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國產動畫電影《姜子牙》熱映,
首日票房3.42億元.
截至10月10號19點,
累計票房已突破14億。
關于這部電影的評價,
兩極分化比較嚴重。
作為國產動漫,
這部電影的視聽效果比較驚艷,
獲得了大家的基本認同。
但劇情方面就褒貶不一了,
有人認為寓意深刻,
也有人認為故事很牽強處處漏洞。
眾所周知,
姜子牙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一個人物。
他別名呂牙、姜尚、呂望、姜太公……
早年窮困潦倒經歷坎坷,
后來遇到周文王后,
盡心輔佐文王和武王,
成為帝師良將,
滅商興周之后分封到富庶的齊國。
關于姜子牙的出生地,
目前尚無定論。
當網上有個奇特的觀點,
認為姜子牙的岳父是山西石樓縣人,
甚至后來傳出姜子牙本人也是石樓人。
理由么,
是當地有多件文物可以“佐證”。
你肯定想不到,
被一些人拿出來作為證據的,
居然是山西博物院最知名的文物之一:
龍形 觥
1958年8月,
在山西呂梁石樓縣桃花莊(今桃花者村),
出土商代青銅器數十件,
其中有一件龍形觥系商代后期盛酒器,
被譽為國寶級文物。
奇的是,
這件獨一無二的孤品,
被一些人演繹為是姜子牙的岳父教他做的神器,
用來作法詛咒商紂王和為民祈福。
岳父去世后,
姜子牙便將這件龍形觥給岳父陪葬。
而為什么在石樓發(fā)現呢?
因為姜子牙的 妻子“桃花女”,
原籍就在石樓桃花莊。
這種說法,
就像《姜子牙》一樣相當玄幻,
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根據當地傳說杜撰出來的。
但這件題材獨特絕世精美的文物,
為什么會出現在偏僻的石樓,
確實讓人大費猜疑。
這件罕見的文物,
背后是古老而神秘的鬼方國。
本期,
我們就來說一說這件龍形觥。
▲龍形觥 商
山西博物院藏
壹
1983年出版的《文史哲》,發(fā)表了劉敦愿先生的《山西石樓出土龍紋觥的裝飾藝術與族屬問題》一文。他根據當時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以下看法——以龍蛇紋樣為主裝飾的青銅器,應是夏族余民,也就是商代山西地區(qū)的戎狄族的制作,如果更具體化一點說,很可能是鬼方的遺存,也就是“懷姓九宗”的遺存。
節(jié)選 山西石樓出土龍紋觥的族屬問題
文 / 劉敦愿
1958年8月間,山西石樓縣桃花莊社員發(fā)現一座商代晚期殘墓,墓室雖小,但出土的文物卻十分豐富,計青銅禮器十六件,大小兵器、飾物六十二件,金片、大小玉制工具與飾物二十余件,還有大量海貝,其中以龍紋銅觥形制最為特殊,制作最為精工華美,曾被唐蘭先生稱譽為“稀有的寶物之一”。
這件龍紋銅觥,通高19厘米、長44厘米,整個器形做成一條船的樣子:
它的前端圓銳而上翹,后端寬闊而平齊,腹部裝有四個足座;前端有獸頭裝飾,附著于器身,器口開在器背上,器蓋正中有菌狀的紐,形狀長方形,因此又使器身象一只淺口的鞋子,與一般銅觥將獸頭裝飾在器蓋的前端,器身前端有流,后部有鋬的情況不同。據唐蘭先生的研究,這件器物既不象一般的觥之有流可以飲酒,也不象匜之有鋬可以灌水,可能是一件盛酒的容器,盛那種和有香料的“鬯酒”的祭器。
