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箭這種簡單而又偉大的工具的發(fā)明,使得人類從此可以在遠距離上準確并有效地殺傷目標,不必再冒著巨大風險近身肉搏??胺Q火器誕生之前,人類雙手最偉大的一次延長。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軍事沖突不斷,兼并戰(zhàn)爭頻發(fā)。在巨大的軍事壓力之下,軍事組織、作戰(zhàn)方式與戰(zhàn)術水平相較殷商與西周時期,都有了普遍的飛躍。商代晚期以至西周,精熟射藝成了對貴族子弟抑或精銳部隊的要求。而戰(zhàn)國前期的魏國,時任上地守的李悝(公元前455 年~公元前395 年)為了激勵(或者說逼迫)轄下民眾精熟射藝,居然頒布法令:當發(fā)生不容易判決的訴訟時,以原被告雙方之間的射箭比賽來決定官司輸贏。以至上地郡民把大量精力花在練習射箭上,幾乎人人都到了精熟射藝的地步,待到與秦國作戰(zhàn)時,還因此大敗秦軍。這個例子便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全民皆兵、全民習射的寫照。在趙國,則發(fā)生了一項影響更深遠的改革。
地處北疆的趙國,與樓煩、林胡、匈奴等游牧民族為鄰。面對北方游牧民族靈活機動的騎射兵種,延續(xù)自商周的“左人持弓, 右人持矛,中人御”的呆板兵車戰(zhàn)術難以對抗。因此主要依靠傳統(tǒng)的車兵、步兵來進行作戰(zhàn)的趙國陷入了不利的境地。為了改變這一狀況,公元前307 年,趙武靈王下令國人改穿胡人的服裝,練習騎射,是為“胡服騎射”。與人們的固有觀念不同,“胡服騎射”并非是中國騎兵的騎射之始。至少早在趙國尚未完全立國的趙襄子時代(在位時間為公元前475 ~公元前425 年),趙氏便已擁有騎兵??墒?,時人的服裝上衣、下裳(即遮蔽下體的裙)、寬袍、大袖,根本不便騎馬射箭,所以想要掌握嫻熟的騎射技術就必須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裝。事實證明,騎馬本是習慣于乘車的中原人所不熟悉的,在馬背上使用弓箭射中目標更是中原人一時難以掌握的。但只要愿意向“北方的老師”模仿、學習騎射技術,并勇敢地革除弊病,就完全能夠取得成功。果然,改革十分有成效,趙國騎兵很快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漸次足以與胡騎相對抗。
(上圖)趙武靈王(約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95年)胡服騎射復原圖,摘自《中國古代軍戎服飾》
漢朝建立后,匈奴對中原的壓力遠超戰(zhàn)國時期。為了適應與匈奴作戰(zhàn),漢朝統(tǒng)治者對兵種設置、軍事訓練、武器裝備均進行了大幅度改革。到漢武帝時,騎兵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練習騎射成了軍事訓練的主要內容,而鐵質箭鏃取代銅質箭鏃成為主流。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衛(wèi)青、霍去病才得以多次率領數(shù)萬騎兵,深入敵后,大破匈奴。
漢匈戰(zhàn)爭中的漢朝騎兵有大量來自于邊地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這六郡邊民所處靠近游牧民族,因此剽悍好戰(zhàn),精于騎射。漢武帝出于培養(yǎng)騎兵骨干的目的,曾經(jīng)長時期只在“六郡良家子”的范圍內挑選羽林騎士。出身六郡的兩漢將領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李廣、李敢、李陵、李蔡、李息、甘延壽、上官桀、傅介子、趙充國、趙昂、公孫賀、公孫敖、辛武賢、辛慶忌、廉褒、廉范、皇甫規(guī)、皇甫嵩……甚至連“膂力過人, 雙帶兩鞬(弓袋),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的那個董卓,都是邊民善騎射者的典型。
