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地理學的發(fā)展

漢代地理學的發(fā)展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建立起一個專制的統(tǒng)一國家，到兩漢時代（公元前206—220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代地理學亦有很大進步，主要表現(xiàn)在地理認識、地理著作等方面的發(fā)展。（1）世界觀念的進步先秦時期，我國人民關(guān)于地球、世界的觀念主要有“蓋天說”、“大小九州說”等。秦漢時期，這些觀念仍在一定時期流行，但也出現(xiàn)了新的世界認識論（宇宙觀），這就是“渾天說”的盛行?！皽喬煺f”源于何時，尚難斷定，但漢代已廣為流行卻是事實。如西漢時落下閎[hóng紅]、耿壽昌、東漢張衡都曾制造過以“渾天說”為理論基礎(chǔ)的天體模型——渾天儀。關(guān)于“渾天說”的主要內(nèi)容，《晉書·天文志》中是這樣記述的：天像一個雞蛋，地如雞蛋中的蛋黃而居于天內(nèi)，天大地小。天的內(nèi)外都有水。天和地都漂浮在空氣中，載水而運行。一周天為365.25度，一分為二，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所以二十八宿（星座）一半可見一半不可見。天像車輪一樣不停地運轉(zhuǎn)?？梢姡@種見解比“蓋天說”等更接近科學的天地觀。首先，它提出了地的球體觀念及與天的大小關(guān)系（“地如雞子中黃”、“天大而地小”）；其次，又正確指出了天地皆為“懸浮”之物（“乘氣而立”）；再次，劃分了天體的度；第四，正確解覆地上，半繞地下”）。當然，這一見解也有一些明顯的不足之處，如：是地轉(zhuǎn)而不是“天轉(zhuǎn)”；天表里并無水，僅大氣層中云層成雨；以地球為天的中心等。（2）張騫“鑿空”與對西域地理的認識秦末漢初，居于我國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匈奴，利用中原戰(zhàn)亂，乘機發(fā)展，勢力很快達于我國西北及北方廣大地區(qū)，而且時常威脅漢朝，給西漢王朝造成了極大的政治經(jīng)濟壓力。漢初甚至不得不采取“和親”政策，暫求茍安。到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即位時，西漢國力已極為強盛，為了解決外患，他決心反擊匈奴。恰在這時，漢人從俘獲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屢受匈奴迫害而由祁連山下遷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常恨匈奴”，夙有報仇之愿。于是漢武帝便下令招募使者，準備派遣出使西域，聯(lián)合大月氏共同反擊匈奴。這時，一位曾任皇帝侍從，名叫張騫的人便應(yīng)募而出，受漢武帝派遣，為完成抗擊匈奴的政治使命，率100多名隨從，開始了我國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大規(guī)模地理探險旅行活動。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一行由匈奴人甘英作向?qū)?，從長安（今西安）出發(fā)，經(jīng)隴西（郡治今甘肅臨洮縣南），進入河西走廊，不料很快被匈奴人發(fā)現(xiàn)并俘獲。他們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內(nèi)蒙呼和浩特市附近），拘禁達10多年之久。直到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張騫和甘英等人才得以逃脫，繼續(xù)西行，他們?nèi)〉捞焐侥下?，?jīng)大宛（中亞費爾干納盆地）、康居（今咸海以東、費爾干納西北，即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nèi)），到達大月氏。這時大月氏已由伊犁河流域遷到了媯[guī龜]水（今阿姆河流域），這里地理條件優(yōu)越，物產(chǎn)豐富，他們對遠征匈奴已無多大興趣。因此，張騫在此交涉近一年，而始終不得要領(lǐng)，只好決定回漢朝復命。此間，他曾渡過媯水，去大夏國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瓦齊納巴德）進行訪問。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張騫離開大月氏，踏上歸途。他們翻越蔥嶺（帕米爾高原），沿昆侖山北麓東行，經(jīng)莎車（今新疆莎車）、于闐（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進入青海的羌人居住地，不料再次被匈奴俘獲，扣押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內(nèi)亂，張騫才再次逃脫，回到長安。這次探險西行，歷時13年，出去時100多人，歸來時只有張騫與甘英二人，在政治上也沒有達到遠交大月氏夾擊匈奴的目的。但張騫久困匈奴，“持漢節(jié)而不失”的民族精神，特別是帶回大量豐富的西域新知識，深受人們的敬佩。因此，漢武帝封張騫為“太中大夫”（相當于皇帝的顧問），甘英為“奉使君”。歷史上也就將這次空前的西域探險，稱為張騫“鑿空”西域。此后，張騫還建議并參與過由西南通印度的地理探險，只因重重阻撓，進展不大。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為聯(lián)系烏孫（今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一帶），張騫又率眾進行了第二次西域探險。這次他順利到達烏孫，并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安息（波斯，今伊朗）等國。他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長安，次年（公元前114年）卒于長安，歸葬故里漢中城固（今陜西城固縣）。此后，他所派出的副使也都陸續(xù)回到漢朝。張騫20多年的探險活動，對當時人們認識西域地理、擴大地理視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國先秦時代，對于西北地區(qū)的地理認識主要還限于甘肅河湟地區(qū)以東，到秦末漢初因受匈奴的威逼，對河西走廊及其以西的地理認識仍然比較模糊，直到張騫出使西域，才帶回了對這一地區(qū)的新知識，使我國人民對當時西域中亞一帶情況的認識，遠遠超過此前對西方地理的認識界限。因此，史稱他的活動為“鑿空”西域，是有道理的。漢代，在我國新疆地區(qū)及其蔥嶺以西廣大中亞地區(qū)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國家。