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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與北方地主的興起

      敘拉古之惑 2023-09-21 07:24:57

      內(nèi)容提要:由于元代對江南地主采取籠絡(luò)政策,江南地主得以保存和延續(xù)。元末張士誠政權(quán)繼續(xù)執(zhí)行元朝對江南地主的“寬疏”政策

      ,得到江南地主的支持
      。反之
      ,江南地主對朱明政權(quán)極為冷淡
      。因此
      ,明王朝建立后
      ,朱元璋對江南地主進(jìn)行不遺余力的打擊
      。建文帝的一系列改革, 得到了江南地主的擁護(hù)和支持
      。但建文帝失敗后
      ,江南地主又遭到大肆打擊,永樂遷都北京 后
      ,大力扶持北方地主的發(fā)展
      。明中葉以后,江南地主與北方地主的矛盾,始終反映在明廷 內(nèi)部的一些政策中
      ,幾與明王朝相始終

      一、江南地主對朱元璋政權(quán)的冷漠

      元朝統(tǒng)一江南后

      ,忽必烈為了鞏固其政權(quán)
      ,曾多方面推行“漢化”政策,以利于元政府長治久安的統(tǒng)治
      。尤其是對居住在蘇
      、松、杭
      、嘉
      、湖地區(qū)的江南大族,更采取了異乎尋常的 “寬疏”政策
      ,對他們充分利用
      、保護(hù)。元朝對江南地主的籠絡(luò)政策
      ,概括來說
      ,就是“輕 刑、薄賦”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恫菽咀印肪?上: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

      ,輕刑薄賦
      ,兵革罕用;生者有養(yǎng)
      ,死者有葬
      ,行旅萬里,宿泊如家
      ,誠所謂盛也矣

      這里所說的“輕刑”,是對江南地主的特權(quán)不加干涉

      ,相反還予以保護(hù)
      。后人所謂的“法 網(wǎng)疏闊”,正是元朝在江南這一政策的具體體現(xiàn)
      。至于“薄賦”
      ,則是指元朝對江南地區(qū)所征收的賦稅,較之宋朝尤輕

      正由于元朝對江南地主采取了上述的政策

      ,使得江南望族得以保存
      ,出現(xiàn)“豪家勢族,與此輩(元官)互交結(jié)
      ,恣并吞
      ,奸民附麗”的局面。同時也使這一地區(qū)的風(fēng)俗習(xí)慣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霸刑煜乱丫茫沃z俗
      ,變且盡矣
      。”當(dāng)時江南的士人
      ,不僅已“辮發(fā)短衣”
      ,效仿蒙古人的“語言容飾,以附于上”
      ,“ 冀速獲仕進(jìn)”
      ,以投靠蒙古貴族。

      事實(shí)說明:元朝對江南地區(qū)的政策相當(dāng)成功

      。正如朱元璋所說:“元本胡人,起自沙漠
      , 一旦據(jù)有中國
      ,混一海內(nèi)。(元)建國之初
      ,輔弼之臣
      ,率皆賢達(dá),進(jìn)用者又皆君子
      ,是以政治翕然可觀
      。”

      及至元末

      ,江南地區(qū)成為割據(jù)群雄的主要戰(zhàn)場
      ,百年來這一地區(qū)的“輕刑薄賦、兵革罕用 ”的安定局面已不復(fù)存在
      。江南地主對這一變化是不滿意的
      ,他們自然留戀元初,希望恢復(fù)那時“法網(wǎng)疏闊”的太平景象
      。但這已成為不可能
      。是時蘇松一帶已為張士誠所占據(jù)。于是這中間的相當(dāng)一部分人
      ,則改為支持張士誠政權(quán)

      張士誠系泰州人,販鹽為業(yè)。他占據(jù)蘇松地區(qū)后

      ,對江南人士極盡拉攏
      。正如金華著名學(xué)者胡翰所言:“元之始亂,張士誠據(jù)蘇州
      ?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直姴桓剑蠼Y(jié)人心
      ,引士類為己用
      。”景泰時學(xué)者程敏政亦稱:“后張氏(士誠)開閽姑蘇
      ,招賢禮士
      。時士多 為之用,先生(指王逢)獨(dú)高蹈遠(yuǎn)引
      ,不污一命
      。”于是
      ,不論參加他的政權(quán)與否
      ,并不強(qiáng)制,更不治罪
      ,因此博得避亂江南的元官及江南地主的擁護(hù)
      。張士誠也繼續(xù)執(zhí)行元朝對江南地主的“寬疏”政策,一方面盡量在江南地區(qū)避免戰(zhàn)禍
      ,維持安定的局面
      。同時也在本地區(qū)開發(fā)水利,便利吳民
      。1364年
      ,派軍民10萬人浚通常熟白茆港,即是一例
      。處于吳境的江南地主
      ,他們一方面擁護(hù)張士誠保境安民,避免戰(zhàn)禍的戰(zhàn)略措施
      ,另方面則更希望有人能出面影響張士誠
      ,促其降元反正。浦江人戴良
      ,當(dāng)1358年朱元璋攻克金華時
      ,本已投奔朱的政權(quán),并與宋濂
      、葉儀等人一起
      ,成為他的幕府策士
      。但不久戴良卻棄朱“避地吳中”,投靠了張士誠
      。戴的好友王逢
      ,也在張的政權(quán)下任謀士,后來張士誠的弟弟張士德即接受王逢的建議
      ,“北降于元以拒明”
      。戴、王二人在江南是有影響的人物
      ,他們這時的所作所為
      ,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朱元璋初下金華

