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普洱茶市場體系的歷史考察

云南普洱茶市場體系的歷史考察

完成機構：解放軍理工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南京210007

云南普洱茶文化大觀論文1500字

云南普洱茶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傳統茶品，憑借其獨特的味道和豐富的文化內涵，被譽為中國茶文化中的瑰寶。作為云南特有的一種茶品，普洱茶在歷史上一直是當地人民重要的飲品和文化象征。本文將通過介紹普洱茶的歷史發(fā)展、制作工藝和飲用習慣等方面，逐一探討云南普洱茶的文化內涵和魅力。

一、歷史淵源

云南地區(qū)是中國最早的茶葉生產區(qū)之一。據史書記載，云南在古代時期即產茶，普洱茶的由來也已有歷史悠久的記載。普洱茶早在唐朝時期即已形成較高的生產技術和貿易流通方式，成為古代“茶馬古道”的重要經濟和文化紐帶。普洱茶發(fā)展至元、明、清時期，茶產業(yè)規(guī)模得到進一步擴大，深受當時皇室和達官貴族的喜愛。

二、制作工藝

普洱茶的制作工藝復雜，分為以下幾個步驟：采摘、殺青、揉捻、發(fā)酵、干燥等。其中，發(fā)酵是普洱茶制作的關鍵步驟之一，發(fā)酵又分為較輕的輕發(fā)酵和較重的重發(fā)酵兩種方式。輕發(fā)酵的普洱茶口感較清新，適合新鮮飲用，而重發(fā)酵的普洱茶則帶有濃厚的陳香和陳味，適合陳放多年后品飲。普洱茶具有獨特的口感特征，口感有澀味、甘味、苦味、鮮味等，對普洱茶的品嘗需要長期練習和積累經驗。

三、飲用習慣

云南普洱茶在當地人民的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普洱茶在云南地區(qū)的傳統飲用方式是用陶瓷壺或茶具泡制，每次的泡茶時間可以持續(xù)幾分鐘或半天以上。用飲用習慣比較特別，首先是“擺龍船”，即將泡茶的杯子放在一個小船上，隨著茶湯的波動，杯子像乘坐在一艘龍船上一樣蕩漾。如果你想嘗試更原始的普洱茶文化，可以去茶馬古道旁邊的小村莊用木碗泡茶，一邊品茶一邊欣賞茶馬古道的美景。

四、文化內涵

云南普洱茶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代表了中華茶文化的一個高峰。普洱茶的生產經驗、文化傳承和技藝創(chuàng)新貫穿著當地人民用茶的歷史進程，具有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同時，普洱茶也具有民族特色，是云南當地少數民族的文化標志之一。普洱茶的文化價值體現在其包含的思想、藝術和文學等廣泛領域，包括茶道文化、茶藝文化、茶宴文化、藝術文化等多方面內容。

總之，云南普洱茶是中國茶文化中的重要傳統茶品，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歷史和人文內涵。全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能通過品嘗普洱茶，領略到云南特有的風土人情、文化內涵和生活方式。云南普洱茶的文化魅力由此被廣泛傳播。隨著人們對茶文化的關注和認知度的提高，相信普洱茶的文化價值和地位將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和推崇。

云南的普洱茶起源于什么時候?

　宋代，大理政權將南詔時期所設的“步日瞼”改為“步日部”。此時宋國與北方的金國連年征戰(zhàn)不止，急需戰(zhàn)馬，大理政權便在“步日部”開設“茶馬市場”，以當地的茶葉換取西藏馬匹，再將馬匹轉與宋國，以換取其錦緞與珠玩飾品。茶葉的種植隨之擴大。

　　 元代

　　到了元代，蒙古軍隊占領了云南，將“步日”改為“普日”，普洱茶已成為邊疆各族民間交換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隨同以食肉、乳制品為主食的蒙古人進入俄國。

　　 明清兩代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稱為“普耳”。萬歷年間，“普耳”又正式改為“普洱”，明朝廷還在其地設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貿易。