自東漢開始,毒箭被廣泛地應用于軍事用途,增強了弓弩的殺傷力。例如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 年)三月,北匈奴以兩萬騎兵進攻漢戊己校尉耿恭屯兵數(shù)百的金蒲城時,耿恭就是依靠毒箭才得以在兵力差距懸殊的情況下?lián)敉藬耻姷摹?/p>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割據(jù)紛立,戰(zhàn)亂頻仍。這一時期涌現(xiàn)了大大小小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shù)民族國家,國民們多為游牧民族出身,曾長期過著逐水草而居的馬上生活,自然精于騎射。譬如匈奴“士民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又如鮮卑“人人善射, 以戰(zhàn)為樂,以戰(zhàn)死為榮,預戰(zhàn)時,族人操弓箭飛身上馬,歡呼相應”。他們普遍推行“取士選材,必先弓馬”的選舉標準,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北方社會騎射風氣的興盛,也使得軍隊的主要作戰(zhàn)方式由秦漢時期的步弩為主轉變?yōu)轵T射為主。隋唐的軍事風格很大程度上正是北朝的延續(xù)。
(上圖)騎射示意圖,以北齊壁畫為藍本繪制(楊翌繪)
為了對抗“控弦之士多達百萬”的突厥, 李唐王朝從立國之初便強調加強箭術訓練的重要性。府兵“居常則皆習射”,并定期考試,如“有教習不精者”,就要將該府兵所屬折沖府的軍事長官折沖都尉問罪,有時甚至連該府兵所處州的地方長官刺史也要一并問罪。唐代箭術理論的風格傾向,從《射經(jīng)·馬射總法》中“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 緊放箭”的口訣即可一窺。此外,武周長安二年(公元702 年)武則天創(chuàng)設了與文科科舉考試并列的武舉,九項考試科目中射箭類獨占五項(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長垛),唐代對箭術的重視由此可見。因此唐朝也涌現(xiàn)出許多射箭的行家里手?!皩④娙ㄌ焐?,壯士長歌入漢關”詩句中所夸贊的“將軍”薛仁貴(公元614 年~公元683 年)便是個中典型。他是唐代出名的善射者,在唐高宗的測試中,曾以勁弓鋼鏃一箭洞穿五層鎧甲。與九姓鐵勒(回紇、仆固等九個鐵勒部落的總稱)在天山作戰(zhàn)時,曾依靠“三箭射殺三人”的氣勢,迫使敵軍投降。
宋代對箭術的重視,相較唐代似乎更勝一籌,有所謂“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的說法。北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 年)九月,朝廷頒布了《教法格并圖像》,其中對步射、馬射等各類箭術,以及執(zhí)弓、發(fā)矢之類的細節(jié),均有文字說明和圖解,同近現(xiàn)代的軍事操典很相似。由于弓弩是主要兵器,故而當時衡量一個人的武藝優(yōu)劣,主要是看他能挽多大弓力的弓與弩(弓力越大射程越遠、殺傷力和穿透力越強,當然是非線性的),以及射擊的精準度。由此,選拔士兵,尤其是選拔精銳士兵時,對他們的箭術水平自然也會有比較高的要求標準。北宋仁宗時制訂的《禁軍選補法》載:“凡入上四軍者,捧日、天武, 弓以九斗(弓力約68.36 公斤),龍衛(wèi)、神衛(wèi),弓以七斗(約53.17 公斤);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約205.09 公斤),神衛(wèi),弩以二石三斗(約174.71 公斤)為中格?!边x補班直(相當于近衛(wèi)部隊)的要求標準更高,“弓射一石五斗(約113.94 公斤),弩跖三石五斗(約265.86公斤)”才算合格。到了南宋寧宗時,選拔精銳士兵的標準則為穿著甲胄后,“射一石(約75.96 公斤)力弓,三石(約227.88 公斤)力弩為上等;射九斗(約68.36 公斤)力弓,二石八斗(約212.69 公斤) 力弩為次等”。