這件器物顯然模仿的是獸角,從側面來看,尤其明顯。中國古代往以“角”與從“角”的字來稱呼酒器,如觵(?。?、觶、觛、觴、觚等(詳《說文解字》角部),但從一般容器來看,很難找到它們之間有什么淵源關系,現在有這件龍紋銅觥的出土,說明古代確曾有過以獸角做酒器的事例,因而在語言文字中有所反映,也就不感到奇怪的了。
這件銅觥造型優(yōu)美,通體鏤刻以龍蛇為主體的裝飾紋樣,線條剛勁,形象生動,組織排列也很緊湊協(xié)調,確實是件杰出的古代工藝美術品。
▲頭部
銅觥的前端塑成一個“獸頭”,實際是一個龍頭,龍頭的雙目凸起,雙角上指,張口露齒,形象猙獰,而龍身則基本上是平面的圖案,浮雕在器蓋上面,龍身左右蜿蜒,尾部卷曲,形成一條昂首游動著的大龍,龍身左右裝點著七個圓渦紋樣(其一在蓋紐上面),配以雷紋,富麗堂皇。這種立體形象與平面圖案相結合的裝飾方法,商代晚期與西周初期的銅器上常用,龍紋觥上的這種結合也運用得相當巧妙。
這條作為裝飾主體的大龍的后面,是一條作側面形態(tài)盤曲著身體的較小的龍,兩條龍的尾部互相盤卷在一起,組織得很和諧。器蓋的后端,三個作橫S形的虺銜尾相接,排列成為一個整齊的花邊。小龍與這“花邊”之間的一個三角形空隙中,填充以一只鳥首的龍。
▲龍形觥局部
銅觥的左側,與龍頭相反方向刻鏤著一群爬行動物:一條是鼉,即揚子鱷,形象寫實,這在商周銅器上還是第一次見到描寫。鼉的前方是一條舉首、吐舌、揚尾的龍,在它背上空隙處,點綴以一個魚狀的動物,姑且稱之為“魚龍”;在它腹下空隙處,點綴以一條細小而向下卷尾的龍(實際上是一條腹部向上反刻的龍)。在鼉下有三條大小相次而頭部帶有胡須的虺,頭向與鼉一致。在足座上各有“魚龍”一對,彼此頭向相對。銅觥的右側未見拓本,估計也應該是對稱的,情況可能是大體相同的吧?
這件銅觥器形模仿獸角(大約是牛角或犀角),但又不是它簡單的再現,而是經過精心設計與改造了的——俯視全器前銳后齊,大體作圭形,側視全形如船,蓋紐居中,龍頭上舉,而足座后移(即安置在此器的最粗厚的部分),重心既很平穩(wěn),同時又能襯托出龍頸的向前伸引,靜中有動,在處理動物形象之與實用器物互相結合方面,十分自然與協(xié)調;其上的紋樣,雖然大小龍蛇水族共二十余條,左右前后,互相糾結,曲直疏密,彼此照應,與整個器形的簡潔典雅,相輔相成,予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龍紋銅觥除形制特殊而外,在裝飾紋樣方面也有著濃厚的地方特點。
▲龍型觥紋飾拓片
這些裝飾紋樣的時代特點是很明確的,如:龍都是用有角的蛇來表示,以菱形圖案作為鱗甲,虺類突出雙目,軀體作橫S形,圓渦紋、雷紋及動物身上的某些簡單圖案,等等,都是晚商與周初銅器常見的樣式。
以石樓縣出土銅器群為主的山西西部商代遺物,龍蛇紋樣特別盛行,如勺、削、刀等小件器物柄部往往刻作龍蛇形象,而龍蛇紋樣數量最多,種類最復雜的,自然以這件銅觥最為典型,這種情況在一般的銅器上是不見的。
這件銅器上的龍蛇紋樣還有它特殊之處,如:龍身配有圓渦紋的,商周方鼎上多見,都是那種一首雙身的神話動物,但此器所見則是單身的,這條龍龍身的左側有一條兩頭尖細,中段粗大的帶狀物,不知另一個動物還是一首雙身龍的另一支軀體,疑不能明,如果是后者,那也應是一種很特殊的處理方式。一般銅器上,一足的夔龍,極為常見,但此器紋樣卻沒有。這里所見的龍蛇奇奇怪怪,如:有頭部往往很復雜(角部如華冠,上嚎如象鼻,修長而上卷或下卷),軀體有長短之別……