      、建德時
      ,雖然對許元、胡翰
      、戴良等十幾人極盡拉攏
      ,但他們或則公開 表示不贊成朱的政策,或則消極怠事
      ,無心仕途
      。朱元璋下金華后,原欲選寧越(金華)七縣 富人子弟宿衛(wèi)
      ,號稱御中軍
      。這本是表面上籠絡(luò)江南地主,而暗中起牽制
      、削弱地主勢力的 一 種措施。胡翰對此不以為然
      。他說:“金華人多業(yè)儒
      ,鮮習(xí)兵,籍之
      ,徒糜餉耳
      。”朱元璋只得將此命令撤銷
      。鄧愈隨朱元璋在徽州及金華一帶進(jìn)軍
      。一次,朱元璋問江南父老:鄧愈修城
      ,“百姓怨乎”
      ?儒士唐仲實(shí)、姚璉回答:“頗怨”
      。朱元璋只好命令停止
      。蘇伯衡系金華著名學(xué)者
      ,朱元璋在浙東時,李善長勸授蘇以官
      ,而蘇伯衡卻“力辭歸”
      。此外如范祖干、葉儀等人
      ,雖已蒙朱元璋授為咨 議
      ,“深加禮貌”,但得到的卻是“以親老辭歸”
      ,及“以老病辭”的回答
      。因此,在朱
      、張對峙中
      ,江南地主寧可擁張而不站在朱一邊,引起了朱元璋的異常反感
      。洪武初年
      ,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認(rèn):“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
      。我為天子
      ,此邦(指吳地)呼為老頭兒?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苯系刂鲗χ煸罢?quán)
      ,反映相當(dāng)冷淡 。

      由此可見

      ,朱元璋在1358年進(jìn)兵浙東期間
      ,除了劉基、章溢
      、葉琛
      、宋濂等先后投靠朱元璋外,有相當(dāng)一部分浙東及江南地主卻抱著相反的態(tài)度
      ,消極抵抗
      。這是朱元璋和江南地主斗爭的第一階段。

      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

      ,盡管江南群雄次第被消滅
      ,但江南地主對朱明政權(quán)的反映仍然 冷漠不合作。朱元璋基于他們在前一階段的種種表現(xiàn):或懷念元朝
      ,企圖蒙古貴族卷土重來
      ;或協(xié)助張士誠鎮(zhèn)守吳中,與朱元璋頑抗到底
      ,因此對他們進(jìn)行打擊不遺余力
      。朱元璋打擊 江南地主的出發(fā)點(diǎn)
      ,是認(rèn)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
      ,非猛不可”
      。在“猛”的前提下,諸如遷徙江南富民
      ,江南重賦
      ,或利用清除“胡黨”、“藍(lán)黨 ”
      、“空印案”
      、“郭桓案”之機(jī),以“通黨”為名
      ,藉機(jī)對江南地主(包括相當(dāng)多的江南 官吏)進(jìn)行打擊
      。甚至連起于東南,“負(fù)重名”的元老如劉基
      、宋濂等人也不放過
      ,或則過早致仕,或是以“通黨”被流放
      ,憂郁而亡
      。談遷《國榷》說:當(dāng)時因被朱元璋鎮(zhèn)壓而“死徙遍天下,一空印
      ,一盜糧(即郭桓案)
      ,禍至溢矣”?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梢哉J(rèn)為
      ,洪武統(tǒng)治的31年,是江南地主與朱元璋斗爭的第二階段
      。他們對待朱明政權(quán)的冷漠
      、格格不入的態(tài)度 ,換來的是朱元璋的堅(jiān)決鎮(zhèn)壓
      ,橫加打擊
      。江南地主處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以至讀書人不愿做官
      ,不敢做官,甚至家里有人喜愛念書
      ,也怕州縣官知道
      ,只好讓他們“反督耕于田畝” 。

      江南地主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

      ,懷念元朝
      ,或是希望能出現(xiàn)一個新君
      ,以便能一旦改變對他們的政策,獲得新的生機(jī)
      。這是江南地主在受壓不獲喘息的時刻
      ,所日日盼望的。果然
      ,朱元璋的死
      ,給他們帶來了新的希望。

