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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江浙地區(qū)的茶館(下)

      品茶 2023-11-24 03:44:02

      館進行的“講茶”中

      ,并非單純的爭執(zhí)和辯論
      ,從內(nèi)容來說
      ,“講茶”的當(dāng)事者為原告和被告
      ,茶客為傍聽者,具有法律審判的性質(zhì)。在中國
      ,本來就有盜竊事件等無須經(jīng)過官憲之手
      ,而由村莊
      、街道的有權(quán)勢者為中心的“民眾審判”的“法庭”進行處理的強烈傾向(注:今崛誠二:《中國的社會構(gòu)造》
      ,有斐閣1953年版,第115頁
      。)
      。在茶館普及的清末江浙地區(qū),茶館作為這種審判的“法庭”
      ,得到了廣泛的運用(注:天野元之助前揭書
      ,第206頁,介紹了無錫榮巷鎮(zhèn)的事例
      。)
      。例如光緒八年(1882年)的上海,船篙被盜的渡船船夫
      ,以自己的力量捕捉住犯人
      ,并未將之訴于官憲,而是在求得同業(yè)支持之后
      ,將犯人帶到茶館
      ,經(jīng)過“講茶”了結(jié)此事。在這種時候
      ,茶館顯然成了“民眾審判”的“法庭”
      。這種“講茶”,被害者為原告
      ,犯人被置于被告席
      ,傍聽的茶客,則以“公眾調(diào)解”的形式進行促使原告與被告之間和解的調(diào)停工作
      。其內(nèi)容簡單說來包括:(1)被告將盜竊的竹篙返還給原告
      ;(2)被告負擔(dān)全部參加這一“講茶”者的茶水錢。由此
      ,茶館也就可以確保得到許多茶水費,從而實現(xiàn)營業(yè)上的目的(注:《申報》光緒八年四月廿九日
      ,《竊篙送還》
      。)。

      這樣

      ,在清末江浙地區(qū)
      ,每一家茶館,出于招徠茶客的目的
      ,都歡迎作為調(diào)解爭執(zhí)和辯論的場所
      ,從而被利用為“民眾審判”的“法庭”。其結(jié)果,眾多的茶館就成為無需麻煩的手續(xù)
      、而能期待比較公平處理紛爭的場所為民眾所利用(盡管這是在有權(quán)有勢者
      、或曰鄉(xiāng)紳階層所容許的范圍之內(nèi)的事情),從而也就聚集了越來越多的茶客
      ,越發(fā)變得熱鬧起來
      。“講茶”之風(fēng)
      ,據(jù)說“原為蘇杭之陋習(xí)”(注:《申報》光緒八年四月廿五日
      ,《講茶滋事》。)
      ,由此想來
      ,當(dāng)初不過只是在蘇州、杭州一帶流行
      ,到清末
      ,上海、常州
      、南通
      、溫州等處也都變得盛行起來。凡有茶館之所
      ,就有“講茶”之事
      。官憲盡管經(jīng)常加以禁止,但民間無視禁令
      ,呈現(xiàn)出“隨禁隨犯
      ,肆無忌憚”(注:《申報》光緒八年四月廿五日,《講茶滋事》
      。)的狀況
      。“講茶”作為簡單的仲裁
      、裁判的好處受到民眾的喜愛
      ,官憲屢次三番的禁令也就落得個無人聞問的結(jié)果。

      四為了確保收入

      ,茶館會時時卷入種種非法的營利活動之中
      。比如暗中推銷“淫書”、“淫畫”(注:《民立報》庚戌十一月廿一日
      ,《茶館里面之春宮》
      ;《民立報》辛亥一月三日,《茶館內(nèi)漏泄春光》
      。)
      ,附設(shè)煙窟吸食鴉片(注:中村作治郎前揭書
      。),并且連官憲所嚴(yán)厲禁止的婦女入館之事也加以默認(注:嚴(yán)禁婦女出入茶館的布告
      ,在蘇州由巡撫裕謙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提出(《勉益齋續(xù)存稿》卷十六
      ,《江蘇禁陋習(xí)各條示》)。其后
      ,同治七年五月
      ,巡撫丁日昌(《撫吳公牘》卷六八,《禁婦女上茶館》)
      ,光緒三年布政使譚鈞培(《申報》光緒三年五月廿三日
      ,《蘇垣近事》),光緒十七年布政使登華熙(《江蘇省例四編》
      ,藩例《示禁婦女入館吃茶》)等等
      ,都揭出了相同趣旨的布告。至于茶館默認婦女入館之事
      ,參見《申報》光緒五年二月廿五日《茶坊違禁》
      。)。

