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平衡與轉換，誰來燮理陰陽

陰陽平衡與轉換，陰陽是兩個對立的范疇，又是一個統(tǒng)一體。陰無陽而不立，陽無陰而不生。陰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大到自然、國家、社會，小到個人身心和細微之物，最理想的狀態(tài)就是陰陽和諧均衡，陰不凌陽，陽不欺陰，陰陽和諧相得，共存共生，共進共退。這不僅是陰陽家所期望的理想狀態(tài)，也是政治家所向往的理想狀態(tài)。

但是，不論自然界還是國家和社會，陰陽和諧相得的狀態(tài)，常常只是人們的一種期望甚至說是理想。自然界有干旱、洪澇、酷暑、嚴寒，有地震，有海嘯，也有火山噴發(fā)，山崩地陷，這既是自然界的陰陽失衡造成的，同時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動，也加速了自然界的陰陽失衡。自然界是如此，人類社會何嘗不是這樣？國家之爭、政黨之爭、族群之爭、公私之爭、觀念之爭、意識形態(tài)之爭，同一社會內(nèi)部的徇私枉法、貪污腐敗、以大欺小、恃強凌弱，以及個人的好狠斗勇、睚眥之怨必報等等，使得人類社會在經(jīng)受不間斷的天災的同時，陰陽失調(diào)，人禍不斷。如何燮理陰陽，誰來燮理陰陽，自然成了一個不得不說的話題。

所謂燮理陰陽，是指通過一定的手段和程序使陰陽這兩個對立統(tǒng)一的范疇達至和諧或接近和諧的狀態(tài)，具體來說，就是陰盛則扶陽，陽盛則扶陰，或者陰盛抑陰，陽盛抑陽，通過扶或抑使陰陽達到平衡或接近平衡狀態(tài)。這樣的重任，似乎只有天之驕子——帝王才能承擔，但事實上，在中國古代，燮理陰陽的重任并不是由貴為天子的帝王來承擔的。天子是上天意志的體現(xiàn)者，代表上天行使上天對人世的統(tǒng)治。治理國家和燮理陰陽這樣的重任，則由“三公”負責。君若不信，有《書經(jīng)?周官》為證——“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jīng)邦，燮理陰陽。”三公是輔助國君掌握軍政大權的最高官員，歷代稱法各有不同，西漢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他們的職責就是“論道經(jīng)邦，燮理陰陽”，輔助皇帝治理天下?！佰评黻庩枴笔侨穆氊熕?，所以，三公對于自然界是否陰陽失衡格外關心。東漢丙吉問牛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

東漢宣帝時，宰相丙吉有一天帶領幾個隨從到郊外去，路上見到有人斗毆被打死，他問也不問就走了過去?？墒?，當看到一老農(nóng)趕的牛在喘氣時，他卻走上前去，問這頭牛走了多遠路程，為何喘氣。隨從都大惑不解，以為宰相遇到人命關天的大事，問也不問，而見到一頭牛在喘氣，卻要停下來問一問是怎么回事，這是輕重失當。丙吉笑了笑，對隨從說：“如今正是初春，天氣不太熱，牛卻喘氣，這恐怕是陰陽失調(diào)。三公之責，就是要燮理陰陽。我在這個位置上，就應該過問一下，不過問就是失職。至于打架斗毆的事，那是京兆尹應該管的，不是宰相應該問的事情?！弊鳛樵紫?，關心的是國家大事，是自然界的陰陽和諧，如果出現(xiàn)陰陽失調(diào)的現(xiàn)象，宰相又不能及時協(xié)調(diào)，那就是失職，就要承擔責任，輕則遭罰，重則革職。

雖然三公負有燮理陰陽之責，但實際上，在君權至上的時代，幾乎所有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君主決定的，三公只是執(zhí)行者而巳。所以，君主把陰陽失調(diào)之責加在三公身上，實在

有點不夠厚道。權力在君主手中，三公只是奉命行事，做得好，主上英明，做不好，臣下笨蛋。在君權神授思想盛行的時代，就是這么個理。所以，即使暴虐如夏桀、殷紂，臣子也得承認帝王的權威，照帝王說的去做。比較而言，還是魏文帝曹丕比較開明。黃初二年（221年）六月三十那天，發(fā)生了日食。在天人觀念盛行之時，日食、月食等自然界的異?，F(xiàn)象，都被視為災異之兆，是陰陽失衡。按照慣例，一旦出現(xiàn)類似的現(xiàn)象，就要歸罪于三公，諫官要上15彈劾，皇上要下詔誡斥。別看三公平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甚為顯赫,但到了這個時候，只好老老實實地夾起尾巴做人，任人說三道四。魏文帝卻是與眾不同，他下了一道《災異免策三公詔》，說：“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他主動地把責任攬了過去，認為災異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是上天對君主過錯的一種譴責，不能歸罪于三公，如果歸罪于三公，那就違背了禹、湯當初責難自己的本意。于是，曹丕下令文武百官各盡職守，今后若再遇到自然界的異?，F(xiàn)象，不要再彈劾三公。這樣一來，就把三公徹底解脫出來了。

三公雖然負有燮理陰陽之責，但決策權不在他們，而在號稱天之驕子的君主手中。誰決策，誰負責，這才是正理。如果你決策錯了，還讓別人替你承擔責任，那豈不是找替罪羊？既然人們都認為天子代表上天意志，代替上天來統(tǒng)治人世，那么，自然界出現(xiàn)的所有異?，F(xiàn)象，所有因陰陽失衡而引起的自然災害，都應該是針對天子的，是對天子的警告或譴責，這就是曹丕所說的“災異之作，以譴元首”。三公實際上也是君主的“打工仔”，真正負有燮理陰陽之責的，只能是君主。

自然界出現(xiàn)的陰陽失調(diào)的現(xiàn)象，有些確實與人類有關，替如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所造成的溫室效應和氣候變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平心而論，自然界的許多所謂的陰陽失調(diào)現(xiàn)象，本來就是自然界自身運行的結果，與人類無干。如果讓燮理陰陽者承擔這樣的責任，不論三公還是君主，似乎都不勝其重。不過，對于人類社會出現(xiàn)的許多陰陽失調(diào)的現(xiàn)象，人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臂如男尊女卑，譬如男女比例失調(diào)，再譬如男女在就業(yè)、參政等方面的不平等，都可以說是陰陽失調(diào)。對于這樣的陰陽失調(diào)，整個人類都負有“燮理”之責。在這方面，人們并非無所作為，而是大有作為。譬如在男女平等問題上，自20世紀以來，許多女權主義者為女性獲得與男性同等的社會、政治地位而不懈努力。經(jīng)過女權主義者和一些開明政治家的共同努力，婦女的社會、政治地位得到了明顯提升，自階級社會以來出現(xiàn)的男尊女卑的現(xiàn)象，在許多國家已經(jīng)有了很大改觀，表現(xiàn)在男女性別歧視上的陰陽失衡現(xiàn)象，部分地得到了糾正。這一現(xiàn)象表明，在燮理陰陽方面，人們確實可以有所作為。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碑斀裆鐣?，要追求自然和社會的陰陽和諧狀態(tài)，不要企望忽然某一天有救世主下凡，把一切不平之事都統(tǒng)統(tǒng)擺平，讓陰陽達到和諧均衡的狀態(tài)，而應把希望寄托在人類自身，要靠全人類的努力和奮斗來共同“燮理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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