在器蓋大龍的右側,還有一個有須或翼的虺,形象也很奇特,可惜為銹痕所掩,形象很不清楚了。這些都是一般所不見,而為本器所特有。
這些種類繁多、形象詭異的龍蛇水族,如此集中地組 合在一起,這不僅是藝術裝飾方法與風格上的差異,表現出了地區(qū)性的特色,而且必然也還具有特定的宗教神話方面的含義,代表什么自然的或社會的神秘力量,如圖騰崇拜、自然崇拜或其他什么神祗,等等,這個問題很值得探討……
黃河中游的豫西與晉南,號稱“天下之中”的洛陽及其附近的伊洛流域,與汾水下游的河曲地帶,都是古代最為肥沃富饒的地區(qū),前者地理位置重要,后者更有池鹽之利,因此遠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這里便最先進入了文明,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的夏朝。
這里既然是夏族聚居繁衍的中心所在,夏代雖然結束了,但夏族余民還有,夏文化的影響還在, 夏族既是以龍蛇作為氏族圖騰,因此之故, 以石樓銅器群為主的這類龍蛇崇拜以及裝飾藝術風格,不能不使人聯(lián)想到,這十分可能是夏族的遺物,所以才仍然保存著夏文化的某些特點。石樓出土龍紋銅觥上面的龍蛇水族的形象所以種類眾多而且復雜,完全有可能表示的是同一祖先之下,繁衍成為許多的氏族或宗族。
《左傳》記載中有類似的例子,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追述少皞氏的“鳥名官”便是在一個鳥圖騰之下,又區(qū)分成為五鳥、五鳩、五稚與九扈等二十四個氏族。圖騰崇拜的起源很早,而且延續(xù)的時間很長,甚至商周時期仍有殘余的痕跡可尋,不過,社會在不斷的發(fā)展變化之中,圖騰祟拜不可能還保持它的原始形態(tài),隨著私有制與階級劃分的出現,氏族制度也已變質,與之相適應的圖騰崇拜,也在人為地加以調整變化了。少皞氏“鳥名官”是如此,南方的“三苗”“九黎”,可能也是如此,這或許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個值得重視的特點。
這個問題,由于夏文化還未最后肯定,可能屬于夏文化的銅器與裝飾藝術發(fā)現還很少,從考古學來論證彼此間的淵源關系,還是很困難的,現在為時過早,將來肯定是有希望的;但是從文獻記載來看,山西地區(qū)商周與春秋時期還有夏族余民與夏文化影響,應該說沒有問題,以之上推商代,應該說更是如此的了。
最重要的一條證據是春秋晚期,公元前506年,召陵之會上,衛(wèi)祝佗追述周初晉國初封時的情況,他說: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浩》,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左傳》定公四年)
“封于夏虛(墟)”是好理解的,指的是晉南的夏族故地,至于到了商周之際,距離夏朝的滅亡,已有五六百年,隔著整個一個商代,而周初封建時,還諄諄告誡要 “啟以夏政”,這不是非常明白地在說,這一帶夏族余民還多,夏代的遺風還盛,新來的受封者應該從實際出發(fā),順應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嗎?
