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吃瓜群眾”吃的都是些什么瓜

我國古代瓜業(yè)發(fā)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上古時代北方瓜業(yè)比較興盛，在上古文獻中留下豐富的歷史文化印跡。秦漢至隋唐時期，南北共同發(fā)展，甜瓜、瓠瓜、冬瓜、越瓜的種植比較興盛，種植技術明顯提高，品種信息急劇增加。五代、宋元以來，西瓜、絲瓜、南瓜等相繼傳入并迅猛發(fā)展，黃瓜的種植、食用明顯改進，我們傳統(tǒng)瓜業(yè)的品種結構基本形成。甜瓜、瓠、冬瓜、 越瓜、哈密瓜五種本土原有瓜種，黃瓜、西瓜、絲瓜、南瓜四種外來物種在歷史上相繼出現(xiàn)，不斷豐富我國瓜業(yè)資源，構成了我國瓜業(yè)演進拓展的生動歷史。

我國幅員遼闊，地形和氣候類型多樣，境內絕大部分地區(qū)都適宜瓜類作物的生長，瓜的栽培歷史極其悠久，種質資源十分豐富，形成獨特的栽培品種體系，出現(xiàn)了適應不同地區(qū)、不同用途的品種類型。元王禎《農書》論瓜，“為種不一，而其用有二，供果為果瓜，供菜為菜瓜”，就其所說，甜瓜、西瓜是果用瓜，哈密瓜是甜瓜中的厚皮種類，也屬果用。冬瓜、南瓜、絲瓜、越瓜、瓠瓜則是蔬用瓜，它們共同構成我國傳統(tǒng)瓜業(yè)的主要品種。為了充分展現(xiàn)我國瓜業(yè)數千年的發(fā)展歷程，我們按出現(xiàn)和傳播興起的時間先后順序，就這些品種的栽培起源、傳播發(fā)展逐一進行梳理考述。值得注意的是，排在前面的五種，即瓜（甜瓜）、瓠（葫蘆）、冬瓜、越瓜、哈密瓜（厚皮甜瓜），是我國文獻記載原有的，我國應為次生乃至原生中心，后面的四種即黃瓜、西瓜、絲瓜、南瓜，是明確外來傳入的。

本土原產

一、甜瓜

甜瓜是種質資源最為豐富復雜的種類，今園藝品種有厚皮、薄皮之分?！抖Y記》說為天子削瓜，《北史》記載王羆為人儉嗇，見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曹丕所說“沉李浮瓜”，薄皮甜瓜肉質松脆，成熟時中有空腔，而能浮于水?！赌印匪^“甘瓜苦蒂”。這些細節(jié)充分表明，我國上古、中古時期，人們一般泛稱瓜均為薄皮甜瓜，后世泛稱果用之瓜未指明品種者也都為這類薄皮甜瓜。

甜瓜是我國文獻記載最早的品種，《詩經》所說“七月食瓜”即是。相傳堯舜時許由《箕山歌》有“甘瓜施兮葉綿蠻”，春秋《墨子》有“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漢魏古詩有“甘瓜抱苦蒂，美棗生刺棘”之語，時代未必完全可靠，但說明至遲到漢朝“甘瓜”之名開始出現(xiàn)。魏文帝曹丕《與吳質書》“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西晉嵇含《瓜賦》將靈芝、芙蕖、甘瓜并稱云芝、水芝、土芝，《齊民要術》所引《神異經》（傳為漢東方朔所撰、晉張華注，后世多表懷疑）稱椰子“華如甘瓜”，前者泛泛形容，后兩者均明確指稱，表明最遲晉宋時“甘瓜”這一名稱已基本確立。至遲唐代，甜瓜的名稱在孫思邈《千金要方》等本草醫(yī)書中已頻繁出現(xiàn)，所指即甘瓜，宋以來逐步取代甘瓜成為通名。李時珍《本草綱目》說“甜瓜之味甜于諸瓜，故獨得甘甜之稱”，是這一名稱流行的原因。香瓜最初多作為甜瓜之一種，而后也漸有通名之勢，所謂甘瓜、甜瓜、香瓜多數情況下都是異名同實。

我國有可能是薄皮甜瓜的一個原生中心，至少是次生中心，栽培和食用的歷史極為悠久。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以出土蠶絲著稱，同時也出土甜瓜種子，說明距今4400~4200年的先民們已經種植食用甜瓜。西漢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大量甜瓜種子，尤其是出土女尸食道、腸胃中發(fā)現(xiàn)大量甜瓜子，湖北云夢、江陵、江蘇邗江、廣西貴縣等西漢墓都出土甜瓜子。西漢后期的《氾勝之書》有“區(qū)種瓜法”，根據《齊民要術》的解說即屬甜瓜內容。這些都表明至遲到漢代甜瓜的種植已有很大的發(fā)展，此后一直為我國各地最常見的栽培品種。