　　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吳三桂平定云南，將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養(yǎng)、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萬、上猛烏、下猛烏、整董編為十三個版納，統歸元江府管轄。這一時期普洱茶的生產和銷路較好，據《思茅縣志》載：“順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葉十萬擔，經普洱過麗江銷往西藏茶葉三萬馱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達“數十萬”之眾，因而不斷出現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設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內設普洱茶局管理茶葉的種植、加工制作及銷售，并將原思茅城內私營茶商一律趕走，不得經營茶葉生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實行“茶引”購茶，茶商復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種為圓餅茶，因七餅為一筒出售，又稱“七子餅茶”或“七子圓”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經易武銷至緬甸、泰國、香港，再轉南洋及至歐洲、美洲，進入國際茶葉市場。乾隆年間，清廷對普洱府茶業(yè)情況進行調查后，將六大茶山所產的普洱茶列為貢品，年解貢茶660擔，貢后方允許民間私商進行交易。康、雍、乾期間，清政府還在普洱一帶開采銅礦和鹽礦，這對當地商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商賈旅人聚集，也帶動了普洱茶市場的進一步發(fā)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來往如織，城內攤點遍布，店鋪林立，城外帳篷如云。馬幫出入，土特產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換日益發(fā)展，飲食業(yè)和人馬旅店應運而生。普洱天天為街，日日為市，甚至還出現了夜市市場，成為滇南商業(yè)活動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滿磨街等集市亦隨之形成，并日益興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隨貢茶和大眾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產茶增至十萬擔，運量隨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紳出錢，鋪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馬驛道，全長211公里，全為青石板鋪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濘。

　　明清兩代，在“茶馬古道”之外，還以普洱為中心，向外輻射出四條“茶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馬大道”，歷史上的普洱貢茶經此道運往昆明，然后轉運京城。從長江下游而來的客商，以及滇中、滇東地區(qū)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員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瀾滄的“旱季茶馬大道”，自普洱起運茶葉，經思茅糯扎至瀾滄縣，再至勐連縣而后到達緬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萊州的“茶馬大道”，由普洱起運茶葉，經江城縣至越南萊州，然后轉運至歐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馬大道”，此系“官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經思茅、車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達緬甸的景棟。在今天的普洱縣境內，還保留有三處較為完整的“茶馬大道”的遺址，見證著普洱茶貿易在歷史上曾經的繁榮與輝煌。

　　同治年間，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壩”五年爭戰(zhàn)，茶市不興，各地茶商漸撤，茶園荒蕪，茶業(yè)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業(yè)漸漸衰落。光緒年間，茶市又復活躍，私商恢復，寧洱縣城有商號180余家，其中較大商號有“協太昌、同心昌、榮和昌”等20余家。在寧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滿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為團餅、方磚、牛心和人頭團茶等。民間專業(yè)加工銷售茶葉的較大商號有“恒和園”、“裕泰豐”、“雷永豐”等10余家，生產圓餅、方磚、緊團茶和雙喜牌茶。較大商號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豐”等數家。

　　 近代

　　 辛亥革命以后

　　漢族商人在西雙版納一帶，特別是在勐海從事制茶的商號如雨后春筍，相繼開業(yè)，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莊。民國八年(1919年)，思茅縣城流行鼠疫、瘧疾，茶商漸撤，思茅茶業(yè)長期停頓，茶商轉入易武，故易武茶業(yè)又一度興旺，延至民國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國重新封鎖老、越邊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業(yè)走向蕭條。

　　 抗戰(zhàn)時期

　　外省人大量進入普洱，不少人從事商業(yè)，普洱商業(yè)又有了新的發(fā)展。商旅路線主要為南、北兩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輸出茶葉、食鹽、地產中草藥材，輸入布匹、香煙等，稱為“省貨”；南路由普洱輸出食鹽、銀飾等，經思茅、車里至佛海，銷售后又轉運茶葉至緬甸，輸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紗、布匹、西藥、鹿茸、虎骨及雜貨等，稱為“壩子貨”。此時的普洱茶不僅行銷國內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區(qū)，而且遠銷港澳、緬甸、越南乃至歐洲，尤在日本和西歐享有盛名。普洱成為滇南重鎮(zhèn)和商業(yè)活動中心。

　　抗戰(zhàn)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暢銷無阻，國外至緬甸、印度、暹羅、南洋、香港一帶，內地則遍及云南、貴州、康藏等地的商業(yè)市鎮(zhèn)。日軍南進時，由于戰(zhàn)禍侵襲佛海一帶，國內外交通受阻，因而產銷不如前。

　　 上個世紀50年代

　　人民政府曾大力宣傳工商業(yè)政策，提出“恢復老茶園，開展新茶園”的號召，茶園的種植面積逐漸增加，茶葉產量比抗戰(zhàn)后增長了許多，私商也紛紛收購，外銷馬來西亞、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茶價總體低廉，茶農采摘茶葉不足維持生活，且若由內地入藏，耗時久、運費高，因而產銷量都不高。上個世紀60年代，也曾號召“大搞茶園建設”，在思茅壩、曼歇壩、景東縣文井大街開墾新式茶園。1975年，新建普洱茶廠，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紅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類40多個品種，國內國外均有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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