當尚武的戎人文化恰恰缺乏尚武的跡象。 在歐亞草原地區(qū)游牧人群的高等級墓葬中，一般都會有武器、馬具和動物風格藝術三個要素。隨著等級的提高，器物制作和裝飾的材質中黃金、銀、寶石的比重增加。從薩彥- 阿爾泰地區(qū)王族墓地的發(fā)現看，游牧社會用來顯示統治者權威的威權器物一般是以管銎戰(zhàn)斧、短劍、弓及弓囊、箭及箭箙為代表的武器，以及各式腰帶、馬具、馬鞭和銅鍑，這些器物制作精美，甚至用黃金制作或者裝飾，多以動物風格藝術裝飾，禮儀的功用超過實用的目的。比如俄羅斯圖瓦阿爾贊國王谷發(fā)現游牧首領墓葬。根據已經公布的馬家塬戰(zhàn)國墓地的資料，可以發(fā)現，這些高等級墓葬的隨葬品雖然有一些武器的發(fā)現，但和同時期草原地帶首領墓葬出土的隨葬品相比，缺少短劍等武器為代表的威權物，特別是在整裝成套、人群屬性和材質貴重方面還是有很大差距。 根據現在發(fā)表的資料，第一等級的M16 墓主雖然有三條奢華的腰帶、半圓大金項飾、臂釧等表示身份等級的威權物，但隨身未攜帶武器（圖一）。墓中出土鋄金銀鐵矛卻非常奢華，具有禮儀的功能。這個矛并未放置在墓主身邊，貼豎穴墓坑壁放置，和同一豎坑埋葬的禮儀性車的關系比較密切。這個矛具有戎人矛的特點，不過戎人的矛可能也是源自秦國的矛。第二等級的M15 豎穴西北角立鐵矛。M15 墓主身體周圍發(fā)現較多兵器：銅管銎啄戈、銅斧、銅戈、箭囊和數枚箭鏃，但是沒有短劍。M2 墓主頭骨頂部放置銅戈及銅鏃。第三等級M12 墓主身體周圍發(fā)現鐵戈和銅鏃數枚。M8 墓主身體周圍發(fā)現鐵戈和鐵劍。另外，M1 出土箭箙飾和9 枚銅鏃，M1 出土了中原式的戈和草原風格的管銎三棱鏃。根據迄今公布的材料，可以發(fā)現，矛在馬家塬墓地中顯得比較突出，各類武器作為隨葬品在馬家塬高等級的墓葬中不太普遍和平衡，而且沒有金銀裝飾的短劍和管銎武器，特別是沒有極具身份象征意義的短劍。大約同時代的西戎文化中，一般還能發(fā)現管銎啄戈、短劍和箭鏃等武器，比如固原彭堡撒門墓地M3 周圍有4 具馬頭骨，土坑墓，在墓主骨架腰部附近出土了戈、劍、矛。這是為什么？這可能從一個側面說明，戰(zhàn)國晚期這個地區(qū)的西戎首領不是缺乏尚武精神，而可能是已經為秦國所羈縻，其軍事裝備和武裝力量受到秦國的控制，甚至在首領下葬的過程中也是如此。 《后漢書·西羌傳》載：「 ”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奔热荒苈嗜值?2 國朝覲周王，這說明秦國對這些戎狄能進行有效的控制。湖北云夢縣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闡釋了如何以秦律和文化管理被征服地區(qū)的人民。這些竹簡寫成雖然較之馬家塬墓地時代晚，但有些律法由來已久，可以看到秦國對于被征服地區(qū)嚴格的管理以及移風易俗的努力。從文獻、封泥、銅器銘文看，秦國為了統治降服的西戎，很可能利用了「 ”屬邦”這個行政機構，設立「 ”道”，負責處理包含少數民族地區(qū)的行政事務。漢平帝時期的34個道中，至少有7 個可能是沿用秦國以來的道，其中「 ”緜諸道”管理的范圍可能就包括了馬家塬墓地所在的區(qū)域。 北京市延慶縣玉皇廟墓地M250、M18 大墓的發(fā)現為了解北方農牧交錯地帶游牧社會精英的墓葬習俗提供了生動的資料。這些墓葬中都隨葬了短劍、箭鏃、戈（相當于啄戈），從箭鏃的擺放情況分析，應當是一把整齊放置的箭，應當是放在箭箙中，只不過箭箙已腐朽。 陜西寶雞益門村春秋晚期偏早階段的二號墓的發(fā)現為了解春秋中晚期秦戎關系提供了比較豐富的資料，墓中發(fā)現了3 把金柄鐵劍，另外還有大量金、玉、銅、鐵器，但沒有發(fā)現中原或中原式的銅禮器。雖然學者對寶雞益門村二號春秋墓墓主的身份有不少爭議，但金柄秦式鐵劍的出現應當是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影響， 三翼有銎箭鏃也是北方系器物，頭箱主要隨葬馬具，有金環(huán)首鐵刀、串飾等，顯示了明顯的草原文化特點，可以看作這個階段秦戎關系的體現。墓主可能是秦穆公霸西戎后，臣服于秦國，后來內遷至寶雞地區(qū)的西戎某國戎人君長?？梢钥闯?，秦國在早期對這些戎人首領的控制尚不嚴格，他們還是可以隨葬象征他們身份的高規(guī)格短劍，甚至是為他們生產了這樣融合秦文化因素的短劍。有學者認為在歐亞草原游牧人的墓葬中出土的銅劍等武器，是非常鋒利的實用武器，而中原發(fā)現的短劍，刃口比較鈍，可能武器在中原文化中，只是作為身份地位的象征，實用性減弱了。這的確說明，短劍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中，禮儀的成分大一些。其實這可能只是反映了中下等級的游牧人武士的情況，在歐亞草原最高等級首領墓中出土的短劍等武器，比如前述圖瓦阿爾贊王族墓地，武器往往裝飾了黃金等貴金屬，黃金、寶石以繁復的方式鑲嵌在短劍、管銎戈等武器上，這樣的兵器其實也是禮儀的功能較大，實用性值得懷疑。馬家塬墓地代表的戰(zhàn)國中晚期一支西戎恰恰處于更遠地區(qū)尚武游牧文化和中原禮儀為重的文化之間，比較生動地體現了這種中間地帶人群的角色特點。 有學者指出秦國在公元前4 世紀中期商鞅變法之后，秦墓中就普遍缺少武器。有學者對此現象產生的原因作了一些推測，認為可能為了節(jié)約資源，或是防止有人盜掘兵器，或是害怕亡靈攜帶武器歸來。這當然也許是馬家塬墓地代表的西戎受秦國影響，與秦國同俗，缺少武器的原因之一。如果是這樣，更可以說明秦國對西戎的廣泛影響?！妒酚洝で乇炯o》記載：「 ”（武公） 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边@說明，公元前688 年，早在秦穆公霸西戎之前，秦國已經開始在馬家塬墓地所在的區(qū)域設縣統治。公元前471年之后，緜戎可能占據了這個地區(qū)。秦國對于周邊相對定居于溪谷臺塬之地、半農半牧的戎人采取的是占有其地、保留其部落首領，以戎治戎的方式。公元前395 年，秦國伐緜戎，之后，緜戎可能就完全屬秦，從「 ”外臣邦”轉化為「 ”臣邦”，歸屬邦管理，這樣首領不能稱王，只能稱為「 ”君長”、「 ”君公”，兵器的制造、發(fā)放、保存也將被納入統一的管理。《史記·貨殖列傳》曰：「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闭沁@個政策產生的實際效果的寫照。 有意思的是，張家川縣南部的清水縣劉坪遺址發(fā)現的文物中，卻有草原風格的短劍和管銎啄戈。不過這些武器制作尚不奢華，沒有黃金或者寶石的裝飾，并不像是等級特別高的人使用的禮儀性的武器。由于是征集，因此，也無法知道原來的共存關系。說明低級別的戎人，在隨葬品方面，可能沒有受到來自秦國官方的約束，可以隨葬管銎啄戈、短劍這樣實用性的武器。比如馬家塬墓地低級別的M8 就可以隨葬短劍。從甘肅秦安上袁家墓地M6、M7 的發(fā)現看，一直到了秦朝建立，在不同的時間和地域，其間也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三 馬家塬西戎墓地受到秦楚為代表的華夏禮制和文化的深刻影響 馬家塬墓地所在的區(qū)域與秦國政治中心較為接近，加上秦國對這些戎人的有效統治，因此，非常容易受到秦國文化的影響。馬家塬墓地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中原諸國文化的因素，首先是秦國的銅鼎、銅壺、銅繭形壺、銅甗、銅戈和灰陶罐等。 從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反映出的動物藝術風格來看，除同時期獨立于華夏農耕區(qū)之外，沒有受到中原強國控制的草原文化影響，較多文雅柔和的特點。猛獸不猛，神獸不神，動物搏斗噬咬的牌飾也多呈風格化表現，缺乏扣人心弦的震撼力量。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牧民族尚武、尚神精神的衰落。 北方農牧交錯地帶的人群幾乎都受到中原青銅禮器文化的影響，他們甚至因此創(chuàng)造出屬于自己的青銅容器———鍑，在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這主要流行于「 ”狄”系統的游牧人中。除了一般的青銅容器，商周王朝周邊的人群會選取中原青銅容器中的某一種，通過交換或者仿制的方法，作為他們最喜愛的青銅禮器，這在「 ”羌戎”系統的人群中比較普遍。