      、“靖難之役”與江南地主的失勢

      江南地主當(dāng)建文帝繼位后

      ,感到有了希望。他們希望建文的一些改革
      ,能對他們有利
      。事實(shí)果真如此。

      建文即位后

      ,即改革文官制度
      ,“升六部尚書為正一品,設(shè)左右侍中各一人
      ,位侍郎上
      。……罷左右都御史
      ,設(shè)都御史一人
      ,副僉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為御史府
      ,設(shè)御史大夫
      ,正二品。革十二道
      ,置察院一
      ,定御史二十八人?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毙粗赜贸錾碛诮系奈墓?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特別側(cè)重于資歷并非顯赫的少壯派,讓他們掌握實(shí)權(quán)
      。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
      ,朱元璋也曾主張:“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
      ,以提高文官的地位
      。但遭到久歷沙場的諸勛臣的反對,只好作罷
      。事實(shí)上朱元璋也是一貫輕視文臣
      ,特別是對江南的士人特別忌恨
      ,除個別之外,一直在進(jìn)行殘酷鎮(zhèn)壓

      齊秦

      、黃子澄、方孝孺都出身于江南
      ,年紀(jì)較輕
      ,官職不高。建文首先讓齊
      、黃二人主持 朝政
      ,賦予極大權(quán)力,這與洪武時期的重武輕文
      ,形成鮮明的對比
      。尤其是方孝孺,非常值得注意
      。他系浙江寧海人
      ,宋濂的學(xué)生,其父方克勤又因“空印案”被朱元璋殺死
      。他懷戀 元朝在江南的官吏“皆忠厚潔廉
      ,寬于用法”,而對“元亡未久(指洪武時)而遺風(fēng)舊習(xí)與之 俱變”的現(xiàn)象表示不安
      。尤其是對朱元璋對待當(dāng)時的“浙(江)東西巨室故家
      ,多以罪傾其宗 ”,“蔓連大家(江南地主)多坐死”的局面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更感到非變不行。因此建文當(dāng)政的四年
      ,確實(shí)是江南士人希圖銳意改革的時期
      。這從永樂初年,見到建文朝文官的各種建議凡一千多通
      ,也說明當(dāng)時以齊
      、黃、方為首的少壯文官
      ,要求改革的氣氛是多么強(qiáng)烈
      。改革,除“削藩”外
      ,自然是能盡量改變朱元璋對江南的高壓政策

      洪武

      、建文這種鮮明的對比
      ,連東鄰朝鮮的君臣都看得非常清楚
      。建文元年(1399),朝鮮國王對他的臣下說:“(朱元璋)疑忌英雄及功臣
      ,指為藍(lán)黨
      、胡黨,皆殺之
      ,無乃不可乎
      !”朝鮮官員李舒、趙庸等也說:“天下之事
      ,不任以賢
      ,身親聽斷,君行臣職
      ,甚非設(shè)官分 職 之義也
      。”到了建文時期
      ,文官居上
      ,明朝派至朝鮮的使臣,大多為“溫 雅風(fēng)流”儒士
      ,彬彬有禮
      ,“清不近貨,唯求詩卷”
      ,博得朝鮮君臣的稱贊
      。這與爾后永樂在位時,大多派中官出使東鄰
      ,“騷亦最甚”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建文時重用文臣

      ,為江南士人平反
      ;又反對朱元璋時的“刑用重典”,主張“小大之獄
      , 務(wù)從寬減”
      ,是博得江南地主的擁護(hù) 、支持的

      其次

      ,建文政權(quán)一反洪武時的江南(蘇松)重賦政策,于建文二年二月頒發(fā)“均江浙賦”的詔書
      。據(jù)《建文書法擬》記載
      ,認(rèn)為“田賦不均,民不得而治”,尤其是“江浙賦獨(dú)重”的狀況非常不合理
      ;不讓蘇松人官任戶部尤欠允當(dāng)
      ,所以詔令廢除。這項(xiàng)改革
      ,針對性非常明顯:建議出自蘇松人
      ,當(dāng)然也得到江南地主的贊賞。

      但是

      ,建文政權(quán)得不到武將的支持
      ,特別得不到原朱元璋代表的淮西地主集團(tuán)的支持,是難以維持長久的
      。建文的文官政府的依靠力量畢竟脆弱
      ,所用親信又是一些限于空談而對軍事一無所長的儒士,因之改革亦隨政權(quán)的很快垮臺而失敗

      江南地主的夢幻消失了

      。但維持四年的建文政權(quán),卻深深銘刻在江南士人的心中
      。他們雖然在永樂以后受到了較之洪武時期毫無遜色的鎮(zhèn)壓
      ,但仍時刻懷念這一曇花一現(xiàn)的建文改革 。在江南文人的筆下
      ,建文時期永遠(yuǎn)是他們難以忘懷的太平景象
      。顧起元《客座贅語》:

      (江南)父老言建文四年(1399—1402)之中,值太祖朝紀(jì)法修明之后

      ,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 之
      ,治化幾于三代。
      一時(江南)士大夫崇尚禮義
      ,百姓樂利而重犯法
      家給人足,外戶不闔
      ,有得遺鈔于地
      ,置于屋檐而去者。

