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末年起,江、淮之間一直有運河溝通。這條運河南起今日揚州市,北到今日清江市。它在歷史上曾相繼被稱為邗溝、中瀆水、山陽瀆、揚楚運河、淮揚運河、淮南河等,明朝稱南河。由于它也是南糧北運的必經(jīng)孔道,而又存在著許多問題,所以也是明清時期治理的主要對象之一。
自元朝到明初,這段運河都在淮安城北與河淮合槽連接。平時運河水位高,黃河水位低,運河水量容易流失。黃河汛期,水位黃河高運河低,黃河的洪水和泥沙,又容易沖積運河河道。明朝初年,當陳瑄繼宋禮負責(zé)治理河運時,在河運交接處,并排修建以仁、義、禮、智、信命名的五壩,以防止運河水量流失和黃河洪沙涌入。當時所以建壩五座,旨在便于舟船分散盤壩,以減少等候時間。以后,又因盤壩畢竟費工、費時,陳瑄又在當?shù)毓世现更c下,重開宋朝沙河故道,并在道上每隔10里左右修一閘門,共修五閘。舟楫進出河運,改走此道,舟來開閘,船去立即關(guān)閉,既便捷,又無運河水量流失、黃河洪沙內(nèi)灌的問題。
在較好地解決河運連接問題的同時,陳瑄也比較妥善地處理了江運間的通航問題。本來運河只有一口入江,后來,由于長江北岸泥沙的堆積,舊口漸淤,只好又開新口。到明朝,實際上形成了多個通江運口,如儀真(今儀征)運口、瓜洲運口、白塔河口、北新河口等。江運間多口相通,雖有維修工作繁重、容易泄水等缺陷,但優(yōu)點也不少。一是當時運河已頗繁忙,過往舟船很多,多口出入可以避免擁擠。二是各地來船可以就近入運,既縮短運道,又減少江上風(fēng)險。如從長江中上游來船,可進最西面的儀真運口;從太湖流域取道鎮(zhèn)江北上的漕船,可入瓜洲運口,來自太湖流域取道孟瀆或德勝新河的糧船,渡江便可進入白塔河和北新河。陳瑄等對于這些運口,基本上都加以治理,如疏浚港道,建筑水壩和閘門等。在運口修建閘門,工程比較復(fù)雜,但它便于舟船進出;在長江水位下降時,可以關(guān)閘防止運河水量流失;在長江涌潮水位提高時,可以開閘引水。
除南北兩端外,明朝對南河的河道,也進行大規(guī)模的整治,主要的工程是建湖堤、穿月河等,逐步使湖運分離。
南河有很長的航道屬河湖不分,即以自然湖泊為航道,漕船穿湖航行。但是,湖大、風(fēng)急、浪高,常有舟船覆沒。為防止湖浪翻船,起初,明朝在寶應(yīng)老人柏叢桂的建議下,決定修建護船湖堤,另穿航道。較早的一次工程實施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當時發(fā)淮揚丁夫五萬,“筑高郵湖堤二十余里,開寶應(yīng)倚湖直渠四十里,筑堤護之。”(《明史·河渠志三》)既在高郵湖中筑堤防浪,保護糧船從堤旁通航;又在寶應(yīng)湖旁開渠,并在湖渠之間筑堤護渠。宣德年間(公元1426—1435年),陳瑄主持河運工程時,又把這項工程擴展到白馬、氾光等湖(圖4)。
這種護運湖堤為磚土結(jié)構(gòu),抗御風(fēng)浪的性能較差,雖有保護漕船的作用,但其本身極易被風(fēng)浪摧毀,維修任務(wù)十分繁重。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于是弘治年間(公元1488—1505年),在戶部侍郎白昂主持下,復(fù)河(月河或越河)工程開始修建。他主持穿鑿的這條復(fù)河叫康濟河,長40里,西距高郵湖數(shù)里,在舊渠之東,引湖水為水源。由于離湖較遠,風(fēng)浪不及,比較安全。繼白昂之后,萬歷十三年(公元1585年),采納總漕都御史李世達建議,又在寶應(yīng)湖東穿弘濟月河,長1700余丈。接著劉東星也在萬歷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邵伯、界首兩湖的東面,分別鑿成邵伯月河和界首月河。前者長18里,寬18丈多,后者長12里多。經(jīng)過這一系列工程,南河航道,基本上擺脫了湖浪的威脅。
圖4江淮間南河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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