四川茂縣牟托一號墓出土銅罍放于石棺外面最高處頭部上方第一塊蓋板上，可能作為「 ”祭器”，顯示銅罍在這個文化中的地位。在巴蜀符號中，也有這個以「 ”罍”為形象的符號。這個傳統可能從更早的三星堆文化時期就開始了。從迄今的發(fā)現看，西戎控制的區(qū)域并不是銅鍑的流行區(qū)域，馬家塬墓葬中雖然出土了很多類的青銅器，甚至有自身特點的鏟足銅鬲，但應當說，盛酒、儲酒之用的壺才是最重要的銅容器。比如M16 墓室北壁東側頭龕隨葬了一對銅壺和一件銀杯，顯然，此銀杯應當是用來飲用壺中所盛飲料，可能是酒。值得注意的是，戰(zhàn)國晚期，游牧已經在歐亞草原成為最主要的經濟和生活方式，草原人群從原來各類的陶器中，篩選出壺作為最主要的多用途容器，各種材質的壺成為北方草原地帶一種非常受歡迎的容器。新疆北疆，包括南西伯利亞，這個時期的文化，器形簡單的陶壺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巴澤雷克文化和薩格利文化更是以陶壺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容器，以牛角為原料精心制造的杯形角壺在巴澤雷克文化中成為高等級的容器，而且影響到吐魯番的蘇貝希文化。漢代的烏孫也是以陶壺或者銅壺作為文化中重要的容器。壺這種器物當然有其自身久遠的草原文化背景，也有甘青彩陶壺影響的淵源，但作為中原青銅禮器之一的銅壺的文化影響力，也可能是中原戰(zhàn)國秦漢時期歐亞草原東部地區(qū)廣泛使用這種器物的原因。 隨葬車和牽引牲畜最初可能是兩河流域開始的，后來隨葬車馬成為青銅時代歐亞草原中西部的習俗，馴化馬和輪輻戰(zhàn)車傳播至幾大文明中后，成為埃及、兩河流域等地區(qū)統治階級鐘愛的裝備。車馬傳入中國后，自殷周以來，在中原文化中長盛不衰。歐亞草原則相反，在青銅時代末期至早期鐵器時代，在高等級的墓葬中，以車隨葬迅速式微，殉葬馬匹則比較普遍。馬家塬戰(zhàn)國墓葬隨葬不同等級和用途的車馬的習俗顯然受中原文化的影響，這些車的基本形制和中原地區(qū)的相似，但是整車與墓主一起在同一墓室埋葬的方式和這個時期中原使用單獨車馬坑的葬法又不一樣。秦漢時期，這種習俗進而向西北影響到巴澤雷克文化，之后向北影響到匈奴文化，在這兩個文化中，都能發(fā)現中原式的馬車，特別是匈奴高等級的墓葬中，幾乎都隨葬了墓主人乘坐的馬車，不過這時的車主要是承擔禮儀、交通的功能，這在很多發(fā)現的金屬飾牌上也有生動的體現，墓葬中隨葬的車可能還具有讓墓主乘坐，順利升天的目的。在阿富汗席巴爾干黃金之丘發(fā)現的男性首領墓葬中，隨葬了馬頭和馬腿，沒有隨葬車，但男墓主腳踝部發(fā)現一對綠松石鑲嵌的圓牌飾，表現的正是貓科帶翼神獸牽引雙輪車升天的場面。由于這件人物穿褒衣博帶，車篷支撐使用竹子，而且使用中原的技術制造，因此學者認為這件文物受到漢文化的深刻影響。 馬家塬戰(zhàn)國墓葬幾乎每座高等級墓中都埋葬車馬。1 號、3 號墓內各有5 乘車，車前有馬匹。這些車乘大多裝飾華麗，有的車飾以鋄金銀鐵飾件以及金、銀、銅制的大量車飾品、漆制的車輿、輪、輻，皮條編制的車廂。車乘輪輻及車廂側板，均以金、銀、銅、瑪瑙、釉陶串珠、貝殼及鋄金銀鐵飾件等裝飾。裝飾極盡奢侈，表明墓葬極高規(guī)格。馬家塬高級墓葬隨葬車馬的習俗，車的結構雖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但對車輛奢華濃烈的裝飾則是西戎文化特點。有學者認為車廂裝飾的構圖和布局與巴澤雷克墓地出土西亞毛毯中間的構圖比較接近，可能是受到巴澤雷克文化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用大量金箔、青銅制作的虎和大角羊等草原動物風格藝術飾片裝飾車輛的車廂、車輪，迄今只發(fā)現于馬家塬墓地，這當然與發(fā)現的機緣有關，可能其他的游牧人群也會有此習俗。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車輛的制造需要大量資源和復雜工藝，西戎統治階級擁有的這些車輛，可能得到秦國官方作坊力量的支持。 馬家塬墓地發(fā)現的銅敦、車輛上的漆繪花紋等是受楚文化影響的產物，這可能是通過秦人的中介而來。秦楚傳統上一直有聯姻關系。特別是春秋晚期，楚有求于秦，因此，兩國之間多結盟、聯姻，關系非常密切。因此，楚地的高級產品，比如絲織品、漆器、銅器以及相關的技術和審美觀等就會進入秦國。巴澤雷克文化中發(fā)現的南方生產的絲綢制品、銅鏡、漆料與漆器，也很有可能是通過秦、西戎這些中介，傳入南西伯利亞的。從這里有兩個途徑進入草原，首先是秦國王族自己直接和歐亞草原地區(qū)進行交易，一種是先作為政治禮物贈給西戎統治集團，西戎在和阿爾泰山地區(qū)的游牧人群進行交換的過程中，輸入到南西伯利亞地區(qū)。無論是秦國和西戎，他們利用這些奢侈品同阿爾泰山地區(qū)游牧人交換的重要物資可能是馬匹等戰(zhàn)略物資，其次是黃金等奇珍異寶。秦國發(fā)現的形制巨大的金箔片以及金柄鐵劍證明這個時期黃河流域對黃金的大量使用， 西戎墓葬中的黃金器物也同樣說明這樣的背景。 這些被秦采取和戎政策以后的西戎人群可能為秦國修路、屯墾、移民、戍邊。同時發(fā)揮牧業(yè)人群的優(yōu)勢，為秦國提供馬匹、牛羊毛皮，甚至奶制品、肉食資源等，甚至作為雇傭軍。另外，可以認為，西戎在秦楚與歐亞草原腹地人群之間，扮演了一個很好的中間角色，他們可能利用其熟悉的草原交通網絡，發(fā)揮他們草原人群的長處，輸出絲綢、漆料等，為秦國搜羅遠方的馬匹、皮毛和奇珍異物，承擔了貿易交換的任務。巴澤雷克文化人群和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有著一定的聯系，由于這些游牧人的溝通和引薦，甚至有可能西方遙遠地區(qū)一些特別先進的技術和想法也可以通過他們直接或間接傳遞到秦國統治階層。 四 結語 馬家塬戰(zhàn)國墓地屬于西戎一支，馬家塬墓地的發(fā)現與研究帶來了戰(zhàn)國時期秦戎關系研究的突破，其所在的區(qū)域既算是秦人的故地，也緊鄰當時秦人控制的區(qū)域，準確地說，應當是和秦人交錯雜居的區(qū)域。由于其最高的墓葬等級和墓地全面的發(fā)掘，我們可以從中管窺到這些人群比較全面的信息。 本文通過觀察馬家塬墓地中的一些現象，探討了戰(zhàn)國中晚期，秦霸西戎給西戎文化產生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從墓葬迄今發(fā)現的跡象以及器物看，戎人的文化傳統和特點還是比較顯著，但本來應當尚武的戎人文化恰恰缺乏尚武的跡象，另外其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中原諸國文化的因素。戰(zhàn)國中晚期這個地區(qū)的西戎首領不是缺乏尚武精神，而可能是已經為秦國所羈縻，其軍事裝備和武裝力量受到秦國的控制，甚至在首領下葬的過程中也是如此?？赡芤辞貒囊笈渲秒S葬品。高等級的首領由于不能隨葬短劍、啄戈等武器，因此，只剩下高級的項飾、腰帶、奢華裝飾的車輛和繁復的珠飾這些非軍事性的因素作為首領們的威權物。另外，由于和秦國的密切關系，馬家塬墓地為代表的西戎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中作為禮制文化構成的器物，突出者比如成為核心銅禮器的銅壺和作為儀仗核心的車馬。 應當說，經過長期的互動，至少馬家塬墓地為代表的這支戎人已經深受秦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秦國一個可以控制和利用的力量，為秦國以后統一全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也為以后秦漢最終把西戎統治的廣大區(qū)域納入華夏文化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這個角度看，這也是以后漢武帝時期能順利開通絲綢之路的重要前期步驟之一。 （作者：郭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19年第4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 ”閱讀原文”） （來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