我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甜瓜品種極為豐富，清人吳其濬論述道：“甜瓜類最繁，有圓有長，有尖有匾。大或徑尺，小或一捻。其棱或有或無，其色或青或綠，或黃斑糝斑，或白路黃路。其瓤或白或紅，其子或黃或赤或白或黑。要之味不岀乎甘、香而已?！毕惹貢r《詩經》中有瓜、瓞之分，大瓜為瓜，小瓜為瓞，所說應主要是大小兩種不同品種。漢魏以來，《廣雅》《廣志》、文人《瓜賦》及一些雜史雜記中出現(xiàn)不少各地奇瓜異名。而以瓜色青綠者最為正宗，晉人《廣志》所列有烏瓜、春白瓜，應是指不同顏色，另貍頭、女臂之類應主要說形狀。但這些品種，唐以前都未見有進一步的記載，唐以后也多無明確的后續(xù)信息。

晚唐五代以來，出現(xiàn)一些新的品種信息，后世逐步落實為甜瓜的主要品類。如晚唐釋貫休《秋居寄王相公》“山童舂菽粉，園叟送銀瓜”，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徐氏《宮詞百首》“沈香亭子傍池斜，夏日巡游歇翠華。簾畔玉盆盛凈水，內人手里剖銀瓜”，所說銀瓜是指瓜中的白皮品種，后來成了固定的品種名稱。南宋吳自牧《夢粱錄》：“瓜青、白、黃等色，有名金皮、沙皮、密甕、算筩、銀瓜。”同時地方志中也有反映，浙江紹興《（嘉泰）會稽志》：“越有銀瓜、握青瓜、算筩瓜。握青謂其小，可藏握中；銀以色名；筩以狀名?！迸_州《（嘉定）赤城志》：“瓜有金瓜、銀瓜等種，又有名八棱、約青、算筩者。”兩地相近，有同有異，所謂握青、約青指大小僅一握，應即《詩經》所謂瓞之類。元人《（至順）鎮(zhèn)江志》“：甜瓜，種有大小，小而黃者曰金瓜，白者曰銀瓜，碧者曰香瓜，又名一握青，其大而青，質斑紋者曰華瓜?！彼f未必完全確切，但依瓜色分，青者稱香瓜、甜瓜或青瓜，黃者稱金瓜，白者稱銀瓜或白瓜，青而有斑紋者稱花瓜，成了后來甜瓜品種的幾大類型，除一些地方獨有品種外，各地方志所載都大同小異，構成我國薄皮甜瓜品種的基本類型。

△《詩經》中描繪了先秦時代古人在田梗上種甜瓜的場景：“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甜瓜分布極為廣泛，我國但凡有瓜的地方都少不了甜瓜，即在哈密瓜盛行的新疆，仍有方志記載哈密瓜的同時記載普通甜瓜。甜瓜適應性強，種植簡單，生長期短，北朝《齊民要術》稱“瓜收畝萬錢”，元王禎《農書》稱甜瓜“一枚可以濟人之饑渴，五畝可以足家之衣食”，可見經濟效益比較突出。因而在我國各地，無論小戶零散自種自給，還是大小規(guī)模種植為業(yè)都極為方便而普遍。而品味既甜且香，瓜肉或脆或酥，食用價值較為顯著，自古以來一直深受人們的喜愛。

二、瓠（葫蘆）

瓠，上古、中古時期人們多與“瓜”相提并稱，為瓠類植物的總稱，至少包括一種名匏的植物?！墩f文解字》解釋瓠、匏二字互訓，《詩經》的早期訓解也多將兩字視為同義。但就《詩經》相關的內容，無論就字形還是語意看，都是明顯兩種不同植物?！缎⊙拧つ嫌屑昔~》“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小雅·瓠葉》“幡幡瓠葉，采之亨（烹）之”，果實與葉味甘，可用作蔬菜，這是一種?！夺亠L·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的壺，通常多視為蔬用，也即此種?！囤L·匏有苦葉》“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所說是可以渡水系身作浮標的葫蘆，《大雅·公劉》“執(zhí)豕于牢，酌之用匏”，是以匏酌飲，都是制作器具使用，這又是一種。兩種多以瓠、匏分別稱之，后世所謂“甘瓠苦匏”即是。從文字使用上說，瓠既是類名，可以概指包括匏在內的同類植物，又是其中可以蔬用的獨立一種，后世多稱瓠瓜、瓠子。匏則是瓠中一種，魏晉以來多稱作葫蘆，嫩時也能食，只是稍苦些。