      長洲人祝允明《野紀(jì)》:

      聞之故老言:洪武紀(jì)年庚辰(按:指建文二年

      ,1400年)前后
      ,人間道不拾遺。
      有見遺鈔于 途
      ,拾起一視
      ,恐污踐,更置階圯高潔地
      ,直不取也

      類似的例子及野史逸聞非常之多

      。如果不是建文改革得到江南士人的擁護(hù),這些記載是難 以出現(xiàn)的

      、永樂即位后的江南形勢

      江南地主階級經(jīng)過“靖難”事件后,實(shí)力大大削弱了

      ,但永樂稱帝后的江南形勢仍然異常復(fù)雜。

      一方面

      ,江南各處的義師紛紛起事
      ,仍然與燕軍頑抗,四處騷擾
      。這些義師不僅限于蘇松地區(qū)
      ,即使是安徽及江西地區(qū),也都反映異常強(qiáng)烈
      。當(dāng)時義師以江西廬陵(吉安)縣及常州武 進(jìn)縣兩地影響最大
      。據(jù)王崇武先生所引《姜氏秘史》五中談到,建文四年(1402)六月
      ,建文帝曾派刑部侍郎金□□及常州人朱進(jìn)并往江西等處征兵
      。旋因失敗,遂被南昌左衛(wèi)百戶縛送至京
      。同年八月
      ,“江西廬陵縣民有嘯聚劫掠”者,這些人應(yīng)當(dāng)就是上面提到的義師
      。尤其是黃子澄及練子寧都是江西人
      ,兩人同為建文帝的心腹,建文帝臨危時到江西征召義師是很自然的
      。至于當(dāng)時“武進(jìn)等縣強(qiáng)賊馬阿保等”及武進(jìn)“縣民李德懋等作亂”
      ,當(dāng)然也是屬于這類義師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因?yàn)樵谘鄮熚粗聊暇┣?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建文帝已令蘇州知府姚善“密結(jié)鎮(zhèn)、常
      、嘉
      、松四郡守,練民兵為備”

      在另一方面

      ,由于燕師渡江后進(jìn)軍迅速,江南地區(qū)一些民人
      ,也揭竿而起
      ,紛紛響應(yīng)燕師
      。據(jù)吳寬《匏翁家藏集》所載,吳江人吳璠說:“壬午(建文四年)之歲
      ,文皇帝(永樂)旄鉞渡江
      ,天下同日響應(yīng)。鄉(xiāng)人爭持鋤犁
      ,四出剽掠
      ,以殺人為嬉,而盡江尤甚
      。然特乘之以 報(江南地主)私怨而已
      。里有戚、吳二氏
      ,既焚死盜手殆盡
      。時吾兄方壯,長田賦(為糧長)
      ,恐不能自保
      。”這也反映出當(dāng)時江南地區(qū)的局勢異?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靵y
      。永樂一即位,曾于是年七月
      ,“擢上?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h民周小二為巡檢,賜彩幣二表里
      ,鈔百錠
      ,蠲 其徭賦三年,旌其操舟從上渡江功也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边@也說明燕師南下渡江,是曾得到一些江南民人的支持
      。盡管這些人的身份不太清楚
      ,但與土著世襲的江南地主是絕對不同的。

      此外

      ,由于燕師進(jìn)入江南
      ,大肆搜捕建文黨羽,造成“軍士縱橫郡邑中”
      ,使江南民人不堪其擾
      ,紛紛遠(yuǎn)離家鄉(xiāng),出外潛逃
      。嘉興人高遜志
      ,元末即僑寓于此
      ,“好學(xué)問,為文深純典雅
      ,成一家言”
      ,“建文時,為太常少卿兼學(xué)士……為會試考官
      。靖難后遁去
      ,不知所之?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另外則有一部分人為免于迫害,“不得已畏死逃聚(江西) 山林者”
      ;還有一部分軍民流移到附近的海島中躲避
      。當(dāng)時有陳義甫
      、葉得義等軍民
      ,曾逃至浙江平湖一帶海島安身。事過兩年
      ,明政府尚派百戶李誠前往招諭
      。不久陳義甫等來歸, 永樂曾“嘉勞之”
      。但葉得義等人則仍遲疑不為所動
      。至于逃避海外及朝鮮的,亦不在少數(shù)
      。建文四年九月
      ,“使臣有還自東南夷者,言諸番夷多遁 居海島
      ,中國軍民無賴者
      ,潛與相結(jié)為寇?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庇謸?jù)朝鮮《李朝實(shí)錄》載
      ,永樂元年二月初八日,明政府曾通過朝鮮使臣黃儼:“建文手里多有逃散的人
      ,也多有逃 去別處的
      。有些走在你(指朝鮮)那里,你對他們說知道
      ,回去對國王說
      ,一介介都送將來?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p>