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就親自訪問了大宛、唐居、大月氏、大夏等國，經(jīng)歷了焉耆（今新疆焉耆）、龜茲[qiūcí丘詞]（今新疆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闐（今新疆和田）等，并從傳聞中了解到中亞地區(qū)的烏孫、奄蔡（今里海、咸海北）、安息、條支（大食，今伊拉克）、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況。并了解了各國的相互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狀況等。如他已了解到：以大宛為中心，“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媯水南”等。條支的氣候“暑濕”（溫暖濕潤）；“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今羅布泊）”。大宛、安息、大夏等國“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葡萄酒”（《史記·大宛列傳》）等。張騫出使西域所帶回的新知識、新榮譽，極大地刺激了后來的探險活動與漢王朝對西域的開拓，更進一步加深了漢代對西域地理的認識。史稱，張騫出使西域后，皇帝也屢詢西域情況，鼓勵去西域探險，一時“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余輩”（《漢書·西域傳》），“一輩大者數(shù)百，少者百余人”（《漢書·張騫傳》）。貫通中亞的“絲綢之路”也由此大規(guī)模打開。到東漢時，不僅在西域派駐有“西域長史”（如班超等），而且甘英還曾為聯(lián)系大秦（羅馬），由中亞抵達地中海東岸。這些都極大的刺激、充實了當時人們對西方世界的地理認識。總之，由張騫開創(chuàng)的西域地理認識，是中國現(xiàn)存文獻第一次對西域中亞，以至地中海東岸的世界較為正確的地理記述。他使中國人民對西方世界地理的認識界限，一下子由河湟沙漠地帶，推進到地中海東岸廣大中亞地區(qū)。（3）司馬遷的全國漫游考察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年—？）今陜西韓城人，著名的歷史著作《史記》的作者。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學家。從《史記》中可以看出，他曾游歷過全國很多地方，寫出了如《河渠書》、《貨殖列傳》、《大宛列傳》等優(yōu)秀的地理篇章，不僅正確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地理認識水平，也反映了他的一些地理思想。司馬遷的旅游考察大致是由他20歲時（公元前126年）開始的。第一次他就游歷了長江中下游及山東等廣大地區(qū)。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他作了郎中官（皇帝侍從，侍衛(wèi)），此后他隨漢武帝幾次出游考察：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十月，他隨武帝祭雍州（今陜西鳳翔），巡河東，渡黃河至汾陰（今山西萬榮），最后至洛陽。這次大致游歷了關(guān)中北部，最后由韓城龍門過黃河至山西，再轉(zhuǎn)而西南去洛陽，返回長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他隨漢武帝“行幸雍，祀五帝”后，向西巡游，越過隴山（今甘肅平?jīng)鑫鳎?，直至祖厲河，然后由此?jīng)甘泉（今陜西淳化）回到長安。不久，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大致到了云貴高原一帶，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回到長安。接著又去洛陽探視父病，然后由洛陽去泰山參加漢武帝的封禪大典（《史記·封禪書》）。封禪后又隨武帝東巡海上，北至碣石（今河北昌黎），經(jīng)遼西（今河北盧龍縣東），歷北邊至九原（今內(nèi)蒙古包頭市西），轉(zhuǎn)而向南沿秦直道回長安，“周行一萬八千里”。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職為太史令，從此結(jié)束了他近20年的漫游生活。他的足跡遍布了全國廣大地區(qū)，正如他自己所說“余尚西至空桐（今甘肅平?jīng)鲠轻忌剑?，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于江淮矣”（《史記·五帝本紀》）。通過對《史記》有關(guān)地理內(nèi)容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司馬遷已具有一些較科學的地理認識。第一，認識到地理因素在安邦立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序》中說：“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元后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wèi)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zhí)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敝赋?，秦為僻遠小國，德義不長，兵力不強，而能兼并統(tǒng)一天下，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是一個重要因素。司馬遷進而又說：“或曰‘東方物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這又用當時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象——興兵于他處，而立國必于秦地（關(guān)中）——來說明地理因素在建國立業(yè)中的重要性。可見，這時對地理環(huán)境條件在軍國大事上的重要作用，認識非常清楚。第二，強調(diào)人地關(guān)系中人的主導作用司馬遷在記述各地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時，注意到各地經(jīng)濟地理條件的優(yōu)劣，未必與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相適應(yīng)的情況，并正確分析指出了人在這里的主導作用。