同時,宋朝皇帝也時常對軍隊提出教閱、測試的要求標準。譬如南宋孝宗時就規(guī)定,弓箭手在六十步(約93.6 米)開外射8 箭, 射中5 箭為合格。南宋光宗時,對殿、步司諸軍的要求則是:“弓箭手帶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約91.15 公斤)力,箭十二,六箭中垛為本等(即指合格);弩手帶甲,百步(約156 米)射四石(約303.84 公斤)力, 箭十二,五箭中垛為本等?!绷硗猓谂c敵國接壤的邊地、戰(zhàn)區(qū),甚至不光要求軍人擁有嫻熟的箭術,還希望民眾也能夠精于弓弩,以備不時之需。譬如種家將的第一代——北宋將領種世衡(公元985 年~公元1045 年)在陜北與西夏作戰(zhàn)時,就曾經(jīng)使出類似戰(zhàn)國時魏國李悝的方法來激勵當?shù)孛癖娋旒g——“常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者則釋其罪;有辭謀事,請謀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勵,皆精于射,敵數(shù)年不敢近”。
蒙古乞顏部孛兒只斤氏的鐵木真統(tǒng)一了蒙古各部,結束了草原上似乎會“永無寧日”的自相殘殺,作為“成吉思汗”創(chuàng)建了蒙古帝國。隨后,這個“馬背上的民族”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連續(xù)滅掉西夏、金、大理、南宋,更征服了吐蕃地區(qū),建立起版圖遼闊的元朝。而元朝的建立,依仗的正是蒙古軍隊的強大戰(zhàn)斗力。蒙古軍隊之所以戰(zhàn)斗力強大,其主要原因之一,恐怕便是從小學習“男子三藝”。
蒙古男子認為立身處世有三項必須掌握的技藝——騎馬、射箭和摔跤,是為“男子三藝”。這與蒙古人長期游牧射獵的生活密不可分。殘酷的生存環(huán)境與頻繁的內部戰(zhàn)爭, 迫使蒙古人自幼便得開始學習、掌握騎射技術。在“追、圍、捕、殺”的狩獵中,在“分析、判斷、進攻抑或后撤、包圍抑或迂回”的實戰(zhàn)中,蒙古騎兵練就了非常靈活的騎射戰(zhàn)術:或迅速沖到敵軍近處,從四面八方暴風驟雨般地放箭襲擊,然后忽然遁去;或先在較遠距離以強弓攢射,盡可能地殺傷敵人并破壞敵人的陣形,然后依靠自己的快速機動能力巧妙地拉開距離,如此不斷往復,直到消滅敵軍。
(上圖)元世祖出獵圖里的蒙古獵手
明朝初年,統(tǒng)治者對騎射能力的重視很大程度即是蒙古騎兵余威的體現(xiàn)。然而曾經(jīng)的情況——軍人普遍騎射嫻熟,文儒之士善射者亦不鮮見,到明中期時已經(jīng)為之大變。這主要是火器制造與應用的大發(fā)展導致的。雖然弓箭在射擊頻率上有一定優(yōu)勢,因此尚且可以作為與火器互補的兵器留在中國戰(zhàn)爭舞臺上,而不是像弩一般幾乎完全被排擠出中國戰(zhàn)爭舞臺,但弓箭的重要性仍是難以避免地不如以往了。
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其創(chuàng)立者女真人作為我國東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從肅慎、靺鞨、女真一路傳承下來的騎射之風依然極盛。騎射作為清代軍事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滿族文化的核心內容,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清朝統(tǒng)治者亦將“騎射”與“國語”(滿語)并列,當作支撐國家的八旗根本。為保持騎射傳統(tǒng), 清室采取了各種措施,比如規(guī)定八旗子弟參加科舉,需先考步射、騎射,合格者才可繼續(xù)參加鄉(xiāng)試、會試考試。又比如武舉考試無論鄉(xiāng)試、會試、殿試,考試順序皆為第一場騎射,第二場步射,第三場才是軍略,前一場考試不合格者,不能參加接下來的考試。再比如建立考封制度,給沒有爵位繼承權的宗室通過考試獲得一定等級爵位的可能,考試內容為騎射、步射、滿漢翻譯三項。
然而弓箭畢竟已經(jīng)落后于世界武器發(fā)展潮流了。1840 年,中國的大門被西方殖民者以堅船利炮轟開之后,清帝國逐漸建立的新軍隊,已經(jīng)不可能再以弓箭為主要武器了。弓箭,這種在中國軍事實戰(zhàn)中占據(jù)了幾千年重要地位的武器,很快就被槍炮等近現(xiàn)代兵器所取代。失去了主要需求來源——軍事用途,弓箭制造業(yè)也就此日薄西山,逐漸衰落了。
本文摘自《中國古代實戰(zhàn)兵器圖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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