青銅器的發(fā)展歷史

青銅器歷史

形成期

最早的青銅器出現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倫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時期雕有獅子形象的大型銅刀是早期青銅器的代表。

在中國，距今5000-4000年，相當于堯舜禹傳說時代。古文獻上記載當時人們已開始冶鑄青銅器。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龍山時代遺址里，經考古發(fā)掘，在幾十處遺址里發(fā)現了青銅器制品。

中國的青銅器主要指4000多年前用銅錫合制的青銅器物，簡稱“銅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車馬飾、銅鏡、帶鉤、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出現并流行于4000年前直到秦漢時代，以商周器物最為精美。

最初出現的是小型工具或飾物。夏代始有青銅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銅器品種已很豐富，并出現了銘文和精細的花紋。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銅器發(fā)展的鼎盛時期，器型多種多樣，渾厚凝重，銘文逐漸加長，花紋繁縟富麗。隨后，青銅器胎體開始變薄，紋飾逐漸簡化。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由于鐵器的推廣使用，銅制工具越來越少。秦漢時期，隨著陶器和漆器進入日常生活，銅制容器品種減少，裝飾簡單，多為素面，胎體也更為輕薄。

中國古代銅器，是我們的祖先對人類物質文明的巨大貢獻。雖然從考古資料來看，中國銅器的出現，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銅器的使用規(guī)模、鑄造工藝、造型藝術及品種而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銅器可以與中國古代銅器相比擬。這也是中國古代銅器在世界藝術史上占有獨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視的原因之一。

青銅器的顏色真正做出來的時候是很漂亮的，是黃金般的土黃色，因為埋在土里生銹才一點一點變成綠色的。由于青銅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沒有任何兩件是一模一樣的，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舉世無雙的。

隨著原始社會的發(fā)展，鼎由最初的燒煮食物的炊具逐步演變?yōu)橐环N禮器，成為權利與財富的象征。鼎的多少，反映了地位的高低；鼎的輕重，標志著權力的大小。在商周時期，中國的青銅器形成了獨特的造型系列：容器、樂器、兵器、車馬器，等等。青銅器上布滿了饕餮紋，夔紋或人形與獸面結合的紋飾，形成神靈的圖紋，反映了人類從原始的愚昧狀態(tài)向文明的一種過渡。

甘肅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單刃青銅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國最古老青銅器，同時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銅刀。經碳14鑒定距今約5000年。