如曰：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謹之患，以故呰窳〔yu雨〕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shù)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nóng)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shè)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指出：南方“無積聚而多貧”的原因在于，南方自然地理條件優(yōu)越，人們僅依靠自然，就能自給自足，維持最低的溫飽。因此而不注重利用自然條件，積極發(fā)展生產(chǎn)，獲取更多收入。所以，造成“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的局面。而北方，雖然自然地理條件極差，又常遭水災(zāi)旱災(zāi)，但各地人民卻都能積極從事各種生產(chǎn)活動，發(fā)展生產(chǎn)，加強貿(mào)易，反倒成為富庶之地。明確的表明了司馬遷關(guān)于人在人地關(guān)系中具有主導作用的這一正確思想。也正是基于此，司馬遷在《史記》中，將人工改造自然條件的實踐活動，大加記述。如興修水利，他不僅記述了當時和前代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鄭國渠、都江堰等，而且網(wǎng)收天下治水興利的其他材料，專門成為一篇《河渠書》來記錄。第三，地域差異思想司馬遷在對全國社會經(jīng)濟、地理觀察分析中，依據(jù)自然地理特征、氣候條件、物產(chǎn)、人文狀況等劃分全國為四大自然經(jīng)濟區(qū)。即：關(guān)中、齊（今山東）、楚越（江南）、三河（華北大部）。如《貨殖列傳》所述：關(guān)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并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guān)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guān)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R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眾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些分區(qū)，無論從分區(qū)原則，還是區(qū)劃內(nèi)容上，都是比較科學的，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充分表明當時司馬遷不僅具有明確的地域差異思想，而且比較正確地把握了各地自然差異的主要特點。（4）“地理志”的出現(xiàn)“地理”一詞，在我國出現(xiàn)很早。先秦時的《周易·系辭》中就有“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話，而且明確指出地理是指山川等大地方面的知識。如唐代孔穎達在注釋它時所說的：“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钡?，我國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卻出現(xiàn)較晚。從先秦的《禹貢》、《山經(jīng)》等著作，到西漢的《史記·大宛列傳》、《史記·貨殖列傳》等優(yōu)秀地理篇章，都是地理方面的著作，卻都不以“地理”命名，直到東漢班固撰寫《漢書》時，才第一次使用“地理”一詞作為有關(guān)地理篇章的標題，即《漢書·地理志》?！稘h書·地理志》的內(nèi)容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轉(zhuǎn)錄《禹貢》及《周禮·職方》全文，作為講述漢代以前疆域沿革的資料；第三部分轉(zhuǎn)錄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其內(nèi)容主要是講分野和歷史情況，地理意義不大?！兜乩碇尽返闹攸c在記述漢代地理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國行政區(qū)劃為綱（計103個郡、國和所轄的1587個縣、道、邑、侯國），記述漢代郡縣的設(shè)置、沿革，以及與域外一些國家地區(qū)的交通往來情況。在內(nèi)容上，郡國一級除記述行政區(qū)的設(shè)置沿革外，還包括戶口、所轄縣、邑、道或侯國；縣一級包括設(shè)置沿革、物產(chǎn)、宮祠、山川、澤藪、古跡、水利、關(guān)塞等?！稘h書·郊祀志》曾說：“山川，地理也?！钡珡摹稘h書·地理志》的內(nèi)容來看，它還不能算作是一部真正的地理著作，它是以郡縣行政沿革為主要內(nèi)容，地理方面的內(nèi)容只是作為一項附錄項目記述。據(jù)統(tǒng)計，《漢書·地理志》涉及到自然地理方面的記述有134座山，258條水，20處湖泊，七個池，其他江河水體29處。此外還記有涉及62郡的112個鹽、鐵、銅等礦物產(chǎn)地。但是，這些記述除極少的河流簡單講到它的源地、流經(jīng)之地外，大多數(shù)都是只提一句有某水。所以，這樣的地理內(nèi)容相對于大量有關(guān)政區(qū)沿革、名勝古跡等人文內(nèi)容，就顯得非常簡略。不過，《漢書·地理志》作為中國最早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地理”一詞也是由此被作為一門學問的名詞術(shù)語而正式確認的。特別是自《漢書·地理志》以后，中國歷代的官修史書中，絕大多數(shù)都辟有“地理志”一章，記述各朝郡縣疆域及山川狀況（24部“正史”中，16部有地理志），它們都是依據(jù)《漢書·地理志》的范式寫作的。尤其是唐代以后編修的歷代地理總志，如唐《元和郡縣圖志》、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各代的《大一統(tǒng)志》等，也都是在《漢書·地理志》所開創(chuàng)的寫作體例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的。這些最終形成了我國古代地理學中最主要的以重視疆域政區(qū)沿革變化為特點的“沿革地理學”體系。因此，《漢書·地理志》的出現(xiàn)，可以說是標志著中國古代地理學深入發(fā)展的一個轉(zhuǎn)折，它開創(chuàng)了沿革地理的先河，使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fā)展方向主要趨向沿革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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