      以上事例都說明

      ,永樂稱帝后的江南地區(qū)并不平靜
      ,各種矛盾仍然異常尖銳復(fù)雜。

      、永樂時期繼續(xù)打擊江南地主

      面對著江南不安寧的局面

      ,永樂即位后除對建文“左班文臣”繼續(xù)鎮(zhèn)壓外,仍然繼續(xù)推行朱元璋時對江南地主的打擊政策

      永樂剛一即位

      ,即對建文的黨羽無情鎮(zhèn)壓,殘酷打擊
      。像對謀刺他而未遂的景清的家族
      , “籍其鄉(xiāng),轉(zhuǎn)相攀染
      ,謂之瓜蔓抄
      ,村里為墟”的情況,決非個別現(xiàn)象
      。即對各地義師
      ,也不例外。

      但在堅(jiān)決鎮(zhèn)壓的同時

      ,也采用了招撫的辦法
      ,以期緩和矛盾。如對江西廬陵的義師
      ,就曾 于建文四年八月派行人許子謨前去招撫
      ,并諭令:“近建文信任非人,改更成法
      ,致兵禍連 歲
      ,軍需百費(fèi)皆出于民……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
      ,皆出于不得已也
      。……其即各復(fù)原業(yè)
      ,永為太平之民
      。”

      對于沿海民人與海外交通者

      ,永樂則亦采取朱元璋“片板不許下?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钡恼撸瑖?yán)加禁止
      。他在即位詔中談到:“沿海軍民人等
      ,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
      ,交通外國
      。今后不許
      ,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边@里所說的“近年以來”
      ,很明顯是指建文時期。這也從反面證明建文時期的海外貿(mào)易是較之洪武時期發(fā)達(dá)的
      。后來建文帝危亡之際
      ,他的親信黃子澄要到海上求援,自然也和當(dāng)時形勢有關(guān)
      ,而并非一句空話

      永樂二年正月,朱棣繼續(xù)頒布“禁民下?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钡拿?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當(dāng)時福建瀕海居民,經(jīng)?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八捷d海船
      ,交通外國,因而為寇郡縣”
      。明政府“遂下令禁民間海船”私出活動
      。并規(guī)定“原有海船 者 悉改為平頭船”
      ,俾“所在有司
      ,防其出入”。下令禁造海船
      ,以海船改為平頭船
      ,本身就是一種阻礙海外貿(mào)易正常發(fā)展的粗暴措施,是閉關(guān)自守的具體反映
      。朱棣 “一遵洪武事例”的做法
      ,系出于政治原因,以便繼續(xù)對江南地主進(jìn)行打擊

      既然永樂對待海外貿(mào)易的政策系采取封閉態(tài)度

      ,那么應(yīng)當(dāng)如何看待“鄭和下西洋”的問題?事實(shí)上
      ,如果從這個意義來理解永樂時期鄭和“下西洋”的目的
      ,就不難看出:

      1.永樂帝是以龐大的國家海上貿(mào)易艦隊(duì)以代替元末東南沿海從事私人海上貿(mào)易的地主。這些地主歷來即是朱明政權(quán)的反對派

      。因此“下西洋”本身
      ,正是朱棣打擊東南沿海地主從事海外貿(mào)易政策的體現(xiàn)。

      2.鄭和下西洋還有著重要的政治目的

      ,即朱棣除了對海外諸國備加籠絡(luò)希望得到政治支持 外
      ,也是想借機(jī)派人至海外諸國鏟除因國內(nèi)政治斗爭而流竄到海外的地主豪強(qiáng)的殘余力量
      。這與永樂初年被鄭和脅迫歸國的,如陳祖義
      、梁道明等人的情況
      ,頗為類似。(注:萬歷時人王士性:《廣志繹》卷1謂:“國初
      ,府庫充溢
      ,三寶鄭(和)太監(jiān)下西洋,赍銀 七百余萬
      ,費(fèi)十載
      ,尚剩百萬余歸。蓋乘元人所藏
      。而元時不備邊
      ,故其充溢至此?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北本?:中華書局1981年
      ,第5頁。案《續(xù)文獻(xiàn)通考》卷30
      ,《國用一》
      ,引明人王圻的話說:“ 正統(tǒng)時天下歲征入數(shù)共二百四十三萬兩,出數(shù)共一百余萬兩
      ,自正德后出多入少
      ,國用盡不 支矣?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笔青嵑拖挛餮笏?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約占明初五六年之歲出。)

      據(jù)馬歡《瀛涯勝覽》所載:“昔洪武年間(一作洪武二年)