至于“啟以夏政”,還要“疆以戎索”問題,兩者似乎矛盾。因為在中國古代,常常“華夏”與“戎狄”并稱,用以區(qū)別“中國”(中原)與“四夷”(當時的邊遠地區(qū))、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后。實際上,這里說的夏,就是指的具體的夏代或夏族。“啟以夏政”,就是啟以古政,奴隸社會初期,包含有濃厚原始殘余的辦法。
山西自古是戎狄族聚居的地區(qū),直到春秋時期,這里還是種姓繁多,不相統(tǒng)屬,晉國人自己也說,“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拜戎不暇”(《左傳》昭公十五年籍躒語)。
古代所謂戎狄,情況是復雜的:他們有的確與中原舊族可能在種族、語言、文化等方面都有區(qū)別,如“長狄”可能指體質特別高大的某個種族,自瓜州(敦煌)遷居晉南的姜氏戎,自己明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之類;有的則彼此有著血緣的關系,例如周族,其實原來也是戎狄,如“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yè),務耕種”,“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城郭室屋”等等(《史記.周本紀》)。
春秋時期,晉獻公的妻子大戎胡姬與驪姬都是姬姓,大戎,《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的杜注,認為是“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并沒有太大的“華夷之辨”,不過只是他們社會發(fā)展相對落后一些而已;自然其中也包括這種情況,原是夏商的舊族,被后起的征服者所驅逐,被迫放棄了原沃肥美之地,退居到貧瘠寒苦的山區(qū),限制了他們后來的社會發(fā)展,于是被“夷狄遇之”了。這種種情況,在古代山西地區(qū)應該是都有存在的,因此,夏之余民與戎狄雜處,所以才有“啟以夏政”,而又須“疆以戎索”的規(guī)定。
與此相似的是分康叔“殷民七族”,因為“封于殷虛”,所以才“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疆指“疆理土地”,“索,法也”,(定公四年《左傳》杜注) ,“疆以戎索”,就是依戎狄的習慣來疆理土地。所以需要如此,那就因為戎狄的社會經濟落后,氏族血緣關系較重,生活有相對的流動性,土地廣大沒有私有化,也沒有明確的疆界——這在《左傳》里也是屢有記載的,所謂“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也”(杜注,“薦,聚也;易猶輕也”,(襄公四年),又說,“狄之廣漠,于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莊公二十七年),土地用錢財買賣與武力侵奪都是可以的,因此就不能與商周先進民族,用同一的方法來進行治理了。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認為 這類以龍蛇紋樣為主體裝飾的銅器,應是夏族余民,也就是商代山西地區(qū)的戎狄族的制作,如果更具體化一點說,很可能是鬼方的遺存,也就是上述商周之際的“懷姓九宗”的遺存。
▲山西商代方國分布圖
鬼方是山西地區(qū)的古老居民,歷史很悠久。夏代與商代早期情況不詳,《世本》云,“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妹,曰女嬇”(《史記·楚世家》),暗示它起源的古老;武丁時期最為強大,《易.既濟.九三》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戰(zhàn)爭歷時三年,并有周人的配合,這才把它征服。其后,鬼方叛服不常,《古本竹書紀年》記“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狄)王”。這個鬼戎就是鬼方。
