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理認識與河源考察

唐代末年以來，中原戰(zhàn)亂，我國與西域各國的陸上交通一度幾乎隔絕。到13世紀初，我國北方蒙古族興起，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東征西戰(zhàn)，再一次打通了中西陸上通道。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中西陸上、海上交通更為發(fā)達。當時不僅有許多人前往西域帶回新的地理知識，而且政府派遣專門地理探險隊考察黃河源頭地理。

(1)元代的邊疆域外地理認識

元代的邊疆域外地理新認識，主要表現(xiàn)在耶律楚材、丘處機、常德，以及周達觀、汪大淵等人對蒙古高原、中亞和南亞海上的地理旅行與記錄。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元代著名的契丹族政治家、天文學家和旅行家。他曾隨成吉思汗遠征西域，著有《西游錄》一書，記述有關中亞的人文、地理情況。丘處機(公元1148—1227年)，號長春真人，曾應成吉思汗之邀，前往中亞的成吉思汗軍中。1221年，由燕京(今北京)北上，至呼倫貝爾草原，橫穿蒙古高原，越阿爾泰山，依天山北麓西行，經(jīng)塔拉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塔什干，渡錫爾河到邪米思干(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直到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停留近一年，才向東返回燕京。丘處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橫穿蒙古高原的人。根據(jù)他的旅行見聞寫成的《長春真人西游記》一書(由其弟子李志常筆錄)，記述了有關蒙古、新疆、中亞的地理認識。

另外，常德(又名劉郁)曾在元憲宗九年(公元1259年)奉命出使伊兒汗國，抵達今伊朗西北，往返歷時四年多，寫成《西使記》一書，記述西域風土人情地理。

在關于南亞、西南亞海上的地理認識方面，主要有周達觀(公元1270—1350年)的《真臘風土記》與汪大淵(公元1311—1350年后)的《島夷志略》。

《真臘風土記》是元成宗貞元年間(公元1295—1297年)，周達觀奉命隨使團出使柬埔寨(時稱真臘)時，關于柬埔寨當時政治、經(jīng)濟、地理、民俗等情況的記錄。其中對柬埔寨山川、氣候等地理記述，是最早以親身經(jīng)歷介紹給我國人民的關于柬埔寨的地理認識。如《真臘風土記·山川》寫道：

自入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昧。長江巨港，綿亙數(shù)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yi醫(yī)〕，禽獸之聲雜遝〔ta踏〕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曠田，絕無寸土，彌望芃芃〔peng蓬〕，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群聚于其地。又有竹坡，亦綿亙數(shù)百里。

《正朔時序》中記述柬埔寨氣候說：

大抵一歲之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

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是作者在1329—1340年間兩次隨船航行南亞、東非的旅行見聞記錄。其涉及的地區(qū)，自臺灣、南海、馬來半島，以至非洲東岸北段99處主要地點(見表1)。全書一卷，以99個地名作為分段的主題，敘述當?shù)氐母鞣N見聞，包括地理形勢、氣候、物產(chǎn)、風俗、趣聞等內(nèi)容。其記述不僅范圍廣大，而且內(nèi)容翔實。明代馬歡在隨鄭和下“西洋”(古代對南海及印度洋海域的泛稱)時，就曾對照《島夷志略》的記述，發(fā)現(xiàn)汪大淵的記述非常準確。他在自己的著作《瀛涯勝覽·序》中說：我過去讀《島夷志略》時，看到各地天時氣候不同、地理人物差異。曾感嘆天下怎么會有這么大的不同呢？!待我親自到了這些地方，才知道《島夷志略》所記各地天時、地理、氣候、人物一點都無虛假之處。

表1《島夷志略》地點分布表

著錄地名原書編次所在現(xiàn)在地區(qū)各區(qū)總數(shù)澎湖

琉球（臺灣）

三島

萬里石塘

1

2

3

81

臺灣與南海4交趾

占城

民多朗

賓童龍

真臘

昆侖（島）

靈山

羅斛

東沖古剌

暹

7

8

9

10

11

50

51

21

22

33

中南半島東部（真臘在柬埔寨，羅斛以下三地在泰國，其他都在越南境）10麻逸

麻里魯

尖山

蘇祿

毗舍耶

文老古

4

14

27

38

43

47

菲律賓群島6遐來勿

八節(jié)那間

浡泥

爪哇

重迦羅

都督岸

15

28

31

34

35

36

印度尼西亞群島12(續(xù)表1)

著錄地名原書編次所在現(xiàn)代地區(qū)各區(qū)總數(shù)文誕

蘇門傍

蒲奔

假里馬打

勾欄山

萬年港

37

40

45

46

58

88

龍涎嶼

三佛齊

嘯噴

舊港

急水灣

花面

淡洋

須文答剌

喃（口巫）哩

羅婆斯

6

29

30

41

53

54

55

56

62

98

蘇門答臘島（北部在馬六甲海峽沿岸）10丹馬令

彭坑

丁家盧

戎

羅衛(wèi)

龍牙犀角

班卒

古里地悶

龍牙門（新加坡）

12

16

18

19

20

39

44

48

49

馬來半島東岸10東西竺

52

無枝拔（滿剌加）

5

馬來半島西岸（南段在馬六甲海峽沿岸）7日麗

13

(續(xù)表2)

著錄地名原書編次所在現(xiàn)代地區(qū)各區(qū)總數(shù)吉蘭丹

蘇洛鬲

針路

淡邈

龍牙善提

17

23

24

26

42

八都馬

烏爹

25

99

緬甸2金塔

土塔

大烏爹

朋加剌

67

71

87

84

印度半島東岸4僧加剌

高朗步

第三港

千里馬

大佛山

馬八兒嶼

57

65

72

78

79

89

斯里蘭卡島6北溜

63

馬爾代夫群島1明家羅

特番里

班達里

曼陀郎

下里

沙里八丹

東淡邈

大八丹

加里那

華羅

須文那

小口南

32

59

60

61

64

66

68

69

70

73

80

82

印度半島西岸16(續(xù)表3)