此刀長12.5厘米，為單范鑄成。沒有槽及環(huán)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

夏朝時代

夏朝是我國已認定的最早奴隸制王朝，經夏商周斷代工程認定，其開始于約公元前2070年（禹傳啟家天下），滅亡于約公元前1600年（商湯鳴條滅夏）。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一般被考古學界認定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

夏朝青銅器是我國青銅歷史上的快速發(fā)展時期，偃師二里頭遺址青銅鑄造作坊面積超過1萬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煉青銅器的出土，一期青銅鑄造遺跡里也有冶煉痕跡。

現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鑄造工場遺址，其周圍遺留不少陶范、坩堝、爐壁、銅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銅器、少量大件銅器。青銅器是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主要遺物之一,有禮器、工具、兵器等。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紀——前15世紀中葉）

相當于商二里岡文化期。鄭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測定碳14年代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湯立國的時期，但是二里岡文化的下限還不大清楚。二里岡遺存分上下兩層，上下層青銅器的差別不是屬于風格方面，而是上層比下層的器類有更多的發(fā)展。商代早期青銅器在鄭州出土很多，這是由于鄭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

重要的有二里岡、白家莊、張寨南街、楊莊，南關外、銘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體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東南角。在城的東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銅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發(fā)現了商代早期青銅器多起。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安徽嘉山泊崗、江西清江吳城等地也有重要的發(fā)現。以上遺址和墓葬中發(fā)現的商代早期青銅器，以二里岡上層的居多。

綜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計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壺、瓠形提梁壺、中柱盤、盤等，包括了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門類。較早的器類比較簡單，但是爵、觚、斝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現。二里岡上層青銅器的器形更為發(fā)展，商代青銅禮器的體制業(yè)已形成。屬于二里岡下層的青銅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岡上層的青銅器，有的器壁巳相當厚重。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掌握對范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甚狹而長。

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當二里岡上層的器，+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出土過這種實例。管流斜置于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后側有一大鋬可執(zhí)，在本期內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梁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回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征外，其余條紋并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二里岡上層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它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銅器的合金成分經測定：含銅量在67.01～91.99%之間，含錫量在3.48～13.64%之間，含鉛量在 0.1～24.76%之間，成分不甚穩(wěn)定。但含鉛量較高，使銅液保持良好的流動性能，與商代早期青銅器器壁很薄的工藝要求是相適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紀中葉—前13世紀）

在商二里岡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間，有幾批青銅器出土。這些器物有某種商代早期的特點，然而已有較多的演變；也有某些殷墟時期青銅器特點的肇始。比較典型的是河北地區(qū)藁城臺西下層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區(qū)出土的青銅器。在豫西的靈寶東橋，也有出土。

殷墟文化一期有這類器物發(fā)現，如小屯232號墓所出土的一組青銅器，和小屯331、333號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銅器。但這一類器物在殷墟發(fā)現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區(qū)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為典型而精好，如今還找不出像二里岡或殷墟那樣生產這類青銅器的商代大都邑。盤庚遷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岡期之后，殷墟期之前這批青銅器是客觀存在。

由于這類青銅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過渡特點，所以有的將之斷在二里岡期，有的斷為殷墟文化早期。這類青銅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廣泛性，而其時生產它們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岡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劃出一個稱之為商代中期的階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確定，下限約在武丁之前。

這一時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雖然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放所未見的。斝在空椎狀足之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較少見。早期雖已出現了寬肩的大口尊，這類器形在此時有較大的發(fā)展，像阜南的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厚重雄偉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從未出現的。

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fā)展 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

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fā)展為體型比例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巨型獸面紋罍是其典型。這時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相比，有所縮小。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稱，成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時芯范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

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二里岡期變形動物紋的改進，原來粗獷的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獸面紋鼎和肥西的斝與爵，而阜南龍虎尊和嘉山泊崗的主紋獸面紋已較精細，圈足上的獸面紋仍保持早期的結構和風格。第二類是出現了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

這類獸面紋雙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則無論是頭像還是體軀都沒有明顯的區(qū)分。這方面的實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較多的高浮雕附飾，但線條輪廓有渾圓感，與晚期浮雕輪廓線峻直銳利的風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銅器一般仍保持著不鑄銘文的習慣，但個別器上發(fā)現鑄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但是沒有發(fā)現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稱。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

起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鄒衡的四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發(fā)現，大體上都沒有越過這個界限。而殷墟的青銅器分期則有張長壽的三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還有—些其它的說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計，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這樣長的時期內，按照具體情形， 又可區(qū)別為前后兩個階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現的器類有方彝、觶、觥等。方形器大為發(fā)展，幾乎所有的酒器都為方形。紋飾方面，動物形象比較具體，有的甚至有寫實感，主體花紋和地紋明顯區(qū)分，地紋常為細雷紋，與主體花紋構成強烈對比。主體花紋多采用浮雕手法，風格有渾圓、峻銳兩種。銘文多為一二字，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

器形方面，鼎的變化較大，除通常樣式外還出現了分檔鼎。方鼎都是槽形長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為無耳，腹變淺，最大腹徑上移。觚的造型向細長發(fā)展，喇叭口擴展，大十字架鏤孔退化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體爵大減，圓體爵盛行。斝的變化是斝板上始見獸頭裝飾。三足明顯增高。戈出現了帶胡帶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類方面，無肩尊和扁體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見馬銜等車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類。這一期紋飾最為發(fā)達，藝術裝飾水平達到高峰，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體的獸面紋空前發(fā)展。紋飾不僅僅施在器身，有些視線不及的底部也裝飾花紋。

花紋總體風格森嚴莊重。這一期出現了記事形式的較長銘文。但最多不過三四十字。銘文鑄工精細，內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賞賜、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現了蹄形足；圓鼎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變化是雙耳簋急劇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為細長身喇叭口。爵的變化不大，仍為圓體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見獸頭裝飾，繼續(xù)流行袋足斝，但體較低而寬，柱飾粗壯。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西周青銅器

在西周早期仍然延續(xù)商代的青銅器，部分西周青銅器還帶有銘文。

春秋戰(zhàn)國青銅器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青銅冶煉技術仍然在繼續(xù)發(fā)展，但已經不像前朝那樣繁瑣，而是講究實用和樸素風格。商朝和西周時期盛行酒器，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大為減少。帶鉤和銅鏡是當時冶煉水平的代表物。在楚國的長沙出土了最多數量的銅鏡。

而在曾國（今湖北隨州）出土的大型曾侯乙編鐘以及其他一系列青銅器則是春秋時期高超的冶煉技術的反映。進入秦漢時期，雖然青銅器依然在前期鑄造，但是也開始逐漸被早期鐵器所取代。銅鏡的冶煉工藝沿襲下來，但在材料上也開始出現改變。