鬼方在商周之際還是很強大的,那就是“懷姓九宗,職官五正”的懷姓,唐叔虞始封時,特別強調出它的存在。春秋初葉勢力還很強大,參與過晉國的政局的斗爭,《左傳》隱公六年(公元前717年)記“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杜注,“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這是對的。這個懷姓也就是后來的隗姓,《國語·鄭語》所說,“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的隗。褱與鬼,同在古音十五部,王國維《鬼方考》認為懷姓即媿姓,也就是隗姓?;迸c櫰、瑰與瓌、饋與饋,古可通用,所以上引有關文獻所提到的都是鬼姓?!轿鞯貐^(qū)商代便方國眾多,后來更是戎狄聚居,然而象鬼方這樣強大而傳統(tǒng)未曾中斷的,還很少見。這樣的方國留下富于地區(qū)性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銅器,應該說是有可能的。
鬼方所在的地區(qū),據陳夢家先生的考證,認為應在 晉南, 今山西芮城與陜西韓城陜晉交界處,至于太行山東側的鬼侯城(《括地志》),《山海經·海內北經》“在貳負之尸北”的鬼國,可能是西周以后隗姓赤狄所曾居處,春秋赤狄屢次侵犯黃河以東姬姓諸侯,幾乎顛覆了華夏。
時代過于古遠,而且文獻不足,確切指出商代鬼方所在區(qū)域大約是很困難的了,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雖說“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四面都有戎狄,而春秋初葉,晉國卻特別重視防范位于它的西方的戎狄。
晉獻公時,驪姬之亂,曾“使大子(申生)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雖是內亂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反映的歷史情況則是真實的,所謂“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旌君伐”,并且進一步開拓晉國的疆土。杜注:“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為北”,西晉時期的平陽郡,治今臨汾,蒲子在今隰縣,北屈在今吉縣,兩地相鄰,但都在今石樓縣之南,可見 當時石樓正在晉國疆域之外,顯然是狄族聚居的中心區(qū)域所在,這里恰恰出土了具有地區(qū)與民族特點的商代銅器群,這件事情似乎不是偶然的。
盡管“戎狄薦居,貴貨易土”,然而仍有都邑村落,過去把戎狄都看作是游牧民族,是錯誤的,如《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所謂“匈奴別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把鬼方看作是匈奴的先祖,并沒有根據。
結合以上所作的種種論述,我很懷疑 石樓一帶可能是鬼方的主要分布區(qū)域,也在晉陜之交,不過位置比較靠北罷了。
▲龍形觥線描圖
如果這里所做的推測近于事實的話,可以進而論證鬼方之所以成商族的勁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的原因:
一方面,由于他們是夏族遺民中最強大的一支,而且“表里山河”,地處險要,可能是夏亡之后,仍然保持相當實力的一支,世與商族為敵,反抗劇烈;
另一方面,他們的社會生產的發(fā)展已有相當的水平,農業(yè)比較粗放而外,“國險而多馬”,畜牧業(yè)可能相當發(fā)達,并有自己的青銅冶鑄業(yè)的存在,迫使它屈服是相當不容易的,否則它也不可能抵抗武丁的征伐三年之久,山西石樓縣發(fā)現的商代銅器群也許正可作為證明。
總上所言,石樓縣銅器群的發(fā)現,為山西地區(qū)古代歷史與民族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有趣味的問題,值得引起大家的重視。山西古代民族眾多,當然不限鬼方一族,但“懷姓九宗”既在周初分封時,受到如此的重視,這是不能不加考慮的。
▲龍形觥
貳
2019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曹大志在《南方文物》上發(fā)表了《青銅器產地與風格分析——來自黃土丘陵的三個案例》,其中的一個案例即為石樓桃花者的龍形觥。通過將龍形觥與安陽殷墟的銅器及骨雕紋飾對比,他認為這件長期被認為是地方產品的觥其實產自安陽的作坊。它在器形、裝飾方案、具體紋樣幾個層面,都表現出安陽象牙、骨雕和青銅器的特征。