著錄地名原書編次所在現(xiàn)代地區(qū)各區(qū)總數(shù)古里佛

巴南巴西

放拜

天竺

83

85

86

93

波斯離

撻吉那

里伽塔

天堂

馬魯澗

甘埋里

麻呵斯離

76

77

91

92

95

96

97

西南亞7麻那里

加將門里

阿思量

層搖羅

74

75

90

94

非洲東岸北段4我國對“西洋”地理的認識很早，漢朝班固在《漢書》中就曾記錄有一條由廣州通往印度洋至非洲東北岸的航道。后來法顯等從海上回國、唐代與南亞各地海上交往，也都積累了不少有關那里的地理知識，但是，這些知識都比較零散。到宋代，南宋趙汝適曾收集各種古籍記載和當時西洋商賈傳聞，寫成《諸蕃志》(二卷)一書，記載了60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物產(chǎn)、地理、傳聞、經(jīng)濟，以及與宋朝的關系。遺憾的是，這些記述全依靠文獻和傳說寫成，并非作者親自所見，所說就免不了有錯誤訛傳之處。而汪大淵的記述是在自己耳聞目睹基礎上寫成的詳實記錄，因此，它標志著我國古代對南洋、西洋地理的新認識。

以上這些著作都是作者以親身經(jīng)歷記述各地的地理見聞，大大豐富、開拓了當時人們對域外邊疆地理的認識，彌補了過去認識的不足。這些游記著作的出現(xiàn)，極大地擴展了人們對域外邊疆地理的知識視野。

(2)都實的河源考察

黃河是我國的第二大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中下游一直是中華民族發(fā)祥、生活的主要地區(qū)，因此，人們很早就對黃河中下游河道等地理特征有所了解。然而，對于黃河上游的地理認識卻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過程，直到元代專門派遣考察隊實際踏勘河源，才開始弄清了黃河上源的地理情況。

關于黃河河源的認識，最早是先秦《禹貢》中提到的積石(青海東小積石山)，當時的認識大致還限于西寧、蘭州一帶。到西漢時，張騫通過西域，發(fā)現(xiàn)塔里木河自西而東注入蒲昌海(又稱鹽澤，即今羅布泊)，而蒲昌海“廣袤[máo毛]三百余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于是便認為這里的水“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漢書·西域傳》)。即認為塔里木河是黃河的上源，它經(jīng)羅布泊潛行(伏流)至積石山，成為黃河。

到唐代，由于唐初與活躍于青海的吐谷渾人作戰(zhàn)，以及后來與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友好交往，便對黃河源地的二湖(鄂陵湖、札陵湖)地區(qū)有了較多聞知。如唐初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帶兵進入青海，追擊吐谷渾時，就曾“次星宿川……覽觀河源”(《新唐書·吐蕃傳》)。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也曾路經(jīng)河源地區(qū)。唐穆宗時，劉元鼎出使吐蕃會盟也路過河源地區(qū)，并對這里的山川大勢有所認識，《新唐書·吐蕃傳》中記道：

(黃)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寧西南)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青藏高原北部之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巴顏喀拉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

但是，這些都不是考察河源的記錄，而且認識與記述還嫌簡略。

元代統(tǒng)一中國后，為了加強中央與邊疆民族的聯(lián)系，試圖探清河源，在黃河上游處建立一座貿(mào)易城市，然后利用黃河水運溝通與京師內(nèi)地的聯(lián)系。于是在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政府派遣都實(又寫作篤實，女真族人，姓蒲察氏，元初曾任烏斯藏路督統(tǒng)和招討元帥等職)為招討使，佩金虎符，率隊前往青海地區(qū)探求河源。經(jīng)過四個月的跋涉探險，他們才抵達河源，通過廣泛考察，查清了河源地區(qū)的地理情況，并繪制了地圖。

都實的這次考察，首次搞清了河源地區(qū)的河流水文特征，以及河流名稱等地理問題，指出星宿海為河源所在。《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所載他們的考察成果說：

河源在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rù入]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鸲?，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即札陵、鄂陵二湖)。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程，迤邐東鶩〔wu務〕成川，號赤賓河……

這次考察，不僅第一次明確了黃河河源地區(qū)的主要支流和水文特征，而且徹底否定了漢代以來盛行的黃河“伏流重源”之說(以塔里木河為黃河上源)。特別是，在指出星宿海是河源的同時，他們還提到一條由西南往“東北流百余里”，匯為火敦腦兒的支流(《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當時他們很可能是將它作為黃河正源來記述的，如果這一源流即是現(xiàn)在星宿海西南的卡日曲，那么，當時的認識與現(xiàn)代科學調(diào)查結(jié)果完全吻合。當然，即使不是這樣，那也表明當時已注意到黃河的真正源頭河流。從保存至今的元代陶宗儀《黃河源圖》中，可以看出當時對河源的認識已相當清楚。

此后，明清兩代也都對河源有過考察，進一步明確、豐富了黃河源的地理認識。如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僧人宗泐〔le肋〕的河源調(diào)查；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拉錫和舒蘭的考察，以及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的河源地圖測繪等。1952年、1978年我國又對河源進行了幾次大規(guī)模綜合科學考察，從各個方面系統(tǒng)認識了黃河上源的地理環(huán)境等問題，也證實都實考察成果的科學性和重要意義。清代還專門修撰了《欽定河源紀略》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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