到了東漢末年，陶瓷器得到較大發(fā)展，把日用青銅器皿進一步從生活中排擠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這時鐵器早已占了主導地位。隋唐時期的銅器主要是各類精美的銅鏡，一般均有各種銘文。自此以后，青銅器除了銅鏡外，可以說不再有什么發(fā)展了。

擴展資料：

分類

一、分類

青銅器主要有工具、兵器、構件、禮器和裝飾品等類別。制作精美的大型青銅器都是禮器。

1、青銅食器

食器主要分為蒸飪器、盛食器兩種。蒸飪器包括鼎、鬲（lì歷）、甗（yǎn眼）等；盛食器包括簋（guǐ軌）、簠（fǔ府）、盨（xǔ許）、敦（duì對）、豆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青銅器。

2、青銅酒器

酒器主要分為飲酒器和盛酒器兩種。飲酒器包括爵、角、斝（jiǎ甲）、觚（gū姑）、觶（zhì志）和?。╣ōng公）等；盛酒器包括尊、卣（yǒu友）、壺、罍（léi雷）、鍾和方彝等。

3、青銅水器

青銅水器主要是在行禮時凈手所用，以表示恭敬和虔誠。水器包括盤、盉（hé禾）、匜（yí移）、鑒等。

4、青銅樂器

主要的樂器有鐃、鐘、鼓、镈、?及鉦等。 根據鐘紐的形制差別，不同的鐘有“鐃”、“鐸”、“镈鐘”、“甬鐘”、“鈕鐘”等不同稱呼。而編鐘是將各種不同的鐘按照大小、音階依次排列而懸掛在鐘架上?，F存最大的曾侯乙編鐘是最好的代表。

5、兵器

青銅兵器有戈、矛、戟、鉞、劍、鈹、箭鏃、盾钖等。

6、車馬器

當盧、馬冠、節(jié)約、鑾鈴、軎轄、轂等。

地理分布

以黃河流域的河南、陜西為主地帶的青銅器出土較早較多，以前被認為是青銅器造詣最高的地方。近年來不斷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商文化的邊緣或者不屬于商文化的地區(qū)，也發(fā)現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部分青銅的造詣甚至超過中原地區(qū)。長江流域的青銅器是如何發(fā)展的，還需要進一步的考古調查和研究才能證實。