節(jié)選 石樓桃花者的龍形觥
文/曹大志
石樓桃花者墓葬還出土了一件一般稱為觥的角形銅器,它設計精美、獨一無二,常被作為當地青銅文明高度成就的代表。但這個看法卻是有問題的。
這件容器包括器身和器蓋兩部分。器身前半微揚,首端鑄成立體的龍頭。龍頭有瓶狀雙角,上下牙齒之間留鋸齒狀開口,可能是為了傾倒液體。器身兩側有四個系,后半的下面有矮圈足。尾端縮進數厘米,鑄出半圓形隔板封閉。
器身側面裝飾陰線刻畫的龍和鱷魚,為主體紋樣。兩者前后相隨,但看上去處于靜止狀態(tài),沒有發(fā)生互動。主體紋樣上下的空間用鳥、龍、魚三種較小的動物填充,其中鳥紋和龍紋是上下顛倒的。器腹下面、立體龍頭的正下方,并列著兩排蛇紋,每排三條,身體彎折。圈足上則裝飾對稱的長吻魚紋。
▲1、桃花者龍形觥 2、器蓋
3、器身側面的大龍紋 4、器尾 隔板
5、器身側面顛倒的龍紋和鳥紋
6、腹下前端的蛇紋
器蓋是一塊有弧度、長梯形的銅板,外表有突出的捉手,內壁尾端鑄一道隔板,與器身內的隔板相對。器蓋表面的裝飾很復雜:淺浮雕的龍身蜿蜒著貫穿幾乎整個器蓋,是主體紋飾;龍身前端與器身上的立體龍頭相連,尾端盤卷,勾連著另一條較小龍紋的尾巴,兩條龍由此構成一個連續(xù)螺旋。小龍紋背上的空白由一只長尾的鳥填補。大龍紋的側面還有兩條相對的龍紋,它們大張著口,好像要把中間的捉手吞下去。捉手正下方刻畫了一張龍蛇的臉,從斜上方的位置看下去,當這張龍蛇臉和兩條龍的身體都可見時,我們能看到一個一首雙身的龍紋。大龍紋和雙身龍紋身體蜿蜒留下的空白由5組圓渦加三角形組成的圖案填滿。最后,器蓋尾部并列排著3條彎折的蛇紋。
自發(fā)現以來,這件觥已被廣泛認為是地方產品, 但除了它的獨特和出土地,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原因曾被提及。在以往研究中,每當一件銅器找不到非常相似的可比器物,“地方產品”的結論就會輕易得出,器物的風格并不會被考慮,這件觥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它的風格清楚地表明其鑄造地是安陽或者洹北的作坊。
第一,這件觥上使用的一系列設計都反復出現在安陽的觥和其他銅器上。這些設計包括:
1、在器蓋上設置一條浮雕的大龍和一條輔助的小龍,并讓他們的尾部糾纏盤繞。這種設計可見于幾件安陽較早的觥,兩條龍的尾巴有時盤繞、有時并行。安陽較晚的觥尾端會被一個站立的鸮占據,這種統(tǒng)一的設計取代了早期糾纏的兩條龍。
2、在主要動物紋的旁邊添加小的動物紋,經常是魚、鳥、蛇、龍——每當安陽的設計者要處理一件不規(guī)則形狀的器物時,由于不規(guī)則的器形不適合容納長方形的獸面或龍紋單元,他們就會采用這種辦法。銅器中最常用這種裝飾方案的是觥和盤,因為這兩類銅器上的不規(guī)則空間最多。此外這個辦法也見于象牙器和骨雕。
3、用圓渦紋填補扭動的龍身兩側的三角形空白,這種做法在安陽銅器上很常見。
4、一首雙身的龍紋設計,在殷墟二期銅器上已能看到,殷墟晚期則非常流行。
第二,觥上的每一種紋樣都與安陽所見的紋樣深具可比性,有些是標準的安陽紋樣,有些雖不常見,但仍可看到非常相似的,還有些是為了特定的空間對標準紋樣做出了改變。
▲龍形觥紋飾設計與殷墟銅器的比較
1-3、觥蓋上糾纏的大小龍紋
(2傳出安陽,3婦好墓出土)
4-5、 圓渦紋填補龍身兩側的空白(5婦好墓)
6-8、一首雙身的龍紋
(6-7苗圃北地 M229出土)
9-10 、不規(guī)則空間填補小動物
(9傳出安陽,弗利爾美術館藏)
標準的安陽紋樣包括器蓋上的大龍、與之纏繞的小龍、對稱的雙龍、三條彎折身體的蛇;還包括器身側面的大龍和伴隨它的魚、鳥、小龍。
不太常見但能找到非常相似例子的有器腹下的6條蛇和器身側面的鱷魚。器腹下的蛇和器蓋上的蛇主體部分一樣,特別之處是口前展開的像胡須似的線條,而這種“胡須”在安陽的龍紋盤上是龍口前的―個常見圖案。鱷魚紋在安陽雖然很罕見,但在西北崗M1001大墓出土的一件象牙器殘件上有非常相似的紋樣。
為了特定空間做出改變的紋樣包括器蓋上的長尾鳥紋和圈足上的長吻魚紋。關于鳥紋,西北崗M1004號大墓出土的牛方鼎上有相似的長尾鳥。在石樓觥和牛方鼎上,鳥紋的尾巴彎曲或拉長都適應了周圍紋飾留下的空間。關于魚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與器身上的魚紋本是一類,上吻被拉長是為了填補圈足缺口上方的空白。安陽方彝的圈足有類似的弓形缺口,缺口兩側的紋樣也經常被拉長吻部,與此異曲同工。相似的紋樣還可以比較牛方鼎口沿下的長吻龍紋。