      也有些茶館在館內(nèi)開設(shè)賭場

      ,引誘茶客入內(nèi)賭博
      ,從中抽取“頭錢”。

      茶館提供賭博用具

      ,將之貸與茶客
      ,抽取“頭錢”的情況,在江蘇省蘇州府屬下各縣最為盛行
      。蘇州府下的元和
      、吳、長洲三縣
      ,如同道光十五年(1835年)巡撫的布告所說:“有茶館酒肆
      ,設(shè)置臺桌,無論擲骰
      、抹牌
      ,誘人入局,藉以抽頭圖利”(注:裕謙:《勉益齋續(xù)存稿》卷七
      ,江蘇《禁開場聚賭示》
      。)。鴉片戰(zhàn)爭以前
      ,在“城廂市鎮(zhèn)”中,已經(jīng)是“茶館抽頭”普遍盛行了
      ,其后
      ,從事賭博的茶館
      ,在蘇州府下各縣與鴉片窟一起不斷增多,到同治末年
      ,更發(fā)展到由“市鎮(zhèn)沿及各鄉(xiāng)村”(注:《申報》同治十二年九月廿八日
      ,《記鄉(xiāng)村茶館聚賭煙燈小押事》。)
      ,“每逢一村
      ,必有煙燈、茶館聚賭”(注:《申報》同治十二年九日廿八日
      ,《記鄉(xiāng)村茶館聚賭煙燈小押事》
      。)。

      茶館兼設(shè)賭場的情況

      ,浙江省也很多見
      。在寧波,“近來
      ,不特僅在郡廟內(nèi)逐日擺攤
      ,即各茶館亦無不如是”(注:《申報》光緒七年七月廿一日,《認真拿貼》
      。)
      。在湖絲的主產(chǎn)地南潯鎮(zhèn),“茶坊徹夜局人叢聚
      ,爭賭競博”(注:《同治南潯鎮(zhèn)志》卷二三
      ,《風(fēng)俗》。)
      ,可見清末茶館內(nèi)賭博之盛

      茶館為確保收入而展開的賭博等業(yè)務(wù),幾乎都是為清朝官憲所禁止的

      。因此
      ,茶館的經(jīng)營,自然帶有與非法社會相結(jié)合的傾向
      。茶館購入鴉片
      、賭博用具、淫書
      、淫畫
      、招徠演唱“淫戲”的劇團等等,這些都必須秘密地借助于“無賴”
      、“流氓”
      、“游民”之手。此外
      ,由于茶館所兼營的種種不合法業(yè)務(wù)時常遭受官憲的彈壓
      ,為在事前察知而加以逃避
      ,與“無賴”、“流氓”的結(jié)合也就成為必然
      。其結(jié)果
      ,造成了清末“無賴”、“流氓”
      、“游民”
      、“游棍”、“游閑無業(yè)之人”頻繁出入茶館
      ,“流氓
      、游手好閑之徒,多以茶館為藏身之地”(注:《江蘇省例四編》臬例
      ,光緒三十年
      ,《嚴(yán)禁坐吃講茶嚇詐良懦》。)的狀況

      茶館之中

      ,為確保至關(guān)重要的茶水費收入,也不得不依靠“無賴”
      、“流氓”
      。光緒三十年(1904年)發(fā)布的江蘇署按察使司朱之榛的告示,這樣說道:

      ,有一等茶館專藉流氓為生財之計
      。凡欲敲詐,必將其人圈至茶館
      ,名為“吃講茶”
      ,實則勾串嚇逼,恣意勒索
      ,必致滿其欲壑而后己
      。開茶館者,又故昂其值
      ,浮其數(shù)
      ,甚有吃一講茶,至數(shù)十余金者
      。蓋揣其人之肥瘠為增減
      。然后,各流氓按成瓜分
      。雖曰茶館
      ,實為陷阱,敗壞風(fēng)俗
      ,莫此為甚
      。此風(fēng)不獨?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ひ惶帪槿弧
      !榇说裙魍剑瑱M行鄉(xiāng)里
      ,見人懦弱可欺
      ,即遇事作風(fēng),圈入茶館
      ,以“吃講茶”為名
      ,魚肉鄉(xiāng)愚,勾串折捎嚇詐
      。甚有一等無賴生監(jiān)
      ,日坐茶肆,朋比為奸
      ,隨聲附和
      ,最為擾累良民之舉。至到處皆有
      ,而?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ねêR粠в壬酢
      !ㄗⅲ骸督K省例四編》臬例
      ,光緒三十年,《嚴(yán)禁坐吃講茶嚇嚇良懦》
      。)這一告示
      ,揭示了茶館經(jīng)營中與“流氓”、“棍徒”完全結(jié)托
      ,此輩故意尋找借口
      ,以“到某茶館去有話說”為由,強迫性地把良民拉入茶館
      ,以“講茶”的形式惡意恐嚇
      ,進行敲詐的情況。在這樣的場合
      ,對于“流氓”
      、“棍徒”、“游手好閑”者來說
      ,在茶館內(nèi)實行的“講茶”習(xí)慣
      ,只不過是借助威勢恐嚇良民的手段;而對于結(jié)托“流氓”
      、“棍徒”等的茶館老板來說
      ,“講茶”則只不過是招徠茶客
      ,特意獲取非法茶水費的機會罷了。