主要出土地：

河南安陽殷墟，商代后期；

陜西扶風、岐山周原遺址，西周時期；

湖南長沙寧鄉(xiāng)炭河里遺址，商代后期至西周；

湖北隨州擂鼓墩墓葬群，春秋時期；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商代后期；

四川廣漢三星堆，商代后期；

四川成都青白江船棺墓群，春秋至戰(zhàn)國時期。

商代城市遺址中，墓葬區(qū)和生活區(qū)是如何布局的；其中很多都是隔河相望的，這是否有一定的依據 ？

殷墟的正式英文名為Yin Xu。
1.謂殷紂身死，國都為墟。
2.指商代后期都城遺址。在今河南安陽小屯村及其周圍。商代從盤庚到帝辛(紂)，在此建都達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國歷史上可以肯定確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發(fā)現占卜用的甲骨刻辭。從1928年10月13日考古發(fā)掘至今，先后發(fā)現宮殿、作坊、陵墓等遺跡，及大量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禮樂器和甲骨等遺物，總面積24平方公里以上。
殷墟是中國商代晚期的都城遺址，橫跨安陽洹河南北兩岸，現存有宮殿宗廟區(qū)、王陵區(qū)和眾多族邑聚落遺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鑄銅遺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眾多遺跡，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并為甲骨文和考古發(fā)掘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歷史。
說起殷墟的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說，作為文化遺產，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時代越久，歷史價值越高。
在國際上被承認的、沒有爭議的中國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殷墟不是一座簡單的建筑物，它是一座都城。都城是什么，都城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軍事中心和文化禮儀中心。它是一個王國的縮影，是其他任何遺產沒辦法比的。
這就是殷墟之于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和獨特地位。
世界文化遺產——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陽市洹水兩岸，是中國第一個有文獻記載并為甲骨文和考古發(fā)掘所證實的商代都城遺址。從1928年由中國學術機構獨立主持考古發(fā)掘開始，在殷墟先后發(fā)現了110多座的商代宮殿宗廟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遺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眾多的族邑聚落遺址、家族墓地群、手工業(yè)作坊遺址、甲骨窖穴等,出土了數量驚人的甲骨文、青銅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全面、系統地展現出3300年前中國商代都城的風貌，為這一重要的歷史階段提供了堅實證據。2001年3月，在由國內48家權威考古機構參加的“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fā)現”的評選中，殷墟以最高票數名列榜首。
根據最近的考古調查和研究結果表明，殷墟遺址的面積超過36平方公里，其中宮殿宗廟遺址、王陵遺址是核心區(qū)域，并被同時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殷墟宮殿宗廟遺址位于安陽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園莊一帶，是商王處理政務和居住的場所。自1928年以來，在這里先后發(fā)現宮殿宗廟建筑基址80多座。這些宮殿宗廟建筑，以黃土、木料作為主要建筑材料，其建筑多坐落于厚實高大的夯土臺基上，房基置柱礎，房架多用木柱支撐，墻用夯土版筑，屋頂覆以茅草，造型莊重肅穆、質樸典雅，具有濃郁的中國宮殿建筑特色，代表了中國古代早期宮殿建筑的先進水平。
1937年以前發(fā)掘的53座建筑基址，被考古學者劃分為甲、乙、丙三組基址。本世紀70年代以來，在宮殿宗廟遺址又陸續(xù)發(fā)現了著名的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婦好墓、花園莊東地H1甲骨窖穴、54號基址和花園莊M54號墓等。在宮殿宗廟遺址的西、南兩面，有一條人工挖掘成的南北長1.1千米，東西長0.65千米，寬10-20米，深5-10米的巨型防御濠溝，其東、北兩端與洹河的河曲相通，將宮殿宗廟遺址環(huán)抱中間，構成了嚴密的防洪、防御體系，與宮殿宗廟遺址渾然一體，起到了類似宮城的作用。
殷墟發(fā)現的甲骨窖穴主要分布在殷墟宮殿宗廟遺址。自19世紀末甲骨文發(fā)現以來，這里共出土甲骨約15,000片，震驚了世界。最著名的有YH127甲骨窖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花園莊東地H3甲骨窖穴。YH127甲骨窖穴，發(fā)現于1936年，位于宮殿宗廟遺址中部偏西，共出土刻辭甲骨17,000余片。小屯南地甲骨窖穴發(fā)現于1973年，位于小屯村南部，共出土刻辭甲骨5,000余片?；▓@莊東地H3甲骨窖穴，發(fā)現于1991年，位于宮殿宗廟遺址東南部，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辭甲骨500余片。這些甲骨的內容極為豐富，包括祭祀、畋獵、農業(yè)、天文、軍事等，涉及商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為甲骨文和商代歷史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被稱為中國古代乃至人類最早的“檔案庫”。
殷墟王陵遺址與宮殿宗廟遺址隔河相對，是商王的陵地和祭祀場所，也是中國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的王陵墓葬群，面積達11.3公頃。王陵遺址共發(fā)現有12座王陵大墓和2500多座祭祀坑。王陵大墓多為“亞”、“中”“甲”字形大墓，這些大墓墓室宏大，形制壯闊。面積最大者達1,803平方米，深達15米。墓內槨室、棺木極盡奢華，隨葬器物精美，殉人眾多，顯示出墓主人非凡的尊貴和威嚴。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隨葬方式、祭祀禮儀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會組織、階級狀況、等級制度、親屬關系，代表了中國古代早期王陵建設的最高水平，并為以后中國歷代王朝所效仿，逐漸形成中國獨具特色的陵寢制度。
殷墟王陵遺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莊西北岡、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與宮殿宗廟遺址隔河相望，是殷墟遺址重要的組成部分。自1934年起，這里共發(fā)掘12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2,000余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其中，西區(qū)有8座4條墓道大墓，8座大墓分成4排，一南一北分列，最西為M1500、M1217，最東為M1001、M1550，位于中間東北部的為M1004，西北部為M1003、南部為M1002、居中位置為M1567；東區(qū)有5座大墓，其中4條墓道大墓1座，為M1400，2條墓道大墓3座，分別為M1443、M1129和50WGKM1（武官大墓），1條墓道大墓1座，為M260。這些大型墓葬均為南北向，墓形呈“亞”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被學者認定為殷商后期的王陵。在王陵遺址的東區(qū)和西區(qū)，還分布著2,000余座小墓葬，其中東區(qū)已發(fā)掘1,383座，西區(qū)發(fā)掘104座。這些墓葬除少數為陪葬墓外，大多是祭祀坑，是商王祭祀先祖的遺跡。這些祭祀坑呈長方形、方形等，集中而又有規(guī)律地成組排列?？觾嚷裨嶂鴶登Ь呒漓霠奚倪z骨，這些人牲大部分被砍殺，多為青壯年，還有女性和未成年的兒童，每坑8-10人不等。僅1976年發(fā)掘清理的191座祭祀坑就發(fā)現祭祀人牲1,178人，這些祭祀坑的存在成為商代殘酷人祭制度的歷史見證。這種以人祭、人殉等為代表的喪葬習俗，一直延續(xù)到春秋時期，并在秦漢時期演變?yōu)橹谱魈召富蚰举傅妊吃岬姆绞健?br>安陽殷墟遺址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甲骨文的發(fā)現和殷墟發(fā)掘，確證了中國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構建了中國古代早期歷史的框架，使傳統文獻記載的商代歷史成為信史。以宮殿宗廟建筑和王陵大墓為代表的商代建筑，樹立了中國古代早期宮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在殷墟出土的15萬片甲骨上，發(fā)現了目前中國文字體系最早的證據，至今仍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以青銅器、玉器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車馬殉葬、獸祭等為代表的殷墟喪葬習俗，為商代晚期文化傳統提供了獨特的證據。1928年開始的殷墟考古發(fā)掘，是中國國家學術機構第一次全面負責、中國學者獨立主持的考古發(fā)掘，培養(yǎng)了一批批的考古學者，殷墟也成為中國考古學的搖籃。殷墟重要的文化價值也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業(yè)咨詢機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的肯定。