瓠類作物的利用歷史極其悠久。瓠或葫蘆子，在我國新石器以來的出土文物中屢屢有見。大約7000年前的河南裴李崗新石器遺址即發(fā)現(xiàn)有壺蘆皮，距今7000~5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小葫蘆種子和瓠皮，另如杭州北郊半山水田畈新石器遺址曾報道的西瓜籽，被重新鑒定為葫蘆或瓠瓜籽。《詩經》多篇言瓠匏，《論語》《莊子》都有以瓠匏譬喻說理的著名說法，《齊民要術》將“種瓜”“種瓠”與黍稷、粱秫、大豆、大小麥、水稻等相提并論，都充分反映瓠類作物在我國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宋以來地方志漸起，瓠與匏、瓠子與葫蘆是各地方志物產蔬果中最常見的品種。我們舉幾例作為代表，如福建，明《（弘治）八閩通志》：“瓠，似越瓜，長者尺余，夏熟味甘。又一種名瓠，夏末始實，秋中方熟，經霜可取為器，俗呼葫蘆。”河北，明《（嘉靖）清苑縣志》：“瓠，味甘，間有苦者。又一種名匏，所謂瓜匏之瓠，即今胡盧?！彼拇?，清《（乾?。┥浜榭h志》：“瓠，瓠之甘者長而瘦，名曰瓠。匏，短頸大腹曰匏?！备拭C，《（道光）鎮(zhèn)原縣志》：“瓠子……瓠一名瓠瓜，皆甘滑可食，邑人曬干用者名瓠條。”“壺盧……有二種，有柄而圓者名甜壺盧，可為茹，經霜作瓢。腰細者名苦壺盧，又名藥壺盧，入藥用?！鄙鲜鰞热莘謱贃|南、華北、西南、西北四大不同地區(qū)，明清幾個不同時代，所載有詳有略，但都明確有瓠、匏兩種，而匏者（葫蘆）可蔬食，也可作器，典型反映了我國各地分布和使用的情況。由于瓠、匏嫩時均可作蔬，可烹可齏，尤其是匏或葫蘆多制作勺器和盛放一些細雜東西的容器，在人們生活中多不可缺，加以瓜與籽的藥用價值比較顯著，自古即受到人們重視，也便演生出濃厚復雜的文化，專題研究者頗多。各地種植極為普遍，漢人《氾勝之書》就較為具體地計算過種瓠優(yōu)厚的經濟效益，直到清朝仍有方志記載有“種瓠為業(yè)”的現(xiàn)象。

三、冬瓜

我國冬瓜種植與食用的歷史十分悠久。無論考古還是文獻資料，都表明至遲秦漢時冬瓜已經受到人們重視。廣西貴縣羅泊灣西漢早期墓、江蘇高郵邵家溝東漢遺址原發(fā)掘報告所說西瓜種子后被學者確認為冬瓜種子，類似的情況或者仍有。這表明至遲西漢早期，冬瓜已受到人們的關注。文獻的情況也可證明?！?a href="/ddjy_99/221.html">神農本草經》（日本森立之輯本）“：白瓜子，一名水芝，味甘平，生平澤。令人悅澤，好顏色，益氣不肌，久服輕身耐老?！薄渡褶r本草經》成書于戰(zhàn)國末至西漢初，適與上述考古資料相印證。東漢張仲景《金匱要略》食蟹中毒又方：“冬瓜汁飲二升，食冬瓜亦可?！笨梢姽现矠樗幱谩?/p>

對《神農本草經》白瓜子的理解歷史上有分歧，唐人《新修本草》以為“白”為“甘”之形似而誤，而孫思邈《千金翼方》以為“白瓜子即冬瓜仁也”，宋人《證類本草》也力證“白”字非誤，應指冬瓜子，后世多予認同。除前人所析理由外，“水芝”之名也值得注意。古人有云芝（靈芝）、水芝（藕）、土芝（甘瓜）并為“三芝”之說，這里另出水芝，應是就冬瓜肉質滋潤而言?！洱R民要術》于冬瓜下小字注稱：“《神仙本草》謂之地芝?！钡刂ザ喾Q甘瓜（甜瓜），此處“地芝”或因漢人“水芝”之說誤會所致。但無論“水芝”“地芝”都見出人們對冬瓜的愛好和重視。我們認為，由藥用著錄和“水芝”之稱，冬瓜的歷史應大大前推，《詩經》所說瓜菹可能也有冬瓜的身影，只因古人獨重鮮食甘瓜，于其他瓜種多籠統(tǒng)視之，想必后續(xù)考古會有更多發(fā)現(xiàn)可以證明。

冬瓜之名始見于湖南龍山縣出土的里耶秦簡8-1022號：“獻冬瓜?！睍x張揖《廣雅·釋草》：“冬瓜，也?！笔羌柔屆肿⒁??！?”字未見《說文解字》和《爾雅》。 注意《廣雅》以此字來解釋冬瓜，是冬瓜先有“ ”單字正名，讀作“及”，“冬瓜”是后起雙音俗名。 根據《齊民要術》所說，冬瓜“十月霜足收之”，這在諸瓜中是最遲的，可能是其得名由來。據筆者考證，同時南方地區(qū)則名寒瓜，同義異稱而已?！洱R民要術》于冬瓜下引《廣志》“：冬瓜，蔬。”后世引用多將“ ”寫作“ ”，前者應是傳書之誤，非另有一名。