      同時

      ,值得注意的還有
      ,這一告示還指出了“無賴生監(jiān)”每日聚于茶館,“朋比為奸
      ,隨聲附和”的情況
      。可以說
      ,出入茶館的生員
      、監(jiān)生、本來是被期待作為“講茶”之際的“公平仲裁者”而行事的地方上有權(quán)勢者和領(lǐng)導(dǎo)階層
      ,但這一告示表現(xiàn)了他們當(dāng)中亦有與“流氓”
      、“棍徒”交相結(jié)托,把不利的仲裁強加于“良民”頭上的情況
      。盡管尚未象“流氓”
      、“棍徒”、“游手好閑”
      、“無賴生監(jiān)”等那樣以直接的暴力或憑藉威勢來維持經(jīng)營
      ,但以官憲再三再四發(fā)布禁令的賭博、“淫戲”
      、“講茶”等手法來作為誘引茶客的有力措施的茶館是極多的
      ,因此,茶館的經(jīng)營
      ,也就不可避免地與“無賴”
      、“流氓”、“棍徒”
      、“游手好閑”
      、“無賴生監(jiān)”等以某種形式結(jié)合在一起,這樣
      ,由于清末茶館的經(jīng)營
      ,具有某種顯而易見的無賴性與投機性,由于茶館的經(jīng)營者出身于“無賴”的甚多(注:熊谷康:《支那鄉(xiāng)鎮(zhèn)雜話》
      ,大連日日新聞社1943年版
      ,第30頁。)
      ,于是可以說
      ,茶館的經(jīng)營,是以“無賴”、“流氓”
      、“游民”
      、“棍徒”等的存在為前提,并且是通過這些社會階層的存在才得以維持的

      結(jié)語在民眾暴動

      、革命黨人的武裝斗爭接連不斷,世情動蕩不安的辛亥革命前夜
      ,茶館發(fā)揮了“如置郵送電”(注:中野孤山:《游蜀雜俎》
      ,1913年版,第171頁
      。)一般迅速傳播與革命相關(guān)的種種消息的重要作用。這一時期出入茶館的人們的話題
      ,往往集中在與革命有關(guān)的問題上
      。清朝官憲對比甚為警戒,命令無論哪家茶館都要在館內(nèi)貼出寫著“勿談國事”的招貼
      ,強制茶客保持沉默
      。但是那些每天聚集在茶館的人們,有時低聲議論
      ,有時則公然大談“國事”(注:在郁達夫前揭書(304頁)中可以看到
      ,每日聚于茶館之人,“頭湊在一起低聲議論
      ,熱心地談?wù)搰隆钡那闆r
      。在李劼人《暴風(fēng)雨前》(《李劼人選集》第1卷,第559頁)中可以看到在茶館內(nèi)公然談?wù)摳锩那闆r
      。老舍創(chuàng)作的戲劇《茶館》(《老舍劇作選》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幕幕啟時,有茶館內(nèi)張貼“莫談國事”招貼的場景
      。)

      茶館中亦有成為哥老會、青幫

      、紅幫等秘密結(jié)社和同盟會的地下指揮部的
      。在光復(fù)上海時甚為活躍的張承槱,在與紅幫勢力共同組成革命軍敢死隊的過程中
      ,就曾借法租界內(nèi)的萬安茶樓作為連絡(luò)集會的場所(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五輯
      ,《辛亥革命上海光復(fù)實錄》。)
      。在光復(fù)上海中大顯身手的陳其美
      ,辛亥革命前加入上海青幫,在上海的茶館中擁有眾多“黨羽”(注: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第一卷
      ,第106頁
      。四川省的情況,可參照西川正夫《辛亥革命與民眾運動——四川保路運動與哥老會》
      ,《講座中國近現(xiàn)代史》卷3
      ,東京大學(xué)出版會1978年版。)
      。哥老會員以“混堂子”的隱語稱呼茶館”(注:平山周:《支那革命及秘密結(jié)社》
      ,復(fù)刻版1980年版,第63頁
      。)
      ,以之與“煙館”、“賭場”
      、“小押”(小型當(dāng)鋪)一起作為其重要據(jù)點
      ,茶館老板身為哥老會員的例子隨處可見(注:陳錦:《勤余文牘》卷一,《與琴巖論善后余事書》
      ,引自李文治《中國近代農(nóng)業(yè)史資料》第一輯
      ,第944頁。關(guān)于四川的事例
      ,陶奈恰可夫所著《鄧惜華》一書(一條重美譯
      ,生活社1942年版)實乃有力的證據(jù)。)

      秘密會社與茶館的這種結(jié)合

      ,是茶館經(jīng)營由“無賴”、“流氓”
      、“游手好閑”等的存在而得以維持的情況所必然產(chǎn)生的
      。哥老會、青紅幫等
      ,時?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澳笤熘{言”以攻擊地方當(dāng)局,此時
      ,秘密會社勢力藉以散布“謠言”
      ,使之“口耳傳播”的場所,就是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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