近年來，殷墟仍不斷有大量的重要發(fā)現，呈現出巨大的文化潛力。如1999年在傳統殷墟遺址東部邊緣發(fā)現洹北商城，面積達4.7平方公里，豐富了人們對殷墟認識；2000年在宮殿宗廟遺址發(fā)現M54墓，成為繼婦好墓之后又一座完整的貴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內發(fā)現宮殿基址建筑群，是對商代宮殿建筑形制的又一重大發(fā)現；2002年在小屯村南路西段發(fā)現商代甲骨窖穴，成為繼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園莊東地甲骨窖穴之后的又一重大發(fā)現。這一系列的新發(fā)現表明，隨著考古發(fā)掘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內涵還將得到進一步豐富，也印證了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論斷：“殷墟不僅文物豐富，而且學術價值很高。它蘊藏的寶物，還遠未罄竭。”
多年來，殷墟遺址在國家、河南省和安陽市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與積極措施下，堅持科學發(fā)展觀，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工作方針，先后頒布實施了《安陽市殷墟保護管理辦法》、《河南省安陽殷墟保護管理條例》、《安陽殷墟保護總體規(guī)劃》，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規(guī)建設，把殷墟保護工作納入了法制化軌道。并相繼成立了專業(yè)保護管理機構，負責遺址的文物保護、行政管理和游覽服務，形成較為完備的保護和管理機制，有效保護了古代遺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從2001年4月，安陽殷墟正式啟動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以來，已經走過了5年多的時間。5年多來，安陽市政府先后投入2億多元巨資，編輯制作了申報文本及其2個補充資料，拆除各類建筑21萬平方米，整修河道、道路20公里，綠化19.7萬平方米，全面治理了殷墟周邊環(huán)境。同時，綜合運用多種方法，探索遺址的展示方法，既保護了深埋地下的遺跡，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提高了文物遺址的可觀賞性。特別是安陽市政府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護、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動文物的殷墟博物館。博物館投資3000萬元，由安陽市政府承建，藏品由社科院考古所提供，雙方共同管理博物館的事務。這種中央單位與地方政府合作雙贏的模式，有效解決了考古成果社會化、普及化的問題，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把殷墟遺址打造成了具有較高質量、兼顧保護和展示的大遺址公園。
編輯本段甲骨文照亮煌煌中華
如果說鉆木取火標志著人類告別了茹毛飲血的野蠻歲月，那么文字的出現就意味著人類走出了結繩記事的洪荒年代。甲骨文的發(fā)現，是照亮中華文明的一盞明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廣德說，甲骨文不僅僅是一個文明的符號、文化的標志，它印證了包括《史記》在內的一系列文獻的真實，把有記載的中華文明史向前推進了近5個世紀。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體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為代表的中國古漢字體系，歷經數千年的演變而承續(xù)至今，書寫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史。
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萬片，單字約4500個，其中約有1500個單字已被釋讀。3000多年以來，甲骨文雖然經過了金文、篆書、隸書、楷書等不同書寫形式的變化，但是以形、音、義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語法保留至今，成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塊字，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審美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產生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走遍華人社會，即使方言難以交流，方塊字寫在紙上，一目了然——親不親？文字根！
編輯本段青銅器世界獨一無二
“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這么精美的青銅器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闭劦揭笮?，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商周室主任杜金鵬這么評價。
杜金鵬說，安陽殷墟在1978年的考古發(fā)掘中，出土青銅容器4000余件，這些青銅器中，司母戊鼎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銅器。實際上，安陽其他一些證據證明，這并不是殷墟最大的青銅器物。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鋼進行考古發(fā)掘時，曾經發(fā)現過一個鑄造青銅器的工廠，那個工廠現場有一個鑄造青銅器的內范，而這個內范表明它是一件圓形青銅器，這個圓形青銅器的口徑達到1．6米，比司母戊要大得多，這樣來講，如果它是一個圓形的鼎，那比司母戊鼎壯觀多了。
這種規(guī)模、體型的青銅器要進行鑄造必須有一批熔化青銅器的爐同時工作，而且有大量的鑄造工人，這個澆鑄是不能間斷的，能把各個工種有機協調起來，可見當時的社會組織已經非常嚴密。
殷商的青銅加工業(yè)如此發(fā)達，但安陽周圍并沒有高品位銅礦以及冶煉青銅所必需的錫鉛礦石。有學者推測，當時的工匠們已經學會了在礦石的產地進行冶煉粗加工，然后把加工過的粗銅、粗錫、粗鉛運到這里，進行配比熔煉。當時的銅礦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長江流域一帶，而錫、鉛的礦藏則主要在江西一帶。有學者推測，商代頻繁的戰(zhàn)爭，可能也與爭奪礦產資源有關。
商代的石器與玉器亦可謂琳瑯滿目，殷墟出土的玉器體現出中國青銅時代高超的工藝水平和藝術想像力。學者們認定，殷墟出土的玉器，其原料大都為新疆的和田玉、遼寧岫玉！那么可以這樣設想，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經有通往新疆的“金石之路”了。這可要比始于公元前二世紀的“絲綢之路”早1200多年！
編輯本段8000多座墓葬世界少見
“殷墟作為非常明確的商代古都，這個證據是非常充分的?！眲c柱說，殷墟有好多東西是中華民族的基因。
劉慶柱說，殷墟考古發(fā)掘70多年來，發(fā)現墓葬計8000余座，包括王陵和大量族墓，其種類有帶墓道大墓、長方豎穴墓、無墓壙墓及祭祀坑等，這在世界其他文化遺址中是少見的。這些墓葬等級森嚴，隨葬禮器的大小、形制、組合、數量更是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級和身份。殷墟的王陵大墓，規(guī)模宏大，殺殉眾多，禮器精美。婦好墓的隨葬品達1928件，而平民、奴隸則隨葬品很少甚至沒有。
劉慶柱說：“在殷墟的墓中，有4個墓道的是王墓。王為何要用4個墓道？這是在喻示著‘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歸我管’。換句話說，王埋在地下也要控制四方?！?br>編輯本段殷墟建筑填補考古空白
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站長唐際根博士率領的考古學家，在殷墟的東北方探明了一座面積470多萬平方米的洹北商城，其中僅一號基址長度就有170余米，面積達1.6萬平方米，不僅是夏商周三代最大的單體建筑，甚至可謂歷代宮殿之最！它的建筑面積相當于六七個故宮太和殿的面積總和。
在洹北商城發(fā)現的1號宮殿建筑基址，是繼1999年發(fā)現400多萬平方米的商代城墻遺址后，又在該城內南北中軸線偏南位置，發(fā)掘出的一座回字形巨大宮殿建筑遺址，也是迄今為止發(fā)現的規(guī)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
唐際根博士說，洹北商城及其中軸線附近夯土建筑群的發(fā)現，在考古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考古工作者通過多年野外調查，分析大量古文化遺存和古地貌資料后，發(fā)現的一商代都邑遺址，填補了以鄭州二里崗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間的空白，從而完善了商代的編年框架。
目前，考古人員已發(fā)現宮殿宗廟建筑110余座。這些建筑成組排列，或為宗廟，或為社壇，已具備中國宮殿建筑“前朝后寢、左祖右社”的規(guī)劃雛形。
編輯本段殷歷法為農歷所沿用
據徐廣德研究員介紹，殷墟時期的自然科學技術在很多領域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甲骨文的記載表明，殷人已能夠準確地記錄日食、月食和星象，并對超新星等天文現象有了較早的認識。殷歷法采取陰陽合歷，將一年分為12個月，并采取增加閏月的方法，解決了與回歸年實際太陽日的矛盾。這些方法仍為中國現行的農歷所沿用。
在數學方面，殷人已有了個、十、百、千、萬等數字概念，并采用了十進位制。
在醫(yī)學方面，商代晚期已能認識人類的10多種疾病，除用藥物治療外，還能應用針砭、按摩等治療方法，達到了較高水平。
考古發(fā)掘表明，殷墟時期的手工業(yè)空前發(fā)達，不僅門類齊全，而且工藝水平極高。一些主要的手工業(yè)生產部門，如青銅冶鑄、制玉、制陶、制骨、制車、紡織等都已達到了相當大的規(guī)模。其中這一時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國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殷墟出土的商代馬車，已經使用了大量青銅構件，獨轅雙套雙輪，結構精致復雜，體現出高超的機械、青銅鑄造等復合技術。
殷墟時期高度發(fā)達的科學技術，對人類科技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編輯本段殷墟的兩處重要遺跡
宮殿宗廟遺址：殷墟宮殿宗廟區(qū)位于洹河南岸小屯村、花園莊一帶，南北長1000米，東西寬650米，總面積達71.5公頃，是殷墟最重要的遺址和組成部分。
著名的婦好墓是1928年以來殷墟宮殿宗廟區(qū)內最重要的考古發(fā)現之一。婦好墓是目前唯一能與甲骨文聯系并斷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員墓葬。