△ 我國藥學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組織編繪成的版刻藥物圖譜《本草圖經》中的插圖

漢以來，冬瓜是重要的食用、藥用瓜品。歷代本草、醫(yī)書中，冬瓜仁都是重要的藥材。北魏《齊民要術》已經記有詳細的“種冬瓜法”，該書作菹、藏生菜法中，冬瓜與越瓜又同為主要的原料，都有多種制作方法，可見有關種植、食用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后世種植極為普遍，宋蘇頌《本草圖經》即稱：“今處處有之，皆園圃所蒔?！比藗冋摱稀翱墒呖筛?，又可蜜煎，其子及皮，并入藥”，又“可藏蓄經年”。冬瓜的產量也較為可觀，浙江《（同治）麗水縣志》：“冬瓜有大小二種，大者重二十余斤?！卑不铡叮螒c）績溪縣志》稱“有重至四五十斤者”。因而各地傳播極為廣泛，種植十分積極，經濟價值極其顯著。

四、越瓜

△ 明代《本草品匯精要》中的越瓜

其名始見于《齊民要術》，唐孫思邈《千金要方》也正式著錄。得名雖遲，但物種原始應與甜瓜相近，兩者生物性狀十分接近，應是同根同源，人類引種演進分化為不同品系。李時珍《本草綱目》說“越瓜以地名”，揣度應是相對北方常見的甘瓜而言，最初多見于南方諸越之地。唐人《本草拾遺》稱：“大者色正白，越人當果食之?！标靡蟆妒翅t(yī)心鏡》稱“越瓜，鮮，久食益腸胃，和飯作鲊，并虀菹之”，可見果用、蔬用均可?！洱R民要術》所說多為菹藏之法，即用作腌漬。后世有菜瓜、生瓜、梢瓜等俗稱，元明以來南北各地多稱菜瓜，以青、白色為主。實際主要分為兩種：一種為越瓜，皮薄脆嫩，質地與甜瓜近，可以生食，肉質甜味遜于甜瓜，可以視作原產于越地的甜瓜品種。另一種多稱作菜瓜、梢瓜，皮厚水分少，肉質較實，生食略帶苦澀，只宜烹煮和腌漬。越瓜與甜瓜一樣，分布十分廣泛，南北種植有所不同，而地方品種更是豐富復雜。因為多只充蔬，因而種植也多因時隨宜，聊備日常家用而已。

五、哈密瓜

哈密瓜是甜瓜的一種，屬硬皮種類，清康熙間定名。就我國文獻記載而言，主要分布在甘肅西部及新疆地區(qū)。這一品種與我國內地普遍種植的薄皮甜瓜遠非一類，屬于中亞厚皮甜瓜種系，移種我國內地多生長不良，有明顯因環(huán)境退化跡象。今人考察發(fā)現(xiàn)，我國新疆不少地方有對應的野生品種，我國新疆地區(qū)至少應是這一品種的次生中心。

我國秦漢以來的文獻中已陸續(xù)記載。至遲可以追溯到《后漢書·郡國志》所言“敦煌古瓜州，出美瓜”，稍早晉人《廣志》記載敦煌與遼東、廬江并稱三大著名產地，所說應包含這一品種信息。晉人王嘉《拾遺記》也說“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燉煌獻異瓜種，名穹隆”。今人認為穹窿是維吾爾語甜瓜的讀音，漢語顯然是形容瓜大無比。所謂瓜州，地名首見于《左傳》，漢時于其地設敦煌郡，包括今甘肅西部，新疆東部廣大地區(qū)。隋朝正式于此設瓜州，后改名沙州，分設西州等，顧名思義，應是以沙地適宜產瓜，且由來已久。傳說這一帶瓜極大，“狐食其瓜，不見首尾”。雖不免有些夸飾，但應非全然子虛烏有。這樣碩大的甜瓜遠非中土常見的薄皮品種，應是后世西域常見記載的厚皮種系。