▲龍形觥上具體紋樣與殷墟銅器、骨雕紋樣的比較
1-3、長尾鳥紋比較(2婦好墓 3西北崗M1004)
4-5、鳥紋比較(婦好墓)
6-8、長吻魚紋比較(西北崗M1004)
9-10、小龍紋比較(婦好墓)
11-12、大龍紋比較(西北崗M1001)
13-14、鱷魚紋比較(西北崗M1001)
15-16、龍蛇紋比較(保利博物館藏)
第三,這件觥與主要見于安陽王室墓葬的象牙器和骨雕有一些聯(lián)系,可以解釋它的很多特別之處。例如,觥的器形很可能是在模仿象牙器,一段原始象牙的形狀被最大程度地保留,只添加了一對龍角、捉手和圈足(殷墟曾經出土滿飾花紋的象牙);觥的尾部鑄出一塊擋板來封閉,也是模仿了象牙器工匠給器物封底的方式(例如婦好的象牙杯,需要一塊單獨的底板)。如果按照鑄銅工匠的習慣,器物尾端完全不需要縮進數厘米,而會和側壁一氣呵成(注意尾端并非圈足)。
使觀察者覺得陌生的視覺效果一部分是由那些下凹的紋樣造成的,如器身上小的龍、蛇、圈足上的長吻魚。這個時期青銅器上的紋飾本體或浮雕、或與器表齊平,很少見比器表下凹(與描繪紋飾的陰線不同),有些研究者可能因此產生“地方風格”的看法,但這種技巧其實在象牙器和骨雕上司空見慣。由于象牙和骨的材質很堅硬,直接雕刻下凹的紋飾比減地反襯凸起的紋飾要容易,所以比較常用這種技法(因此象牙和骨雕上很少有浮雕紋飾)。既然這件觥的設計者仿照了一件象牙容器的器形,可以設想他很可能也會仿照象牙器的紋飾。器身上的大龍紋、蛇紋,以及非常少見的鱷魚紋,都可以在象牙或骨雕上看到十分相似的,可以佐證這件觥和象牙、 骨雕有密切聯(lián)系。
最后,這件角形容器可以視為啟發(fā)觥這種器形的源頭之一。這件容器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把流口設計成立體動物首的銅器,之后不久安陽的觥開始流行。要設計出安陽的觥,工匠只需對角形容器做出如下改動:
1、把器物腹部做得更深,增加容積;
2、把立體的動物頭全部移至器蓋上,器身前端做成流。
不難想象,后來觥的設計者曾經參考過這種角形容器。在這個意義上,稱這件器物為“觥”是合適的(雖然必須注意“觥”只是一個傳統(tǒng)的青銅器命名)。
▲龍形觥與殷墟象牙器和骨雕的比較
1-2、殷墟出土象牙器(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和龍形觥器形的比較
3-4、殷墟骨雕上鳥紋(西北崗M1001)
與龍形觥小龍紋的比較
(注意小龍紋身體內罕見的波浪形鱗片,
與骨雕上魚蟲身體內的波浪形鱗片如出一轍)
5-6、殷墟象牙豆(西北崗M1001)
與龍形觥上下凹的紋飾
7-8、骨雕(西北崗M1001)
和龍形觥上彎折身體的蛇紋
(注意彎折的方式和身體上鱗片等細節(jié))
總之,這件長期被認為是地方產品的觥其實產自安陽的作坊。它在器形、裝飾方案、具體紋樣幾個層面都表現出安陽象牙、骨雕和青銅器的特征。
這件觥盡管在設計上極具巧思(例如,觥上一共展現了12種各式各樣的動物紋),但它在鑄造環(huán)節(jié)出現了問題:器物尾端大約六分之一的部分在澆鑄時沒有澆足,工匠只得通過補鑄來完成器形;奇怪的是這部分竟然用了4次補鑄才最終完成,最大的第一次補鑄橫穿整個器身,雖然技巧高超,但銜接的痕跡在紋飾上仍清晰可見。側面龍身的前六分之五用了菱格紋,補鑄的六分之一卻用了鱗紋。對于如此精彩的作品來說,這個缺陷無疑是讓人非常遺憾的。這件器物的資助者一定不能十分滿意,或許會重新要求一件更完美的。如果沒有缺陷,這樣水準的青銅器大概會隨葬在王室級別的墓葬里,它最終被出口到了黃土丘陵,十分耐人尋味。
文|劉敦愿 曹大志
謹致謝忱
《姜子牙》海報圖|1905電影網
其它圖|山西博物院 曹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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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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