殷墟宮殿宗廟區(qū)還分布著為數眾多的甲骨窖穴。自19世紀末甲骨文發(fā)現以來，這里共出土甲骨約1．5萬片。
王陵遺址：殷墟王陵遺址的建設是殷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核心工程和重要組成部分。它與殷墟宮殿宗廟遺址、洹北商城遺址等共同組成殷墟遺址。殷墟王陵遺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地與祭祀場所，開了中國帝王陵寢制度的先河，是我國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
殷墟，又名殷虛，殷墟是我國奴隸社會商朝后期的都城遺址，位于河南省安陽市區(qū)西北小屯村一帶，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歷史。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銅器而馳名中外。郭沫若先生在《訪安陽殷墟》一詩中贊嘆道：“中原文化殷創(chuàng)始，觀此勝于讀古書”,“洹水安陽名不虛，三千年前是帝都”的著名詩句。2006年7月13日，第30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中國安陽殷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位于河南省安陽市西北郊洹河兩岸，面積約24平方公里。，大致分為宮殿區(qū)、王陵區(qū)、一般墓葬區(qū)、手工業(yè)作坊區(qū)、平民居住區(qū)和奴隸居住區(qū)。據《竹書紀年》記載“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保员P庚遷都于此至紂王（帝辛）亡國，整個商代后期以此為都，共經8代12王、
殷墟古稱“北蒙”，甲骨文卜辭中又稱之為“大邑商”、“商邑”，為中國商代晚期（約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上有文獻可考、并為甲骨文和考古發(fā)掘所證實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遺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人類歷史文化遺產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以殷墟為都城的商代晚期，疆域廣闊，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空前發(fā)達，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典范之一。殷墟以獨具風格、規(guī)模巨大、規(guī)劃嚴飭的宮殿建筑和商王陵墓體現出恢弘的都城氣派而卓絕一時；以制作精美、紋飾細膩、應用廣泛的青銅器而聞名中外；以青銅冶鑄、玉器制作、制車、制骨、陶器、原始瓷器燒造等高度發(fā)達的手工業(yè)而享譽世界；以造字方法成熟、表現內容豐富、傳承有序的甲骨文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獨領風騷。殷墟豐富的文化遺存從各個方面反映出中國古代高度發(fā)達的青銅文明，是華夏先民對人類社會發(fā)展做出的突出貢獻。因此，一個世紀以來在殷墟的發(fā)現和發(fā)掘，不僅使它成為中國近現代考古學的搖籃，而且為湮滅了3300年的殷商文化，提供了一種獨有的、歷史的和科學的見證。殷墟作為中國第一個有文獻記載、并為甲骨文及考古發(fā)掘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其重要的歷史、科學、藝術和文化價值，蜚聲中外而又影響深遠，是人類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輝煌壯美、璀璨絢麗的一頁，應受到全世界的重視和保護。
殷墟的發(fā)掘，標志著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誕生。郭沫若先生稱：“殷墟的發(fā)現，是新史學的開端?！?殷墟的發(fā)現和發(fā)掘被評為20世紀我國“100項重大考古發(fā)現”之首。
編輯本段發(fā)掘過程
1899年，金石學家王懿榮在北京發(fā)現中藥店中所售龍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識到這是很珍貴的文物，于是開始重金收購。1900年，王懿榮的甲骨轉歸了劉鶚所有，他的親家羅振玉得知這些甲骨來自于河南安陽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購甲骨，并對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釋，認為小屯就是文獻上所說的殷墟。其后，王國維對這些甲骨文上的資料進行了考據，進一步證實這里就是盤庚遷都的都城。
1928年到1937年，為了尋找更多的甲骨而開始進行發(fā)掘。中央研究院組織考古隊對殷墟進行了15次科學發(fā)掘，后來由于抗日戰(zhàn)爭而停止。1950年后又重新開始發(fā)掘工作，到1986年已經對十幾個點進行了20多次的發(fā)掘，獲得了刻字甲骨15萬片左右。
編輯本段新發(fā)現
殷墟發(fā)現的甲骨中已經辨認出5000多個單字，能夠認出來的的漢字大約1700多個，甲骨文中所記載的資料將中國的有文字記載的可信歷史提前到了商朝，現代的漢字就是從甲骨文中演變而來的。而且對于甲骨的研究，也產生了一門新的學問——甲骨學。
目前所探明的殷墟范圍東西長約6公里，南北寬4公里，洹水從中間穿過，面積約有24平方公里。這一范圍是商朝的青銅器和甲骨出土最為密集的地方，有許多遺址和墓葬，其中洹水南岸小屯村東北是殷墟的中心。宮殿和宗廟都集中在這里。他的外圍是一些手工業(yè)作坊。洹水北岸武官村一帶則是歷代商王的王陵，共發(fā)現了13座大墓，其中一座空墓推斷是紂王所建，因為國破身亡不能入葬。
在陵墓中發(fā)現有很多的殉葬人群，體現了當時的喪葬習俗。在王陵區(qū)編號1001的大墓中，殉葬了墓主生前一支不少于68人的田獵隊、18匹馬，殉葬的領隊是貴族出身，因此這個領隊自己還擁有兩個殉葬者。殉葬者最多的是王室宗廟祭祀坑，有近600人殉葬。大多都是被斬首、腰斬、斷肢甚至肢解后扔進來的，其中還發(fā)現有1周歲左右的嬰兒也被殉葬。
1976年，在小屯村北面百米處，還發(fā)現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婦好墓，出土器物1928件，其中青銅器468件，同時還出土755件玉器，將近7000件海貝。
另外，在王陵的東邊出土了司母戊大方鼎，是現今為止所發(fā)現的最重的青銅器。小屯村西北200米處有一條巨大壕溝，認為是人工挖掘的防御設施。
殷墟是我國奴隸社會商朝后期的都城遺址，位于河南省安陽市區(qū)西北小屯村一帶，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歷史。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銅器而馳名中外。
殷墟占地面積約24平方公里，大致分為宮殿區(qū)、王陵區(qū)、一般墓葬區(qū)、手工業(yè)作坊區(qū)、平民居住區(qū)和奴隸居住區(qū)。古老的洹河水從市中緩緩流過，城市布局嚴謹合理。從其城市的規(guī)模、面積、宮殿的宏偉，出土文物的質量之精、之美、之奇、數量之巨、可充分證明它當時不僅是全國，而且是東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1987年在古老的洹水岸邊修建了殷墟博物苑。它占地100多畝，就建在殷墟的宮殿區(qū)遺址上。它是依照甲骨文的“門”字形，用幾根雕有商代紋飾的木柱和橫梁結構而成。苑中建筑由著名的古建筑家設計，嚴格地構筑在原建筑的遺址上。每座建筑都采用了重檐草頂，夯土臺階，檐柱上雕以蟬龍等紋飾圖案。殷墟博物苑不僅展現了殷代王宮殿堂的布局與建筑，而且還具有園林特色。同時，它也是集考古、園林、古建、旅游為一體的勝地。
正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0屆世界遺產大會13日一致決定，將中國安陽殷墟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安陽殷墟由此成為中國第33處世界遺產。
中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13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殷墟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對中國來說很不平凡。童明康認為，相對于寺廟、建筑、石窟等可視性遺產而言，殷墟作為中國重要的考古遺址申報世界遺產非常不易，因為很多東西都埋藏在地下，申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這次申報成功說明，殷墟在文物保護和展示方面的努力不僅得到了世界的認可，同時也為中國類似文物的展示和保護樹立了典范。
中國安陽商代遺址又名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陽市區(qū)西北小屯村一帶。東起郭家灣，西至北辛莊，南起劉家莊，北至后營，東北至三家莊，長約6公里，寬約5公里，總面積約24平方公里。殷墟的總體布局以小屯宮殿宗廟區(qū)為中心，沿洹河兩岸呈環(huán)形放射狀分布，是一座開放形制的古代都城。距今已有3300多年歷史。殷墟是聞名中外的中國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是中國歷史上有文獻可考、并為甲骨文和考古發(fā)掘所證實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遺址。童明康說，殷墟作為中國重要的考古遺址是最早的都城遺址，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一直延續(xù)至今。殷商時期的文字已相當成熟，所確立的古代都城制度、禮制、喪葬制度等也都直接影響后世幾千年。
繼中國四川大熊貓棲息地前一天作為世界自然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后，河南安陽殷墟又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中國已有33處文化遺址和自然景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數量居世界第三位。(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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