敦煌一線實際只是這一甜瓜品系自然分布區(qū)的東部邊緣。11世紀后期的《突厥語大詞典》頻繁出現(xiàn)甜瓜一詞，所說應即這一品種，反映的應是包括我國新疆西部在內的整個西域突厥語區(qū)此類甜瓜分布的盛況。元朝疆域遼闊，鼎盛時幾乎覆蓋整個中亞，相關信息也就豐富起來。耶律楚材詩稱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一線“甘瓜如馬首，大者狐可藏”，馬可波羅在此也記載：“撒普爾干百物皆富，尤出世界最良之甜瓜。居民切瓜作條，在太陽下曝曬，既干食之，其甜如蜜。”所說應即今哈密瓜之類?？脊虐l(fā)現(xiàn)，新疆晉、唐墓葬中都出現(xiàn)甜瓜種籽與干燥果皮。元人文獻中也有這一帶的相關記載，1222年，長春真人丘處機在昌八刺城（今新疆昌吉市）受到回鶻王熱情接待，席上所見“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稍后王禎《農書》稱：“愚嘗聞甘肅等處其甜瓜大如枕，割去其皮，其肉與瓤甘勝糖蜜。所割膚皮暴之。稍干柔韌，赍之中土，以為贈送，甘而有味。蓋風土所宜，其實大而味甘，非他種可比?！彼f甘肅當主要指前人所說敦煌一線，或兼今嘉峪關、酒泉一線。明朝于嘉峪關外無力統(tǒng)治，關西七衛(wèi)多為少數民族政權掌握，相關信息也就奇缺。王世懋《學圃雜疏》所說“今涼州塞外作干條遺遠人，味極甘”，是極為罕見的信息，所說仍在嘉峪關內。讓我們可以聯(lián)系起來的是，晉人《廣志》早就有“瓜州大瓜大如斛，出涼州（引者按：今甘肅武威）”的說法，可見分布曾一度東達河西走廊中部。這些西域和河西走廊西部奇特大瓜的信息應是統(tǒng)一的品種體系，雖然稱呼不夠明確穩(wěn)定，種植中心或有遷轉，前后聯(lián)系也不免間斷，但相關信息和傳統(tǒng)卻源遠流長。

哈密瓜之定名和廣為人知始于清康熙年間。清蘇爾德《（乾?。┗亟尽罚骸白钥滴跄觊g哈密投誠，此瓜始入中國，謂之哈密瓜。彼時皆視為珍品，價頗貴。及平定回疆以來，哈密迤西處處皆有?！彼f哈密投誠，指哈密王捕獲噶爾丹的兒子，改轍更張效忠清廷，時間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此后不久哈密地方首領開始向清廷貢瓜，遂有哈密之名。最遲康熙三十八年春皇帝南巡，即以哈密瓜干賜近臣張玉書。此后西域少數民族相繼歸順，新疆政局愈益穩(wěn)定，漢回維蒙各族深入交流，貢瓜成為年例。雍正間因事一度令停，乾隆時又命恢復。年年回人馬隊數千里馳運進貢，社會影響十分顯著，激發(fā)內地民眾對哈密瓜的強烈興趣，也促進了新疆當地種植業(yè)的迅速發(fā)展。

哈密瓜的品種多樣，乾隆間蘇爾德《回疆志》：“平定回疆以來，哈密迤西處處皆有。其種類不同：一種皮色青白而大，或有花班，或有棱瓣者，六七月間熟，瓤色或紅或白，硬而無味，去瓤食之極甜脆，但不耐久，易于腐爛，蓋內地香瓜之類也。一種色青黃，形小而圓，或有瓣有項而子小者，瓤色紅黃軟而多水，亦甚甜，早熟更不耐久，蓋內地甜瓜之類也。一種形稍長而皮厚、青黃花班者，瓤亦紅黃，但味淡少水，可收至春間，亦可切條曬干，蓋倭瓜之屬也。又有回回帽、回回眼等諸名，色味俱香甜。另一種形長而皮粗味澀者，只堪煮食?！蓖瑫r七十一（字椿園）《西域聞見錄》也記載：“哈密瓜有十數種，綠皮綠瓤而清脆如梨甘芳似醴者為最上，圓扁如阿渾帽形白瓤者次之。綠者為上，皮淡白多綠斑點、瓤紅黃色者為下，然可致遠久藏，回子謂之冬瓜，可收至次年二月。余皆旋摘旋食，不能久留?！眱烧咧埸c稍異，但合而觀之，可見品種極為豐富，表明哈密瓜有著深廣的地緣生物淵源和悠久的種植歷史。多見今人爭議哈密瓜的源頭，提請注意的是，哈密瓜之名明顯后起，與哈密的聯(lián)系也只是一種偶然的歷史機緣，不能膠柱鼓瑟就認作我國哈密瓜的實際源頭。自古以來無論內地漢語還是西域地區(qū)民族語言都統(tǒng)稱“甜瓜”，對哈密瓜的起源、流傳演變等都要納入包括我國甘肅西部尤其是新疆在內的整個西域地區(qū)甜瓜起源分布、傳播發(fā)展的整體格局中去把握，只有這樣對其起源與發(fā)展歷史才有全面、客觀、科學的認識。