      ,廣東人陳祖義等全家逃于此處( 指舊港)
      ,充為頭目,甚是豪橫
      。凡有經(jīng)過客人船只
      ,輒便劫奪財物。至永樂五年(1407)
      , 朝廷差太監(jiān)鄭和等統(tǒng)領(lǐng)西洋大寶船到此處……被太監(jiān)鄭和生擒陳祖義等回朝伏誅
      。”又 據(jù)《東西洋考》卷3所載:“永樂初年
      ,三佛齊竟為爪哇所破
      ,廢為舊港。是時(廣東)南海 豪民梁道明竄泊茲土,眾推為酋
      ,閩廣流移從者數(shù)千人
      。”永樂先派指揮孫鉉往其地
      ,“遇 其子及二奴
      ,挾與俱來?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焙髞碛峙赡虾H诵腥俗T勝受
      ,“令偕其二奴赍敕往招(梁)道明, 遂從入朝
      ?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笨梢婈悺⒘旱热?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都是明初逃亡海外的沿海豪民地主
      ,只不過陳祖義更加頑固而已。

      至于當(dāng)時所傳的建文帝逃竄海外之說

      ,雖無多少根據(jù)
      ,但亦決非永樂的神經(jīng)過敏。元末以來東南沿海地主的存在及部分流亡海外這一客觀事實(shí)
      ,使得他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
      。當(dāng)然, 鄭和下西洋的偉大意義
      ,應(yīng)是不容置疑的
      ,但其出使的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與此同時
      , 朱棣仍然繼續(xù)推行“遷富民”的政策
      ,以排除異己
      。如長洲人翁姓地主及其妻徐氏,原在太祖時已遷徙至南京
      ,后在“永樂間從駕再徙
      ,久而還鄉(xiāng),故今又為吳縣人”
      。又據(jù)《匏翁家藏集》所載
      ,“自國初……謫發(fā)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實(shí)京師( 南京)
      。至永樂間
      ,復(fù)多從駕北遷。當(dāng)是時
      ,蘇人以富庶被謫發(fā)者
      ,蓋數(shù)倍于他郡
      。”當(dāng)時不僅遷者以“吳產(chǎn)為多”
      ,甚至嶺南一帶的大地主
      ,也在遷徙之列。如明中葉海鹽縣丞鄺觀政
      ,“其先為嶺南高要著姓
      ,永樂初以畿內(nèi)(指北京一帶) 兵荒多隙地,詔徙四方民實(shí)之
      ,府君之父福亦在焉
      。故為河間任丘人?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碑?dāng)時“徙浙江
      、南直隸富民三千戶實(shí)京師”的人,在朱棣看來
      ,都是一些反對明王朝的基本力量
      ,也是建文政權(quán)的有力支柱,因而打擊不遺余力
      。后來由于這些人“逃亡者眾”
      ,加之明政府以后政令的不斷變化,于是一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 家鄉(xiāng)

      蘇松重賦也是朱棣繼朱元璋之后打擊江南地主的一項(xiàng)措施

      ,(注:關(guān)于明代蘇松等地區(qū)的重賦問題及其原因,詳見拙作:《明代重賦出于政治原因說》
      。)造成這一帶民人非死即亡
      。所謂重賦是與元朝在江南地區(qū)的賦輕比較而言。明中葉時葉盛在其《水東日記》卷4曾引述 景泰時長洲民楊芳之說
      ,其言曰:

      長洲民楊芳

      ,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以為:“……元耶律楚材定 天下田稅
      ,上田畝三升
      ,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
      ,水田五升
      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
      、 三合
      、五合。蘇、松后因籍沒
      ,依私租額起稅
      ,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
      。蘇(州)在元
      , 糧三十六萬,張(士誠)氏百萬
      ,今二百七十余萬矣
      。”

      據(jù)《明史·周忱傳》載:“初

      ,太祖平吳
      ,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后惡富民豪并
      ,坐 罪沒入田產(chǎn)
      ,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
      ,故蘇賦比他府獨(dú)重
      。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 石 ,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
      ,民不能堪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敝艹烙谛聲r任江南巡撫
      ,他認(rèn)為當(dāng)時“惟獨(dú)蘇松之民尚有遠(yuǎn)年竄匿未盡復(fù)其原額
      ,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 ”
      ,為什么呢?“蓋蘇松之逃民
      ,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
      。及其后也
      ,見流寓者之勝于土著
      ,故相煽成風(fēng)
      ,接踵而去,不復(fù)再懷鄉(xiāng)土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碧K松逃民實(shí)際上還是因?yàn)槭芷缫暺群爸刭x造成的,因此逃亡久而不歸