外來物種

六、黃瓜

對于我國黃瓜起源與發(fā)展，舒迎瀾先生《黃瓜和西瓜引種栽培史》論述較為詳細，筆者就其起源及其相關食用傳統(tǒng)演變也有一些新的考說：黃瓜的傳入應與東漢以來佛教的傳入有關，十六國時期的譯經中已有“胡瓜”之名，隋煬帝時改名黃瓜。受佛經對其性味負面說法的影響，長期未獲重視，南宋以來種植、食用逐漸普遍起來。由《齊民要術》可見，早期人們食用，多待瓜成熟老黃后收獲，與越瓜、冬瓜等一樣制作瓜菹腌菜，所以有黃瓜之名。宋以來尤其是南宋以來轉為青嫩時摘食，鮮食烹煮均可。黃瓜嫩時表面有刺，因而不少地方稱刺瓜，應由轉重嫩食引發(fā)。這一名稱以浙江、福建出現(xiàn)最早最多，隱有開風氣之先的色彩。黃瓜生長期較短，種植簡單，我國分布十分廣泛。明清時北京等地以唐花技術種植，以求早春供食，也是瓜蔬生產中一道獨特的風景。

七、西瓜

△ 央視版《西游記續(xù)集》 截圖： 豬八戒偷西瓜

西瓜是極為重要的瓜類作物，全球普遍重視，我國亦然。我國中古所說寒瓜是指冬瓜而非西瓜，我國唐以前沒有任何西瓜種植和食用的跡象。五代后晉胡嶠《陷北記》記在遼上京見到西瓜，稱“契丹破回紇得此種”，通常多據《遼史·太祖本紀》所說“冬十月……遣兵逾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認為所謂“回紇”指高昌回紇，契丹人攻陷其夏都北疆浮圖城，在這里獲得西瓜。筆者考證發(fā)現(xiàn)，遼太祖西征不可能遠達北疆浮圖城，“破回紇”指其進入今蒙古鄂爾渾河上游漠北回紇故都，契丹人是從這里獲得西瓜，引種到遼上京一線。

這后一點特別值得注意，涉及我國西瓜最早發(fā)源地及其域外來源和具體途徑等一系列問題。又包括這樣兩個要點：一是新疆不宜視作我國西瓜的起源地。西瓜由西域傳來，因稱西瓜，這肯定沒有錯。但人們容易視為沿絲綢之路首先進入我國新疆，在這里落地生根后，東向續(xù)傳。而從古代方志相關記載看，西瓜在我國西北地區(qū)的傳播是由陜西向甘肅，再到新疆，方向正好相反。除了前文所舉證據，近日又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資料。蘇爾德《（乾隆）回疆志》：“西瓜，苗蔓花實悉與內地同，而味不及內地遠甚?！焙蛯帯叮螒c）回疆通志》：“西瓜，其種由內地攜去，種之者皆漢人。紅黃兩色，味性與內地同?！笔钦f新疆西瓜由內地傳去，最初口味也遠不如內地。新疆以盛產厚皮甜瓜（哈密瓜）著稱，清以來吐魯番等個別地方有西瓜味美的記載，這已經是很晚的事了。亞洲西瓜的大本營在中亞烏茲別克斯坦花拉子模、撒馬爾罕一線，元人耶律楚材稱這里“甘瓜如馬首，大者狐可藏”，同時稱“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滿筐”，大者五十斤，顯然這一帶西瓜與甜瓜同樣碩大。而與耶律楚材同時，著名道人丘處機經過新疆昌吉西行，當地回鶻王盛情款待，席間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語意是稱贊所見瓜大，但措辭明顯不同，甜瓜是大如枕，西瓜只“及秤”即只有五斤重，顯然西瓜要小得多，其勢不如哈密瓜。上溯唐五代、兩宋更是未見新疆有一絲一毫西瓜記載。因此稱我國西瓜來自西域，不能想當然地理解作由新疆最初發(fā)源再漸傳內地。

△ 央視版《西游記續(xù)集》截圖：豬八戒因偷瓜農的西瓜而被唐僧訓斥

二是我國西瓜最直接的來源實際在蒙古高原腹地。這似乎多少有點不可思議，卻比較確鑿。筆者所據除遼太祖西征所破回紇只在漠北而非高昌這一遼史大節(jié)外，還舉了一個西瓜種植技術細節(jié)，同樣值得重視。胡嶠《陷北記》記載契丹人“以牛糞、覆棚而種”，這套技術應是由漠北傳來。西瓜不耐寒，最適宜的溫度在25℃上下，而蒙古高原晝夜溫差大，“若春季之氣候變化尤甚，當清和之日，華氏表升至八十九度時，雷一發(fā)聲，忽行夏令。至于日暮，又降冰點，華氏表落至八度半。冷風俄起，寒氣總至，遂紛紛飛雪，不半日間差至九十余度”，覆棚顯然是為了早晚尤其是夜間防寒。而以牛糞種植顯然也不是普通施肥，目的是為了提高地溫。王禎《農書》說“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燒殺”，這是我國內地農家施肥要注意防范的，而在漠北日照強度和氣溫偏低的自然條件下，大量使用牛糞種植，利用微生物作用下發(fā)酵分解產生熱量應可明顯提高土壤溫度。古人唐花技術中即有“用馬糞浸水”澆灌催花一法，主要不在增加肥力，而是為了迅速提高地溫。這在種子發(fā)芽階段尤其必要，整個生長期大量施用牛糞，應是牛糞偏熱，提供的熱量大，大量施用可以明顯持續(xù)提高和保持土壤溫度。這與覆棚技術上下配合，綜合生效，足以保障西瓜生長的必要溫度，以延長其營養(yǎng)生長的時間。

△ 內蒙古敖漢旗羊山一號遼代墓葬壁畫上發(fā)現(xiàn)的放在果盤內的3個西瓜，被專家們認定為中國已知時代最早的西瓜的形象，距今已有近千年歷史。

這套技術措施無論是在亞洲西瓜大本營的中亞花拉子模、撒馬爾罕一帶，還是我國新疆和我國最早引種西瓜的遼上京（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三個處于同一緯度上的地區(qū)都非必要（也許早春播種育苗或短暫使用），而在緯度更高的蒙古高原腹地氣候條件下卻不可或缺。契丹人如此種植，應是西瓜新從漠北回紇傳來不久，仍然沿用、保持那里的原有種法。后來技術熟悉后，發(fā)現(xiàn)實際沒有必要，自然就會逐步放棄。宋以來我國南北各地種植西瓜，包括今黑龍江和新疆這樣的極邊省區(qū)，再也未見使用這套技術的任何跡象。這充分表明，這套技術應是蒙古高原腹地種植西瓜的特殊要求，而不屬于同一緯度上的中亞西瓜發(fā)祥地或我國新疆地區(qū)（高昌回紇）。西瓜從中亞腹地東傳我國，是遠程跨越首先落腳漠北回紇汗國首府，契丹人從這里將西瓜種子及相應的種植技術，也許還包括西瓜這一名稱一并引入，遼、金、南宋時再由此逐步南下華北、江南。

相關說法有必要特別提請注意的是，中唐以來所謂回紇或回鶻除漠北回紇故國外，主要多指回紇亡國后西遷的甘州回紇（今甘肅西部）、高昌回紇（北疆）和蔥嶺西回紇（黑汗王朝）三大部分，兼有今國境內外廣大地區(qū)，涉及今蒙古高原與中亞地區(qū)不同方向上的許多國家，如果只是籠統(tǒng)地、簡單地稱我國西瓜由回紇引入，是極不明確、十分模糊的，容易引起認識上的誤解或分歧。因此有關說法有必要盡量指明具體地點或大致地域范圍。筆者認為五代時契丹人引入我國的西瓜其直接來源只能是今蒙古國鄂爾渾河上游漠北回紇故都，而不是其他。

關于此后西瓜在我國境內的傳播，前賢時彥已有不少論述。近年南京農業(yè)大學劉啟振、王思明先生發(fā)表了兩篇很好的論文，就我國古代西瓜的品種資源、分布格局、宋以來全國各地的傳播過程以及對于我國飲食結構的影響等，進行詳細的梳理論述，提供較為全面、具體的認識，本文就不再續(xù)貂贅復了。

西瓜是果用瓜中的優(yōu)良品種，五代時傳入我國，南宋時在南北各地迅速傳播，元以來已呈彌漫之勢。元人王禎《農書》稱“北方種者甚多，以供歲計。今南方江淮閩浙間亦效種，比北方差小，味頗減爾?！笔钦f北方種植較盛，品質優(yōu)而經濟效益高。明人李時珍《本草綱目》則稱“今則南北皆有”，王象晉《群芳譜》稱“今處處有之”，至清人趙翼《陔余叢考》則是“今西瓜已遍天下”，敘述口吻中不難感受到西瓜在我國不斷擴展的歷史足音。我們再引王禎《農書》所說西瓜的食用價值：“味寒解酒毒，其子曝干取仁用薦茶”，“宿醒未解，病暍（引者按：中暑）未蘇，得此而食，世俗所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正謂此也”。李時珍補充說：“其瓜子曝裂取仁，生食炒熟俱佳。皮不堪啖，亦可蜜煎醬藏?！鄙院笸跏理秾W圃雜疏》稱“瓜中第一美味，而種遍天下”，謝肇淛《五雜組》更是以反詰的口吻做了斬釘截鐵的贊嘆：“今時諸瓜，其色澤香味豈復有出西瓜之上者？”是說西瓜出現(xiàn)之后，我國傳統(tǒng)果瓜都得避其一席，食物價值極為顯著，從中不難感受到西瓜的引入和傳播在廣大民眾中所受歡迎以及給我國瓜類食物帶來的深廣影響。