      此外,明政府還利用其它手法

      ,打擊江南地主
      ,從永樂時直至宣德時期,一直持續(xù)不輟。永樂九年
      ,黃巖縣民尚有訴“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jìn)楚王書稿與眾聚觀
      ,書中有干犯語,請赴法司治之”
      。宣德初年
      ,南畿、浙江巡撫熊概
      、葉春等
      ,打擊蘇、松
      、嘉
      、湖地主 不遺余力,“一時被(抄)沒者凡數(shù)十家”
      ,“一時豪民
      ,翦除殆盡?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焙{}大地主平康
      ,平日“暴橫甚”, “御史捕之
      ,遁去
      。會赦還,益聚黨八百余人
      ,(熊)概捕誅之
      。”常熟 大地主有曹善誠
      、徐洪
      、虞宗蠻三家,是元末以來最負(fù)盛名的
      。其中虞家占地極廣
      ,“支塘之東南有地名賀舍、花橋
      、鹿皮弄者
      ,皆虞氏故跡?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辟R舍之名
      ,是因?yàn)橛菁矣邢彩拢疤刂嵋跃淤R者”
      ,故名
      ;花橋是虞家的花園
      ;鹿皮弄是因“殺鹿以食,積皮于其地
      ,弄以此得 名”
      。其弄旁還有勒血溝,因?yàn)椤懊咳諝⑸猿漯?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血從溝出流
      ,涓涓不止。其侈奢如?”
      。像虞家這樣盛極一時的大地主
      ,后來經(jīng)過明初特別是熊概在吳時的多次打擊,“一時富家略盡
      ,(虞)宗蠻蓋其一也
      。”

      永樂時還有一種情況值得一提:當(dāng)永樂即位后

      ,吏部曾追論“靖難”起兵時
      ,凡“南人官北地不即歸附(永樂)者,當(dāng)編戍”

      此事雖因黃淮之諫而止

      ,但仍表明朱棣政權(quán)對南北之地域觀念是異常敏感的,南人
      、北人的界限在明初仍然涇渭分明
      。(注:靖難后期,山東民人對朱棣也有過支持
      ,故他的孫子明宣宗說過“山東之民
      ,祖宗之民也”的話。

      、永樂扶植北方地主

      朱棣即位之后

      ,不顧許多大臣的反對,于永樂十九年正月遷都北京
      。此后
      ,朱棣政權(quán)逐步 培養(yǎng)北方地主,賜給一些皇室
      、功臣
      、勛貴、太監(jiān)大量莊田
      ,使北方地主集團(tuán)日益壯大發(fā)展
      。他的統(tǒng)治集團(tuán)成員,大致可分為三股勢力:

      一類是原燕王時的文臣武將

      ,特別是跟隨他多年的燕山衛(wèi)的軍官
      。在這部分武將中
      ,又可分為三類:一部分是原來元朝的將領(lǐng)
      ,后來投降明朝
      ,像他手下的大將張玉,即是其中的代 表
      。張玉之子張輔后封英國公
      ,死于“土木之變”。他的子孫一直“尊寵為勛臣冠”
      。另一部分是蒙古族的軍官
      ,如火真、吳成等人
      ?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鹫娉趺?里火真,洪武時歸附
      ,隸燕山中護(hù)衛(wèi)千戶
      。“靖難”時勇敢善戰(zhàn)
      ,屢立奇功
      。后又隨朱棣出 兵塞外,戰(zhàn)死
      。清平侯吳成
      ,初名買驢,遼陽人
      。洪武二十一年“挈家歸附”
      。初為永平旗總旗,“靖難”時“率眾內(nèi)附”
      ,屢立功
      。[還有安順侯薛貴,舊 名脫火赤
      ,順天昌平人
      ,燕山右護(hù)衛(wèi)指揮僉事脫歡之弟,“為人有膽氣
      ,太宗皇帝靖內(nèi)難
      , 貴以舍人從征戰(zhàn)有功,累升都指揮使”
      。他們都應(yīng)屬這類人物代表
      。第三部分即原來跟隨朱元璋起義、后又隨同他轉(zhuǎn)戰(zhàn)南北的武將
      。他們大多是安徽鳳陽一帶的人
      ,如朱能(懷遠(yuǎn)人)
      、丘福(鳳陽)、譚淵(清流)
      、陳亨(壽州)等
      。這些人在洪武時期已久居北 方 ,是燕山護(hù)衛(wèi)的宿將
      ,在“靖難”中又屢立奇功
      ,是日后落籍北方之地主中的代表人物。其 中如襄陽伯李浚
      ,安徽和州人
      ,少即跟隨朱棣,任職燕山左衛(wèi)千戶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熬鸽y”初期,李即“ 招募薊州
      、永平勇壯數(shù)千人來附”
      ,屢立大功。亦屬此中人物
      。此外
      ,就是北方籍出身的原燕王府中的人物。由于參加“靖難”而發(fā)跡
      ,屬于北方“始終效順”朱棣 的心腹
      ,也是北方地主集團(tuán)的一部分。現(xiàn)據(jù)《明實(shí)錄》的個別記載
      ,試舉數(shù)例
      ,列表如下:

      不難看出,這幾部分人都不會與江南地主有任何關(guān)系

      ,他們是新興的北方地主集團(tuán)的骨干

      這里還可以當(dāng)時參與消滅“建文朝忠臣數(shù)十族”,對江南地主大肆屠殺的錦衣衛(wèi)都指揮僉事紀(jì)綱為例

      。紀(jì)綱系山東臨邑人
      。朱棣起兵“靖難”時,紀(jì)綱“叩馬請自效”
      。建文失敗后
      ,他備受朱棣寵信,“親之若肺腑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彼粌H是鎮(zhèn)壓建文朝臣的劊子手 ,也是霸占民田
      、大肆擴(kuò)充自己莊田的代表人物
      。據(jù)《罪惟錄》傳30載:紀(jì)綱得勢后不久
      , 即“奪民人貴等第舍、莊田十七所”
      ,實(shí)開北方顯貴奪民人田地之先聲

      第二類是北方的勛貴。自永樂遷都后

      ,不論是皇帝的后妃
      ,或是新招的駙馬
      ,他們大都是 北方人
      ,更多的是北直隸人。這些人獲得勛位后
      ,不論是向皇帝乞請
      ,或是圣上的欽賜,大 多毫不例外地獲得大量土地
      。然后再依其特權(quán)
      ,兼并或靠別人投獻(xiàn),攫取更多的土地
      。這些 人 原來都出身貧賤
      ,土地不多。但一旦成為顯貴
      ,搜括土地財物則不遺余力
      。像仁宗張皇后, 北直隸永城人
      ,出身貧寒
      ;萬歷慈圣太后之父武清侯李清,原來是泥瓦匠等
      。英宗時
      ,太皇 太后張氏(即仁宗張皇后)在給他的長兄彭城伯張昶、三兄都督張升信中說得好:“吾起于寒 微
      ,叨蒙國恩
      ,榮及祖宗,顯受褒寵
      。諸兄嗣膺重爵厚祿
      ,合門貴富,與功臣等
      ,此皆列圣 天地之賜也
      。”這是出身北方的勛貴
      ,成為北方地主集團(tuán)成員的很好說明
      。出身寒微的北方人
      ,一旦躋身皇室,就會“合門貴福
      ,與功臣等”
      ,當(dāng)然也會得到“列圣天地之賜”。

      第三類則是皇帝寵信的太監(jiān)

      。自朱棣即位后
      ,除第一代太監(jiān)鄭和、侯顯等外
      ,遷都北京后的大太監(jiān)
      ,除劉瑾系陜西人外,大多是北直隸人
      。像王振
      、曹吉祥、張永
      、馮保
      、魏忠賢等 ,無一例外
      。他們或則利用皇莊的名義
      ,霸占了北方大量土地;或是利用欽賜
      、乞請的辦法
      , 獲得大量欽賜莊田。于是太監(jiān)莊田也大量出現(xiàn)
      ,使得北方地主集團(tuán)的實(shí)力更加擴(kuò)大

      談遷說:“地有南北,人亦因之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嗣硕埽蟮肿h論政事
      ,俱視相臣為特移
      。”談遷道出了明代統(tǒng)治集團(tuán)內(nèi)部的南人
      、北人之爭
      ,這頗有見地。但談遷卻不敢明言指出
      ,“此矛彼盾”的真正原因在于明朝皇帝信任太監(jiān)
      ,有意扶植北方地主,造成南人、北人的不和
      。吳晗先生曾指出:“從宋到明
      ,東南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情況逐步改變?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ㄟ^ 考試加入官僚集團(tuán)的南人
      ,不能不代表本地區(qū)新興的地主階級和以地主階級為中心的對外貿(mào) 易集團(tuán)的利益,要求變革一些不符合他們利益的規(guī)章制度
      ,建立保護(hù)他們利益的新制度
      、新 辦法”,又說:“明代雖然從南方起事
      ,統(tǒng)一北方
      ,但是朱元璋從政治上考慮,有意識地扶植北方出身的官僚
      ,到明成祖遷北京
      ,情況改變,北人在政治上就越發(fā)吃得開了
      。”有明一代的史實(shí)
      ,正清楚說明了這一點(diǎn)
      。《明史·王翱傳》謂:“帝(指永樂)時欲定都北京
      ,思得北士用之
      。……翱(鹽山人)由是益多引北人
      ?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焙髞砦渥跁r的奄黨頭目焦芳 ,亦河南泌陽人
      ,他“深惡南人
      ,每退一南人,輒喜
      。雖論古人
      ,亦必詆南而譽(yù)北,嘗作《 南人不可為相圖》進(jìn)(劉)瑾”
      ,造成太監(jiān)及其黨羽專政一切的局面

      明代北方地主集團(tuán)就是在永樂以后的歷代皇帝的扶植下擴(kuò)大并發(fā)展的。他們憑借政治特權(quán)

      ,獲得了大量莊田
      ,并操縱官店、官鹽等私利,擁有雄厚的經(jīng)濟(jì)實(shí)力
      ,繼續(xù)對江南地主實(shí)行鎮(zhèn)壓與打擊
      。宣德時江南巡撫熊概就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明中葉以后
      ,江南地主似乎銷聲匿跡
      ,但他們與北方地主的矛盾,卻始終反映在明廷內(nèi)部的一些政策中
      ,幾與明王朝相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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