八、絲瓜

絲瓜有不少名稱，福建《（康熙）寧化縣志》“：絲瓜、天羅、布瓜、蠻瓜、魚鰦，一物五名”。另有稱綿瓜的，筆者疑其為“絲”之繁體形似而誤。我國絲瓜起步較晚，宋以前無任何絲瓜跡象，北宋后期以來漸見記載，傳入我國當在北宋中期或稍前。名稱中的魚鰦，也寫作魚際、虞思等，或為外來譯音。宋人有關記載多見于福建、浙江兩省，此后地方志的記載也以兩省為多。兩廣方志多稱從福建引入，筆者據此推斷，絲瓜當是入宋后，隨著閩、浙一帶對外交通貿易的興起而由海上傳入。

△ 齊白石：《絲瓜柿子圖》

在北宋中葉至南宋后期兩個世紀中，絲瓜藥用、老瓜絲絡及嫩瓜食用三大價值都已經得到開發(fā)利用，元明以來各地傳種越來越普遍，發(fā)展極為迅速。筆者前番拙作中有一組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分省“絲瓜”出現(xiàn)次數的統(tǒng)計，其中遺漏了河北（含京津），河北共128次，緊隨福建與浙江兩省之后，排在廣東、山東、江蘇之前。考慮到河北省實際面積，尤其是傳統(tǒng)農耕區(qū)較為廣闊，因而這一數據并不影響我們原有的判斷。絲瓜最初起源于福建、浙江，而此后的傳播發(fā)展也以東南沿海和整個東部地區(qū)領先。這里我們就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兩輯中“絲瓜”出現(xiàn)的次數再行統(tǒng)計，時間下迄民國年間，全國各省市區(qū)（港澳地區(qū)除外）除內蒙古、青海、西藏外均有絲瓜記載，其中數量排在前十的分別是河北（含京津）268、浙江233、廣東（含海南）221、福建（含臺灣）218、四川（含重慶）177、湖南175、山東170、江西155、江蘇（含上海）147、河南142，涵蓋我國東部以及全國傳統(tǒng)農耕人口最為集中的省份，表明絲瓜種植在這些地區(qū)的分布密度較高，種植十分普遍。

九、南瓜

南瓜是新大陸作物，起源于中南美洲，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后經歐洲輾轉傳來我國。明中葉之前我國文獻中有關信息均不可靠，我國南瓜明嘉靖以來始見記載。葡萄牙是大航海時代第一波闖入我國沿海的西方殖民勢力，當時被稱作佛郎機，此前曾首先攻占滿剌加國（馬六甲），扼控通往遠東的海峽通道。滿剌加當時與明朝仍有藩屬關系，明朝曾收到其國王的救援請求，以為佛郎機就在滿剌加（馬六甲）附近，因而也視作“南番”。李時珍《本草綱目》有一段關于南瓜來源的著名記載：“南瓜種出南番，轉入閩浙，今燕京諸處亦有之矣?！?/p>

今人多據以認為我國南瓜應來自東南亞，由華南登陸，轉福建、浙江等地，再北上至北京一線。但筆者檢索明朝方志發(fā)現(xiàn)，明人的記載以南、北兩京間的河北（含北京、天津）、山東、山西、江蘇（含上海）、安徽五省最早也最多，因而斷其應是明正德十五六年即公元1520-1521年間由葡萄牙商團隨行的葡萄牙王室遣華使者帶來。在當時的歐洲，南瓜作為觀果植物廣受歡迎，葡萄牙國王對遙遠的中國極為重視，應是以此禮贈中國皇帝。在新大陸作物中，南瓜之所以在中國最早傳播，可能與這種王室間的頂層交往有關。

進而筆者還發(fā)現(xiàn)，兩京之間分布也不對等，最初的南瓜信息都見于北京附近，是葡萄牙使者只帶到北京，由皇家御苑首先種植，就近流入京冀民間，以明長城為北界南向發(fā)散傳播。在東部地區(qū)主要沿運河南下，在西部則由河南南下兩湖、貴州，經河南、山西傳向西北地區(qū)。到了明朝晚期，除今東北黑龍江、吉林，西北新疆、青海，西南西藏等少數邊疆地區(qū)外，其他大陸各省區(qū)地方志均有南瓜的記載，可見傳播之迅速、分布之廣泛。在華北、華東、中原地區(qū)分布尤為密集，成了較為重要的農作物。

對于清至民國年間我國南瓜的傳播與發(fā)展，南京農業(yè)大學李昕升博士的系列論文多有涉及，融會在《中國南瓜史》一書中，論述比較詳細。南瓜耐旱，適應性強，成熟的瓜實極耐儲存，正可瓜糧兼用。李博士的專著對南瓜的經濟價值、種植加工技術等都有專題論述，較為系統(tǒng)地展示了南瓜豐富的資源價值及其廣泛傳種給我國經濟、社會各方面帶來的深遠影響，值得參考。

節(jié)選自程杰：《論我國古代瓜業(yè)的歷史發(fā)展》

原載《中國農史》2020年第2期

本期編輯：齊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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